庆祝什么也不干的一天

“今天什么也不干”好像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是很少出现的想法，尤其对于功课较多的学生和需要养家糊口的大人，这应该是一年中仅有几天才能实现的小理想。然而就像物理距离上的相隔万里那样，智利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则有着一套相反的思维逻辑，他们认为什么都不做也是一件十分值得庆祝的事情。

《庆祝什么也不干的一天》记录的是作者身为一个中国人在智利的所见所闻，她和胡安之间的爱情故事同我们熟悉的三毛和荷西有着很高的相似度，两人一起读书、一起自由冒险，记叙的文笔清新惬意，宛如夏日的冰柠茶，好像又让我们看到了曾经的三毛。在智利，她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真心的关怀，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本文节选自园有桃的著作《庆祝什么也不干的一天》，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01

智利式宽容

电影《夏天的故事》

贡萨洛是胡安多年的朋友。他40来岁，依然单身，小小的身材，一头鬈发被他以独有的方式打理成一个靠发丝弹力相互支撑彼此的状态。因为眼镜片太厚，他一双智慧的眼睛藏得比较深。贡萨洛极为聪慧，在智利最好的大学之一当数学老师，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不到40岁就评上了教授的人。他会说至少5种语言，西班牙语和英语是母语水平，一些足够日常使用的法语和意大利语，因为他在以色列读了几年博士，也学了点希伯来语。他爱好各种语言、运动和犄角旮旯的美妙知识，杰出的记忆力让他能随口说出一些让人意外的奇怪细节，比如7年前具体某一天和朋友去的一家酒吧在傍晚停了一刻钟的电，或者某支不知名球队曾在1985年春客场赢了另一支。

这天贡萨洛请我们吃饭，竟是吃中国鸳鸯火锅。他前几天向我们的另一个朋友达尼洛咨询了中国火锅的形式，又通过简单的互联网知识下单了这只被分割成两半的铝锅。饭局则安排在达尼洛家。达尼洛吃素，却发现买不到素食的红油底料，只好在底料这件事上妥协了。

这天见面之前，贡萨洛去看了场球赛，把球场上的兴奋状态一起带来了。听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支卡拉马足球队。卡拉马是智利北方安托法加斯塔地区的一个小城市，坐落在世界上最干的沙漠——阿塔卡马沙漠。这地方过去属于玻利维亚，1904年被割让给了智利，在发现铜矿之前，历史基本一片空白。那里几乎不长什么植物，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物价很高。即便在今天，整座城市依然围着铜矿运转，卡拉马有很多在矿山里工作的外地人。那里的本地居民大多是开小商店、饭馆的生意人，给矿工们提供些配套服务。我曾在网上搜卡拉马是个怎样的城市，有个人回答说：“卡拉马没有生活，只有挖不尽的矿山、流浪狗、性服务业和步行10分钟都会遭到抢劫的恶劣治安。”

这样的城市怎么会养出一支优秀的足球队呢？我问贡萨洛，他说：“不，他们球技非常一般。”我就更不理解了，心想，大概卡拉马是他的故乡吧！而贡萨洛说，他的故乡是距离卡拉马100多千米的另一个城市。这就荒诞了。“你爱它什么呢？”我问。贡萨洛说：“我也不清楚，但是不知所以地迷恋这支球队已经20年了。”智利数学家的逻辑，让人耳目一新。

我帮他们炒了红油，另一侧又煮沸了菌菇汤料。因为达尼洛的关系，什么肉也没有，只有七八种蔬菜、三种蘑菇，以及从华人超市买回的陈克明挂面。朋友们都到齐了，围坐在铺了红白格桌布的圆桌边，水沸腾了却没人开始动手，大家在一听接一听地喝着啤酒。大家都望着我，显然是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指导。我开始往锅里下蘑菇、粉条、红薯片，他们欣赏着一场中国人忙碌的表演。粉条都软了，大家还是不吃，盯着我面前的大汤勺。还是达尼洛忍不住了，问我：“能用那个汤勺舀汤喝吗？”他说完，七八个朋友纷纷表示赞同，原来他们以为这两种汤是用来喝的。这么大盆汤，闻着这么香，不喝不是浪费了？

我说：“除了极个别类型的火锅汤可以喝。这种火锅底料煮出的汤，我们只涮菜，不喝的。”这些固执的智利人表示，第一次吃火锅，他们一定要尝一尝这口汤不可。于是，一人盛了半碗红油汤，一边喝，一边鼻涕、眼泪一起流。在我身旁喝汤的吉米，流着眼泪告诉我：“虽然辣椒来自我们美洲，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辣的东西！”看着他们一口红油汤，一口冰镇啤酒的倒霉样，我和胡安笑得弯了腰。

和贡萨洛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嘎多今天没来。嘎多在西班牙语里是“猫”的意思，到现在我也不知他真名叫什么。他近50岁，还和父亲住在一起。这两个中年单身汉经常和我们一起玩儿桌游。第一次和嘎多见面时，他说他父亲的画被新上任的总统收藏了，但他的话只能信一半。嘎多喜欢吹牛皮、开玩笑，年至50了也没有一份正经工作。谁也不知道他在打些什么零工，但有一件事确实坚持做了30年——他是帮大学生写论文的枪手。

贡萨洛和嘎多就像世界的两面，一个文雅、智慧、洁净、走遍世界，一个把日子过得乱七八糟还只会吹牛皮。当嘎多和贡萨洛坐在酒吧里，贡萨洛说话文雅绅士，和女生聊天都羞涩得不好意思直视对方，嘎多却因为自己的开朗搞笑天赋总能交到朋友。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成为10多年好友的。像贡萨洛这样正直的人，对每位学生的课业都十分用心，尤其是对数学有些天赋的年轻人；而他最好的朋友却是帮学生作弊写论文的高手。贡萨洛对枪手这个职业恨之入骨，当我问到他对嘎多职业的看法时，他却说：“但是对朋友的忠诚也是重要的。”我不知道这两件事在他脑海里是如何自洽的。某种程度上，智利人的宽容似乎有点不讲道理。

圣地亚哥的寻常人家

在我旁边喝着红油汤的吉米身上，也发生过一件让我对“智利式宽容”大开眼界的事。三四年前我来智利玩，吉米兴高采烈地跟我说，他刚刚从一所中学辞了职，准备去澳大利亚旅居一年，一边旅行，一边打工。这是吉米第一次出国，对他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两个月后，吉米启程，我们纷纷发去信息送上祝福。没想到12个小时后，吉米给朋友们发来信息，说他被澳大利亚吓得不敢出酒店。

可那时他已经辞掉了工作，满怀希望地准备在澳大利亚大展宏图，没想到却闷在酒店不敢出门。大家发信息安慰他：鼓起勇气走出去，一周后你就适应了。吉米却说澳大利亚人太冷漠了，这里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助，他感到孤立无援到无法呼吸。是澳大利亚真的很可怕吗？当然不是。智利朋友去澳大利亚的非常多，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描述。按说任何人去一个新的国家都会或多或少有点这样的文化冲击，只是吉米的感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文化休克。三天之后，吉米买了机票，原封不动地把自己退回了智利。

得知这消息时，我们正在北京，我非常担心吉米回智利后将会面临什么——他可是大张旗鼓地准备了半年时间，所有亲朋好友都知道他去了澳大利亚，送别宴都不知吃了几回，他居然就这样灰溜溜地“逃”回去了。不说别的，这得面临多大的“舆论”压力啊！

万万没想到的是，吉米完全没有遭到家人的责备，身边人甚至建议他去看看心理医生，他们认为一些人遭受文化冲击所引发的焦虑需要医治才行。刚刚办了送别宴的朋友又办了个party迎接他回来。当吉米回到智利的一刻，似乎身边的人就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让他感到温暖、舒适上，往事不再重提。

智利人的宽容首先体现在对陌生人的包容和友好上，这让我在西班牙语一塌糊涂的阶段，得到了许多陌生人的关心和帮助

这样的宽容是我所陌生的。按中国人的想法，这样退缩不是懦弱的行为吗？不是应该更要努力面对、迎难而上吗？犯了这样一个“可笑”的错误，要多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智利人似乎不这么想。这样的宽容建立在某种对弱者、人之无能为力、脆弱的共情和理解上。人们不逞强，因为再强的人也有弱的时刻，弱是应该被接受和坦然面对的。回想我自己，曾因为办事不利坐在圣地亚哥马路边的板凳上抹眼泪，卡车司机从车窗探出脑袋跟我讲话，比画着不要哭的手势。路上行人问我是否需要帮助，一位陌生的老太太走路都颤巍巍的，走上前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不要哭，一切都会好的。”拥抱完我，她就走了。我一下子气儿也消了，一股怒气变成了一股暖流，立刻被抚慰了，慢慢冷静下来。

这样的宽容，也体现在智利的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智利租客不按时交租，房主也不得驱赶他们——法律保护无产者多过有产者。去商店抢劫的歹徒若是被店主打伤，店主还得小心点，他们常要遭受严厉的惩罚，有许多人相信这些强盗才是弱者，他们抢劫是因为生活没有选择，是穷人区的教育、环境熏陶让他们不得不成为强盗。智利人把必须做的事都推到最后一刻，前面的所有时间用来享乐，日常里约好的事情无法按时履约你也没法催促——你催促，反而成了你粗鲁。智利人对于犯错的宽容，有时也太过度了。贡萨洛说，守时守信在智利绝对是个亮点，因为它相对罕见。我讲了讲我对智利的这些观察，说我自己一边享受智利式宽容的同时，一边也不得不忍受着它。吃着火锅的朋友们哈哈大笑，满不在乎，说这就是智利文化的一部分啊！每当我夸智利，智利人感到挺骄傲；但当我骂智利，智利人也跟着我一起骂。

智利人对小动物非常友好。每个街角都有一家宠物用品店，还有许多宠物学校、宠物专用公园等。我经常路过这栋楼，四层楼上有一只小狗常在眺望。它望着马路，我望着它，这样过去了几个月，我想它应该也记住我了

红白格桌布因为他们筷子用得不得法，被溅满了油。陈克明面条坨得筷子都夹不起来了，吉米问我这究竟要怎么吃，坐我对面的设计师小夫妻调侃说：“又cultural shock了是吗？”吉米完全没有丢了面子而恼羞成怒的样子。接得住玩笑，也是智利人的一堂必修课啊！

02

庆祝什么也不干的一天

电影《勒阿弗尔》

我公公文森特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一个人在家，今天哥伦比亚过节，他的同居女友又去参加party了。

文森特这两年有一半时间在哥伦比亚。这个治安、经济都不太好，但世界小姐级别长相的美女一抓一大把的国家，吸引着大量欧美人退休后在那儿长居。

他跟我们说：“这边天天都在开party，随便找个理由就开始庆祝。这边的人字典里没有‘工作’这个词。”开party才是正经事，震耳欲聋的音乐，色彩斑斓的性生活，所有人像煮开了似的那么高兴，像一坛子染缸里的布料全部活了，前胸贴着后背地跳舞。

女朋友去party了，文森特一个人在家有点无聊，在电脑上写程序。我问他：“今天又是庆祝什么节日呀？”文森特说：“今天是庆祝‘什么都不做日’。”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胡安在旁边也有点惊讶，问他爸：“这是什么节日？”

文森特说：“就是庆祝今天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做也是值得庆祝的，他们就放下了一切事儿，去开party了。万事不如开心。

他问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呢？自从从事自由职业以来，我的懒惰有增无减。有一个月写了四五万字，打破了纪录，但完全是被编辑定的截稿日逼的。不管怎样，这样漂亮的纪录在我们家还是被传为佳话，佳话主要是胡安在传，这个人不论你做什么他都很满意。

大部分时候，我都在睡觉、看书、看电影、玩手机，在窗台上晒太阳直到天气太热实在晒不住了，才坐回地板上。傍晚太阳也快落了，我再坐回窗台上看它究竟要怎么降下楼群，降下周围的矮山和分辨度很低的天际线。

天空总是很好看，月亮挂在天上也好看，云就更别提了，云彩上才是天上人间。云勾勒出事物的形状，能辨别的那一些是陆地上的一切映在天上，不能辨识的是梦。在云上，一张脸和另一张脸之间，被过分晕染的表情堆叠在一起，有恐惧和欢喜、大笑和凝思，这一切都在随着风和天上流下来的光线慢慢变形，很久之后，一群脑袋消融了，化作别的东西，一座庞大的楼宇，一棵树，一只猴子变作的狗。云彩上也住着去世的人。在飞机上经过云层时我会想，如果死后能住这儿，死就死了吧。

看云只是长久以来的一个爱好。几年前，我有本子记录着云好看的日子。前几年，有本书《云彩收集者手册》，教你怎么识云辨云，我迫不及待买了一本，读完，并没有增长什么云彩的知识，反正也记不住。总之，在赋闲的时候，你会发现大自然的好处，大自然美得不知道自己美，完全不矫情，美得没人敢妒忌。多触摸一点自然，会让人重新相信那些身体力行的笨拙而低效的事的意义。有几个周末，我和老朋友相约去爬山，骑自行车，去一些郊区的寺庙，傍晚一身是汗才回家。

然后彻底地清洗地板、厨房，把一切归类。把胡安教育成完美家政男，这些事都让人非常有成就感。地板和家具吸尘之后，如果用稀释的酵素擦一遍，就会焕发出淡淡的水果香，每天这样做一次，每周再给它们打一次蜡，慢慢地，桌椅板凳也会增添几分气质。因为一点灰尘也没有，洁净的地板也变软了，这时候脚踩在地板上，觉得它温柔得不寻常。

一天我正在擦地，电脑上播着《罗曼蒂克消亡史》，就快到最精彩的那段，我被浅野忠信迷住的时候，抹布还在滴水。他赤脚走在地板上，好像踩在我正在擦的地板上，他每走一步，脚趾就从地面轻微弹起，地板洁净，脚心也洁净，脚心和地面有合乎情理的黏合，我几乎能体会那种恰到好处的湿度，太性感了。

胡安工作不忙时，和我一起拼了两个一千块儿的拼图，玩了几样乐高，买了两三百斤青柿子，拿回来榨汁做柿漆。两人撅着屁股扎在阳台上，浸泡布料、再拧干、晾晒，让它更多地获得阳光。若是不及时清理，地板上的每一滴柿漆都会留下印记，所以每晚临睡前，胡安负责拿刷子蘸着苏打、柠檬和消毒液使劲刷掉它。

布每染完一遍就拿到阳台上晒干，再拿回去继续染，直到颜色差不多看得上了，再固色，在阳台上持续地晒下去。草木染越洗越浅，柿染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的颜色是慢慢变深的，太阳多晒一分，它就多一分回报。白布慢慢也沾了太阳的光，硬硬的，用剪刀剪，能发出脆脆的声音。这些琐事，让人的感官也敏锐起来。

智利小镇人的悠闲程度经常让我感慨。一次我们去安第斯山下的一个小镇，抵达时已经是中午时分，想找卫生间而不能。为什么呢？全镇的人周末都在午休，连长途大巴车站都关门了。路上闲逛，所有人家的院墙都大门紧闭，我们只好驱车往远处安第斯雪山方向去，找个合适的地方撒野尿

我跟胡安说，我小时候给娃娃做衣服，把大人的衣服剪了，草帽也剪了，偷偷地也剪过别的东西，实现过一些创意。因为喜欢面料，遇见质感好的布料，总想摸一摸。我和陌生人搭讪，有时实在忍不住，想上去摸摸人家外套的料子。胡安觉得在一个充满功利的环境，这样什么也不图、什么也不为的兴趣爱好值得鼓励。

他说：“为什么现在不继续做呢？”

我说：“好像从中学起，就没人再觉得这些事儿是‘正事’。利用这些时间学习不好吗？看书不好吗？工作之后就更别提了，人人都觉得，拿这些时间赚钱不好吗？人们喜欢这样换算，我一个小时值多少钱。”

胡安说：“对待生活只有那一套标准，岂不是太枯燥了？”于是他给我买了一台缝纫机。

我开始跟着视频、书和网上的文章熟悉使用它。从早到晚，如果没人打断我，我能坐一天。这样的沉溺让我感觉有点儿“危险”，回过神来就觉得心里发慌。胡安却觉得，这样的沉溺是最美好的事儿了。

他说：“你记得小时候听故事，看电影，特别容易把自己代入进去吗？你觉得你也是那样的英雄，那些神奇的故事全都变成了你的故事，一场电影之后，你可能有三天都活在那里面。一场游戏里，你投入得拔不出来，不愿回家，想永远玩儿下去。不是吗？那个沉溺也是很美好的事儿。”

我脑袋里晃过小时候看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场景，我的同代人一定有共鸣：我们用手指点点太阳穴觉得就要发功了。盛夏，我们在草地里晒着后背、脖子，捉一堆蚂蚱，再一只只放掉。去邻居的院子偷指甲花，塞进裤兜里，等跑回来时才发现，花瓣已经在裤兜里磨碎了，裤子也染成了斑驳的玫红色。

但我嘴上却说：“可是中国人生活压力多大，不务实地生活，生存资料都没有。”即便我心里无比赞同他，但往往嘴上还是要把他往这种极端务实的文化上拽一拽。

胡安在中国生活几年，觉得是今天的中国人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多过了自己所需。他读过一些陶渊明的作品，知道古代文人有一种与物质生活关系不大的审美趣味。他常问我：“那套风气哪儿去了？”

他给我发了一个图表，是对于不同国家的人的观念调查，71%的中国人衡量他们人生成就的尺度是他所拥有的物质的多少，这个比例世界排名第一。排第二的是印度，58%。然后是土耳其、巴西和韩国，分别是57%、48%、45%。排最后的是英国、西班牙和瑞典，分别是16%、15%、7%。

我说：“人们会认为，大家都是这样啊，你不这样怎么能行？”

“为什么要大家一样呢？”他问。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不这样，就会落后于社会时钟，追不上同代人的步伐。”我说。

为什么要相互追赶呢？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买房子，赶着生孩子……赶着去死。

大家都是挨一挨，忍一忍，使着劲赚钱。我们的教育里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上人是说，能在别人之上，在攀比中给别人带来一些碾压感，就算是扬眉吐气、赚足面子了。其中真正能够享受生活的人有多少呢？大多人是出于无奈吧！待赚够了钱，再用唯一的消费主义的办法享受一下人生，就算不枉此生了。

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人可以松弛到去庆祝什么也不干的一天。它与许多中国人今天竭尽全力、榨干时间去赚钱的思维截然相反，因而更像是一个快乐而荒诞的讽刺了。我一开始是揣着巨大的压力做手工的，被那种“碌碌无为”的低效劳动占满了时间，心里快乐又事后焦虑，我在做正确的事吗？什么是正确的事呢？内心慢慢给了我答案。

本文摘编自

《庆祝什么也不干的一天：智利生活手记》

作者：园有桃

出版社：浙江摄影出版社

出版年：2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