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像狐狸一样如此亲近人类社会。从上古时期的九尾狐寓意生下男子的祥瑞,成为统御天下的王者之证,到进入礼制时代后具有“三德”的仁兽,狐狸皆以瑞兽的形象示人。然而,自魏晋以来,狐妖开始活跃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书写:从唐代的佛道相争,到明清时期潜入人类社会,上演了一段段关于爱情、报恩、背叛、复仇……的故事,揭露了人世间的众生百态和真伪善恶。与此同时,民间百姓因畏狐而崇狐,至今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
从求子到王者之证
狐狸最早是以九尾狐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这始于一场时代的变革。自原始部落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等级分化,权力、地位和财富开始按照父系继承,于是,生男子成为了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为了庆贺生下男孩,作为后世祭祀高禖神的“悬弧之礼”的古礼开始出现。后来,随着星象占卜的出现和发展,先民们将弓弧的形状附会到天上的尾宿九星,并赋予其后宫和多子的象征:
“尾九星为后宫,亦为九子星。占:均明,大小相承,则后宫叙(同‘序’)而多子;不然,则否,金、火守之,后宫兵起;若明暗不常,妃嫡乖乱,妾媵失序”。——《史记正义》
图1:尾宿九星示意图(引自《钦定古书集成·明伦汇编·宫闱典》)
即尾宿九星的明暗变化直接关乎后宫的安宁和子孙的绵延。最终,九尾狐的意象出现在了夏朝开国国君禹的故事里: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注:孤零零的样子)白狐,九尾痝痝(注:尾巴大而蓬松的样子)。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这则故事讲述了大龄青年禹因治水巡行四方,年逾三十未婚,担心会有违礼法。有一天禹来到涂山这个地方,一只九尾白狐造访,他将其视为寓意王者之证的祥瑞,然后迎娶了当地涂山氏女子女娇为妻,不久女娇为禹诞下了儿子启。涂山人专门创作了歌谣《涂山歌》作为纪念。尽管禹认为九尾狐是王者之证,但实际上,九尾狐的出现是预示了他娶到了妻子,而且子孙繁盛。
图2:【夏】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铜牌饰,洛阳博物馆藏
自禹之后,九尾狐成为国君一统天下的象征。《竹书纪年》载,“(帝抒)八年(公元前1908年),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夏代国君帝抒向东开疆拓土,直抵东海之滨,得到了象征统御天下的九尾狐。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国内一些学者视为夏朝都城的地方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带有狐狸造型纹饰的嵌绿松石铜牌饰(图2)。商周之际,《瑞应图》载,“六合一统,则九尾狐见”,“(散宜生)得九尾青狐以献纣,免西伯之难”,散宜生以象征天下一统的九尾狐讨好纣王,才让囚禁在羑里城的周文王得以脱困。东周时期,在楚国墓葬出土的箅形器内侧圈层绘有捕猎九尾狐和鹿的形象,寓意当时各诸侯国逐鹿中原,都希望一统天下(图3)。这种观念影响甚远且深入人心:《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在起兵前夜,偷偷让吴广在野外的神祠燃起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可见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懂得借狐来鼓舞人心。直到南北朝时期,《魏书·灵征志》中记载了北魏太和十年(486年),“三月,冀州获九尾狐以献”,并明确指出“王者六合一统则见”,仍然将九尾狐与国君一统天下的祥瑞联系在一起。
图3:【战国】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铜箅形器上的九尾狐形象,淮安市博物馆藏
图4:【西汉】鎏金胡傅铜温酒樽上的九尾狐形象,山西博物院藏
国君仁德的象征
后来,九尾狐被视为君王仁德的象征。这或许与礼制社会建立后,人们视狐狸身上有“三德”有关。《说文解字》中对“狐”的释义为“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其中“其色中和”指的是狐狸的毛色柔和,符合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小前大后”指的是狐狸的身段前窄后宽,寓意长幼尊卑有序;而“狐死首丘”出自《礼记·檀弓》“狐死正丘首,仁也”,指的是狐狸死之前脑袋一定是朝着巢穴的方向,寓意不忘本,是仁的体现。从先秦到魏晋,以九尾狐的现世彰显国君施政仁德的观念十分流行:
《瑞应图》载,“王者不倾于色,则至”,即君王不贪恋美色,勤于治国,九尾狐便会出现;《孝经援神契》中也写道,“德至鸟兽,则狐九尾”,即君王将仁德施予万物,九尾狐就会现身。曹植在《上九尾狐表》中记载了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十一月,甄城县出现了一只巨大的九尾狐,“长七八尺,赤紫色,举头数尾,尾甚长大,林列有枝甚多”,并且称赞道,“斯诚圣王德政和气所应也”。但实际上,曹植是在利用九尾狐歌颂曹丕,以使自身免于灾祸。
除此之外,由于禹当年所见是九尾白狐,因此现实中的白狐也被视为王者仁德守法、智慧开明的祥瑞。《春秋潜潭巴》载,“白狐至,国民利;不至,下骄恣”。《瑞应图》载,“王者仁智明,则白狐出”,“王者仁智,动唯法度,则见(白狐)”;《天镜》载,“王者德和,则白狐来”。然而,国君要做到仁、智、明,离不开贤臣的辅佐,于是,白狐也会出现在这样的臣子家中。《宣室志·李揆》中记载了唐代丞相李揆在乾元初年担任中书舍人时,有一天退朝回到家,“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第二天李揆便升任了礼部侍郎。历史上,李揆在诸多重大政治事务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唐肃宗做出了公正、明智的决断。
图5:【东汉】山东嘉祥洪山村汉墓画像石上的九尾狐形象
图6:【东汉】山东藤县西户口汉墓画像石上的一对九尾狐形象
除此之外,汉代方仙道思想的盛行,使得作为尾宿九星象征的九尾狐与金乌、蟾蜍等一同被吸纳进了西王母的神话世界(图4)。九尾狐身为西王母的侍从,其形象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墓葬的画像砖上(图5、6)。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也让西王母信仰一路向西传播,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当地文化,直至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北一带的墓葬中仍然可以见到西王母和九尾狐的形象(图7)。
图7:【十六国】甘肃酒泉丁家闸5号墓西壁中的九尾狐形象
预知吉凶祸福的天狐
随着九尾狐文化的盛行,民间还创造出了天狐的意象。《玄中记》中写道,“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即修炼圆满的千岁狐狸具有了通天的本领,因而可以预知人间吉凶祸福。有人认为千岁天狐具有九尾狐的形态,据《酉阳杂俎》载,“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洞达阴阳”;但更多的千岁狐狸往往貌不惊人。《纪闻》记载了垣县县丞袁嘉祚年过五十,有一天在县衙里抓住了一只千岁狐狸,这只狐狸宣称自己可以带来福报,还能预知未来,并且表示“愿为耳目,长在左右”,于是袁嘉祚便留了下来,后来“数年至御史,狐乃去”。
天狐可以感知灾凶厄运,在灾难来临前发出警告。《搜神记》中记载了渔民夏侯藻去找淳于智给生病的母亲占卜,临走前家门外有一只狐狸冲他嗥叫,淳于智意识到这是狐狸在向他发出警告,赶忙让夏侯藻火速回家并在门外嚎啕大哭,当不明就里的家人跑出来一探究竟时,五间堂屋瞬间倾塌。《宣室志》中记载了李林甫担任宰相后,有一天退朝后坐在家中庭院里,看见了一只体型如牛马般大小的玄狐,还没来得及派人射杀就逃跑了,一连几日均是如此,后来那一年李林甫倒台,并被罚没了家产。
除了向个人示警,天狐往往还能够预示国家即将到来的危难,《隋书·五行志》中收录了大量南北朝时期天狐报噩的记载。北齐后主武平年间(570-575年),“朔州府门,无何有小儿脚迹,又拥土为城雉之状。时人怪而察之,乃狐媚所为,渐流至并、邺”,朔州、并州和首都邺城都出现了狐狸堆土筑城墙的诡异事件,预示了后来南安王起兵造反,以及郑子饶和羊法皓等人在山东起义。南朝梁中大同年间,“每夜狐鸣阙下,数年乃止”,狐狸一连数年每夜都在皇宫鸣叫,不久后侯景之乱爆发,“丹阳死丧略尽”。南朝陈祯明年间(587-589年),“狐入床下,捕之不获”,狐狸居然爬进了陈后主的床下,《易飞候》载,"狐入君室,室不居",皇帝不适合在皇宫居住,也就宣告了陈国“未几而国灭”的命运。
民间狐狸作妖害人
尽管普通狐狸可以通过修炼成为天狐,然而现实中修行时间短的狐狸往往抑制不住天性,喜欢作妖害人。《易林·萃·既济》载,“老狐多态,行为蛊恠(同‘古怪’)。为魅为妖,惊我王母。终无咎悔”;《说文解字·犬部》载,“狐,妖兽也,鬼所乘之”。尽管汉代的狐狸就开始作妖,但直到魏晋时期,狐狸才开始幻化成人形。《玄中记》载,“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千岁之狐为神巫,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东晋王嘉的《名山记》中则认为,“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也就是狐狸是由放荡的女子所变,从而彻底模糊了人与狐狸之间的界限。这种转变正式拉开了狐妖故事的序幕,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深远。
狐狸要化成人形,往往需要取用真人身上的东西,比如头发、指甲,甚至还有头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孙岩的妻子是一只狐狸,东窗事发后,妻子临走前“将刀截岩发而走”,从此以后,洛阳城里“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这些化身为美妇的狐妖成群结队、衣鲜亮丽地走在街头,遇到路人便截去他们的头发。《广异记》记载了崔昌在东京庄读书,一只由狐狸变成的男孩来到他的住所停留数月,忽然有一天傍晚男孩扶着一位醉酒的老人回家,“老人醉,吐人之爪发等”,崔昌厌恶之余便砍去了老人的脑袋,老狐狸现出了原形。除了活人的头发和指甲,也有狐狸用死者头骨施以巫术的,据《酉阳杂俎·诺皋记》载,“旧说野狐名紫狐……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而《集异记·僧晏通》中就记载了僧人晏通在夜晚露宿乱坟岗,遇见一只狐狸四处寻找死人头骨,最终找到一个合适的戴在头上,然后又采摘花草树叶作为衣服,摇身一变化作美妇,绰约而去。
狐狸作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狐狸幻化成人形后,真心希望融入人类社会。《广异记》中记载了唐代景龙年间,一只狐狸中意吏部侍郎李元恭的外孙女崔氏,于是化作人形与其相处,还教诲崔氏“人生不可不学”,先是请了一位老者教她经史,前后三年,崔氏“颇通诸家大义”;然后又请人教她书法,一年后崔氏“又以工书著称”;甚至在此之后,还请一位抚琴大师“悉教诸曲”,并道尽其中精妙之处,崔氏习得的名曲“不可胜纪”,这一切都体现了狐狸对崔氏真挚的爱意,于是当李元恭问它何不迎娶崔氏时,“狐甚喜”。《宣室志》中记载了元和年间,计真的妻子是一只狐狸,操持家务二十年,尽心竭力地照料丈夫和孩子们,没有丝毫过失,在她临死之际,向计真坦白了自己的身世,并希望他念及孩子们都是人类,以后好好照顾他们。
然而,另外两种狐狸作妖对人类就并不友好了。第二种是狐狸作威作福,把人当作奴仆使唤的,《广异记》中记载了开元年间,彭城刘甲在赴任途中,夜宿山野旅店,他的妻子夜晚就被一只老狐狸夺去,刘甲率领村民一路寻找到了古坟上的大桑树下,挖开一看,“有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貌美的女子竟然成为老狐妖独享的乐伎。第三种是狐狸附身使人患病,《太平广记》中记载了唐代始丰县县令张例,被狐媚上身,发作起来六亲不认,经常伸出右臂口念咒语“狐娘健子”,于是他的儿子偷偷手持铁杵,待他发作时猛捶其后背,从他身上掉落一只老母狐,后来将这只狐狸焚烧后,张例的病便不治自愈。
狐妖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妖由人兴”,也就是人心作祟所导致的乱象。《广古今五行记》中就记载了有人打着狐妖的幌子为非作歹或者搞恶作剧吓唬人。一则故事发生在北齐后主武平年间,邺城一户人家的婢女带着装有锦被的包袱路过没人住的里坊时,被一个自称是狐狸精的老妇持刀抢劫,结果刚好有人骑马路过,把老妇抓了现形,引来数百人围观,“莫不竞笑,天下有如此造妖事”;另一则故事发生在并州,一位姓纥干的人爱搞恶作剧,当时外面盛传有狐媚,结果他偶然间得到一条狐狸尾巴,回到家后就故意露出来吓唬妻子,结果被妻子和邻居一路追打,无奈之下他只好承认“我戏剧,不意专欲杀我”。
图8:【南朝梁】李逻《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周发殷汤”中的妲己变作九尾狐注解书影,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
狐媚惑主的由来
在所有的狐妖中,由九尾狐所变的商纣王宠妃苏妲己的传说最为深入人心。尽管这离不开明清小说的推波助澜,但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太公谓召公曰:‘纣之亡国丧家,皆由此女,不杀之,更待何时!’乃以碓剉之,即变作九尾狐狸。”——李罗《千字文》注(图8)
原本妲己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在古代女子是红颜祸水的观念下,再加上当时盛行的狐妖文化,便被改造成了九尾狐的形象。自此以后,九尾狐从统御天下的王者之证和君王仁德开明的象征,沦为了南宋叶适《习学纪言》中所言的:“九尾妖狐也,示亡之征(同‘证’)焉”。
然而,正如妲己沦为掩饰纣王罪行,遭人诟病的牺牲品一样,狐媚惑主成为了政治上攻击政敌的说辞:唐代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斥责临朝听政的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后来,武则天甚至被人冠以“妖后”的称谓。然而,历史上的女皇并非如此不堪,在她执掌国柄期间,打击门阀、发展科举、轻徭薄赋,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宋代,《儒林公议》中记载了宋真宗侍从陈彭年为人奸猾,“时人目为九尾狐,言其非国祥而媚惑多歧也”,然而真实的陈彭年鞠躬尽瘁、克己清廉、博学识广,还曾参与编撰了像《册府元龟》《广韵》等重要的典籍。
到了元代,历史演义小说《武王伐纣书》将妲己描绘为半夜吸人三魂七魄的“九尾金毛狐子”;后来明代的《封神演义》《夏商野史》等脍炙人口的小说对其角色进一步演绎,使得妲己的九尾狐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有人也开始将九尾狐化身为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后宫妃子:在艳艳生的《昭阳趣史》中,松果山悟真洞的九尾雌狐因吸走了燕子精的真阳,相互打斗,被玉帝贬入人间,成为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
佛、道相争中的狐妖
从魏晋到唐代,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佛、道相争愈演愈烈,狐妖成为了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太平广记》中记载了北魏太和年间的隐士姚坤,他把庄园典当给了嵩岭菩提寺,有个叫惠沼的和尚在庄园里偷挖陷阱,故意让人掉下去,然后做起了活人实验:“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结果姚坤在一次醉酒后掉了进去,由于他平日行善,经常向猎人买回狐狸放生,于是有一只自称天狐的老狐为报他的恩德,便将道教《西升经》中的“神能飞形,亦能移山”传授给他,最终在修行一月之后飞出陷阱。为了报复僧人惠沼,姚坤谎称是食用了黄精才变得身轻如燕,于是惠沼便亲自效法,日日以黄精为食,不久便死在了洞中。在这则故事中,连狐狸都可以凭借修习道教经典修道成仙,而佛家弟子却害人害己,丧尽天良,其中对道教的推崇和对佛教的鄙夷显而易见。
到了唐代,狐狸往往假扮佛教中的菩萨蛊惑人心,然后被道士点破,斩妖除魔。道教在与佛教的纷争中占得上风,这反映了有唐一代道教的地位。由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尊老子为先祖,唐高宗时加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这一道教最高神,道教的社会地位空前提升,因此道教才有能力与在早已深入人心的佛教相抗衡。为了打击佛教,向来视斩妖除魔为使命的道家弟子,便将平日里打击最多的狐妖与佛教创造性地相结合,演绎出了狐妖假扮菩萨骗人,道士施法揭穿真相,拯救苍生的故事: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远戍不在,母与女独居。忽见菩萨乘云而至,谓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寻当来也。”村人竞往。处置适毕,菩萨驭五色云来下其室。村人供养甚众。仍敕众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来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说其事。菩萨与女私通有娠。经年,其兄还,菩萨云:“不欲见男子。”令母逐之。儿不得至,因倾财求道士。久之,有道士为作法,窃视菩萨,是一老狐,乃持刀入,砍杀之。——《广异记》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代代州的一户一家,这家儿子戍边在外,家中只有母亲和女儿,于是便被一只老狐狸盯上了。有一天这只狐狸化作佛教中的菩萨模样来到这家人面前,让他们收拾好房屋,不日便驾着五彩祥云下榻,后来还与这家的女儿私通有了孩子。当女子的哥哥回到家时,这只狐妖害怕事情败露,就让母亲把儿子逐出家门,儿子无奈之下便倾尽钱财寻访道士,最终在道士的帮助下揭开了狐狸的真实面目。
面对道教的污蔑,佛教自然也不可能听之任之,袖手旁观,而是在道家编造的故事基础上,进一步演绎,通过数轮回合的斗法,最终以“道高一尺,佛高一丈”的架势赢得最终的较量:
“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其有笃信佛道。异日斋次,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须臾,至斋所檐际,凝然不动。合家礼敬恳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令家奉马一匹,钱五十千。后数十日,复有菩萨乘云来至,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延道士,禁咒如前。尽十余日,菩萨问道士:“法术如何?”答曰:“已尽。”菩萨云:“当决一顿。”因问道士:“汝读道经,知有狐刚子否?”答云:“知之。”菩萨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来,已三万岁。汝为道士,当修清净,何事杀生且我子孙,为汝所杀,宁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毕,谓令曰:“子孙无状,至相劳扰,惭愧何言!当令君永无灾横,以此相报。”顾谓道士:“可即还他马及钱也。”言讫飞去。——《广异记》
在这则故事中,唐代坊州县令长孙甲全家笃信佛教。在第一回合中,狐妖变身文殊菩萨,乘着彩云降临长孙甲家,县令一家老小诚恳恭迎,唯独他的儿子心里存疑,于是进京求请道士来家里设法祭坛,最终杀死了狐狸,该回合以道教获胜告终。在第二回合中,狐妖再次变成了菩萨,并且又一次成功骗过了长孙甲一家,最终再次被道士降服,该回合仍以道教的胜利结束。但是狐妖并未被彻底消灭,到了第三回合,狐妖又一次变成了菩萨,而且还颇为挑衅地问道士“你的法术如何?”结果道士说法术已经用完了,然后狐妖就要惩罚道士,先是跟道士谈起了祖宗,自称是道教祖师狐刚子,修仙已三万年,然后以道士应当清净修为,不应杀生为由,将其杖责一百下。当然,虽然惩罚了道士,那个狐仙也承认了其子孙狐狸骚扰长孙甲一家的事实,于是便以保佑他们全家永无灾祸来谢罪,在这最终回合的较量中,佛教偷换概念,并以道教先师为道义制高点,对道士进行了惩罚,道教在最终的较量中拜了下风,这与历史上佛道二教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
狐王庙和狐仙崇拜
随着狐妖文化的盛行,民间开始尊奉狐神,甚至还专门修建了“狐王庙”或者“狐仙庙”,这一切都源于百姓们对狐狸的恐惧。《朝野佥载》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乡村地区竟然村村都拜狐神。之所以百姓如此畏狐,《续夷坚志》中对即墨县狐妖的记载或许可以给出答案:“昼伏夜出,变化狡狯:或为狱卒,纵遣囚系;或为官妓,盗驿传被幞,媚惑男女,有迷乱至死者”,假扮狱卒释放囚犯,假扮官伎媚惑平民,甚至闹出了人命。
到了宋代,有一些不信邪的官员出面捣毁了狐王庙。宋代赵葵《行营杂录》中记载了宋真宗年间(997-1022年),王嗣宗在担任邠州地方长官期间,听闻该地旧时有狐王庙,民间相传能为人祸福,于是百姓一年四季“享祀祈祷,不敢少怠”,甚至于都不敢直呼其名。结果王嗣宗到任后,便召集诸邑猎户一百多人,“以甲兵围庙,薰灌其穴,杀百余狐”,然后将庙放火烧毁,后来有人说看到大火中有一只大白狐逃了出去,从此以后便再也不见狐妖,即便是重建狐王庙,也没有了先前的灵验。《宋史·五行志》中还记载了另一则故事,宣和七年(1125年)的秋天,“有狐由艮岳直入禁中,据御榻而坐”,狐狸竟然出现在了皇帝的御榻上,于是宋徽宗“诏毁狐王庙”。狐狸公然坐在龙椅上,或许也预示着北宋王朝的气数将尽。
然而,狐仙崇拜并没有完全断绝。元代以来,地方官署开始供奉狐仙,起初是因为狐狸常常偷盗官印,人们寄希望于狐仙保佑官印不丢失,而狐仙带来的灵气也会护佑为官者仕途通畅(图9)。明清直至民国初年,狐仙崇拜更是达到了顶峰。据《海城县志》载,狐仙能“得道通灵,能为人消灾疗病”;民国时期胡朴安在《中国风俗》中记载了安徽芜湖一带“佞狐”,当地人甚至“不敢直呼为狐仙,奉之为仙姑,称之曰老太”;江苏南京也同样如此,“宁俗人家讳言狐。家中有狐者,每逢朔望焚香敬祝,且呼之曰老太爷”。当时人们不只在家中供奉狐仙牌位,甚至还有狐仙堂、狐仙庙接受众人供奉,“(芜湖)商铺几乎家家设位供养;闹市中有狐仙堂数处,笙歌祭享,月必十余次”。不仅如此,狐狸还与其他动物形成组合,一起成为百姓祭拜的对象,清代薛福成《庸盦笔记》中记载了“北方人以狐、蛇、猬、鼠及黄鼠狼五物为财神。民家见此五者不敢触犯,故有五显财神庙,南方亦间有之”。
图9:【元】山西平遥县衙大仙楼中的狐仙牌位
狐火与狐狸生火
人们之所以畏狐,除了狐狸作妖害人,还有一个原因是狐狸具有纵火、化火的神通。实际上,最早将狐狸与火联系在一起的是《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起义时在神祠旁的篝火狐鸣,于是后世便用狐火喻指农民起义,比如明代陈子龙《紫玉歌》载,“艳女上殿日月昏,鱼灯狐火纷相逦”,暗讽朝纲腐败,地方上纷纷起义暴动。
狐狸生火始见于《三国志·魏书·管辂传》,魏国的管辂善于占卜,他的一个同乡家里经常失火,于是管辂就算准了有一个书生可以消灾,就让同乡无论如何把书生要留下过夜,结果书生还以为同乡别有所图,于是晚上就带着刀在柴火堆假睡,“夜有一小物直来过前,如兽,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惊,举刀斫,正断腰,视之则狐”,原来是同乡家闹了狐狸,狐狸晚上出来,手里玩火,还用口把火吹得到处都是,这才酿成了火灾。后来《酉阳杂俎》载,“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也就是野狐狸可以通过敲击尾巴,便可以生出火来。宋代沈该《易小传》中“离下坎上”“坎下震上”的卦象注解中同样记载道,“狐,火畜也,初其尾也”。
到了清代,人们演绎出了狐狸纵火复仇的故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狐狸因房主破坏了巢穴而在落成的新房纵火,“芮庶子铁崖,宅中一楼,有狐居其上……相安已久。后鬻宅于李学士廉衣,廉衣素不信妖妄……时方修筑,因并毁其楼,使无可据,亦无他异。迢甫落成,突然烈焰四起,顷刻无寸椽。而邻屋苫草,无一茎被癎。皆曰狐所为”;曾衍东《小豆棚·小莲》中记载了滕县一户李姓人家的公子看上了狐族的四小姐,两人交好,结果却被外来的狐族成员纵火报复,“是日,李家火,扑灭,其内室衣筮中又火。一日数次,所有衣服器皿荡然灰烬”。
明清时期的狐妖文学
除了狐仙崇拜,明清文人还在历代狐妖志怪的基础上,演绎出一段段新奇曲折的人狐往事,影射了人间社会的众生相。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了山东蒙阴县一带盛产狐狸,每年县令都会提前贴出进山打猎的告示,狐族便会将老、弱、病、残留给猎户,长久以来保持了一种默契。然而新县令上任后,便与猎户相互勾结,故意推迟发布告示,狐族还没来得及撤离便被一网打尽,然后有一天一位白须老人来到县衙,历数县令罪状后,不久县令的父亲旧疾复发,儿子溺水身亡,众人猜测“殆狐之所为”,故事中人类的利令智昏、背信弃义与狐狸的有怨报怨亦是人间社会的真实写照。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狐妖常常化身容貌姣好、勤俭持家、有情有义的女子,或是报恩,或是拯救男子于危难。在小翠的故事中,王太常年少时无意中帮助一只狐狸躲过了雷霆劫,长大后,他生了一个傻儿子名叫元丰,在当地没人看得上,当年那只狐狸就化身为老妇带着女儿小翠上门求亲。成婚以后,夫妻俩感情甚笃,但有一次因小翠打碎了一只价值几千两银子的玉瓶而被王太常责骂,一怒之下便离家而去。元丰日思夜想,终于两年后与小翠重逢,她不计前嫌,化身为元丰未来妻子的模样,让他把对自己的爱慢慢转到未来妻子的身上,让王太常得偿所愿抱上了孙子。在故事的末尾,蒲松龄点评道,“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甑,何其鄙哉!”,即便是无心之恩狐妖也懂得知恩图报,然而王太常却因失去玉瓶而失态,遭人鄙夷。
图10:【清】《聊斋全图》第31册中的辛十四娘见冯生插图,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
在辛十四娘的故事中,书生冯生靠着亡故的舅奶奶的操持娶了如花似玉的辛十四娘。在冯生的朋友中有一位楚银台的公子,靠着父亲的关系拿下了科考的第一名,冯生屈居第二,结果在酒宴上冯生趁着酒醉,嘲讽楚公子夺魁并不是凭自己的真本事,在场的众人大惊失色,被驳了颜面的楚公子怀恨在心,后来设计把冯生骗到了家里,在把他灌得酩酊大醉后,将前几日被其妻失手杀害的丫鬟嫁祸给冯生,冯生被判了绞刑,辛十四娘为了营救冯生,派丫鬟去京城告御状,忙前忙后终于帮冯生脱困,并且也因救人而得道升仙。故事中狐妖的有勇有谋、有情有义与两个读书人一个不分善恶,逞一时之快,另一个小肚鸡肠、阴险毒辣形成了鲜明对比。
蒲松龄借狐妖故事隐喻世间百态,用狐妖的真和善揭露人性中的伪与恶,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了无情鞭挞。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蒲松龄笔下的狐仙故事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仍然是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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