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针拨回过去，我们看到了长达8000页讼词背后的故事

“自有记录的年代以来，就有让交战方为其在战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零星尝试。”在冗长的历史中，对德国纳粹政权暴行的揭露已经成为纽伦堡审判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在当下的日本，抵赖、否认、篡改历史的情况时有发生。诚如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的一句话：“（我们）日本年轻人倾向于迅速忘掉坏的事情。”

那么，他们倾向于忘掉哪些坏的事情？

1941年前：香港的地位，是英国与日本窥视的重点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上海、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陷落，国内政治局势越来越严重。香港作为内地军事战略物资和企业避难所，其重要战略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引发了日本和英国的窥视与争夺。

英国和日本对香港的战略地位有着相同的认知。对于日本来说，“为了摆脱困难……明确其攻占香港的目的是要摧毁英美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迫使中国屈服”，因此为了能够尽快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想，日本想方设法也要切断中国与其他盟国的物资供应渠道，香港作为重要的物资中转地，成为日本加紧攻占的重要目标。

而对于英国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强行从清政府手中掠夺香港开始，英国本能地认为香港已经是大英帝国在远东地区的天然属土，直到20世纪40年代，香港不仅成为英国在远东地区重要的海军基地之一，还是汇丰银行、太古洋行等许多重要财团所在地，可以说彼时的香港还成为了英国重要的海外经济中心之一。

1941年—1945年：沦陷中的香港，成为人间地狱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在海军、空军的配合下，于12月8日攻占香港，12月25日，驻守在香港的一万五千多名英国抵抗日军侵略18天后，战败投降，日本占领香港。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在此期间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香港一直处于日军的恐怖统治之下。

日军占领香港这段历史，鲜有人提及，好像在此期间的三年零八个月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对于日本来说，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更是不会出现在他们的教科书上。但是，真相不会因为被遗忘而被永远埋藏，因为只要发生过，就会有痕迹，这个世界上也总有那么一群人愿意秉烛寻觅那些被掩埋的过去。

2010年，香港大学聘请了一位来自美国的法律学者苏珊娜·林顿。他对军事法庭方面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从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陆军部档案W.O.235里边整理出一大堆日军在港战争罪行资料。其中，英国在香港法庭审讯日本战犯的档案资料最多。林顿教授通过香港政府资助的一部分资金将这第一手文档买了回来，存放在今天的香港大学图书馆。

在此之前，学者们大都是从亲历那段岁月的老人口中对那段历史有所耳闻。可是，听到的大都是同样的述说：吃不饱、行动受限……一定还有众多资料等待挖掘，而这些资料能够让人们真正近距离接触那些历史片段。于是，现任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刘智鹏和香港历史博物馆前总馆长丁新豹，召集研究团队开始开发英国陆军部W.O.235档案。为了能够更全面地展现日军占领香港时期的暴行，他们动用了一个10人团队，前前后后用了两年的时间将8000页档案逐一翻阅，并将其翻译成中文。由于日军战争罪行的残暴，很多成员在整理材料的时候，需要用很长时期跟翻阅的材料做心理抗争。团队中的不少人非常年轻，有的本科毕业都没几年。在翻译档案当中各种刑罚的时候，心里非常难受。有的人晚上不愿意去看这种档案，只能白天工作的时候看，也不敢把它带回家去，因为实在太恐怖了。2015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以《日军在港战争罪行：战犯审判纪录及其研究》将这份资料整理出版。

2019年，重庆出版社引进版权，将此书列入《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第二辑），更名为《侵略的证言：日军在港战争罪行》在大陆出版。这部长达8000页的档案最终被整理成752页内文+100张图片，在这本图文互证的巨著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从沦陷的第一天起，香港居民就要为生存而挣扎。沦陷日久，生活愈见坎坷；除了三餐不继，香港居民还要面对随时飞来的横祸：敲诈、勒索、虐待、言行逼供、大规模扫荡……从攻打香港直至战败投降，驻扎在香港的日军一直以各种卑劣的手段虐杀战俘和平民，他们在港犯下的战争罪行罄竹难书：他们随意在街上围捕平民，然后集体弃于荒岛或者公海听任自生自灭；那些来自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战俘，不仅要在日军严密的监视下负担繁重的苦役，还要与白喉、痢疾等传染病肆虐的居住环境作斗争，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杀戮和酷刑。

根据1946年的统计，大概有1万名战犯在抗战胜利后被拘留，这其中，在港日本军人有239人被列为战犯。为什么能从1万人当中找出这239人？整个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日本投降是在8月15日，某个集中营的前港英官员，向日军提出成立临时政府来接管香港，其实所谓临时政府基本上无法有效运作，从8月15日到8月30日，香港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港英临时政府，没有政府人员，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为了管治香港，港英临时政府和东江游击队达成协议，通过东江游击队加上在香港成立的港九独立大队来维持香港治安。

1945年后：香港的去留，引发中、英、美三方外交角力

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香港的去留再次摆在了中国政府面前。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战结束之前就认为，只要有合适的契机，一定要让香港重新回到中国。在蒋介石看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可以作为战胜国，通过受理日本的投降，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从8月15日日军投降到8月30日这15天内，发生了预料之外的事情。

英国从菲律宾派遣军舰到香港，通过武力重新占领了香港。英军的行动打乱了蒋介石收回香港主权的计划，可当时复杂的形势让他也无可奈何。因为比较支持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去世，接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非常有意见。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考虑到，早晚与共产党有一场内战。如果此刻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着手解决香港回归问题，一旦出现什么麻烦，有可能必须跟英国甚至跟美国或者盟军的军队在香港问题上对着干，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当时在香港举行的日军战败投降仪式，究竟是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出席，还是由英国政府代表出席，一度引发外交角力。在这十几天，蒋介石一直处于犹豫的状态。恰恰是这关键的十几天，英国首相丘吉尔趁机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取得联系，在美国的支持下，盟国决议由英国海军少将夏慤于8月30日到香港，着手处理恢复英国对香港管治事宜，英国就这样重新掌控了香港。蒋介石在此重压下，不得不搁置香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