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后一个“侠客”时代

历史上最后一个“侠客”时代

2021年03月22日 09:19:13
来源:凤凰网读书

《侠隐》:武侠文化为什么迷人

文/韩松落

很多人都有过武侠梦,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长大的我们,都曾读过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独孤红、陈青云,看过很多武侠片,对狄龙、姜大卫、施思、苗可秀像老友一样熟悉。

很多人不只满足于读和看,而是已经身体力行地开始练武了。我曾在后院空地上照着《武林》杂志上的拳谱练武,还有好几个朋友曾经逃学到少林寺去学武术,在少年的心中,似乎技艺一旦修成,整个世界都会任我游走,再也没有烦恼忧伤,只有无穷无尽的自由。

《武林》杂志

成年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武侠小说好看在哪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成为“通俗文学”中的“最大公约数”?武侠为什么会成为整个华语文化圈共享的主题?华人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或许能为我们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张北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人生经历也相当丰富。他祖籍山西,1936 年出生于北京,1949 年随家人移居台湾。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女士的学生,先后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和洛杉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学习英文和比较文学两个专业。

大学毕业后,张北海定居纽约,在联合国工作了二十多年,期间写过很多关于美国的散文和故事,并结交了很多在纽约打拼的中国艺术家和文学青年,还参与创办了纽约第一份华文当代艺术刊物:《新土》杂志。退休后,张北海的写作对象从现代美国转向了民国时代的老北平,写作体裁从散文转向了长篇小说。他花了六年多时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侠隐》。

了解了他的生平之后,我们可能会产生两个疑问:第一,第一次写长篇小说,张北海就选择了武侠小说,为什么?第二, 作者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他为什么选择自己不熟悉的民国时期作为整部小说的时代背景?

《侠隐》,张北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7-1

把“武侠小说”这个概念分解一下,可以分成“武”、“侠” 和“小说”这三个部分。

当代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要比“武”更加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而武是手段。因此在武侠小说中,更重要的是如何体现侠的精神,而不是表现侠客有多么高深的武功,或者凭武功打赢了多少人。

而在“侠”这个概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报仇和报恩。

恩情和仇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一种处理人伦关系的准则。更重要的是,报恩和报仇也是一种生命的准则: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与报恩和报仇牵系在一起,看起来非常快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生命的轻视。在报恩或者报仇的过程中,自己的人生被搁置了,自己的生命意义被转移了,恩怨情仇成了浪漫的终极目标,为恩怨情仇付出的所有,都成为一种轻易又慎重的努力。

所以“侠”有时候也是一种精神气质,是一种对生命的不以为意,对财富声名的不以为意,是对生命意义的不断探究和不断放弃,是一张冷漠面孔上的一抹浅笑,是走向落日的背影……拥有这种精神气质的,都可以称之为“侠”。有位写民国的作家在提到民国的妓女时,认为她们身上那种对自己生命毫不在意的态度和对金钱的肆意挥洒,也形成了一种侠气。

《侠隐》这部小说,就是从一个报仇的故事开始的。

故事的主人公李大寒是一个年幼便失去双亲的孤儿,一岁多时就遭人抛弃。幸运的是,他被一位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武林人士收养了,这个人就是太行派掌门人,人称“太行剑”的顾剑霜。李大寒在师父一家人的抚养下长大,他品行端正,武艺超群。不久后,顾剑霜就决定将掌门的位置传给他,并将李大寒的师妹许配给他。然而,一场突发的灭门惨案,让李大寒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原来,早已被赶出师门的太行派弟子朱潜龙,因为自己身为大师兄却没能得到掌门之位,同时被自己的师弟抢去了钟情已久的师妹,因此心生妒忌,并怀恨在心。在李大寒和师父一家人聚会的这天夜里,朱潜龙勾结了一个名叫羽田的日本特务枪杀了自己师父一家,并放火烧毁了顾家人所在的太行山庄。

身中三枪并被大火烧伤的李大寒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被一位名叫马凯的美国医生救起,躲过一劫。而整个太行派就只剩下李大寒,和一位远在他乡、对师门惨案还并不知情的师叔。马凯医生把李大寒抢救过来后,让他在一家外国人办的孤儿院里生活,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照顾李大寒,并让他化名为李天然,最后一同返回美国。六年后,也就是本书中故事展开的 1936 年,李天然以华侨身份回到了北平,但他没有忘记当年的师门惨案。整部小说,就是围绕着李天然报仇的故事展开的。

在一个武侠故事中,报仇作为一种目的,不仅可以支撑起整个小说的主线,也能让剧情更加吸引读者。既然这是一个报仇的故事,就必然存在一个善恶对立的二元世界观,这也给整个小说提供了核心矛盾和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这就腾出了更大的空间,可以让作者在这个框架下放置一些自己的东西。

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加重要,侠是目的,而武是实现侠的手段。但这不等于说武就不重要,试想一下,如果金庸的小说中没有精彩的高手过招、动人心魄的打斗交手、博大精深的武功秘籍,那么作品的魅力必然会大打折扣。

风靡整个中国的新派武侠小说对各种武功和打斗场面的刻画,已经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成为了一种固定套路,想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写出新花样,已经非常困难。在《侠隐》这部小说中, 张北海选择另辟蹊径。主人公李天然身为太行派年轻的掌门人,已经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但故事中描述他真正出手与人过招的场面不超过五次,篇幅不超过二十页。

然而,正是作者这种克制、精练的文字,才塑造出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侠客形象。李天然每一次出手都必有结果,通常都是一两招之内就能达成目标或者击毙对手。他第一次出手,就一掌击毙了杀害自己师父一家的日本人羽田;第二次出手,打断了日本特务头子、剑道大师山本的手臂;第三次出手,是在故事的结尾部分,李天然终于亲手杀死了制造自家灭门惨案的元凶大师兄朱潜龙,以及另外两个亲日分子,完成了最终复仇。在描写这些场面时,张北海赋予了主人公杀手般的冷静和果断,在生死存亡的一瞬间,主人公几乎没有任何失手。

通过对武打场面的描写,我们一方面可以获得阅读快感,尤其是反派被打败,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快感简直达到顶点;另一方面,武侠小说中的打斗,绝大部分都伴随着暴力和杀戮, 激发着文明社会中每个人身上嗜血的欲望,这是我们从打斗场面中获得的隐秘的黑色乐趣,如同月之暗面。

对于“武”这个元素的使用,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驾驭得好,能让作品增色不少;驾驭得不好,就不仅容易落入“打个没完”的俗套,甚至会因为过于暴力血腥而让人产生反感。在《侠隐》中,作者对于这个元素的运用,可以说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的,他没有为打而打,也没有另生枝节、打个没完,而是把动作场面,和个人的性格、命运牢牢绑定在一起,既不显得突兀,也和整部作品的时代背景非常贴合。

中国文学历史上,武侠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人墨客看作是一种娱乐性读物,也就是所谓的市井文学、通俗文学。游侠用他们的存在方式,提倡着一种挑战权威、冲击伦理规范的理想主义精神,这是和儒家文化不大一样的。它像是一条文化副线,并没有被认真对待过,许多古代作家也写武侠小说,但更多是作为朋友间交流的谈资,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性情,让别人看看自己是多么浪漫、旷达,又多么富有想象力,他们对待武侠小说似乎很认真,但似乎又很不认真。

因此,武侠小说始终没有真正发展壮大起来,直到 20 世纪之后,武侠小说才借助出版业的兴盛和报纸副刊的发达而逐渐壮大,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自己独有的风格类型。不过,正是因为武侠小说自由度非常大,给了作家巨大的创作和想象空间,可以放置很多“正经”文学作品无法放置的东西,武侠小说最终成为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文学类型。

以《侠隐》为例,在这部小说中,除了侠客李天然为师门报仇这条主线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故事中读到各种其他类型的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比如,对于主人公李天然和女孩巧红的情感关系刻画,就是言情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是所谓“侠骨柔情”;比如小说中对于老北京生活中吃穿用度、房屋建筑、胡同街道的大量描写,是世情小说、现实主义小说中才会出现的细节,所以专栏作家钱德勒说,《侠隐》其实是《舌尖上的北平》《午夜北平》乃至《北平女子图鉴》。比如,整个故事中的各种社会事件、媒体报道,都是和真实历史一一对应的,这又让它像一部历史小说。再比如,随着主人公李天然与各路人马的交集不断加深,杀害他师父一家的凶手的线索也被层层揭开,这种剧情安排又和推理悬疑小说非常相似。

小说的形式、主题被限定之后,作家反而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武侠小说看起来是戴着镣铐的,要接受主题、形式、故事甚至语感的限定,也就是要写得“像”武侠小说。一旦完成这个限定,也就解决了故事结构上的问题,甚至完成了对可读性的追求,反而可以在别的地方多用力。所以很多好的类型小说其实是跨类型的,例如古龙的武侠小说同时也是推理小说,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同时也是心理小说、社会问题小说。我们当代的武侠小说更是这样,它能够承载不同领域的内容,综合众多不同的情节,而不产生任何“违和感”。

简单总结来说:武侠小说以“报恩和报仇”这个主题,凸显出善恶斗争的二元矛盾;以扣人心弦的武打,来表现暴力和杀戮情节;以综合其他文学类型的包容特性,来实现作者更大的写作自由和更多元的情节内容。以上这些优势和特点,就是武侠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也是作者选择武侠这个类型来进行创作的重要原因。

那么作者为何要把故事的时代背景放在抗日战争前夕呢?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侠隐》的故事主要集中在1936年至1937 年期间,时间跨度可以说非常短了。但是,了解历史的读者或许都知道,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很多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都是发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纵观整个武侠小说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武侠小说作家很喜欢把故事放在王朝更替、世事动荡、战事频繁的所谓“乱世”,也就是原有的社会等级划分和道德伦理发生大变动、大流动的时候。这样的时代出故事。武侠作品中描绘的江湖世界, 充斥着各种秘密社团,人们的行事为人也要遵守另一套法则, 是一个不受王法约束的“桃花源”和“乌托邦”。两个世界之间有落差,有缝隙,也都有重建秩序的需求,这更能出故事,凸显人性。

《侠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小说发生的 1936年至 1937年,欧洲和美国的国际主义观念正在瓦解,日本正在中国华北采取大胆的行动,试图吞并整个华北,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同时期还有其他外国列强存在。在这种历史时期,能够出现一位突破国家外交手段和政治妥协,为平民百姓主持正义的侠客,就恰好切中了大众的心理需要。

在小说中,被李天然列为攻击目标的两个日本人羽田和山本,一个是因为与主人公有血仇,一个是因为侮辱了武林人士;而这两人刚好是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重要部下。李天然先是杀死羽田,随后又打断了山本的手臂,这两件事都是大快人心的,甚至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了赞扬这位“侠隐”的匿名诗歌,将其比作“燕子李三”。

张北海让“侠隐”出现在民国的这个时间点,自然是为了符合这种“乱世出豪杰”的传统设定和历史需要,但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民国的社会和封建皇权时代的社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初步发展成型,各种国家机构和法律法规建立起来之后,过去江湖上“有仇必报,杀人偿命”的原始逻辑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会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也只有在抗日的背景下,李天然快意恩仇的侠客行为才有足够的合理性。

但即便这样,李天然的行动也已经不那么畅快淋漓了,他不能像过去的武林人士那样,和自己的对手当面对峙,光明磊落地大打出手、一比高低了。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化身“侠隐”,用“燕子李三”的名号来扰乱官方视线,并利用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职业来为自己打掩护。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能够容纳“侠客” 的时代了,也只有借助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才可以让我们看到两个时代交接,新旧传统交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中国传统的那个侠义江湖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凡人世界碰到一起时,人们是如何应对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精神,与现代社会遵从的法律与秩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在抗战前夕,大敌当前的历史特殊时刻,国仇家恨和个人恩怨,这两者孰轻孰重,谁先谁后?这些问题和矛盾,也正是作者想要通过这部小说来进行探讨的话题。

这也是张北海选择这样一个时代的原因。尽管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乱世,可以书写更为“纯粹”的侠客故事,但他却选择了民国这样一个已经“不纯粹”的历史时期。他的目的就是跳脱出原来简单的武侠小说设定,表现一个更为复杂的江湖,一个更为复杂的时代。

这个时代节点过去之后,那个传统的武林社会慢慢消失了,武林社会背后的整个时代也慢慢衰亡了,身在其中的人感受到的只有浓重的怅惘之情。

拿张北海举例,虽然他出生在北平,但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北平乃至整个中国的局势都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他只能从父辈的描述中和回忆中获得一些关于帝都繁华景象的印象,但从此刻开始,那个往日的北平就成了他的精神故乡。

当李天然经历了漫长的国外生活,再次回到北平时,他这样写道:

他隐隐有一点回家的感觉,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可是,他也根本没有家。自从师父一家人一死,他更没家了。

这是作者自己去国离乡的真实感受,也是小说里的侠客必然会有的感受,他们都背井离乡,四处浪迹天涯,无法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常生活,漂泊感油然而生。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一向希望保持独立姿态的李天然,终于接受了拥有官方背景的神秘人士蓝青峰的要求,在了结私人恩怨的同时,帮他除掉另外两个敌对阵营的亲日分子。李天然逐渐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单纯去思考江湖恩怨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如果国家没有了,任何人都无法安居乐业;武林没有了,江湖也就消失了。他不但想要加入秩序重建的队伍,也想用这种方式,和整个世界建立更多、更深刻的联系,也就是扎下根来。

这也是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所说的“拔根”和“扎根”状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常常因为战争、灾难、政治、金钱,处于一种“拔根”状态,但他们也会积极地改变,试图在新的生活里扎下根来。

这也就解答了前面提到的问题:作者为什么要把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放在抗日战争前夕?因为那是武林消逝的节点, 也是旧世界消逝的节点。生活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主人公必定反复面临“拔根”和“扎根”的问题。

《逝去的武林》,李仲轩 口述 / 徐皓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5

讲述这个主题的不只有张北海,作家、导演徐皓峰的许多故事也在讲述“消失的武林”和“消失的旧日世界”,他曾写过民国时期武林人士的口述历史,书名就叫《逝去的武林》。

在徐皓峰看来,“东方人没有教堂,武馆就是教堂”。武馆不仅负责传递武术,也负责把传统秩序、伦理、人情、礼仪传递下去。但时代变了,这些事物都消亡了,即便存在,也在慢慢改变形式。他在《逝去的武林》中说,开武馆的形式是从民国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当时的中国面对民族危机与外国侵略,武术界提出“强国强种”的口号,希望能为国出力,训练部队上阵杀敌,武馆既是社团招募新血的地方,也是军队招募士兵的地方。

但开武馆这种广收弟子、量产门徒的形式是没法传授真正的武功的。要学习真正的武艺,就必须是《侠隐》中所描写的顾剑霜和李大寒的师徒关系,徒弟最多三五人,衣食住行都在师父家里。师父不但传授技艺,也传授为人处世的方式,在朝夕相处与言传身教中,传递人生经验和价值观。但很明显,在那个“武术”被视为“国术”的时代,武术逐渐成为了服务国家、保卫家园、凝聚有志青年的工具。传统武林的人际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了,武林终于慢慢消失。

本文节选自

《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

作者: 韩松落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21-3-1

编辑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电影《邪不压正》豆瓣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