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与克鲁泡特金，一段小史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9世纪英国著名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教育家。他作为“达尔文的斗犬”被人熟知，生前利用自己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的身份，积极地扭转了“物种起源”被学界仇视的状况。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高精神领袖和理论家。当克鲁泡特金读到赫胥黎《生存竞争》一文时，内心的怒火被点燃。他认为动物之间不必然是“霍布斯式的战争”，更多的应该是合作和互助。

一个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人类必须为了活着的权利而斗争；一个高呼“不要竞争”，人类应该遵从纯净灵魂中利他的部分，团结协作和谐共存。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这两位对立的斗士提出了人类将要面对的永恒难题。

这也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书中试图解决的问题。作者在首章通过平行叙事将赫胥黎与克鲁泡特金的人生经历徐徐展开，本文便节选于此。

《战争还是和平》（节选）

作者：奥伦·哈曼

黄昏时分是悄悄溜走而不被察觉的最佳时机，他每天都在等待着这个时候。昨晚，他在地理学会做了一场关于芬兰和俄国的冰川如何形成的热情演讲。现在，他正把行李装入一个小旅行袋，而关于昨晚那场演讲的记忆还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那场演讲效果不错。”他这样想。俄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巴尔博特·德马尔尼对他赞誉有加，甚至还有人提名他出任学会自然地理学部的主席。多年来，他前往那些严寒的偏远之地做研究，如今这些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但是，现在他必须集中精神，他必须逃走。“你最好从服务人员的专用楼梯走。”一个女服务员轻声说道。

他跳上门口停着的一辆套好的马车，车夫马鞭一挥，马车驶向了涅夫斯基大道。在这座用彼得大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中，彼得大帝亲自规划了这条宏伟的街道。通往火车站的路并不远，而只要到了火车站，感谢神灵，通往自由的路就更近了。

俄国的领土辽阔，而他的计划是在俄国东部的广袤土地上建起一个土地同盟。在之后的多年中，爱尔兰的一些土地同盟变得极为强大，而他计划建立的正是类似那样的土地同盟。此时是1874年的早春。

突然，另一辆马车飞驰过来。上周有两名纺织工人被捕，他惊讶地发现，马车上的乘客正是上周被捕的两名纺织工人之一，那个人在车厢里向他挥了挥手。

“也许他已经被释放了，”他想道，“也许他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

他马上让车夫停车，然而还没等他向那名纺织工人问好，他就发现这个人的身旁坐着另一个男人。两年来，他的生活就是参加秘密会议，使用各种伪装，睡在别人的床上，而在这一刻，这种生活终于走到了尽头。

那个男人是一名侦探，他跳出车厢，大声喊道：“博罗金先生，克鲁泡特金公爵，你被捕了！”那夜的晚些时候，在臭名昭著的帝国办公厅第三处，一位宪兵上校庄严地宣布了他的罪状：“你被指控从属于一个企图颠覆现存政府的秘密社团，我们同时控告你密谋对神圣的大帝不利。”随着这段罪状的宣读，对彼得·阿列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公爵（化名博罗金）而言，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克鲁泡特金公爵被捕的同一时刻，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另一岸的伦敦皮卡迪利街，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正在系领结。这一天，他准备和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道尔顿·胡克爵士一起，在伯林顿府为学会的周四会议揭幕。

此刻，他虽然身处豪华舒适的环境中，但下午乘坐马车时看到的情景却像燃烧的飞蛾一般在他的脑海中不断闪现：骗子、盗贼、假币贩子、娼妓、贩卖赃物的小孩、冒牌的宗教人士、肮脏的拳击手和推销员——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地下世界，而这一切就那么明晃晃地呈现在通往英格兰科学圣殿的路上。他十分了解那些贫民窟、那些瘟疫的巢穴，因为他就是从那种地方来的。他坐在铺着天鹅绒垫的橡木椅中，紧张地悄悄扫视了一下面前的房间。

1825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出生于伊令。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

伊令是一个小村庄，位于伦敦以西12英里的地方，赫胥黎出生在一家肉铺的楼上。因为父亲没有工作，所以赫胥黎10岁就被迫辍学，去赚取一点儿微薄的收入。13岁时，赫胥黎在考文垂成了一名医生的学徒，这位医生是他的姐夫，据描述此人是个“嚼着鸦片、大口喝啤酒”的人。后来，赫胥黎又跟随伦敦的一个地位低下的催眠医生。

有些时候，年轻的赫胥黎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前途了，用后来给他写传记的一位作家的说法，赫胥黎觉得自己就快淹死在“生活的洪流”之中了。而造成这“生活的洪流”的大海就是伦敦——一个“挤满了娼妓、皮条客、人贩子和流氓”的城市。

赫胥黎的避难所是一个条件恶劣的药房，在这里，他常常独自研磨药品，胸中渐渐积累了一股怒火。在他的日记中，以及写给朋友的许多信件中，赫胥黎不断地问一个问题：当穷人在肮脏恶劣的环境里忍受折磨时，为何中产阶级可以如此冷血地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靠着毅力和勤奋，赫胥黎获得了查令十字街医院的奖学金。后来，赫胥黎又因为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优异表现，赢得伦敦大学颁发的金质奖章。为了偿还债务，20岁的赫胥黎加入英国皇家海军，以助理手术医师的身份在响尾蛇号上服役。沿着响尾蛇号的航线，赫胥黎勘察了澳大利亚大陆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海岸和内陆，解剖了许多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南海中的奇异的无脊椎动物。

赫胥黎送回英国的相关标本和论文很快为他赢得了不小的声望，他成了研究海洋水螅虫纲动物的权威。25岁时，赫胥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不久，他的事业便迎来了顶峰：他是英国皇家矿业学院自然历史系教授、英国皇家研究院富勒里安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亨特博物馆教授、英国科学促进会会长。

赫胥黎负责领导多个重要的皇家委员会，他和他的手下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解决大英帝国领土上的各类问题：苏格兰海岸线上的鲱鱼拖网捕捞问题、整个国家的海洋渔业问题、传染病法案、科学指令问题，以及如何促进科学发展的问题。

他重新洗了牌。300多年来，英国皇家学会聚集着英国最博学的人才，而如今，和高速发展的英国一样，学会也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充满了繁文缛节的旧时光一去不复返，皇室和教会不再享有旱涝保收的优厚经费。医生和资本家有了新作为，甚至连学术界的“怪人”也不再按陈规陋习行事。学会中仿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新的资助者不再是“蓝血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也不再是“喂蜘蛛的神职人员”，而是商人和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建设者。整个大英帝国仿佛改信了新的宗教，威严的英国皇家学会自然也要跟着做出改变。“效用和为国服务”成了新的信条，专家和技术精英则成了新的神职人员——赫胥黎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本周的早些时候，赫胥黎参加了白金汉宫核心小组主持的一次会议。会议揭幕了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一尊雕像，而赫胥黎似乎是为揭幕仪式致辞的不二人选。在揭幕仪式上，政府要员们认真听取了赫胥黎的发言。赫胥黎为他们描绘了一幅“理性自由”的未来图景。要实现这种理性自由的美好未来，就必须让科学去领导政府，再由政府来管理整个社会。邮政、电报、铁路、医疗、公共卫生、道路建设，只要它们都由政府来运营，就都可以有序高效地运行。血腥的革命怒火正像瘟疫一般席卷欧洲的其他地方，英国要想规避这场革命的瘟疫，就必须通过以上途径提高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此刻，赫胥黎已经冷静下来，他清清嗓子开始了会议的致辞。此时是1874年的早春，赫胥黎的职务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坐在赫胥黎身边的是英国植物学家胡克，他刚刚拒绝了皇室授予他的爵位，理由是接受爵位有损科学的尊严。赫胥黎对胡克微笑了一下。

如果一个来自伊令的小伙子都能够拥有今天的地位，那么这套系统想必是非常正确和公平的。在一个冷酷无情、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贫民窟，一路登上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最顶层。赫胥黎身上洋溢着火一般的热情，《帕尔摩报》这样形容他：“解剖猴子是他的拿手好戏，而分析人类则是他的癖好。”他是视野广阔的职业公务员，他效忠的对象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现代化国家。

“同伴们，我宣布本次会议开始。”

经历了几天的审问后，克鲁泡特金乘坐四轮马车通过了涅瓦河上的宫廷桥。虽然那位肥硕的切尔克斯押送官一直保持沉默，但克鲁泡特金知道，他正被送往可怕的彼得保罗要塞。

关于彼得保罗要塞，有许多可怕的传说。据说，彼得大帝在这里亲自拷打并杀死了他的儿子阿列克谢。据说，塔拉坎诺娃女公爵曾被关在这里的一个水牢中——“牢房里的老鼠为了不被淹死，都爬到她的身上”。据说，叶卡捷琳娜大帝曾在这里把政治犯活埋。而更近些时候的事情是，很多伟大的文学家曾被锁上铁链关押于此，这些文学家包括雷列耶夫、舍甫琴科、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皮萨列夫。

彼得堡要塞，现在是博物馆

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也曾被关押在这里，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度过了8个艰难的春秋；8年后，沙皇给了他另一个选择——流放西伯利亚，巴枯宁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选择。最终，巴枯宁于1861年逃离了西伯利亚。逃脱后，巴枯宁从日本横滨辗转来到美国旧金山，又从旧金山去了纽约。后来巴枯宁来到伦敦，拜访了他的革命伙伴——另一位被流放的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

当巴枯宁走进赫尔岑的公寓时，这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喊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这里能吃到生蚝吗？”想到这些，克鲁泡特金公爵的大胡子下露出了一个微笑，他向自己承诺道：“我不会在这里屈服的！”

一走进彼得保罗要塞，克鲁泡特金就被命令脱光衣服。有人递给他一件绿色的法兰绒睡袍和一双“厚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巨大羊毛长袜。一双船形的黄色拖鞋被扔到他的脚边，这双鞋太大了，每当克鲁泡特金试图走路时，鞋子就会从他的脚上掉下来。

彼得保罗要塞的军事指挥官科尔萨科夫将军是一个瘦削的老人，他的神态中流露着一丝疲惫，仿佛对一直以来沙俄的争名夺利的生活有种掩饰不了的厌倦。在这里，公爵应该受到和其他囚犯同样的待遇。但是，科尔萨科夫将军似乎对眼前的情况颇感尴尬。“我是一个军人，我只负责履行我的职责。”科尔萨科夫将军说道，却不太愿意直视公爵的眼睛。

克鲁泡特金被押送着走过一个昏暗的通道，哨兵们站在通道两边的阴影中。一扇沉重的橡木门在他身后关上了，随后传来钥匙在锁孔中转动的声音。

克鲁泡特金的牢房本来是一间炮台。后来，克鲁泡特金在回忆录中描述这间牢房“本是为一门大炮而设计的”。牢房里有一张铁床、一张小橡木桌子和一个凳子，唯一的一扇窗户是一个窄而长的洞，开在5英尺厚的墙上。窗户外面是一道铁栅栏，此外还有双层的铁窗框作为保护。窗户的位置非常高，克鲁泡特金即使伸长手臂也只能勉强够到它。

为了表示蔑视和反抗，克鲁泡特金在牢房里唱起歌来：“那我要与爱永别了吗？”这首歌来自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Russlanand Ludmila），那是克鲁泡特金最喜欢的格林卡的歌剧。然而，不知哪个看守很快用男低音喝止了克鲁泡特金的歌声，牢房重新被沉默笼罩。

牢房昏暗而潮湿，四周一片死寂。研究过周围的环境以后，克鲁泡特金公爵决定做些运动，以保持身体的强健。从牢房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共有10级台阶，如果他把这些台阶走上150次，他就走了1俄里的距离，也就是2/3英里的距离。在被关进牢房的那一天，克鲁泡特金公爵决定在这间牢房中每天走上7俄里：早上走2俄里，晚餐前走2 俄里，晚餐后走2俄里，睡觉前再走上1俄里。克鲁泡特金公爵真的这么做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他每天在牢房里按计划走7俄里，一边走一边任由自己的思绪随意驰骋。

达尔文称赫胥黎是“为我传播福音的最好和最善良的传教士”。然而，对自诩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来说，也许犀利如剑的他并不希望别人用“好”和“善良”来形容自己。

赫胥黎本人的说法是：“静静躺好，任由魔鬼按魔鬼的意愿行事。”因为对他来说，任何抵抗唯物主义和进化理论的行为都是撒旦的操作。达尔文的敌人——英国著名解剖学家理查德·欧文称赫胥黎是一个“脑子有些问题，可能还是先天问题”的变态，因为赫胥黎否认自然中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然而，这样的攻击之辞却只能让赫胥黎心中的火焰越烧越旺。赫胥黎的敌人抨击他是“魔鬼的门徒”。最终，身居英国皇家学会要职的赫胥黎终于点燃了革命的火焰。

革命的第一击来自俄国。弗拉基米尔·科瓦列夫斯基到伦敦从事河马进化方面的研究，很快就和赫胥黎成了朋友。达尔文的进化哲学认为，生物的后代会发生变异，然后盲选者——自然——将用它无情的双手从这些变异的后代中挑选出最适宜生存的个体，让物种延续下去。这样的理论一经问世就激起了许多反对的声音。

在最流行的报纸上，人们可以看到反对达尔文理论的充满仇恨的文字；在博物馆的大厅中，人们抱着不屑的态度就达尔文的理论而争论。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10多年以后，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会刊》才刊登了第一篇与达尔文主义有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顽固地只谈“事实”而避免触及“理论”，还因为顾忌这份期刊的贵族血统而尽可能地避免涉及有争议的内容。

《物种起源》译林出版社

但是，此时学术界的新主人已经变成赫胥黎和他在X俱乐部的朋友们了。当赫胥黎以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的身份向学会成员宣读科瓦列夫斯基的论文时，乔治·加布里埃尔·斯托克斯提出抗议。

斯托克斯称，让一位沙俄秘密警察眼中的虚无主义者散布这样的蠢话，实在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斯托克斯还称，将达尔文缺乏依据的推测与牛顿的公理相提并论，简直就是在攻击整个知识体系的根基。

斯托克斯是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对他而言，将各种创新行为连接在一起的是一条“光滑的曲线”，而这条曲线本身是一种“神圣的几何现象”，而绝非“任性的产物”。然而，赫胥黎却安排了一些同情达尔文主义的人员来评审科瓦列夫斯基的论文，于是这篇名为《关于河马的骨学》的论文很快就在《哲学会刊》上刊出了。一位来自伊令的脾气火暴的家伙终于扭转了英国皇家学会死气沉沉的风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利用了一头河马和一位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者。这篇论文发表以后，自由思考的洪流将冲开英格兰科学圣殿的大门。

克鲁泡特金1842年冬天生于莫斯科。虽然有人说克鲁泡特金的外祖父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军官，但真正让克鲁泡特金拥有显贵血统的是他父亲的家世。留里克王朝是罗曼诺夫王朝之前俄罗斯的第一任统治者，而克鲁泡特金家族正是伟大的留里克王朝的后裔。

在那个用农奴数目来度量家族财富的时代，克鲁泡特金家族在三个不同的省份中共拥有近1200名农奴。克鲁泡特金家族在位于莫斯科的宅第中共有50名仆人，而在他们位于尼科利斯科耶的乡村别墅中，还另外雇有75名仆人。4个车夫负责照料马匹，5个厨子负责准备餐食，每天晚上光是为晚餐服务的仆人就有十几个。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1921）

彼得·克鲁泡特金从出生起就生活在一个由桦树、女家庭教师、萨默瓦尔茶壶、水手服和雪橇组成的世界中。“花园的尽头是广袤的干草原，我感知到这一点，也感知到这一切很快都会结束，这种感知让茶和果酱的味道变得更尖锐、更甜美。”

然而，一切并非总如田园牧歌般美好恬静。拥有土地的俄罗斯贵族中出现了几位十分著名的贵族子孙——赫尔岑、巴枯宁、托尔斯泰。和这些贵族子弟一样，彼得·克鲁泡特金也鄙视他出生的这个世界——普鲁士军国主义滋养下的东方式独裁，外加一层法国文化的美丽装饰。

伊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描述了农奴的苦难生活，它的出版向这个麻木不仁的国度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世界。据说一位多愁善感的城市淑女“读每一本法国小说都会为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而落泪”，而这位淑女读完《木木》后的反应居然是：“他们也会爱，就像我们一样，这是真的吗？”

一幅幅图像深深地刻在了彼得·克鲁泡特金年轻的头脑中：侍奉主人直到头发花白的老人最终选择吊死在主人的窗户下面；仅仅因为丢失了一条面包，整个村庄都被残忍地埋葬；面对主人安排的婚姻，一个年轻姑娘唯一的救赎就是淹死自己。但俄罗斯帝国的精英统治阶层中出现了一群会思考、有爱心的子孙，这些贵族子弟虽然出生在封建社会，却通过近距离的观察认识到他们生活的封建世界是多么恶毒，且注定灭亡。他们为他们深爱的俄罗斯的未来感到担忧，许多人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怎么做才能拯救俄罗斯的未来？

本文节选自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

作者 : [以]奥伦 ·哈曼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 中信出 版·鹦鹉螺

副标题: 乔治·普莱斯传

原作名: The Price of Altruism: George Price and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Kindness

译者 : 鲁 冬旭

出版年: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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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