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的科学：投毒的险恶历史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科学》是一本从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出发的科普读物，作者E.J.瓦格纳是一名犯罪历史学家。在书中，他介绍了福尔摩斯生活的那个时代——19-20世纪——的医学、法学、毒理学，以及当时新兴的法医学等相关知识，并以当时真实发生的案件作为例证。摘录其中《鉴毒》一章。

“会不会是毒药？”——夏洛克·福尔摩斯（《斑点带子案》）

夏洛克·福尔摩斯常常寻思有关毒药的问题。那个时代的科学思考者必定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因为在19世纪，关于有毒物质的检测有过一些重大发现。

当华生在圣巴特医院的实验室中首次与福尔摩斯见面时，后者的手上贴满了橡皮膏，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创可贴。他解释道：“我不得不小心一点，因为我常和毒药接触。”作为一名医生，华生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信息，他知道化学实验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物质接触。但华生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次提及毒药是在预示他日后与福尔摩斯共同面临的奇妙挑战，例如这对搭档在《斑点带子案》《魔鬼之足》和《血字的研究》中的调查经历。

柯南·道尔的这些故事明显受到当时公众对投毒者及其罪行充满矛盾的兴趣的启发。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大群人会热情地定期参加著名的中毒案件审判。他们对此类案件充满兴趣，因为被告常常是迷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就像福尔摩斯在《四签名》中指出的：“一个我一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女人，曾经为了获取保险赔款而毒杀了三个小孩，结果被判绞刑。”

女人可以进入病房和厨房。并且人们相信，出身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绝对值得信赖。19世纪，她们中有很多人站在了被告席上，因为毒理学有了新近发展，能够检测出她们精细而险恶的所作所为。

曾激起公众兴趣并让法院门口人潮涌动的女人包括：玛德琳·史密斯（Madeleine Smith），这位沉着冷静的格拉斯哥年轻女子在1857年被指控毒杀情人，她在他的热可可里掺了砒霜［审判期间，柯南·道尔的父亲查尔斯·道尔（Charles Doyle）为一份报纸绘制了该案的法庭场景图，陪审团做出了非常苏格兰式的“罪证不足”判决］；弗洛伦斯·布拉沃（Florence Bravo），她涉嫌在难以取悦的丈夫查尔斯的勃艮第葡萄酒中放入重金属锑（1876年的陪审团在审讯中发现，尽管查尔斯被谋杀，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任何人有罪”）；阿德莱德·巴特利特（Adelaide Bartlett），她于1886年因使用氯仿杀死丈夫而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时，她的美貌和端庄的举止引起了同情（判决为“无罪”）。

1889年，弗洛伦斯·梅布里克（Florence Maybrick）就没这么幸运了。虽然证据不足，但她仍因为用砷（砒霜）杀死有毒瘾且暴力的丈夫詹姆斯而被定罪。她被定罪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主持审判的费兹詹姆斯·斯蒂芬（Fitzjames Stephen）法官年事已高，接受了很多与此案无关的证词。最后他宣读了一份杂乱无章且对弗洛伦斯极为不利的总结。

这场被认为不公正的判决激怒了英格兰民众。政府做出了妥协，将弗洛伦斯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她在1904年获释，随后迅速出版了畅销的《我失去的十五年》（My Fifteen Lost Years）。

看着生命悬而未决的女人的审判令人兴奋，但通常她们都免于被定罪。通常，定罪很难。很容易提出合理的怀疑，因为那个时代充斥着致命物质。水银用来制作帽子。小剂量的砷和类似的物质会用作补品。女人们还用砷来美白肤色，用颠茄让瞳孔变大。当时的法律松懈，很多毒药都可以买到，“用来驱除家里的害虫”。

在《血字的研究》开头，华生刚从阿富汗回来，也许并不了解当时让英格兰着迷的这些案件细节。但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他无疑多少了解投毒的险恶历史，也了解手法微妙的毒杀对法律系统和医学界是如何棘手。

在古代，投毒是极度令人恐惧的，且会被严惩。历史上最早被注意到的毒物来自有毒性的动物，通常是爬行或两栖动物。蟾酥（蟾毒素）是最受欢迎的。这些毒药常在囚犯或奴隶身上进行测试，如果证明有效，就可以用来涂在武器上。福尔摩斯很熟悉动物毒素，他在数个故事中都很快怀疑起它们的存在，比如《斑点带子案》：

“我立即就想到了蛇，我知道医生豢养了一群从印度运来的动物，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时，我感到很可能我的思路是对的。使用一种任何化学试验都检验不出的毒物，这个念头正是一个受过东方式锻炼的聪明而冷酷的人所会想到的。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毒药能够迅速发挥作用也是一个可取之处。确实，要是有哪一位验尸官能够检查出那毒牙咬过的两个小黑洞，也就算得上是个眼光敏锐的人了。”

英剧《福尔摩斯：斑点带子案》剧照

福尔摩斯的想法是有先见之明的。有几桩20世纪的毒杀案就是在医学检验员经过仔细外部检查，发现皮下注射痕迹后才告破的。其中包括发生在英格兰布拉德福德市的伊丽莎白·巴洛（Elizabeth Barlow）的非正常死亡。

伊丽莎白的丈夫肯尼斯（Kenneth）是附近一家医院的护士。1957年5月的一个傍晚，他曾打电话给当地一位医生，要求他去看望伊丽莎白，说她非常虚弱，倒在浴缸里。医生到了之后，发现伊丽莎白的尸体侧着躺在空的浴缸里，她还呕吐过。刚刚失去妻子的丈夫解释说，她曾抱怨身体不适，因此决定洗澡。他在等伊丽莎白回到床上的时候睡着了，再次醒来时，却发现妻子仍然在浴缸里，头部浸在水中。他曾试图将她抬起，他虽有护理技能，但她对肯尼斯来说还是太沉了。因此他排干了浴缸里的水，试着让她躺着，对她进行复苏，但显然没有用。于是医生打电话报了警。

负责此案的侦探警官内勒（Naylor）立刻对肯尼斯睡衣完全是干的这一事实感到震惊。浴室里也完全没有飞溅过水的迹象。

法医病理学家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参与了进来。他很快注意到，死者的臂弯里还有水，这更加让人怀疑肯尼斯努力将她救起的说法是否为真。尸体被送到哈罗盖特的太平间，立即进行了尸检。

外部检查未发现尸体那雀斑很多的皮肤上有什么异常痕迹。内部检查显示伊丽莎白刚刚怀孕，但没有发现明确的死亡原因。

普莱斯拿着放大镜，又一次有条不紊地在尸体上慢慢检查了一遍。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有所发现：在臀部有两组微小的皮下注射痕迹，但毒理筛查结果是阴性。这个年轻女人被注射了什么呢？

警方询问了肯尼斯的同事，发现他的护理工作包括注射胰岛素。伊丽莎白不是糖尿病患者，因此给她注射大剂量的胰岛素会导致致命的低血糖休克。之前没有过胰岛素谋杀的先例，也没有公认的测试方法。

普莱斯将这些有皮下注射痕迹的部分切下。他和毒理学家A.S.加里（A.S.Curry）给一组小鼠注射了胰岛素，另一组注射了由切片组织制成的浆液。两组小鼠均出现相同的症状并死亡。重复测试了多次，结果不变。

肯尼斯·巴洛因此以毒杀妻子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为公平起见，警方没有告诉评审团另一发现：他的第一任妻子几年前死于类似的症状，当时她被认为是自然死亡。如果对她的尸体也进行夏洛克式的检查，用放大镜观察每一块皮肤，那么很有可能发现微小的痕迹——看起来像被蛇咬的伤口。如果“眼光敏锐的验尸官”当时能够辨识出“那两个小黑洞”，那么伊丽莎白·巴洛就不会嫁给这条叫作肯尼斯的毒蛇了。

虽然爬行动物和奇特的两栖动物是古代世界中最常见的毒物来源，一些源自植物的毒素也广为人知。铁杉、夹竹桃、乌头、铁筷子、罂粟和不同种类的有毒蘑菇都曾被用在没有防备的受害者身上。

砷的毒性众所周知，但其独特的味道限制了它作为毒药的使用频率，直到约公元800年，一位叫贾比尔·伊本·海扬（Jabir ibn Hayyam）的阿拉伯研究者将其提炼成几乎无味的白色粉末，很容易藏在食物或饮料中。带着一丝阴森的幽默感，人们将其称为“继承之粉”，因为他们认为不幸的家庭会有效利用这一粉末。尽管砷常常被认为是致死原因，但很难在法庭上被证实。

在中世纪，对中毒的普遍恐惧导致出现了很多复杂但无效的解药和迷信的验毒方法。当时的人认为，尸体上出现黑点就说明是中毒了，从而将正常的尸体腐烂或疾病错当成谋杀的证据。

所谓的万能解毒药包括干粉状的木乃伊、“独角兽角”（通常是不幸犀牛的角）和一种由三十至六十种成分制成的“解毒糖剂”（theriac），取决于药剂师如何调配。这些解毒药对患者都没有帮助，却对医师的经济状况大有帮助。

从死者头骨上刮下的苔藓（最好是死刑犯的头骨）制成的“乌斯尼亚”（Usnea）是最受欢迎的“解药”。牛黄的生意也很好，它们是在动物的小肠或胆囊中形成的分泌物，许多容易上当的国家元首会以高价购买它们。

16世纪的外科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拥有科学的怀疑态度和能够与福尔摩斯匹敌的追问精神，他坚信牛黄没有价值，并决心要加以证明。作为法国查理九世的医学顾问，他拥有良好的条件来做到这一点。他选择了一名宫廷厨师作为实验对象，后者因被指控偷窃银器而在监狱里煎熬，等待处决。帕雷建议给厨师下点毒，再用国王奖赏的一部分牛黄作为解药。如果囚犯幸存下来，将获得赦免。

渴望生存的厨师同意了实验。尽管服用了牛黄，但厨师在一个小时内就痛不堪言、四肢匍匐、呕吐、七窍流血。帕雷试图减轻他的痛苦，但无济于事，这个不幸的人在受尽七个小时折磨后死去。因此，查理九世销毁了牛黄，虽然在法庭上有人认为帕雷的实验无法证明牛黄毫无价值，而只能证明查理九世的牛黄是假的。

帕雷并不是16世纪唯一一个在人体身上做毒物实验的人，对这类行为的恐惧已深深根植于民间传说中。人们相信，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在嫁给法国国王时，就随嫁妆带来了一些毒药的配方。有传言说，她把好几筐有毒事物送给穷人，再令仆人第二天去拜访这些人，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据称这一方法让她为科学知识做出贡献，同时轻松减少了法国的贫困人口。

女性凶手的形象与对巫术和魔法的恐惧紧密联系在一起。17世纪，一位名叫蒂法尼亚·迪·阿达莫（Teofania di Adamo）的富有创造力的女人向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女人们出售一种叫作“巴里的圣尼古拉斯的玛娜”的清澈液体。它的官方用途是化妆品，但据说只要微量就可以快速致命，且让受害者看起来是自然死亡。它逐渐以“托法纳仙液”的名称为人所知。烦人的丈夫们因此开始体验到致命的消化系统不适。

装“托法纳仙液”的玻璃瓶

当官方开始怀疑蒂法尼亚后，她在一所修道院里寻求庇护，但最后还是被逐出。在激烈的盘问下，她供认了六百多起谋杀，随后迅速被勒死。她的女儿茱莉亚很有可能继承了这一家族事业。追随蒂法尼亚脚步的还有一位法国女人，布兰维利耶夫人（Madame de Brinvilliers），她在被捕处决之前毒杀了多名亲人和情人。

华生在《血字的研究》中讽刺地概括一篇新闻文章时，提到了“托法纳仙液”和布兰维利耶夫人：

这篇文章简略地提到过去发生的德国秘密法庭案、托法纳仙液、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理论、马尔萨斯理论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之后，在结尾向政府提出忠告，主张今后对于在英外侨，应予以更加严密之监视云云。

直到19世纪初，对毒杀的定罪都依赖于间接证据和酷刑逼供。1752年，玛丽·布兰迪（Mary Blandy）因毒杀父亲被审判和绞死时，针对她的医学证据仅有她被人看见放入父亲食物中的白色粉末，它看起来像砒霜，且死者的肠道受过刺激。

到1814年，该领域明显取得了一些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787年出生在西班牙梅诺卡岛的马修·奥菲拉（Mathieu Joseph Bonaventure Orfila）的工作。他是医学和化学领域的杰出学生，十八岁离开西班牙前往巴黎求学。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之前许多关于毒药及其解药的测试都毫无价值，于是开始自己设计新实验。

奥菲拉的首部著作《毒物论》（Treatise on Poison）确立了毒理学作为一门新科学以及医学法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他通过在狗身上进行实验证明了砷和其他毒物对肠道的影响，还设计出从动物组织中回收砷的新方法。

来自大不列颠的化学家詹姆斯·马什（James Marsh）以奥菲拉的著作为基础，发明了第一种测试重金属中毒的方法，其结果足以使陪审团信服。这个设备非常简单，需要一个一端开口、另一端为尖状喷嘴的U形玻璃管。测试时，锌悬浮于尖的那一端，另一端是需要被检测的液体与酸的混合物。当液体和锌相遇时，如果存在砷，则砷化气体会从喷嘴中逸出。此时用火焰靠近气体直到将其点燃，然后在火焰附近放置一个冰冷的瓷盘，瓷盘上会出现被称为“砷镜”的黑色光泽沉积物。这是一块可以照出谋杀案的镜子。马什的这个测试甚至能够发现极其微量的砷和锑的存在，且效果足以说服法庭。

这个测试在1840年对玛丽·卡佩尔·拉法基（Marie Capelle Lafarge）的审判中提供了关键证据，她被指控用含有砷的蛋糕杀害了举止粗鲁的丈夫。玛丽1816年出生于据说有法国贵族血统的家庭中。她在少女时期成了孤儿，被巴黎的姨妈和姨父带大。她被送往贵族学校，朋友们都出身名门，但由于嫁妆不多，她的婚姻前景并不理想。

她的养父母下狠心决定把她嫁出去，于是他们秘密地让婚介机构给她安排一个结婚对象。他们找到了查尔斯·拉法基（Charles Lafarge）并介绍给了玛丽，称他是家里的熟人。他们没告诉玛丽查尔斯是个鳏夫。玛丽仅被告知，他拥有一个赚钱的钢铁厂，在郊区还有一座雄伟的城堡。尽管玛丽不太喜欢查尔斯，他的举止和外表都令人生厌，但她还是被他那精美城堡的精细绘图所吸引。在姨妈的热情鼓励下，玛丽嫁给了查尔斯，并随他回家。

然而令玛丽震惊的是，那座城堡实际不过是一堆衰败的石头，寒冷、灰暗、阴森、险恶。更糟的是，查尔斯的母亲住在那里，她是一个同样冷酷、灰暗、阴森、险恶的女人。还有其他一些亲戚和马屁精也住在里面，其中包括安娜·布伦（Anna Brun），正是她将这座城堡充满想象力地绘制成一个神话。她似乎对查尔斯有意思，因此对他的婚姻感到不满。老鼠大军在房间里肆意游荡，与舒适地栖息在厨房里的各种家禽争夺食物。歇斯底里的玛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她最终还是从房间里走出来了，但没几周就发现查尔斯的生意破产了，他是个挥霍亡妻遗产的鳏夫，跟玛丽结婚明显是为了她的嫁妆，虽然按巴黎标准算的话并不多，但在乡下绰绰有余了。玛丽看似从容地应对着这些情况，忙于改善家庭状况。她订购了新窗帘，成了一间图书馆的读者，烹饪含有松露的复杂菜肴。毋庸置疑，出于卫生考虑，她写信给当地的医生：“这里鼠害猖獗，你能信任我并给我一些砷吗？”

玛丽似乎对查尔斯产生了感情。当他到巴黎出差时，她还准备了蛋糕送给他。不幸的是，查尔斯只吃了一小口便病倒了，于是回到了城堡，好让妻子照顾他。玛丽非常细心，给他准备了各种让人舒缓的饮料和汤。但他病情愈发严重。安娜·布伦声称曾见到玛丽从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孔雀石匣中取出一些白色粉末，混在查尔斯的食物和饮料中。安娜小心地收集了一些食物的样本，并将它们藏了起来。

查尔斯经历了两周的痛苦折磨后去世了。安娜拿出了她藏起来的样本，当地医生用传统的方法对它们以及孔雀石匣中的东西进行了测试，将它们加热。它们散发出强烈的大蒜味，并且变成黄色。据此，医生们宣布这些东西含有砷。对死者胃部内容物的测试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因此玛丽被指控谋杀丈夫。

此案造成了媒体轰动，玛丽的姨妈显然因为担心家庭声誉，高价聘请了颇具名望和能力的律师迈特尔·帕耶（Matre Paillet）来为玛丽辩护。帕耶立刻以医生们的测试不足为由进行抨击，作为奥菲拉的好友，他了解毒物检测的最新进展。在奥菲拉的建议下，他坚持要进行最新的马什测试。法院指示来自利摩日的药剂师们进行测试。他们不想承认自己经验不足，所以还是尝试了这个实验，并最终报告说没有发现砷。玛丽的支持者们非常高兴。

检察官对此展开反击，他们要求著名的奥菲拉本人再做一遍马什测试。辩方不得不同意。奥菲拉来到巴黎，在当地实验人员的全面监督下测试了样本，工作了一整夜。第二天下午，他在鸦雀无声的法庭上做证说，所有样本中都发现了砷。他解释道，马什测试很微妙，需要专家来操作。

玛丽·拉法基被判死刑，后来减为无期徒刑加苦役，随后苦役亦被减免。她在牢房中待了十年，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并与同情自己的支持者们通信，其中包括大仲马。后来她被拿破仑三世释放，但不久之后就死于肺结核。直到最后，她都宣称自己是清白的。

如果玛丽的律师没有诉诸马什测试来处理案件，而将辩护立于物证是由居心叵测的安娜·布伦提供的这一事实，结果也许会不同。

无论法律上的走向如何，拉法基案清楚说明了毒理学的复杂性，这是一门同时要求技能、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科学。这一案件也打开了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毒物审判的大门。

1842年，德国的雨果·莱因希（Hugo Reinsch）发明了一种更简单的测试砷的方法，毒理学这门新科学似乎必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随后出现了一次灾难性的挫折：托马斯·史密瑟斯特（Thomas Smethurst）医生因用砷谋杀伊莎贝拉·班克斯（Isabella Bankes）而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

“一个医生堕入歧途，他就是罪魁祸首。他既有胆量又有知识。”夏洛克·福尔摩斯在《斑点带子案》中说。他的这一观点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数位接受过医学训练的投毒者身上得到印证。普理查德、克利、帕尔默、沃德、韦特和克里本——这些医生杀人犯的名字让人胆寒。

但史密瑟斯特案与众不同。这个故事不仅关乎一位无赖医生毒害一颗轻信之心，也关乎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因为粗心的错误，破坏了公众对科学证据准确性的信任。

1858年，史密瑟斯特医生五十多岁，而他的妻子比他大近二十岁，他们乘四轮马车抵达伦敦郊区的贝斯沃特（Bayswater），在一处供膳食的寄宿公寓租了一间房。史密瑟斯特精通水疗法，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医学疗法，做法是将人体上每个可能的孔口都浸在水中。他告诉女房东，他考虑在贝斯沃特开一家诊所，因此希望熟悉下该地区。

寄宿处的另一位房客伊莎贝拉·班克斯当时四十二岁，有一点魅力，有足够的金钱，还有偶尔发作的消化道病史。她非常乐意将自己的身体问题告诉医生，史密瑟斯特似乎也乐于与她讨论症状。尽管史密瑟斯特太太对此事似乎有种奇怪的超然态度，但随着伊莎贝拉和医生的亲密闲谈时间越来越长，女房东变得不安起来。

最后，愤慨的女房东要求班克斯离开。她走了，却是在史密瑟斯特医生的陪同下。他们在巴特西教堂举行了重婚仪式，然后搬到了里士满，享受家庭幸福。

但事实并非如此。“婚礼”后不久，伊莎贝拉就病倒了，剧烈腹泻和呕吐。她“丈夫”对她进行了几天治疗但无济于事后，她被送到当地的朱利叶斯（Julius）医生那里去。为了控制症状，医生给她喝了石灰水，然而情况变得更糟。因此她不断被送到别的医生处求诊。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名律师被叫来，伊莎贝拉签署了遗嘱，将她所有的钱留给“我真诚挚爱的朋友，托马斯·史密瑟斯特”。

朱利叶斯医生和他的搭档怀疑伊莎贝拉的疾病是一种刺激性毒药引起的。他们拿走伊莎贝拉的一部分排泄物，带到著名病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斯温·泰勒的实验室中，他也从事毒理学研究。泰勒使用简单优雅的莱因希法对样本进行了检查。

他将可疑物质与盐酸进行混合并加热，然后将一块铜网放进溶液中，如果存在砷，铜网会呈现深灰色。泰勒报告说，对伊莎贝拉样本的测试结果呈阳性。

因为史密瑟斯特是为伊莎贝拉提供饮食的人，也很少离开她身边。鉴于这一可疑情况，他被逮捕了。但他含泪告诉执法官，妻子的病情使他很难离开她身边，她急需他的照料。考虑到这一点，他被迅速释放。

伊莎贝拉·班克斯第二天就去世了。

史密瑟斯特被控谋杀。1859年7月进行的审判引起极大关注，因为这一案件几乎完全依赖于科学证据。但医学证词出乎意料。尸检时发现，死者已怀孕五至七周。她的肠道似乎严重发炎，与砷中毒的症状一致。但对她的内脏进行检查后没有发现砷的存在。那砷是如何在死前还明显存在，却在死后消失的呢？

进一步的实验又得出了一个令人苦恼的事实。泰勒最初进行莱因希法实验时，他将铜网插入混合液之前没有考虑对铜网进行测试。用过多次的铜已被砷污染了。泰勒用自己的试剂彻底破坏了整个实验。

辩方的几位专家证人认为，死亡原因是一种痢疾，这位年纪较大的女士第一次怀孕，会加重病情。但经过四十分钟的商议，法官仍做出了有罪判决，并判死刑。

医学界立即表示强烈抗议，认为科学事实不能证明判决的合理性。唯一合法的史密瑟斯特太太显然已从无动于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她向维多利亚女王寄去一封动情的长篇恳求信。内政大臣搜集了一些实情，经过仔细考虑后推翻了判决。

当史密瑟斯特医生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监狱时，他立刻因重婚罪再次被逮捕，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因此，政府的这一举措既达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法学的最高道德标准，又同时满足了英国中产阶级道德感的最深需求。

最终出狱后，史密瑟斯特医生（显然是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就班克斯女士的遗产提起诉讼。他赢了这桩官司，获得了钱，然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有人说是在史密瑟斯特太太的愉快陪伴下。普通民众和科学界都对“专家”证人表示严重不信任，很多年里，整个医学法理学领域都无法抹去污点。

阿瑟·柯南·道尔出生于史密瑟斯特受审的同一年。数十年后，当他是一名医学生时，他仍然能感受到这个案子的回响。柯南·道尔的老师、导师和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原型，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医生对法医界非常怀疑，据说他在参与的诸多案件中都隐藏了身份。柯南·道尔在1876年见到贝尔，这位老人敏锐的性格和推理能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福尔摩斯的原型：约瑟夫·贝尔医生

作为一名医学生，道尔一定密切关注了1878年的尚特雷勒案，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贝尔医生也参与了此案的侦破。尤金·马里·尚特雷勒（Eugene Marie Chantrelle）是一名移民到苏格兰爱丁堡的法国人。他在法国南特的医学院待过一段时间，但没有拿到学位。在苏格兰，他教法语还算成功，并与一名学生伊丽莎白·戴尔（Elizabeth Dyer）确立了恋爱关系。伊丽莎白年仅十六岁时，他们结婚了，两个月后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段婚姻并不愉快。伊丽莎白饱受折磨，因为尚特雷勒经常在公共场合嘲弄说，自己用医学知识可以将她毫无痕迹地毒杀。他们经历了十年不幸的婚姻后，尚特雷勒不顾伊丽莎白反对，在1877年10月投保了1000英镑。这份保险不同寻常——只有伊丽莎白意外死亡，他才能获得这笔钱。

1878年1月2日，一名女佣走进伊丽莎白·尚特雷勒的房间，发现女主人不省人事。呕吐出的水果残渣弄脏了床单，房间里有一股很重的煤气味。意外发生了，令人吃惊。

之前从未治疗过伊丽莎白的卡迈克尔（Carmichael）医生被叫过来。短暂检查后，他给警方外科医生兼毒理学家亨利·利特尔约翰（Henry Littlejohn，他也是约瑟夫·贝尔医生的同事和长期合作者）送去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尊敬的先生，如果你想看到一例煤气中毒案件，就请过来吧。”

利特尔约翰的第一印象是，伊丽莎白的症状更像麻醉性中毒，而非煤气中毒。他收集了一些呕吐物，并将伊丽莎白送往医院，这位不幸的女士在那里去世了。

验尸报告显示，尸体中并没有麻醉物，但呕吐物中有致命含量的鸦片。这并不罕见。如果死者在服用之后存活的时间够长，使鸦片能够被身体系统消化掉，那么动物组织中就不会发现鸦片的存在。

在检查房屋时，煤气公司发现了一个破裂的煤气支架，并确定它是被故意损坏的。

陪审团只花了一个小时十分钟就确定尤金·马里·尚特雷勒有罪。三周后，他被处以绞刑。

尚特雷勒案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许多人认为通过该案件，毒理学再次证明自己可以成为正义的武器。虽然一些研究者相信利特尔约翰在此案上咨询过约瑟夫·贝尔，但贝尔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显然，贝尔担心参与很多法医案例的情况会影响他作为绅士的声誉，故意隐藏了相关信息。史密瑟斯特案让毒理学蒙上了很重的阴影。除了信任问题外，毒理学家还必须应对复杂的使命感，以及每一次进展似乎都跟随着一次挫折的事实。

现在已经可以在人体组织中发现微量重金属的痕迹，例如砷和锑。但确定它们是如何进入体内的又是一个问题。比如，砷其实在环境中很常见，岩石、泥土，以及——直到20世纪晚期——油漆和墙纸等合成材料中都能找到它。微量的砷可以自然存在于活人体内。它是极佳的防腐剂，通常是防腐液的一种成分。埋尸和掘尸的实验表明，人体会在死后吸收砷，因此，仅凭砷的存在来定罪很有可能会造成可怕的错误。

长期以来，从死亡的组织中回收植物生物碱毒素也一直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生物碱通常不会留下可被检测到的痕迹。被称为毒理学之父的奥菲拉认为要找到它们是徒劳的。

1851年，名叫让·塞维斯·斯塔斯（Jean Servais Stas）的比利时化学家设计了一种可以从人类遗体中提取尼古丁毒素的复杂方法，以破解与此相关的谋杀案。他将尸体的器官磨成泥状，然后与酒精和酸混合，这能将碱性的毒素从组织中分离出来。在他这一方法的基础上，全世界的化学家发明出用于试验各种生物碱的试剂。

问题看似已经解决。但对一些据说是自然死亡的人类遗体的研究表明，人死后某些生物碱会在体内生成。这些尸体生物碱看起来与植物毒素同样危险。随后几十年中，相互矛盾的专家证词不断出现。

19世纪接近尾声时，科学家们不断发表他们的新发现，报纸上充斥着骇人听闻的罪行报道，公众对悬疑小说的兴趣也不断增长。尽管一些悲观的评论家提醒人们，这些阅读材料的普及会给犯罪提供更新更危险的想法，使打击犯罪行为变得更难，但更清醒的头脑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大多数小说都极为不准确，小报的报道就更虚幻了。然而随着新的和更危险的药物出现，中毒案件的复杂性确实增加了。

1891年，纽约，名叫卡莱尔·哈里斯（Carlyle Harris）的年轻医学生与康姆斯托克女校的一名住宿生海伦·波茨（Helen Potts）秘密结婚已近一年。康姆斯托克的其他女生被告知，哈里斯是海伦的未婚夫。哈里斯坚持这段婚姻必须保密，因为他担心家人如果知道他上学期间结婚，可能不会继续支持他的学业。

海伦的母亲却坚决主张要揭露这段婚姻。不出所料，海伦因此得了失眠症，哈里斯为她开了六粒低剂量的奎宁吗啡胶囊。（在那个美好的时代，医学生也可以开药方。）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镇静剂，是由著名的纽约药房“麦金太尔”现订现做的。

哈里斯拿起胶囊，但只给了海伦四粒，并指示她每晚服用一粒。她这样做了，度过了三个平静的夜晚。第四个晚上，她在神志失常中醒来，呼吸非常困难，瞳孔收缩明显。学校医生为了挽救她做出了一切努力，但还是没能成功。

哈里斯供出了他藏起来的两粒胶囊，经检查证明，其中只含有允许剂量的吗啡。海伦已下葬，但因报纸上提出太多疑问，她又被掘出调查。纽约毒理学家鲁道夫·维特豪斯（Rudolph Witthaus）在女孩的所有器官中都发现了吗啡，但没有奎宁。这意味着她服用的最后一粒胶囊只含有纯吗啡。如果考虑到胶囊的大小，这已经过量了。药房坚称能够对他们配的所有药物负责，并且药房方面没有任何过失。

哈里斯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在给海伦的四粒胶囊中，有一粒被哈里斯换成了致命剂量的吗啡，他作为一名医学生，可以轻松获得这一药物。他保留了两粒胶囊，这样就可以在海伦服下最后一粒致命胶囊后证明自己的清白。哈里斯在1893年被定罪及处决。

《血字的研究》

这一案件的情节如此复杂，让人觉得或许受了夏洛克·福尔摩斯故事的影响。有趣的是，大侦探首次出场的《血字的研究》由J.B.利平考特出版社于1890年在美国出版，正是哈里斯案发生的前一年。与在家乡英国相比，这本书在美国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关注，也更畅销，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故事中有一个著名场景，角色杰弗逊·侯波讲述他如何谋划杀死受害者：

“有一天，教授正在讲解毒药问题时，他把一种叫作生物碱的东西给学生们看。这是他从一种南美洲土人制造毒箭的毒药中提炼出来的。这种毒药毒性非常猛烈，只要沾着一点儿，立刻就能致人死命。我记住了那个放毒药瓶子的所在，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倒了一点出来。我是一个相当高明的配药能手，于是，我就把这些毒药做成了一些易于溶解的小丸。我在每个盒子里装进一粒，同时再放进一粒样子相同但是无毒的。”

故事中并没有写明毒药的名称，但制作方法很类似。卡莱尔·哈里斯是否读过《血字的研究》，并从中找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也有可能是一名调查人员读了这部小说，从而意识到海伦·波茨是如何被谋杀的。

正如夏洛克·福尔摩斯在《跳舞的人》中所说：“有人发明，就有人能看懂。”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科学》，【美】E.J.瓦格纳/著 冯优、林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