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翻译，塑造了今天的中国

✎采访 | 程迟

✎编辑 | 萧奉

提到近代中国的变迁，翻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林则徐、严复、林纾、鲁迅和胡适等我们非常熟悉的近代史名人，都与翻译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是如何通过翻译改变近代中国的？

近代中国以前，翻译有着怎样的历史？

近代化开始后，翻译如何转变国人的思想？

中国方和日本的交流中，翻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译想论坛第一场嘉宾，郑庆寰（左）、姜鸣（中）与唐建光（右）

译想论坛的第一场活动“翻译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于10月16日晚在福州无用空间书店进行。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姜鸣，“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看历史》创刊主编唐建光，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社长郑庆寰共同讨论了以上问题。

翻译改变传统中国

主持人郑庆寰首先提到古代中国的几次翻译潮流。

最开始的是民族间的翻译，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中原与周边的区域始终有许多接触，因此民族间的翻译在中国古代极为常见。

第二种中国古代时期的重要翻译是对佛教经典的翻译，从东汉至唐宋，大量的佛教经典被引入。

第三种翻译是明朝开始，也就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与西方发生接触，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对西学的翻译由此开始。

玄奘等僧人对佛教的翻译对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图/维基百科

发生在近代中国的翻译活动，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直接改变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都与翻译有着密切的联系。

姜鸣认为，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中国被纳入到工业文明话语体系的过程，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除了工业技术，西方的国际关系法则、宗教、医学、科学等，都涌入中国。汉语词汇在此时被拓展了——因为在当时很多西方的词汇，并不能找到对应的词汇，因此需要对汉语重新设计整合。接触西学后，汉语演化过程，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国际化的过程。

这种“国际化”的过程，肇始于洋务运动。 我们现在或许会对当时的文史类作品印象深刻。但最早翻译到中国的是传教士的宗教作品，其次是通俗的科学常识，再次是工业技术和军事类的东西，最后才是文史类作品。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两个重要的洋务企业的创办是对中国翻译影响最大的事件，福州船政局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有较高英语和法语水平的的人才。

正在建造中的福州船政局。图/维基百科

这批人才归国后，有两种走向，一部分成为了海军军官，另一部分人成为了船政的技术骨干，主攻设计和造船。对近代早期翻译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在学习设计和造船过程里，对机器设备、技术用语翻译的规范化。

姜鸣还提到了许多在近代翻译中的官员，他们是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搬运工”。比如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否则将处于被动局面，因此组织了一批归国华侨与买办等为他翻译国外的报刊与书籍，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还影响了魏源《海国图志》的翻译。

蔡元培博物馆中的初版《海国图志》。图/维基百科

左宗棠、沈葆桢 等官员兴办的洋务企业，培养了像梁 鸣谦这样规范了技术用语的双语人才，还有像陈季同这样留学法国、翻译了法国《民法典》等重要著作的外交官员——他们是第一批参与对外交流的官员。

朝贡体系与西方文明的碰撞

唐建光还谈到中国对外交流的历史中，对翻译的需求非常小，像佛经这样的翻译，是比较偶然的，到清朝，对翻译的需求才逐渐增大。

不同时代对翻译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在古代中国的“东亚朝贡体系”下，翻译并不是那么重要，中国偏向于将外国的交流当作“拜访”或者“朝贡”。

但到了近代，对翻译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是初步接触阶段，第二是西方主动阶段，第三是中国主动阶段。

在最早期的初步接触阶段，主要是国外的传教士需要在中国传教，他们在翻译宗教作品的同时也为中国翻译了《几何原本》这样的科技类书籍。

在中文版《几何原本》扉页的利玛窦与徐光启图片。图/维基百科

第二阶段，是西方主动的阶段，也是中西第一次碰撞与接触的阶段，更本质的是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近代外交体系的接触。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防御的阶段。唐建光认为这段历史中的翻译问题，与后来的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著名的例子是马戛尔尼来华时期，因不愿跪拜乾隆而产生的冲突。马戛尔尼在当时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他请了4位中文翻译，为他翻译英国国王的国书。国书的初衷是希望得到平等对待，而非将英国视为朝贡体系下的一员。

马戛尔尼 图/维基百科

清帝国对西方国家的蔑视态度，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在翻译上，清廷的大量公文里，外国都被称作“夷”。甚至林则徐也将国外的使节所递交的国书被翻译做“进贡表”——这说明就算是当时“开眼看世界”的大臣，也没能走出传统的“华夷观”。

各种外国势力想将中国带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于是中国用语言的壁垒来抵御——在当时，与外国的接触需要特许，如果中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官方能够将其治罪。语言的障碍并不能抵抗枪炮、鸦片与贸易，这种壁垒终究失败了。

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英国等国明确要求不能使用“夷”这个字形容外国，随后美国、法国都获得了自主聘用翻译的权利。此时，语言的壁垒已经失效了。

《天津条约》签订现场。图/维基百科

第二阶段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学者刘禾曾经提出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并不是鸦片和贸易平衡，而是清廷官员对英国律劳卑（ William John Napier ）等外交官的蛮横无理。

鸦片战争后，许多官员开始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

第三个阶段，是洋务运动后，中国主动主动学习外国知识的阶段。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以及同文馆这样的项目都开始了。此时，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法律。

1860年以后，一直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都在主动学习国外的思想。《万国公法》的翻译，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以及林纾对文学的翻译，都表明此时中国开始了全面的学习，而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和技术。

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其他教员的合影。图/维基百科

这个时期，法律、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翻译，打开了当时国人的心智。中国人开始去学习和理解世界，才开始真正与世界接轨。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姜鸣提到这一时期严复、林纾的具体影响。他认为留学归来的严复是对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选取翻译的书，都是极为重要，且当时的中国特别需要的书。比如《天演论》，他翻译此书并没有逐句翻译，而是带着大量的评论。

《天演论》

托马斯·赫胥黎 著

严复 译

译林出版社-2011

当时严复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尽管后来被许多人批评，但放在清末的情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的技术，但是中法战争、甲午战争都打败了，胶州湾被德国人抢占，旅顺被俄国人占领……

严复在1898年翻译出《天演论》，他用新的进化论去解释国与国之间竞争。严复看到了19世纪的国际间的丛林法则，他最后将失败与否归因于“天择”——因为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却仍被日本打败。

除了《天演论》，严复还翻译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密尔的《论自由》（也就是《群己权界论》）等，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都能看出他的巨大影响。

1859年第一版英文版《论自由》封面。图/维基百科

这些书的翻译，使中国能够看到全面的西方文化和思维模式以及价值观。在学习技术失败后，中国人发现了中国传统的理论体系和现代的理论体系之间的差距。

唐建光随后补充道另一个对中国极为重要的翻译者，林纾。如果说严复带来的是思想方面的一次解放，那么林纾给国人带来的是心灵层面上的解放。

林纾并不懂外文，他通过他人的口述，转写西方的名著，最后译成与明清笔记小说类似的作品。现在国人已经对这批名著十分熟悉，但是在当时，林纾让人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社会生活，另外的思想。

比如《茶花女》的故事，这给当时封建礼教下的国人带来了震撼。林纾翻译了140多本这样的小说，他打开了一批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心灵。

之后出现的胡适这样的年轻人，影响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翻译带动了整个青年一代人挣脱传统制度的束缚。

因此林纾和其他人在当时所做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让人们享受精彩的故事，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灵上的冲击。这些作品或许在文学史上并不是那么“优秀”，但他们带来的社会变化，是不容忽视的。

作为参照的日本

人们经常将中国19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运动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比较。

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全盘西化”，旨在富国强兵。日本迅速地学习了西方的技术。这个时期日本和中国学习西方的内容并无太大差异，但结果却非常不同。

姜鸣提到了几个例子，首先是在拿到福州船政局的造船图纸后，日本的横须贺造船厂制造了与当时中国所建一摸一样的船，且它们的质量要超过中国所造船只。

法国Le Petit杂志：法国炮舰Le Lion号救援沉没的高升号清军人员（1894年7月25日）图/维基百科

日本取得成功，在后来的战争中击败俄国、中国，并非只学习技术。

第二个例子是，当时日本与中国一样派遣了大量的幼童去美国，但是日本的幼童里不只包括男孩，还有一批女童。她们在日本学习护士等技术。

中国翻译出《万国公法》后，日本很快便关注到，并由此开始注重学习国际交往的“游戏规则”。《万国公法》引入中国二十年后，中国被日本打败，这其实能够说明两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差别。

这些细节上的差异，使日本在竞争中逐渐胜出。 在19世纪晚期，梁启超、鲁迅、孙中山等近万名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这部分留日学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从学习器物到学习思想，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获取，中国近代的翻译史是一部浓缩的近代史。从历史的维度去看，翻译是将中国与西方联系起来的工具，也是日本等东亚国家挑战中国传统的朝贡秩序的入口。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能够在国人不同时期对待翻译的不同态度中，窥见历史脉络的偶然与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