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楼打官司：民国初年北京“第一舞台”债务纠纷案

“第一舞台”是北京近代以来第一家新式剧场，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规模最大、设计最先进的剧场之一，时人记载其“形式之壮丽，结构之辉煌，大有压倒一切之概”。“第一舞台”虽然开了北京近代剧场的先河，但发展过程充满曲折。开幕不久就与东方汇理银行发生债务纠纷，双方为此对簿公堂，交涉长达数年，加上时局动乱及管理混乱等因素，“第一舞台”经营惨淡，最终无力偿还欠款，不得不转让给他人。“第一舞台”创办人中有近代著名京剧家杨小楼、姚佩秋等，因此该案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本文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还原了案情的经过，并对债务纠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杨小楼

“第一舞台”的成立

宣统三年（1911），宛平人殿阆仙筹备开设“金舞台”戏园，买下了西珠市口一家石头铺和一家车铺的地基，共花银2万两，戏园建设后因资金不足而中止。第二年，殿阆仙邀请杨小楼、姚佩秋入伙，并将戏园名字改为“第一舞台”。殿阆仙系商人，在北京开设有悦宾楼、德兴成、金台旅馆等商号。杨小楼与姚佩秋皆出身于梨园世家，杨小楼之父杨月楼是清末著名武生，为“同光十三绝”之一，曾供奉于内廷，任四品顶戴的精忠庙庙首，是三庆班最后一任班主。杨小楼子承父业，创立杨派艺术，成为一代宗师。姚佩秋之父姚席珍工青衣，在同光年间享誉一时，姚佩秋亦习青衣，为当时名角。杨小楼曾赴上海演出，对上海的近代剧场印象深刻，因此决定按照其形式修建“第一舞台”。

三人原定各出股本2万两，但实际上除了已购买的地基外并未出资，而是计划对外招股10万两，并制定了股票，每股1000两。杨小楼招到5000两，殿阆仙招来14500两，姚佩秋未能招到，三人所招远不足10万两之数。经姚佩秋介绍，杨小楼与东方汇理银行华人经理孙荩卿（又名孙世勋）商议借款，获得其4万两的支持。双方议定由杨小楼、姚佩秋出名，各在2万两股票上署名，交由东方汇理银行作为抵押，但杨小楼与姚佩秋实际上只得到36000两，另外4000两作为酬劳送给了孙荩卿，而且又送其4张红股。刚解决资金问题，又发生地基原主毁约事件，双方为此对簿公堂，杨小楼等人胜诉，“第一舞台”才正式动工修建。

修建“第一舞台”（包括购买地基）大约花费了京平足银10万两，第一次所借36000两不敷使用，后来又陆续向东方汇理银行借入。由于借款时皆是口头约定，没有订立书面合同，民国3年11月，东方汇理银行经理孙荩卿邀请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对借款进行结算，并签订了还款协议。经算明，截至当年5月24日，所借款项本息合计京平足银125000两，双方议定以“第一舞台”作为抵押，限期6个月还清；按一分行息，每月利银1250两；若到期不还，准许债权人将舞台拍卖，如拍卖价不足以偿债，仍由债务人和中保人全数补齐；如果拍卖价有余，则将余款如数退还债务人。该协议虽然是在11月签订的，但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是5月24日，故落款也是当日。

民国3年6月，“第一舞台”建成，剧场主楼共四层，可同时容纳观众近3000人，是北京当时最大的剧场。其舞台设计不同于旧式戏园，采用了转台法，下有旋转机关，可以任意旋转，便于布景；观众席位共三级，前低后高，作半圆之势，最后设有厢楼，观众无论坐于何位，均能面向舞台。杨小楼主张应待舞台布置完善、邀集名角后再行开演，但其他合伙人都希望早日开张，故舞台刚竣工就定于6月9日开幕。当日京城名流云集，中午12时许，“第一舞台”演出开幕戏以招待宾客，刚揭幕，前楼就突然起火，引起观众恐慌。由于戏园设计不尽合理，只有正门一个通道，造成拥堵践踏，多人受伤。火灾之后，“第一舞台”经过维修，于7月14日重新开业，此后陆续邀请王瑶卿、谭鑫培、梅兰芳等名家演出，名声大振，被认为是北京“首屈一指”的新式戏院。

“第一舞台”的经营管理

在“第一舞台”创建过程中，合伙人之间尚能团结一致，但开幕之后，矛盾逐渐突出。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原定出任“第一舞台”总经理，另聘周介臣为经理，四人共同负责管理。由于意见不合，事多两歧，诸多掣肘，影响了“第一舞台”的正常演出。“第一舞台”是在东方汇理银行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其经理孙荩卿时常干预舞台事务。火灾之后，孙荩卿一度搬进舞台居住，并掌握了控制权，这引起了杨小楼等人不满。民国3年12月29日，为了理顺管理人员的职责，尽快开演以归还债务，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等人与孙荩卿经过协商，达成了收入分配和分工协议，规定票价收入除前后台开支外，所有余款由孙荩卿派人取走，用于归还所欠东方汇理银行的款项；决定另招新股，并将股本用于归还债务；议定杨小楼负责办理后台之事务，孙荩卿办理前台事务。

协议实施后，经营状况仍未见好转。杨小楼等人意识到共同管理存在诸多弊端，应统一事权以专责成。遂于民国4年6月6日订立了条约，确立了新的管理规则：推举姚佩秋一人独领舞台所有事务，凡财务、用人、行政等事宜皆由其办理，其他人不得干预，杨小楼、殿阆仙与周介臣三人只有监督之权；各人所招股本，议定每月按4厘行息，并再付4厘作为还债之利银；又考虑到创办舞台历经数年，各人付出了劳动，因此，在营业收入中仍按照原定协议给予每人一定的报酬。

但是该协议订立不久，孙荩卿又介入其中。当年8月，孙荩卿与杨小楼等人签订了还款协议，其中附带了管理规则，决定将“第一舞台”作价京平足银5万两抵押给东方汇理银行，由孙荩卿主持一切事务，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听从孙荩卿的指派；舞台的每日收入全数交给东方汇理银行，用于筹还欠款，如果有亏损，仍由杨小楼等三人承担；杨小楼等经手的欠外债务，亦由其自行清理；该办法试行3个月，如无成效，由孙荩卿另行组织。该协议实际上使孙荩卿独揽“第一舞台”权力，导致杨小楼等人不满。民国4年12月，矛盾激化，杨小楼负气出走，不愿意登台演出，导致“第一舞台”停演半年之久。经姚佩秋劝说并向其出具了1万两的借约，杨小楼才回到“第一舞台”。

民国6年1月30日，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再次订立协议，划定各自的职责：杨小楼办理后台事务，所有收入一概归舞台；殿阆仙负责前台，姚佩秋协助办理；周介臣负责前台伙计、座位等事宜；该办法试行1个月，每人应认清各自权限，不得无故干预他人。随后外聘经理周介臣介入“第一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纠纷中，并在京师审判厅控告孙荩卿意图侵吞“第一舞台”，主张自己为“第一舞台”的合伙人。经京师警察厅调查和协调，当年10月，杨小楼等人在警察厅出具了甘结，并议定了各自的职责，决定由杨小楼全权管理“第一舞台”，殿阆仙、姚佩秋须听从其指挥；至于周介臣，由杨小楼决定是否继续聘用，但周介臣只是雇佣人员而非合伙人，不得干涉舞台的演出、对外债务等事务。

债务纠纷的过程

按照民国3年与东方汇理银行的协议，“第一舞台”所欠债务应在6个月内还清，由于落款日期为5月24日，还款协议签订后不久就应到期。杨小楼等人原计划以戏园收入偿还债务，但是由于政局动荡，“第一舞台”时演时停，而且票价比较昂贵，非普通人所能承担。因此，戏园开演后不久就陷入困境，其收入不仅不能偿还借款，甚至不足以偿还利息，债务越积越多。民国4年正月，原有债务已逾期3个月，又积欠9个月利息11259两，加上原来债务以及垫付的华比银行欠款，合计已达京平足银136259两、公砝平足银5720两，东方汇理银行多次催索无果后，孙荩卿遂向京师警察厅请求追讨。

京师警察厅传讯双方后，饬令杨小楼等人与孙荩卿商议还款办法。经中人吴承芝协调，双方于民国4年8月6日签订了偿还债务的协议，并上报京师警察厅备案。双方约定以“第一舞台”资产为抵押，一年内清偿所有的债务，否则债权人可以将舞台拍卖以偿债。至民国5年7月，还款时间即将到期，杨小楼等人仍无能力清偿，只好与孙荩卿重新签订协议，此时“第一舞台”已积欠东方汇理银行本利合计京平足银174912两。双方议定继续按照此前订立的协议执行，还款期限延长6个月，至当年底为止；在此期限内，杨小楼等人或将舞台出售，或另外招股，将积欠东方汇理银行的各项债款一律还清；若到期不还，任凭东方汇理银行处置舞台资产；如有不足，仍由杨小楼、姚佩秋和殿阆仙三人偿还。双方续签协议后，仍到京师警察厅进行备案，京师警察厅饬令“第一舞台”所在地的外右二区警署督促各方履行协议。

是年底，6个月期限又将到期，但杨小楼等人仍未履行协议，而且相互之间意见不一，管理混乱，舞台时演时停，外聘经理周介臣乘机介入其中。民国6年1月，周介臣向京师警察厅控告，主张自己为“第一舞台”的创办人，有权干预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而孙荩卿与杨小楼等人签订的还款协议将本人排除在外，损害了自己的权利。京师警察厅命令外右二区警署进行调查，该警署遂传唤了当事人。根据周介臣供述，舞台所借东方汇理银行之款共有三宗，借款时并未订立借约，主要由自己与孙荩卿接洽，而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等人只是偶尔出面。开演后，借款之事和账目才归殿阆仙管理，自己负责办理前后台其他事务。民国3年11月，孙荩卿邀请自己与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及中人吴承芝商谈还款事宜，孙荩卿开列了欠款清单，要求在协议上签字，但自己没有同意。周介臣解释说协议上的落款日期是倒推的时间，实际签订是11月，但借约上写的是5月24日，距离6个月的期限只剩8天，根本无法筹集，因此自己没在协议上签字。

周介臣还介绍了创办“第一舞台”的经过和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据其供称，殿阆仙刚开始打算创办“金舞台”，但因款项支绌而止，遂于民国元年约同杨小楼、姚佩秋合伙，姚佩秋当即又邀请周介臣加入。当初因地基原主反悔，自己参与了诉讼，另外还到上海置办舞台所需物件、预约演员等。周介臣认为这些事务只有创办人才能处理，足以证明自己并非普通伙计。而且民国3年，自己与杨小楼等人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了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开幕后，本来应与杨小楼等人同为舞台总经理，但因见杨小楼等人各怀私心，故自愿为经理，这就是舞台管理条款中其只列为经理的缘故。周介臣另外还提出了自己作为创办人的证据：一是与杨小楼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二是自己拥有舞台徽章，三是有办理后台事务的委任状，四是舞台账簿、职员表均有本人之名。

殿阆仙等人则否认周介臣为舞台合伙人，殿阆仙供称自己与杨小楼、姚佩秋合伙创办“第一舞台”，股本皆是三人招集。因创办过程中事务繁杂，需要人手，经崔禄春介绍，聘请周介臣帮办杂务。民国3年闰五月，舞台正式开张，三人认为周介臣任职期间颇有功劳，遂任其为经理，但只是总经理之下料理杂务的雇佣人员，如果不称职，可以随时解聘。

关于民国3年与周介臣签订的合伙协议，殿阆仙称“第一舞台”是北京最早创办的新式剧场，利润比一般戏园丰厚，周介臣觊觎厚利，开演后遂与殿阆仙等三人商议，愿意招集股本加入舞台。三人同意了其请求，于民国3年8月27日与周介臣订立合伙协议，载明由其招股入本，并共同分担对外债务。但是合同订立后，周介臣并未招来资金，民国3年、4年两次与东方汇理银行签订还债协议时，周介臣又不愿分担债务，不肯在协议上签字。殿阆仙认为，由于周介臣既不出资，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其加入合伙人的协议自然失效。

针对周介臣提出有任职委任状作为证据，殿阆仙指出，民国5年7月，因未能按约偿还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孙荩卿负责管理舞台，为了统一意见、调和矛盾，孙荩卿向管理人员颁发了委任状以专责成，亦任命周介臣帮办后台事务，因此，委任状不过是规定各人职责的文书，而非合伙人的证明。殿阆仙还指控周介臣管理后台后，专断独行，营私肥己，当年冬天已改由杨小楼负责后台。第二年1月，正当舞台准备开演时，周介臣竟然恐吓演员，不准他们到舞台演戏，致使舞台停演多日。杨小楼等人鉴于此，禁止周介臣干预舞台事务，但因委任状规定任期为半年，故仍照常发放酬金，现任期已满，委任状已失去效力。

至于地基纠纷、赴上海置办设备、预约演员等事务，殿阆仙指出，在与杨小楼合伙之前，自己就已经购买了地基，后来原主人不愿意搬迁，亦是与杨小楼一起在京师审判厅起诉的，并无周介臣；至于在上海购置行头，系殿阆仙于民国元年预订，第二年殿阆仙派周介臣赴上海料理同和洋行铁料时周顺便带回数箱，该行为不过是受其委任。与东方汇理银行接洽借款也是在需要用钱时派周介臣持折取款，其对外不负任何责任。另外，周介臣还称有职员表作为创办人的证据，殿阆仙指出，职员表只是雇佣人员的记录，自舞台创办以来，任用和辞去的人员非常多，不能以此作为合伙人的证据。

杨小楼、姚佩秋的供述与殿阆仙供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孙荩卿供称当初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创办“第一舞台”，因缺乏资金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其中并无周介臣之名，嗣后两次与杨小楼等人订立还债条约，亦无周介臣，因此不能视其为合伙人，其无权干预“第一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之间的债务。外右二区警署将当事人的供述情况上报京师警察厅，民国6年3月，京师警察厅对周介臣的控告做了批示，认定周介臣自民国元年以来在“第一舞台”帮办杂务，嗣后虽然也曾名列合伙人，但是未招来股本，而且两次都没在还款协议上签字，因此与“第一舞台”仅是一种雇佣关系，没有干涉舞台债务的权力。

但周介臣并未因此而放弃，民国6年9月29日，他又联合杨小楼、殿阆仙到京师审判厅控告孙荩卿把持舞台事务、侵害自己利益，并列举了孙荩卿的侵权行为，请求当庭清算“第一舞台”账目。孙荩卿得知被周介臣控诉后，也于10月13日向京师警察厅报案，称自己与杨小楼等人两次签订协议，并经京师警察厅备案，周介臣所控内容与协议有诸多不符之处，而且前面经京师警察厅查明，周介臣只是雇佣人员，不能干预舞台债务，但他在控告中自称合伙人。因此，孙荩卿请求传讯周介臣、杨小楼等人，并依法追究诬告之责。

京师警察厅传讯了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周介臣等人，杨小楼和殿阆仙皆供称“第一舞台”为三人创办，周介臣只是经理；同时也承认所借东方汇理银行款项，只是认为孙荩卿把持舞台事务，任人唯亲，账目混乱，因此请求清算账目，算明后愿如数偿还。姚佩秋则详细介绍了“第一舞台”的创办过程及借款的情况，指出在京师审判厅控告孙荩卿是周介臣的主意，杨小楼等人是受其挑唆，而姚佩秋本人没有参与控告。

京师警察厅遂令清算账目，周介臣非舞台合伙人，不令其参与。经清算，杨小楼等承认账目并无错误，情愿设法还债，并称在京师审判厅起诉是受周介臣愚弄。京师警察厅将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收押，限期还债，又以捏词诬告之名收押周介臣。随后有周子余、胡辛泉、傅立亭三人以周介臣、杨小楼、殿阆仙的名义到内务部控告，称京师警察厅滥用职权，在京师审判厅即将开庭之际，突然传讯周介臣等人，要求其撤诉，周介臣等不认可，京师警察厅竟以染有烟瘾之名将其拘留，勒令还债，否则拘留不放。内务部知悉后发函至京师警察厅，要求复查此事，并上报“第一舞台”债务纠纷的情况。京师警察厅对此进行了调查，经查明，周子余等三人皆为“第一舞台”伙计，胡辛泉是杨小楼之舅，周子余是周介臣的兄弟，傅立亭是殿阆仙本家，然而杨小楼等人否认曾委托他们到内务部控诉，表示对该事毫不知情，也对代表自己的行为不予承认。

周子余三人虽然承认曾到内务部控告，但否认是受周介臣、杨小楼、殿阆仙的委托，坚称完全是个人行为。他们供述周介臣等被关押后，其家人十分担忧，因有亲戚关系，故商量到内务部控告，并委托状师撰写了控诉信，但并不理解信中“代表”二字的含义，也不知道“代表”需要本人同意。京师警察厅根据各方的供述，向内务部报告了调查结果，并介绍了“第一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

京师警察厅在报告中认为，杨小楼等对所欠东方汇理银行的款项及数额皆无疑议，且两次与其签订协议并在京师警察厅备案。然而杨小楼等不仅不履行协议，反而经常停演，以没有收入为借口拖延偿还债务，致使利息越积越多。应债权人的请求，京师警察厅传讯杨小楼等人，要求其与东方汇理银行协商，承担还债责任。但杨小楼等在周介臣教唆下联名到京师审判厅捏词控告，意图通过诉讼程序拖延还债期限。如果不加以严追，任其拖延搪塞，利息累积，更难以清偿，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持商业秩序，故将杨小楼等人扣押，以杜绝其拖延之心，并非滥用职权。至于周子余等人以代表名义到内务部控告，其内容失实，涉及诬告，本应根据《刑律》追究责任，但因其不明事实，误信他人挑唆，所以宽大处理，不再追究。

京师警察厅上报调查结果后，仍令杨小楼等人与孙荩卿商议还款办法，民国6年12月10日，由吴承芝作保，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与孙荩卿达成协议，议定舞台所有收入，除必要开支及支付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薪水外，全部交付东方汇理银行用于还债；经算明，从民国元年九月初五日到民国6年12月10日，“第一舞台”积欠东方汇理银行京平足银182621两5钱3分，原协议有一分和八厘两种利息，此后一律改为八厘；欠款中的10万两以第一舞台的资产作为抵押，其余的部分以三人房契为抵押，债务偿清后，抵押之物归还所有人；债务分两年还清，第一年偿还其中的8万余两，第二年还10万两，第一年如果偿还不足应偿额的一半，东方汇理银行则可以请求京师警察厅将抵押品拍卖还债，如果仍然不足，则由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变卖家产清偿。

协议签订后，京师警察厅将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释放。由于涉及缠讼，周介臣仍被关押，12月26日，周子余、耿清元、罗养全出面保释，之后又有商人王子发、杨秀昆、刘福禄、靳耀庭等人担任铺保，请求释放周介臣，并保证其安法守纪。周介臣也做了书面甘结，承认所控不实，愿意遵守京师警察厅的判决，保证不再滋生事端。该案虽然暂时平息，但是鉴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民国7年1月，京师警察厅在《北京日报》刊登公告，介绍了该案的经过，并劝诫杨小楼等人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偿还债务。

“第一舞台”

“第一舞台”债务纠纷案的最终结果

根据新的还款协议，“第一舞台”应在一年内先偿还8万余两，但截至民国7年9月，即一年还款期已过8个月，“第一舞台”仅偿还京平足银7471两9钱6分，不但没能偿还本银，利息反而增加了5676两7钱8分。孙荩卿遂向京师警察厅提出追缴的请求，10月22日，京师警察厅传讯债务人到案。为了清偿债务，杨小楼、姚佩秋与殿阆仙向京师警察厅提出了售奖还债的办法：以3个月为期，发行奖券4万张，每张售价现洋10元，销售收入共计40万元；其中26万元用于偿还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3万元用于归还其他外欠债务及小股东的本金；3.5万元作为售奖成本；2万元用于回馈社会，设立慈善工厂；5.5万元作为其他等级的奖金；奖券分为20等，“第一舞台”为头等奖奖品。

当时法规已对开设彩票做了明确规定，必须经内务部批准，而且只能用于慈善行为，商业欠债不得开设。因此，京师警察厅否决了杨小楼等人的请求，指出根据法律，不得开设商业行为的彩票，而且京城中商铺倒闭的现象屡见不鲜，此例一开，竞相效尤，既扰乱商业秩序，又破坏社会风气。孙荩卿为了收回贷款，也支持杨小楼等人的主张，两次向京师警察厅申请批准售奖还债的办法，不过皆被京师警察厅以相同理由否决。

售奖还债的办法被京师警察厅完全否决后，杨小楼等人再次违约，未能按期清偿债务。由于“第一舞台”经营困难，收入尚不足以偿还利息，再拖延债务只会越积越多。鉴于此，民国8年5月13日，双方对债务进行了清算，并向京师警察厅申请裁决。经算明，截至当日，“第一舞台”积欠东方汇理银行本利共计199144两6钱1分，双方决定以“第一舞台”所有资产作价10万两，归东方汇理银行处置，杨小楼等人不得干预；东方汇理银行对剩余的9万余两作适当让步，只收9万两，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各自负责偿还3万两，限期两个月还清。

至此，延续5年的“第一舞台”债务纠纷案宣告结束，虽然杨小楼等人仍然拖欠各自分摊的3万两，东方汇理银行还在向京师警察厅控诉追缴，但这已属于个人债务。东方汇理银行从此取得了舞台的所有权，对其整修使其重新开业，创始人杨小楼等完全退出了经营与管理。

“第一舞台”债务危机的原因分析

“第一舞台”开幕不久即陷入债务危机，内外交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第一舞台”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利息高昂。为了追求舞台的新奇和宏伟，“第一舞台”耗资巨大，建设费用高达10万两。但除殿阆仙买地投入2万两外，杨小楼和姚佩秋都未投入自己的资金。二人原本计划对外招股，但效果并不理想，所筹资金不多，只得靠东方汇理银行的借款来解决。这导致“第一舞台”刚建好时本息就高达12万多两，每年光利息就1万多两，成为经营中最大的成本。

其次，“第一舞台”设计的规模过于宏大，脱离了当时北京戏剧市场的实际情况。“第一舞台”的规模比当时上海的戏院都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其都是全国最大的戏院。其观众席共有三层，可以容纳3000人左右。但当时北京的戏剧市场不如上海。上海自开埠之后，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商业都市，吸引了众多人口，并催生了休闲娱乐文化，带来了戏剧业的繁荣。北京在当时仍是传统的政治中心，经济和人口都不如上海，商业更不如其繁荣。因此，北京的戏剧市场比上海狭窄得多，无法支撑“第一舞台”如此大的规模，导致其经常出现空场的情况，偌大的剧场，观众三三两两，使得演员十分难堪。如1918年坤班演出时，每天只能卖出数十张票，不得不宣布停演。而且由于剧场音响效果设计不佳，靠后席位的观众无法听清演员的唱和念，影响票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舞台收入尚不足以偿还利息，最终导致转让的结局。

最后，“第一舞台”管理混乱，合伙人之间矛盾重重。在合伙人中，杨小楼和姚佩秋都是京剧大家，并无经营管理的经验。殿阆仙虽然是商人，但与戏曲行业相隔甚远。而且合伙人又不能较好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导致管理混乱。合伙人一开始共同管理剧场，各有分工，由于意见不合，相互之间颇有微词。后来迫不得已由杨小楼、孙荩卿、姚佩秋等人分别单独管理，但是经营状况始终不见起色。

尽管“第一舞台”经营困难，债务纠纷导致其名誉受损，但促进了北京近代剧场的发展。在其影响下，北京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式剧场。这些剧场吸取了“第一舞台”的教训，更好地适应了市场的需要。比如，剧场的规模小了不少。被称为20世纪20年代三大剧场的开明戏院、真光戏院、新明大戏院等都只能容纳几百人，30年代著名的长安大戏院和新新戏院也只能容纳1000多人。

（本文摘自《北京史学》2020年春季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题《民国初年北京“第一舞台”债务纠纷案研究》。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