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后一盏灯还亮着 | 阿加莎·克里斯蒂130周年诞辰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著名作家、剧作家，被誉为“推理小说女王”。她的代表作《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无人生还》等畅销全世界，并多次被搬上银幕。
无论文学、动画、电影，引人入胜的推理小说、侦探故事总像一场智力游戏，挑动着我们作为“局外人”的神经。而人人喜爱“阿婆”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成长之后我们发现，现实社会常常不讲道理，很多事情的发生也没有逻辑可言，但“阿加莎式”的线索、逻辑、对人性的观察，由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串着，为我们制造了崭新、有序的理想世界。
在阿加莎诞辰130周年的今天（2020年9月15日），我们摘选作家止庵、阿加莎多部国内译作的责任编辑郑雁在一场纪念活动中的对谈。止庵说，“隔一段时间要读读克里斯蒂，给自己生存下去、活下去树立一点信心。”
《侦探小说女王诞辰130 周年 止庵陪你读阿加莎·克里斯蒂》
（北京青年报2020年6月8日刊）
她最重要的贡献是使得
侦探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成熟化
郑雁： 一说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大家立刻想到侦探小说，还有她创造的两个非常有名的侦探——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今年是她第一本书《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出版第100周年。在整个侦探小说历史中，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地位的作家呢？
止庵：侦探小说其实很早，从美国的爱伦·坡就开始有了，之后英国又有柯南·道尔。到阿加莎，我觉得她最重要的是使得这个文学样式成熟化。之前的侦探小说，严格说时代还不太承认这个东西。爱伦·坡根本没拿这个当侦探小说写，但到阿加莎这时候甚至已经成为一个行业，有一大批作家都在干这个事，她在这里边又是佼佼者。
郑雁： 是的，阿加莎是“黄金时代”三大家之一，和她并列的是奎因和卡尔。之前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是短篇为主，到了阿加莎他们这里就衍生出了很多长篇推理小说，可以说她在模式上创新了很多，带来了更成熟化、更方便阅读的表达形式。
英国侦探小说家、“福尔摩斯之父”阿瑟·柯南·道尔
止庵： 因为侦探小说它是一个故事，要先发生案件，然后破案，这得有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篇幅，否则就太简单。
郑雁： 很多人会觉得侦探小说是一个点子小说。
止庵： 不是，严格来说它是一个过程小说。 比如咱们这场地就咱们两个人，你突然把我杀了，然后来个警察把你抓走了，这不叫侦探小说。它一定得有一个“疑”，然后来“解疑”。所以我个人认为侦探小说不太适合短篇小说。实际上在阿加莎·克里斯蒂他们之前，大家其实都是在探索，开始是短篇小说，后来写一个中篇，再后来咱们现在看到英国《白衣女人》这种很长很厚的。实际上太薄太厚都不适合，阿加莎的书篇幅都差不太多。
郑雁： 一般都在10万字到15万字。
止庵： 都是在那上下。这个量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过一个周末，正好把这本书看完。
咱们跟她前面一个人比，柯南·道尔。他的小说里边有短篇，也有相对长的，比如《血字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猎犬》《恐怖谷》，这都是后来被称为长篇的小说。可是你会发现这些长篇小说全都是硬把两个短篇——一个现在故事加一个过去故事——给合成一个故事。
而阿加莎已经能很成熟地把它变成篇幅10万字上下的一个完整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她就是一本书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就这么长，而且足够复杂。在有限的一个篇幅内让它极尽复杂性，然后出人意料，最后破案。
侦探小说从低了说
就是一种智力游戏
郑雁： 事实上她自己在自传里也写过，为什么这个字数是合适的。首先嫌疑人不能太少，太少的话，大家就没得可猜了，排列组合也能很快知道谁是凶手。嫌疑人要太多的话，你就要有篇幅去描写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人他的动机是什么，或者是具体都有哪些可疑的地方或者不可能是嫌疑人的地方。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新星出版社
止庵： 我阅读的经验， 嫌疑人的人数大概在10个人上下，不能太多，但是也不能太少。
咱们得稍稍跟大家介绍一下推理小说大概是怎么回事。我自己觉得一个推理小说大致应该有这么几个基本要素：
第一，一定得有一个凶手，这个凶手他得犯案。这个案子不能太小，如果小偷小摸就不值得请侦探了。一般来讲得死人，而且死者一般来讲不应该是一个，恐怕还得两个、三个。
然后得有一帮子嫌疑人、相关人等。东野圭吾曾经谈到说他不愿意像阿加莎那么写，要那么一大帮人。但减你也只能到三四个人，再少了就没意义了。然后多也不能太多，说一城人，这也没法弄。所以它有一定数量。
然后得有一个侦探。这个侦探甭管是当时在场还是后来介入，他应该了解线索，他跟这个凶手之间实际上是一个斗智、竞争的过程，最后他应该找到那个凶手。
郑雁：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竞争。
止庵： 这个侦探所知道的线索应该跟读者知道的差不多。否则的话，我知道的你不知道，这就是故弄玄虚。
侦探小说有意思的支点就在这个地方，读这种书你有一种参与感，这个参与感我觉得比其他的文学作品要强。侦探小说的参与感是，你好像一个在场的人，你跟侦探是一样的条件，你看看你能不能够破解它。 如果说你的能力比他强，那这本书就是失败之作。
所以侦探小说从低了说，就是一种智力游戏。它就是过一个周末、读一本小说，是一个很好的享受。但是咱们也可以往高了说。
推理小说实际上是
逻辑思维和实证方法的训练
止庵： 我贡献一点儿我个人的经验。其实侦探小说被介绍到中国来很早，一八八几年就开始，那时就已经有人翻译到中国来了。当时其实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到了一九四几年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把它取消了，认为它没有用。
到底侦探小说的用处是什么呢？我们说是方法、技巧也好，或者说是思维、观察世界的方式也好，有两个基本的：第一是实证，就是你得有线索，没有一个推理小说是没有线索的。这个线索靠侦探和他的助手们去发现。这从福尔摩斯开始，或者更早，从爱伦·坡时候就开始。福尔摩斯干吗拿一个放大镜？他就是找线索。到林肯·莱姆这个系列的时候，这个侦探已经瘫痪了，他得靠一个女助手去找线索。
所以第一点，侦探小说告诉我们怎么去观察世界。这个事情福尔摩斯自个儿讲过——线索到处都是，就你们看不见，我能看见。为什么？因为你们粗心。所以他第一个教给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个世界。
第二点，就是所有的侦探小说都依靠逻辑推理来破案。 侦探用的武器不是刀枪，是靠脑子。先靠眼睛把线索搜集到，然后再靠脑子分析线索，找出凶手。侦探小说从大的方面来说，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萌生的产物，那个时候人崇尚逻辑、崇尚实证。
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对我们现在还是非常有用，现在确实很多人粗心大意，什么都看不见。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好多人逻辑思维不够，包括很多写论文的人前后矛盾，写小说的人编不好故事，或者说你这个论据根本不足以导致你推出这结论来，就是因为逻辑思维不够强。推理小说它实际上是一个逻辑思维和实证方法的训练，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推理小说实际上真正体现的
是我们对于秩序的一种期待
郑雁： 其实阿加莎的小说与其说它是实证导向，不如说它更多是心证，对人性的观察。
止庵： 但是它前提也得有。举个例子，《尼罗河上的惨案》，这船上都有谁，每个人是什么背景，每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出现，为什么出现，然后什么时候他消失了，而且他说了什么话。特别是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边，经常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但这句话对他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观察世界也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靠眼睛，还靠耳朵，所有的感官严格说都是有用，甚至一种气味可能都可以帮助破案。
《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剧照
所谓知情达理，人得讲理，讲理就是讲逻辑。你说这个人不讲理就是不讲逻辑。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依然非常重要。与其去学一门逻辑课或者读一本逻辑书，我个人觉得看一本推理小说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作为爱好者，确实对推理小说要求比较高。一个作者必须得是从头到尾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不能前边设了一大堆局，最后收拾不了，开始弄得挺玄虚，到后来一看这么简单，这案谁都能破。我觉得好的推理小说应该是，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谜题，到结尾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结局。
郑雁： 阿加莎的小说中，有时会突然出现和之前发生的事情不相关的东西，但其实你仔细看就发现，并不是不相关的。比如说壁炉上摆了哪些小摆件，或者报纸上出现了什么新闻，它一定是有伏笔的，后面就会揭露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止庵： 所以我有时候特别劝我们的作家朋友，别看不起推理小说，你怎么能把一个故事编得完整周密，前面的东西后面全都能用得上，读写推理小说是一个好的训练。
郑雁： 可能现实社会是不讲道理的，很多事情的发生也没有逻辑可言，但是你能够在推理小说这么一个形式里面，找到这种令人安心的可以有解答的事情。
止庵： 所以这就是博尔赫斯说的，这世界上只有推理小说这种东西还让我们想着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为世界太无序了，莫名其妙的事太多了，但是推理小说还是给我们努力地来制造一个这样的世界。所以我觉得推理小说实际上它真正体现的是我们对于秩序的一种期待。
“暴风雪山庄”模式
阿加莎用得最好
郑雁： “暴风雪山庄模式” 是阿加莎的一大贡献。
止庵： 说“暴风雪山庄模式”之前，先说说什么叫做推理小说和侦探小说吧。
一开始都叫侦探小说，比如波洛、马普尔都是业余侦探。最早在英国，破案是靠苏格兰场，不靠侦探。但是苏格兰场有时候破不了，可以在外边找一个帮忙的，福尔摩斯就是这种帮忙的人，这个角色就叫侦探。所以过去的侦探是不属于警察的范围，是警察体系外的，不在职的，甚至也没有报酬，好像我没看过哪本书说给钱的，他们破案是一个爱好。到了美国，好像根本就不允许有这个角色。比如美国的奎因，他爸爸是警察，他爸爸等于外边私自找儿子来帮忙，所以最早都叫侦探小说。
以后侦探小说这个词翻译成日文，叫探侦小说，战后日本改造汉字，很多汉字废除了，其中就把“侦”字废除了。废除之后就没有侦探小说，叫推理小说。推理小说这名字非常对，因为侦探小说说的是主人公的身份，推理小说是说这个小说里边的灵魂是推理。所以这俩实际上是一种东西。
“二战”以后，阿加莎之后这代小说，侦探越来越难了，因为小说要写实，没有侦探的地位了，后来就变成警察程序小说。好多侦探本身是警察，他们是在警察局里边正式工作、破案，所以侦探小说这名字慢慢也不太好用了，就统称犯罪小说，是靠一套警察程序来破这个案子，包括有法医。
但是个别仍有侦探，比如说劳伦斯·布洛克的书，有私家侦探，是非法的，没有执照。就跟日本一样，比方说东野圭吾笔下的加贺恭一郎，是警察，但汤川学就不是，他是一个帮忙的。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
侦探小说或者推理小说它有一些模式。侦探小说的创始人爱伦·坡一共写了五篇小说，创造了五种模式，以后推理小说基本上是照着这五种模式来写。其中有一种，就是“密室杀人”。一个屋子，完全是封闭的，这样的空间里边出现了案件，外边人进不来，里边人也出不去，但一个人死在屋里了，怎么破这个案子？这个模式后来被迪克森·卡尔发扬光大。
但是有一些作家就觉得这模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后来又把“密室杀人”这个模式扩展，变成一个区域，比如一列火车、一架飞机，就是一个大的密闭空间。“暴风雪山庄”模式被谁用得最好、发扬光大最厉害呢？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小说从根本上说
是作家给自己设置困难的作品
郑雁： 尤其是《无人生还》，可以说，我没有再见到这个领域的其他作品写得比它还要好的。
止庵： 《东方列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严格说就是这个模式。
郑雁： 跟外界的一切都隔绝掉了，就是这样一个密闭空间。这个时候侦探才能发挥作用，因为警察也来不了。
止庵： 这个模式实际上我们大而言之，它不一定非得封闭，只是我们认为它封闭或者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没有外人来。比方说马普尔小姐系列的作品大部分应该都算是这一模式，虽然他们所在的那个村子不像咱们这疫情期间，不许出门。但在马普尔小姐的故事里面，就是这个村子里边的事，没有进来一个陌生人。也就是说这是推理小说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流动人口不能作案。比如一个人打哈尔滨坐火车到北京，街上杀一个人，上火车又奔上海了，这个破案就比较麻烦。在侦探小说里是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况。它应该有一个设定的群，“暴风雪山庄”的目的就是保证这个群的存在。
《马普尔小姐探案》剧照
郑雁： 《无人生还》的写作模式其实非常地现代化，因为它是十个人，每一段都很短，是某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就像现在的电影或者是快节奏的小说一样。这种多声部式的叙事，克里斯蒂是能够非常熟练运用这样的写法的。肯定也和当时那种心理学的发展有关系，大家对这个方面、对人的思维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无人生还（2015）》剧照
止庵： 这是一个极致化的作品。还有一本小说，我觉得也是克里斯蒂特别大的贡献，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是一个“暴风雪山庄”模式，但是在这个模式里，它生出一个独立的东西来。它有一个独特的破案方式和一个独特的犯罪方式。这个犯罪方式以后很多作品都学这个东西，都是照这个模式来。比如东野圭吾最新的《沉默的巡游》也是在《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个路上来的。
《东方快车谋杀案（1974）》剧照
侦探小说从根本上说，它是作家给自己设置困难的一个作品。 什么意思呢？它是有一个人作案，一个人破案的，或者一帮人，这都无所谓。作案这方从侦探小说开始有到现在，他们不断地手段越来越高明。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我们觉得爱伦·坡、福尔摩斯有点过时了？实话实说，爱伦·坡这五篇小说更大意义是它的历史意义。但是光拿这五篇小说来看，它确实老了，太老了。为什么？是因为简单，就是犯罪这帮人手段越来越高明，到后来你看，包括你说的像美国迈克尔·康纳利，包括林肯·莱姆等等这些人，你看犯罪复杂高明，各种原因、各种手段都能用。
郑雁： 它的动机也变了。
止庵： 动机也变了，越来越复杂。相对应的破案那方也是越来越高明，所以我就说，咱们可以说波洛可以破福尔摩斯的案子，福尔摩斯不一定能破波洛的案子，因为后面这人越来越强。
克里斯蒂的小说里
其实有一个人类的理想状态
郑雁： 您觉得推理小说、侦探小说和改编影视这一部分，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止庵： 首先推理小说被大量地改编为影视，不论是欧美还是日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自己可以说点个人的经验，最早中国是先出了《尼罗河上的惨案》这本书，然后这个电影上演。书里边林内特这个人没有怎么多描写，而电影让你觉得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这么漂亮的人还骑马，马上还接吻什么的，当时觉得简直惊为天人。影视化之后，它有一个实景感，这个非常重要。比方说现在我们谈到加贺恭一郎，我们一想就是阿部宽的样子，汤川学就是福山雅治那个样子。包括波洛、福尔摩斯，如果没有那些影视，我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祈祷落幕时》剧照
其实推理小说很适合改编影视。因为推理小说它从根本上说，你想什么无所谓，它是只管你干什么。好多文学作品不适合改编电影，最大问题是这个人想得太多、太复杂。推理小说真的不管你想什么，我只考虑你的行为。
郑雁： 我记得有一个作者曾经说，文学是把琐碎的东西带入到文字中，是他真正正视了生活的琐碎。相比下来推理小说就很集中，它把矛盾集中起来，有点像戏剧的那种表达，它有一个舞台、有演员，然后有凶杀、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的点，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止庵： 对，戏剧性足够。但是我也说实话，读推理小说跟看电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看电影，你没法往回倒。很多线索你可能看过了，看书你可以往回翻翻，前边这人是怎么回事。其实推理小说特别需要我们往回回溯。很多事情可能一句话就过去了，但是后来波洛说这个非常重要，他在哪儿说过这话。电影这地方必须得特别强化，强化之后就有可能泄底。
我是一个推理小说爱好者，大概读过五六百本推理小说，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一般侦探小说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能说谎。比如说像克里斯蒂的小说，你不能说谎，你只要有一个地儿说得不对，那肯定就是你了。
郑雁： 阿加莎的小说里透露出她那个时代独有的一种很正的感觉——她的侦探很有正义感，犯罪人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为了钱财或者是情杀，很少有那种“我就是喜欢杀人，我就是想杀人，所以我才去杀人”。
止庵： 冲动杀人，这个没有。
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其实有一个人类的理想状态。 克里斯蒂的小说被称为“黄金时代”，所谓“黄金时代”指的是“一战”到“二战”中间这段时间。咱们要真看历史这段时间没那么好，但是这段时间比“二战”以后要好得多。经过“二战”纳粹大屠杀这种事之后，大家对这个世界的理想化其实真的破灭了。但是在“一战”“二战”之间大家想可能“一战”是个偶发事件，可能这个世界还有可能好。克里斯蒂的小说实际上反映了人的这种期望。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写作中
所以在克里斯蒂小说里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词叫“盗亦有道”，就是坏人也不是不讲理，他服你这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世界是能够被我们运用理性了解的，它没有一个死角。这也是那个时候人的一个愿望。第三就是正义是能战胜邪恶的，所以所有的小说结尾基本上都是破了案的，除了一部，但是那体现出一个更大的正义。
克里斯蒂小说里，他们对于逻辑，对这个世界的讲理有一种内心的期待，这其实是我读克里斯蒂的小说，有时候为之感动的地方。还有一度大家还信这个东西，好像是这个世界关灯之前最后一盏灯还亮着，那种感觉。所以，隔一段时间要读读克里斯蒂，给自己生存下去、活下去树立一点信心。
（整理：雨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