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北大青年的焦虑｜与项飙对话
在知识分子一词不再“纯粹”的时代，一个频频被形容“可爱”“迷人”、作品断货后在二手书网站显示高价且难抢的学者，称得上珍稀。人类学者项飙是这样的人之一。
随着“附近在消失”和“悬浮”等概念“火”起来，人们谈及项飙，免不了重提他年少成名的经历：高中开始做社会调查，18岁保送北大社会学专业，20岁投入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六年后受牛津大学邀请免考读博……某种程度上，他的成长脉络、学习经历确与这份名声匹配，智识精神与“非他者”姿态背后，仍有一位少年人独立自由的身影。
本文摘自单读主编吴琦对话人类学者项飙的访谈录《把自己作为方法》。通过这段访谈，可一窥90年代那个“不满意”“不愉快”“焦虑”的北大青年，何以成为一个务实、开阔、温和的学者，继而转向不满、不愉快、焦虑，何以总是它们，代言着一代代青年面临的各异现实？
吴琦： 一般在大学里，大家都忙着选择，到底自己要成为哪一种人，并没有一条现成的唯一的道路。 尤其是进入北大之后，我的感受是， 迷茫可能加倍，因为身边的同学五花八门，有的是学霸、书呆子，有的是游戏发烧友，有的是文艺爱好者，有的专门搞学生会或者社团活动。 但 在您的回忆中，好像自己想做的事，比如成为一个知识分 子，是非常自然的，不需要选择似的。 这可能和您的父母 就是老师有关系？ 还是说当时的大学生氛围普遍有这个 特点？
项飙： 我可能是比较自然的那种，就做自己想做的 事。 军训之后进入北大，有一个总的环境，我们当时基本 上不用考虑就业，至少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家长也不太提 这个事。
当然我父母也不太理解我的专业选择，因为我没 有高考，是保送的，可以自己选择专业。 第一选择是想选 政治学，父母说绝对不可以，除了政治其他都好。 他们推 荐第一经济、第二法律，他们觉得我口才比较好，因为我 在中学比较爱讲。 我说这两个专业太没劲了，都是已经设 定好的东西，拿去套一下，这个当然是很粗浅的理解。
我 当时读的有趣的东西都跟政治有关，就跟我的中学同学商 量，同学说，搞政治的人都很肮脏，你可以吗？ 最后就选 了社会学。 当时肯定听说过费孝通这个名字，但并不了解 他的研究。 进了北大以后，我对其他人做什么事不是特别 注意，因为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项飚，学者，现任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曾著《全球“猎身”： 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等。
吴琦： 那当时您主要焦虑的是什么？
项飙： 我对北大社会学系开的课非常不满意。 上了一 年级的课以后，我就给我妈妈写信，我说这个课怎么讲得 跟我们的实际情况没有关系。 我们有个刚开的课叫“社会 工作”，讲的都是从香港来的概念，我觉得很枯燥。 我妈妈 回了一封信，我的印象比较深，她说 他们年轻的时候什么都学苏联，现在什么都学西方，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了以后，就给了我一个理论框架来批判当时的课程设置。
我花了一个周末、两个晚上，开着台灯（我比较有经 济头脑，第一年去北京的时候从家里拿了600块钱，从那 之后再也没从家里拿钱，就靠写稿、做各种事情来挣钱， 所以我经济条件比较好，自己买了台灯），写了一封很长 的信《关于课程设置的若干建议》，给我们系主任王思斌 老师。
我说我给您一个建议，不是说系里应该根据这个方 案来改革，只是通过我的建议来形成一个参照物，以此映 射出现的问题。 王老师非常兴奋，在系里开会的时候，说 这个学生给我写了一万多字的信，把信给其他老师看，老 师们都很来劲，说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思考。 这也给我很 大的鼓励。 如果当时受到打击，以后可能就会发怵。 那是 我第一次把真实的不快写出来，那种精神现在少了，也蛮 可惜。
吴琦： 信里主要是对老师们讲课哪方面不满意？
项飙： 北大老师当然都很优秀，我们进入大学时，已 经出现了第一批受过完整教育的老师留下来任教，他们教 大一。 知青一代那些老师比如王汉生、孙立平主要以指导 研究生为主，基本上和我们没有接触。 而教本科的就是 学院派的老师，对社会没有理解，我感觉他们对这个社会 在今天发生什么也没有兴趣。
还有一个让人惊讶的事情。
我下去调查的时候，一般 先找地方院校的老师聊他们当地的情况，他们也发表过 文章，但一聊就会发现，他们除了重复新闻报道的话语之 外，对当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不清楚。 我就很奇怪， 你整天生活在这里，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们对这些事情不 感兴趣。 不感兴趣，又写这方面的文章，就很空洞，里面 没有什么实在的观察。
到现在我发现，在中国要找对地方 情况熟悉的、有兴趣的老师，主要还是在北京和上海一些 比较大、比较好、比较老的学校里。 大部分地方院校的老 师其实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兴趣很小，看一下学术期刊上写 什么文章，就往上套，主要目的是进入那个话语体系，而 不是观察身边的世界。
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 回国调查发现这个现象很震惊，他们也承认这是巨大的问 题，但还是没有兴趣，可见这种分裂有多么严重。 在这种 情况下造出来的学术话语完全没有意义。
我们当时北大的老师也有这种情况，我认为他们讲的 东西是无机的，就是教科书里的东西。 我跟高年级的同学 谈，怎么办，他说先找软柿子捏，意思是说有的老师比较 凶，就先罢那些不凶的老师的课，我们就这么做了。 有一 位老师年纪比较大，基本上开不出课，每次到场只有两三 个同学，面对同学，他也不是很自信，同学不来，估计他 心里不高兴，但也没办法。 后来我就干脆不上课了。 这也 得感谢北大，我们那时候没有点名也没有考试，很多课最 后都是写文章。 大二以后，我比较重视数学和英语，觉得 这是比较实在的东西，也去学经济学的课，剩下的时间就 是做“浙江村”调查，以及搞社团。
你看，我们这种人来谈青年，很容易就谈自己对青年时代的那种留恋和乡愁，其实这不太健康。 青年很重要， 不在于我们去回想自己的青年时光，而是用今天青年的眼 光去拷问我们，让他们来“审判”我们，这样才能有更真 的东西，我们才有机会反思自己。 像《芳华》这种电影， 我觉得意思不大。 这样回想青年，就把丰富的青年理想 化、浪漫化，成了一种非常纯洁的东西，好像现在我们不纯洁了。 不能只用纯洁不纯洁来判断。
萧穗子，《芳华》
吴琦： 当时还可以罢课，说明整体环境还是比较宽松。
项飙： 那时候环境比较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我们上大学是1990 年，第一年是在石家庄陆军学院， 1991年进校的时候，整个氛围还非常暧昧，不明朗。 大一唯一的讲座是英语四级教科书的编者讲英语阅读，在 大讲堂——后来改成百年讲堂了——冰冷冰冷，我们都穿军大衣去听。 当时万马齐喑，大家都很功利地在学习，第 一年很不愉快。
进入1992年，我也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我从28 楼（宿舍楼）出来，早上7点钟，大喇叭在全校响——我 们都是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联播”的播送去食堂 打饭吃早饭——电台女中音在朗诵《东方风来满眼春》， 就是《深圳特区报》对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报道。 当时上面 的安排是不报道，《深圳特区报》报道之后，风向变了， 开始宣传《深圳特区报》的文章。 我印象特别深，因为 “东方风来满眼春”是新造的句子，之前没听说过。 一夜 之间，气氛就不一样了。
邓小平视察南方
有意思的是，讲座就开始多了，很多都是关于营销策划的。 这种学生下海赚钱的事其实在1991年就有了，但 在1992年一下子爆发出来，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正统。 各种文化现象也重新出来，比如新一轮“国学热”。 那时候 我们也没有什么争论，大家谈各种各样的事，比如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讨论。我很活跃，作为社会学社社长，请大家来办讲座，都蛮兴奋。 空间肯定是有，老师也不太管。 学校也开始赚钱。 我们的党委书记开始建北大资源楼，以及整个北大资源集团。
“资源”这个概念是我从北大学到的最早的几个概念之一。 资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在私有化市场经济之后，原来我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现在转化成了潜在的资源，是可以升值的。 你一定要占据，要有明确的产权。北大本来是一所学校，每天的日常生活 就这么被编织起来，现在突然发现里面有资源，就办班、 盖楼。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学资源化。“资源” 作为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早先我一点 都不批判，当时我们都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好事。 理论上对我也蛮有启发，因为我也看日常生活中人们怎么运作资源。温州人从小就对这方面比较敏感。
吴琦： 您父亲保存了好多您上学以来发表过文章的剪报，当时没有互联网，所以多数文章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大学时都发表过一些怎样的文章？
项飙： 我在北大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作《第三位先 生》。 刚进学校，我们社会学系的一个高年级同学在编报 纸，约新生来写，我比较爱抛头露面，就写了一篇。 大家 都说北大的五四精神是“赛先生”（Science）科学和“德先生”（Democracy）民主，我说其实还有第三位先生叫 “穆先生”（Morality），这里“穆”就是道德，新道德。
我认为这个道德问题非常重要，不能忘记。 这一方面是重复当时的说法，强调从技术、体制到文化层面的变化； 另外 一方面也是想讲，道德不应该像帽子一样戴在我们头上， 罩在我们生活中，今天的道德必须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放在我们手上，我们要去观察它。 如果一顶帽子戴在头 上，我们是看不到它的，我们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但不 知道帽子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不知道道德从哪里来，糊里糊涂跟着它走，是盲目地跟从。 如果要让别人去尊重这样的道德，那就是不道德。 讲“穆先生”，是说道德应该 是一种有选择的道德，要以个体自由为基础。 这肯定是从哪里读来的，可能是从高中“文化热” 里留下来的。 另外也的确觉得对道德一定要作实证观察和分析，而不是大而化之地视为教条。 反教条、反体系、反知识分子、反精英的那种心态，又牵扯到用哪种语言来写作，这个可以以后再讲。
马克思最早讲偷窃的问题——其实从蒲鲁东就开始讲——问偷窃为什么被认为不道德。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首先，偷窃成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提是私有财产，如果没有私有财产就没 有这个问题。 后来马克思分析，在森林里面你捡掉下的树 枝和把树枝砍掉，同样被认为是偷窃，如果土地是庄园所有，可以讲树木是你所有，但树叶、树枝都从树上掉下 来，还归你所有，等于无限扩大了，大家都认为你拿这个 东西是不道德的。 所谓的偷窃，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 成为一种不道德，有历史的演变。
再比如，家庭和腐败 的关系也让我们要对道德作实证分析。 为什么因为照顾 子女而腐败，大家就觉得好像可以宽容一点？ 同时我们 对腐败官员的揭露，却把大量篇幅放在男女关系上，而对这个人究竟怎么贪污、制度设计哪里有问题、贪污造成的具体后果又讲得很虚幻？ 道德是多维度的，为什么在这个维度给予那么大的权重，其他的事情给予小的权重？ 北大校长给妈妈跪下，拍成片子拿出来流传，这给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坏，因为它把一个不自然的、说不清楚的 道德观猛然扣在你头上，不但让你无法选择，而且让你失去了究竟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的基本感知。
我想我当时写 这篇文章是讲“五四”要建立新道德，要去理性地思考，有个人的自由。 没有选择的道德是不道德的，强加的道德最不道德，因为把我的道德强加于你，意味着我要对你的人性做一个潜在的彻底否定，你要不接受我的道德，在我 眼里你就不是人了。
本文节选自
《把自己作为方法》
作者：项飚 吴琦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0-7
责编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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