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对麻将上瘾，就有多少人不愿意承认

就像一句段子所说：“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做候补。”这固然过于夸张，但也反映了麻将是中国最流行的娱乐方式的事实。

人们对此的看法也很对立，并争论不休。麻将究竟是文化精粹，还是精神鸦片？打麻将是高质量生活的象征，还是无所事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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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麻将“战场”上的和平与冲突

在成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打麻将已经成为流行的消遣。 一名记者曾做出如下估计：2000年时成都有500万人，而春节期间80%的家庭都有麻将局。因此一城之中，同时可能有100万个麻将的“战场”。此类推测尽管往往过于夸张，却反映出了麻将的流行程度。

“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喝点跟斗酒，看点歪录像。” 这句顺口溜拿捏住了世纪之交成都老百姓廉价而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生活的精髓，是一句颇得人心的调侃。因为大多数老百姓负担不起奢侈消费，所以打麻将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现代都市生活节奏明快，麻将的玩法也与旧日不同，过去充满技巧性的玩法如今被改造得更加简单易学，迎合了更多人的偏好和口味。

茶馆，自然而然也被“麻将风”席卷裹挟。比如致民路的十一街，被人们戏称为“麻将一条街”。成都郊区龙泉驿，以春天盛开的桃花远近闻名，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还举行一年一度的“成都国际桃花节”，却成了“麻将大战”的战场。桃花时节，一些村庄的桃花林中，每天上万人在那里打麻将。

成都茶楼（图源：liling的博客）

虽然大多数“麻将之战”是其乐融融的“和平”之战，但不时也有各种原因引发的冲突。有的人输了钱，有的人为争座位，便恶语相向，甚至斗殴。比如程某在街边打麻将，刘某站在身后不断给其当参谋，程某听了刘某的建议，输了牌局。当刘某仍然在后面指指点点，程某怒由心生，反身一拳打破了刘某的鼻子。另一则事例，八个人在一家“农家乐”中打麻将，和邻桌发生争执，进而动了手。双方互相丢掷茶壶，抡起了椅子，最终导致两人受伤。 有些人沉迷麻将无法自拔，工作时间打麻将，甚至玩忽职守。一位居民曾向当地报纸抱怨他在一家诊所的经历：这位先生送他生病的妻子去诊所就诊，但四处找不到医生，足足等候了一个小时后，最终在诊所隔壁的一间茶馆里找到了在麻将桌上战斗正酣的值班医生，该医生竟然让他不要急，等打完这一圈再说。

这些例子反映了打麻将是多么有吸引力，麻将有着巨大的魅力，它能够使人们沉湎其中而忘却什么是当务之急，也说明将这项活动限定在理性的范围内是很困难的，许多社会问题和个人性格缺陷，往往通过打麻将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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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例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

2000 年10月，成都发生了中国第一例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

故事的主角是28岁的余女士，她住在居民小区一幢普通公寓的二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楼下居民委员会（下文简称居委会）设立的居民活动室，那里是小区居民，尤其是退休老年人打麻将的主要场所。不分昼夜的麻将声令余女士和她的孩子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不得不依赖安眠药物以助休息。就此问题，余女士不断向居委会投诉，甚至几番报警，但仍未得到解决。余女士最终将居委会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动室产生的噪音严重危害了她的健康。

这起诉讼引起了当地居民和各路媒体的强烈反响。超过300位居民和20家以上的媒体出席了11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

这一诉讼案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麻将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麻将是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人们都关注这件案子会如何影响城市的日常生活。

另外，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讨论打麻将是否损害了成都慢节奏的“休闲之都”的声誉？麻将的价值和意义是否需要重新评估，现代生活中是否要保留它的一席之地？健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又该如何定义？

媒体的报道显示大多数人都支持余女士，原因在于他们看待麻将的共同态度，即认为“麻将是祸水”。一位女士告诉记者，她起了个大早来到法庭支持余女士，她反对打麻将是因为其“又费时又惹事”。一位男士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麻将是一种精神鸦片，长期沉浸其中会丧失斗志。”另一位女士批评居委会，“打着老年活动中心牌子的娱乐室，差不多都是居委会创收的工具”，因此，用于打麻将的活动室应该被关闭。

然而，我们同样听得到为麻将辩护的声音。一位老人说：“打麻将是一种极合适的休闲方式”，人老了无法参与强度大的活动，“不打麻将又能干什么？”一名中年人对老人的辩护表示同意：“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本来就是成都人的休闲方式”，既然麻将已经被视为一种体育活动，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反对它呢？

03

“麻将风”之所以屡禁不绝的原因

“麻将风”并非成都特有的问题，而是风靡全国。就像一句风行的段子所说：“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做候补。”这固然过于夸张，但也反映了麻将是中国最流行的娱乐方式的事实。

1991年《社会》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便曾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发现四分之一的上海人，从老人到孩子，都会打麻将，且大多要小赌一把。

文章认为，麻将如此风行的原因主要有六点：

第一，舆论宣传的某些失误助长了“麻将风”的盛行。前几年公安部明确麻将不作为赌博工具后，舆论片面地强调了麻将的娱乐属性，宣传麻将是高级娱乐工具，可锻炼智力，防止老年痴呆症，增进家庭和邻里之间的和睦等。

第二，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居民反映娱乐场所少，电视节目乏味，而舞厅、卡拉OK、音乐茶座等场所，又非工薪阶层能经常光顾。而麻将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娱乐方式，简单易学，老少咸宜，花样多，变化无穷，富有刺激性， 正好填补了这一消费空档。

第三，少数党员干部参与打麻将，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麻将风”之所以屡禁不绝，原因之一在于一些党员干部带头搓麻将乃至赌博，使一些群众有了“榜样”。所以，过去居民悄悄地打麻将赌博，现在不少人却是堂而皇之地进行。

第四，由于赌博和娱乐的界限不清，客观上给治理“麻将风”造成很大的难度。

第五，处罚偏轻偏宽，助长了“麻将风”发展，这样对麻将赌博就没有多大的威慑力，也很难制止其发展。

第六，工作节奏慢，生活压力小， “麻将风”发展有了客观条件。生活有保障，无忧无虑，生活无压力，不思长进，把空闲的时间用来搓麻将。

打麻将作为休闲活动由来已久，中国也的确有资格被外人称为 “麻将之国”。对打麻将的批评，包括浪费时间、牵涉腐败、有损城市形象等，从来就不绝于耳。从晚清开始，麻将便一直是社会改良者和政府执意批判和锐意改革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便将麻将视为“国戏”，并通过写作《麻将》一文加入了“反麻运动”。文中强调，过去中国的三个恶魔——鸦片、八股和裹小脚都已不存在了。然而麻将则是第四个恶魔，它发展得异常兴盛，却没有人批评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胡适进而计算了浪费在麻将上的时间：“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 100 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 400 万点钟，就是损失16.7 万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为麻将辩护的声音，很快便湮没在了此起彼伏的批评浪潮中。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麻将不但没有消亡， 反而愈加欣欣向荣，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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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对大众文化抱有何种态度的试金石

从麻将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现代化的确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翻天覆地，文化的连续性于此彰显无疑。

而人们对打麻将的看法是如此的对立并争论不休。麻将到底只是普通的娱乐项目，还是影响人们工作生活的“恶魔”？是积极的休闲方式，还是助长了懒散的不正之风？ 是高质量生活的象征，还是无所事事的惰性？

林林总总，似乎从打麻将这样的日常小事上，我们看到了关于社会、政治和文化不同观念的各种分歧，关乎打麻将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如何看待和应对社会变化，如何在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道德准则之间寻得平衡，麻将似乎成了对大众文化抱有何种态度的试金石。

媒体不持续地关注麻将问题，是20世纪一直盛行的反大众文化思潮的延续，以及不断告诫民众此类娱乐造成消极后果的持之以恒的努力。然而，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和官方媒体的态度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对麻将持欢迎的态度，后者则相反。

同时，麻将的盛行还与市场经济裹挟下人们对金钱日益增长的渴求有关。普通百姓没有特权和权贵阶层那种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同等机会，所以打麻将便成了他们自己的“生财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打麻将就像买彩票一样，给了人们希望，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理由。“健康积极”“消极有害”等道德评判在此语境下并不适用，因为麻将之于不同人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

麻将是中国传统消闲文化的精粹，但为了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而不断被调适，这就是麻将在各个阶层的人群中都颇受欢迎，并最终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原因。对于那些社会资源不多的普通人来说，打麻将是让他们满足的娱乐方式，成为许多家庭聚会的必备节目。与改革开放前不同，国家权力不再对此类娱乐活动严加管制。专家学者们担忧的则是打麻将成为贿赂他人的工具，而并未组织任何形式的“反麻”活动，仅仅希望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对特定人群做出限制。

在成都余女士的麻将诉讼案中，居委会的态度很有意思。作为国家管控基层单位的居委会，则继承了早期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单位包管一切——包括日常生活及娱乐——的老传统，负责退休老人的休闲生活。中国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也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因此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保障成了地方官员的重要任务。居民的居住模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大。过去百姓杂居在街头巷尾，有很多机会互动，也很容易开展廉价的娱乐活动。但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不断拆迁和重建，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高密度的公寓楼， 邻里间的交往却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形下，此类社区活动室之于社会交往的重要性也就愈加明显。此外，由于老人受经济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他们在消闲活动种类上的灵活性极其有限，打麻将便成了最佳选择。而除居委会的活动室之外，市民也可以支付十来块钱，在茶馆或“农家乐”吃饭、喝茶、打麻将，从而打发整整一天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麻将对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5

从“麻将案”到其他个人权利、集体利益冲突事件

从麻将诉讼案中可以发现，市民们实际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很多人喜欢打麻将，但也不情愿因为沉湎于休闲而使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被“标签化”。而即使不少人对麻将上瘾，他们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尽管有不少人反感打麻将，但少有人有勇气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一流行的娱乐活动。一旦反对意见浮出水面，立刻招致麻将爱好者们的反驳。

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人对个人权利和隐私的意识还是相对单薄的，如果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发生冲突，则常以后者的屈服告终。更进一步而论， 中国人的行事传统是对老年人的种种行为多加容忍和体谅，社会对老年人往往不会像对年轻人那样苛刻。此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将争端控制在邻里之间、社区之内，而尽量避免通过法律程序曝光在公众视野之下，打破大家日常生活表面的和谐。

此外，我们必须仔细区分“噪音干扰”和作为“热闹噪音”的区别。

在中国，“热闹”一直是一个积极的词， 总是与繁荣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用“热闹”来评估一座城市、一个市场、一项公共活动或一场派对，无疑是一种赞扬。不热闹则被视为缺乏人气。对于公共生活，热闹带给人们兴奋，无论什么年龄、性别或经济状况和教育背景，对公共生活都有追求。但是，当人们不在公共场所而在家里的时候，他们的追求却大相径庭，希望安静的环境和不被打扰。然而，公共场所和家庭之间、热闹和安静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特别是热闹的噪音可以在空间穿行，例如街上商店的促销喇叭或小贩的吆喝声可能被认为是热闹，但这类声音传入附近住家户便成了噪音。

余女士的诉讼发生在2000 年，十多年后，这种冲突的发生更为频繁。例如仅2013 年10 月便发生了若干例广场舞引发的冲突，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如今，几乎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人们都可以看到不少退休的老人，特别是老年妇女，在公园、街头或广场，早晚伴随着扩音器或收录机的音乐跳舞，进行体育锻炼。在北京，2013年10月11日，“一个居民由于对附近跳舞的妇女气愤之极，向空中鸣枪，并放了三只藏獒吓走跳舞妇女”。那名男子随后被捕，但在互联网上却博得了“不少同情者”。此事件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便是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看到这则事件报道的，该刊还用了一个颇为煽情的标题：《跳舞女王：时髦大妈遭遇反对者》。在武汉，同年10月24日，一群妇女在广场跳舞时，有人从附近高层公寓向跳舞者扔粪便。据报道，这些跳舞者和附近居民之间的冲突持续已久。这些事件再次表明，人们仍然面临着如何理解、处理以及平衡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如果不处理好这样的问题，那么争端和冲突将会更加频繁，这不可避免地会给一座城市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