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是不是一场噩梦？

除新冠病毒之外，“蝗灾”正在成为东非、印度等地区农民的噩梦。2月17日，《印度时报》报道印度蝗灾仅留存于部分地区，对农民来说暂不构成重大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所称，这一波蝗虫的卵正在发育中，非洲可能在三四月份出现新的大规模蝗群，而印度政府则预警今年6月印度可能将遭受更严重的灾情。

去年下半年，印度洋发生气候异常现象，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沿岸降雨量激增，使得沙漠蝗得以快速繁殖。大规模蝗灾，将对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2月1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全球发出预警，希望各国高度戒备，应对可能会带来的粮食危机。蝗虫是一种迁徙能力极强的生物，因此需要多国协同治理。

印度洋偶极。一种异常的气候震荡现象，会导致大洋东西侧水温异常，改变风向与洋流。其中水温比正常高的一侧称为正偶极，比正常低的一侧则称为负偶极。2019年末，印度洋发生了强烈的偶极现象，由此导致了非洲大陆东部的降雨量激增和大洋另一端澳大利亚的山火。

那么蝗灾是否会影响到中国？西部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的阻隔，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国暂时不受蝗灾扩散的影响。不过在中国历史上，蝗灾曾给封建政府带去毁灭性的打击，缺乏应对措施的古代农民只能听天由命，等蝗灾自然退散。而在近代，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暴发的蝗灾也造成大量人民流离失所。

历史上人们想出了很多应对蝗灾的办法。近期网络热议的“养鸭治蝗”，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在民国，为了治理蝗虫还曾成立养鸭治蝗协会。

如果你对蝗灾依然还有疑问，那么请继续看下文。我们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昆虫系教授石旺鹏、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赵艳萍，解答了关于蝗虫生物习性和蝗虫治理历史的问题。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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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生物习性

石旺鹏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

（1）

非洲沙漠蝗

迁徙能力强，危害极大

新京报；此次引起蝗灾的蝗虫种类为沙漠蝗。能否简述一下该物种的习性，例如它们适应的生存条件，它们的繁殖力等等？

石旺鹏：非洲沙漠蝗属于沙漠蝗属，主要分布在非洲、南亚和西南亚等，非洲沙漠蝗喜食草本植物，食性广，可达400多种；沙漠蝗密度小时为散居型，散居型迁移能力差，若虫有6个龄期，密度高时转变为群居型，迁移能力强，若虫有5个龄期。繁殖能力强，每个世代可产卵300粒左右。

新京报：除了沙漠蝗外，还有其他蝗虫种类，能否简述一下这些蝗类之间存在的差异？沙漠蝗是蝗类中危害性最大的一种吗？

石旺鹏：除去沙漠蝗外，另一个灾难性蝗虫就是飞蝗，遍布非洲、泰加林以南的大部欧亚大陆、东印度群岛、大洋洲热带部分和新西兰等，意大利蝗和摩洛哥戟纹蝗主要分布在中亚和地中海地区等，同样对植物造成重大危害，这三种个体相对非洲沙漠蝗小。非洲沙漠蝗个体大，飞行能力强，暴食性强，是绿色植物的克星，危害极大。

沙漠蝗。本次东非蝗灾的罪魁祸首。当降雨量激增时，该蝗虫会大量泛滥。1915年，沙漠蝗造成的蝗灾几乎摧毁了巴勒斯坦与耶路撒冷附近所有的植被。沙漠蝗还有很强的迁徙能力，据报道，1987年的蝗灾只用了十天时间，就从红海地区扩散到了加勒比海，横越了整个大西洋。

新京报：据说蝗虫具有肉食性，在这方面它的主要食物来源是什么，是否有主动攻击人类的可能性？

石旺鹏：沙漠蝗有自残行为，主要取食同类小弱病残个体，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是如果你招惹它，它会咬你哈。

新京报：它们的迁徙能力如何？是否有可能扩散到中国，甚至扩散为全球危机？

石旺鹏：迁移能力超强，可以主动飞行也可借助气流飞行，有可能扩散到中国和欧洲，也有迁飞到美洲的记录。

新京报：这次非洲蝗灾的发生，受到了哪些气候影响，是否与洋流或澳洲森林火灾有关？

石旺鹏：主要受到雨季的影响，当然与洋流有关，是否与澳洲火灾有关，需要分析。间接关系会有吧。

（2）

中国近年来蝗灾

暴发频率低、程度轻、规模小

新京报：过去人们经常采取有机磷农药灭蝗的方式，这种方法面对这次的蝗灾还是否有效？蝗虫的抗药性及变异的速度是否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石旺鹏：这次也主要采取有机磷农药等，蝗虫的抗药性不强，但是化学农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严重，所以人们期望多用环境安全的生物农药。

新京报：该蝗虫在自然界是否有天敌，生物防治手段是否可取？农业科学界近几年是否有新的应对手段？

石旺鹏：蝗虫的天敌众多，有捕食性、有寄生性的、有病原真菌、病原细菌、病原微孢子虫，病原病毒、病原线虫等等。如果不使用化学农药，这些天敌完全可以自然控制中低密度下的蝗虫。目前的生物防治主要采用蝗虫微孢子和蝗绿僵菌治蝗。很多新的手段也都在研发之中，但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

新京报：除了农业影响外，蝗虫有传播疾病的危险吗？

石旺鹏：你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记者，非常好。目前大家关注肺炎，已经知道蝗虫携带肺炎杆菌等病菌，能否携带让人类致病的病毒等，这需要进一步关注。

肺炎杆菌，自然存在于土壤中，在人体的口腔肠道及自然菌体中也可发现。一般情况下不会致病，但是当人体抵抗力较低时，可由上呼吸道进入肺泡，引发病变，常见于有其他衰竭性疾病的中老年患者。临床上虽可使用抗生素治愈，但由其引发的肺炎，死亡率依然在50%左右。

新京报：在应对蝗灾方面，中国在近几年有什么样的进展，以及还存在哪些需要重视的问题？

石旺鹏：中国近年来蝗灾暴发频率低、程度轻、规模小，一方面与气候有关，二方面与防控较好有关，三与应急处理及时有关，四是防蝗体系运转效率高有关。但是蝗灾不重导致防蝗经费持续下降、基础研究支持力度下降、防治蝗虫新技术研究乏力、蝗虫人才老化短缺等等问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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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治理历史

赵艳萍

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

蝗灾历史研究学者

（1）

政局安稳与蝗灾的严重性关联极大

新京报：目前，东非蝗灾已经扩展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就中国农业的历史和地理位置而言，你认为它是否有侵入中国的可能？

赵艳萍：世界各地蝗虫为害的种类不一样，全世界有危害性蝗虫的种类约有500种，其中以沙漠蝗和飞蝗的危害范围最广。沙漠蝗主要发生在非洲，通常会波及中东和地中海沿岸各国，甚至南亚次大陆。我国的蝗虫为害是飞蝗的三个亚种：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史书上所见的中国蝗灾大多是东亚飞蝗所致。它们为害的范围北至北纬42°，西达东经105°，东及沿海，南到海南岛。

从现存的史料上看，未见沙漠蝗大规模入侵中国的记录。现在已经有很多专家解释过，入侵中国的可能不大，一方面是中国的环境条件不是沙漠蝗适生区，另一方面就是有天然的山脉阻隔。

东亚飞蝗。因为体态及结构与非洲沙漠蝗差异极大，被认为是另一个亚种。东亚飞蝗所导致的蝗灾多发生在夏季干燥或冬季温暖的年份。

新京报：中国历史中有记载的最严重的蝗灾发生在什么时期，造成了什么后果？

赵艳萍：蝗灾在中国古代被列为三大自然灾害之一，蝗灾的发生是自农业出现以后就伴随而来。粗略的统计从春秋明确的蝗灾记录到1949年为止，中国的蝗灾年有800多个，平均2-3年就有一次地区性大发生，每5-7年有一次大范围的暴发。

史料上的蝗灾记录，时代越后，记录越详，看起来蝗灾越来越严重，但是仅凭现有的史料记载是不能准确判断蝗灾的严重性。依据史料相对翔实的清代和民国的材料可以看出，政局的安稳与蝗灾的严重性关联极大。

历史上严重的大蝗灾，比如清代咸丰年间的大蝗灾，根据我对清实录和方志记录的统计，咸丰在位十一年，共有600多县次大大小小的蝗灾记录，大蝗灾有七年之久。从咸丰二年（1852）广西开始生发、蔓延，最严重的是在1856-1858年，重灾省11个：广西、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甚至西藏也频传蝗害。又如民国时期1928-1935年间，蝗灾发生范围也很广，尤其在1933年，全国12省有蝗，9省为重灾区。

所以从1933年起中央农业实验所就开展了全国蝗患调查，以求对蝗患情况有全面了解。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暴发，陷入战乱的地区，灾害治理也无从谈起，蝗害记录不全，当时的真实受害情况不得而知，现在可以看到的是1942至1946年的蝗患严重，波及华北各省、安徽、湖北、贵州，由沦陷区蔓延至各地。

蝗虫是暴食性昆虫，蝗虫大暴发时，咬食各种东西，树叶、衣服，甚至会咬食人，“食叶嚼穗，罄尽为止。”蝗灾的出现往往与旱灾相连，所以如果治蝗不及时，百姓之苦是惨烈无比。在民国的文献上常可看到战乱又逢旱蝗，有饥饿不能出门户者，合家投缳自尽；有买卖人口，甚至人相食的，让人不忍卒读。

肯尼亚蝗灾照片。图片来源：美联社。

（2）

封建时期

治灾系统有序运作

新京报：封建时期的政府有什么管理蝗灾的法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否行之有效？

赵艳萍：封建时代政府的治蝗管理上，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体制。汉代时政府就开始派遣官员治蝗，出现了用钱、米收购蝗虫的规定，激励百姓捕捉蝗虫。不过，唐以前“灾异谴告说”流行，很多民众有畏蝗思想，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不敢随意捕捉。自唐代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极力倡导人力捕灭之后，民风大变。

开元三年，山东发生蝗灾。当地百姓以天灾降临为由，认为不能捕捉蝗虫。姚崇则坚持推动焚烧掩埋的方式，在那个年代成功阻止了蝗灾的蔓延。

宋代时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规——《熙宁诏》《淳熙敕》，捕蝗被列入为各级政府要政，治蝗业绩成为官员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清代时，对捕蝗官民的权责、法规约束的规定有了更细致的要求，并在蝗发时专设临时治蝗机构——厂或局，设在蝗发地附近，指挥治蝗，同时以蝗易米易钱，处理所收缴蝗虫。具体从事捕蝗的民众，又设有护田夫、农长作为小队负责人，记录受灾地界范围、对捕蝗人员登记造册。

所以，到清代时实际上治蝗管理形成了系统的由上而下监管的机制，治蝗的责任层层分摊，形成纵向连带责任制。不过，由于治蝗政策多层，法令严格，报灾程序繁琐，治蝗地方官也会报怨延误治蝗时机，所以实心治蝗地方官会见机行事，有序开展治蝗，确实能起到了很好的成效。翻看清代康雍乾三代史料能看到治灾系统有序运作，虽然蝗灾记录不断，但是造成大面积蔓延的现象却不多见。只是一遇到政局动荡、治理者怠政时，这些机制都只能是虚设。

（3）

民国曾成立养鸭治蝗协会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专业的治蝗器械呢？能否简单介绍几个有突破性的器械？

赵艳萍：中国古代没有高效除虫药剂，也没有大型实用的除虫机械，数千年来主要还是靠人力捕除。到民国时，西学进入，国际上治蝗合作与交流增多以后，我国才开始仿西方的除治方法，但是因为当时国内资源有限，战乱频仍，研究工作时断时续。主要是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创造价廉实用的除蝗药剂及除蝗器械。不过专业的治蝗器械并没有，这跟美国的治理不一样。

19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已朝着机械化除治和药物除治的方向努力，发明了多种器械，尤其是一些大型的除治器械的研发，是世界上最早推行机械化除治的国家，如焚烧蝗蝻机器的使用很成功，还有用马拉的卷筒型重碾用于平整而坚硬的土地上除蝗，以及类似suction-fanning machine，可以将蝗虫吸进再碾碎。不过，中美国情迥异，这类大型的除蝗器械并不适合中国土地。民国时期做的比较成功的是小型家庭除虫器具，比如喷雾器。相配套的是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仿制国际上新型高效的化学杀虫剂，如DDT、六氯化苯（即六六六）。不过，由于DDT、六六六的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太严重，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禁用了。

美国上世纪密苏里州的除蝗器具。由两个大锡管组成，锡管连接着每分钟1200转的高速风扇。该设备可以在平坦的农田里很好地工作，唯一的限制是它需要抽水机提供动力，而当粉碎的蝗虫抵达一定数量后，破碎的蝗虫尸体会黏附在筛网上。

新京报：民国时期，为了应对除蝗器械不足，曾经推广过养鸭治蝗的方案。这种生态治理的方法取得了什么成效，以及是否存在弊端？

赵艳萍：古代的生物除虫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利用家禽和飞鸟除虫，尤其是民间向来有驱鸭食虫的做法。养鸭治蝗其实也由来已久，明代福建人陈经伦观察到鹭鸟啄食蝗虫的特性，而联想到利用家鸭替代，不过因为当时闽省蝗害不多见，这方法百年内却并未得到推广。到清乾隆时，他的五世孙陈九振在安徽芜湖做官遇捕蝗事，便大力推广民间畜鸭治蝗，这一方法得以规模运用。1776年陈家后人陈世元编《治蝗传习录》将祖遗之法记录下来。民国时期这方法在江南水乡得到政府的推广。

养鸭治蝗固然是很好的生物除治，不过在古代若要大范围推广是难实现的。鸭子喜水这一特性就限制了它的推广范围。此外，鸭子的食量有限，据现代测算每日每鸭（三四斤重）可捕食蝗蝻二斤左右。但是鸭子贪食，不宜给鸭吃得太饱，否则容易食多致死。鸭子对于除治未成虫的蝻子才是最有成效，高飞远扬的飞蝗，鸭子的啄食能力便无法施展了。在蝗蝻灾严重时，鸭少蝻多，亦无济于事。1929年江苏宝应县有一实例“有畜鸭以食蝗者，不意蝗虫积至尺余，竟毙鸭数百头。”但是要想规模养殖，成本、场地、管理都是个难题。

民国时，部分县乡由政府出资提供鸭种，采用分散养殖，这样便于管理和降低成本，同时达到控制蝗虫的目的。还有成立养鸭治蝗协会，要求各分会每百亩至少养成大鸭十只，养鸭资本由各佃户自行按亩摊集。协会负责管理，遇有意外，负责补偿民众损失。养鸭所获利益，除协会开支外，百分之六十作为息金按亩分派，百分之四十作为分会公积金，用作总会治蝗经费。这样一来，村民有利可得，也解决了治蝗经费的摊派问题。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充分结合了各方资源，使民有利可图，提高了主动治蝗的积极性，直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4）

现代治蝗

蝗灾需要各国协同治理

新京报：那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蝗灾发生在什么时期呢。现代人应对蝗灾是否有更加科学、有效的手段呢？

赵艳萍：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我国蝗虫常年发生面积2.8亿亩次左右，分布在20个省（区、市）的1100多个县（市、区、旗、团场）。其中，飞蝗（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常年发生3000万亩次左右。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川、新疆等常发区和吉林、黑龙江等偶发高密度蝗群危害仍时有发生。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土蝗常发区 7000万亩次左右，河北、山西、内蒙古、新疆等部分地区时常出现大量土蝗由草滩地向农田迁移，会造成集中危害现象。草原蝗虫常年发生1.8亿亩次左右，内蒙古、新疆等地区连续多年大面积发生，危害草原植被。另外，与我国毗邻的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等国家也时有蝗虫迁入我国边境地区危害，构成一定威胁。

经过多年治理，我国初步实现了“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入境蝗虫不二次起飞”的治理目标，蝗灾在我们生活区造成的危害大大降低。

我国现代治蝗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方针，依靠科技进步，资金投入，重视监测预警，落实防控责任，强调蝗灾可持续治理。国家要求建立县级以上蝗灾防治指挥机构，各级政府将蝗灾治理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构建监测防控体系。监测队伍要求，确保农区每万亩蝗区有1名查蝗员、农牧交错区每5万亩蝗区有1名查蝗员、牧区每10万亩蝗区有1名测报员。要求建立覆盖农区、牧区的全国蝗灾监测预警与防控指挥信息系统，与农业应急管理指挥决策系统相衔接，建立蝗灾信息数据库，提高防控指挥信息化水平。同时支持蝗虫研究项目，建设农区和牧区蝗虫研究重点实验室，加强蝗情监测预警与蝗灾可持续控制关键技术研发。

新京报：近现代治理蝗灾时，是否有过严重的失误（例如政府的临时政策并不符合专业知识，或者专家们提出了并不现实的方案等等）？

赵艳萍：近代与现代的蝗灾治理有很大不同，近代治蝗还处在从传统的人工捕除向药剂除蝗的探索阶段。当时的治虫科技人员做了很多贡献，引入蝗虫生物学知识，运用科学治理手段，推动了从传统法治蝗转向现代科学除蝗。当时政府的治蝗决策因为有了这些专业治蝗技术人员的参与，并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如果说有失误是体现在因为战乱没有能力持续有效的治理吧。另外影响比较大的，是 20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大量使用DDT、六氯化苯（即六六六）等高毒高残留农药，对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少后遗症。

现代的治蝗工作更为科学有序，蝗灾治理属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政府主导、属地责任、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以标本兼治和应急防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天敌保护利用、生态调控等绿色治蝗技术，减少蝗虫孳生地，降低发生基数。

新京报：在治理蝗灾这一点上，其他国家是否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赵艳萍：由于蝗虫有群聚性与迁飞性，世界各国意识到必须协同治理，才有可能控制蝗灾的大暴发，从20世纪初开始，国际间治蝗合作与交流就开展起来，成立国际性的治蝗组织，开展国际治蝗会议等等，合作形成常态。所以，现在各国的治蝗工作比较趋同。随着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成立（FAO）,当下国际间主要通过人才交流、合作研究和技术引进等方式，重视建立蝗虫监测站，加强对境外迁入蝗虫监测等，同时也强调对非洲国家提供治蝗技术培训和治蝗援助，协助提高其蝗灾防控技术水平。因为只有互助合作，才是人类应对蝗灾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