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一个不承认自己流亡的人结束流亡时|张佳玮

2019年将近结尾时，流亡法国43年、年已90岁的米兰·昆德拉，重新获得了捷克国籍。

这事成为新闻，我觉得，本身就是个很米兰·昆德拉式的冷幽默故事：

先前，他自己一直在各色访谈里说，自己只想当个普通小说家，而非一个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

他对德国《时代》周刊说过，自己没有返乡梦，因为“我把布拉格带走了： 它的气息、味道、语言、风景和文化。 ”

然而终于，他还是得回了这个国籍，还成了新闻。

在他的名作《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里，萨宾娜从捷克去了西欧。 她不喜欢身在布拉格时遭遇的重压，但对当时所谓自由世界对布拉格的刻奇看法，也有自己的意见。

与如今“我只是个普通作家，我不是个流亡作家”的昆德拉，因为重获国籍而上新闻……看去有些相似吧？

不知道他会不会把这件事写进他下一个故事里——如果他还有兴致写的话？

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在捷克布尔诺。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曾师从捷克大音乐家亚纳切克。 米兰自己少年时，就跟父亲学钢琴，然后进修作曲和声学。 之后在大学，他学了影视编导。 在29岁那年，他写了自己第一部小说《玩笑》，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写作之路。

如果您之后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笑忘书》、《告别圆舞曲》等作品里，发现他对音乐结构格外迷恋，在《小说的艺术》中不断用音乐术语陈述意见，也不必惊奇： 也许骨子里，他一直有音乐家的那面。 后来，他自己多次陈述过自己对音乐和小说的混杂爱好：

少年时，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写小说，音乐无法满足他的表述需求； 但他如此喜欢音乐，所以小说里难免带有音乐式的结构。

于是他曾如此宣示： 自己并不是故意把所有小说都写成七章的：

“我一直想摆脱这种七章解构……但那是一种深刻无意识的不可理解的必需。 ”

这是他的写作文体，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姿态： 昆德拉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叙述者，他无意讨好大众。

在《小说的艺术》里，他说过这么句话： “最后一部受大众欢迎的伟大小说，是《好兵帅克》。 ”言下之意，不问可知。

他的小说融合了音乐、戏剧、电影等多重体裁的结构。 他自己又爱鼓捣哲学——1983年他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他的书架上满是哲学和音乐学的书。 但之前之后，他多次说，他并无意像老派哲学家似的，用小说来讲哲学。 他推崇穆齐尔和布洛赫，认为后两位为小说安上了极大的使命感： 他们视小说为最高的理性综合，是人类可以对世界整体表示怀疑的最后一块宝地。

大概这就是他了： 一个将小说本身视为艺术的作者。 小说于他，不只是说故事、奏音乐、聊哲学的工具。 小说是小说本身。

我们都知道他的经历： 1968年“布拉格之春”到来，次年，他被开除出捷克作协，又一年后被开除党籍。

1973年他写出了《生活在别处》，两年后他到了法国。 1979年《笑忘书》出版。

如果到此为止，他其实与索尔仁尼琴等流亡作家，有相似之处： 离开了东方阵营，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出版作品，描述在旧阵营里发生的一切。

按照一般做法，他应该回身对旧阵营大肆抨击、热情控诉才是。

但他的风格，有些非典型。

《笑忘书》，是若干短篇故事构成的一本书，里头也有布拉格背景的主角被告密监禁之类的故事，但昆德拉没有抱着控诉的口吻。

他更多用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一种解构的眼光，旁观叙述一切。 他会在叙述的过程中不断轻盈地让下面这个问题缭绕盘旋： 坦克和梨子哪个更重呢？

还是《笑忘书》，某个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镜头里，周围的人们手拉手跳舞，在街道上空升起，而“我”则穿街走巷追逐着，意识到自己无法加入，自己笨重得犹如一块石头。

所以，他没有简单地谈论阵营对立，用抨击与控诉填满自己的书。

他试图聊一些更形而上的东西。 他常常旁观着，所以对人本身的处境充满了兴趣。

1984年，著名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出版了。 众所周知，里面的两位主角托马斯和特蕾莎留在捷克，因为迫害，从医生夫妇到下农庄去。 萨宾娜，作为摄影师，到了西欧。

本来这可以写成两个阵营的惨烈对比故事，但昆德拉没有。 他又一次展示自己招牌的写法： 一边叙述故事，描绘他们的处境，时时跳出来，用探讨的口吻，谈论自己的想法： 无所不包。 轻与重，灵与肉，出轨、亲密、羞耻与告密者的奇怪混合。 斯大林之子的死亡与粪便的关系。 沉重与轻盈的对比。

大概在昆德拉看来，布拉格之春后，布拉格的人们遭受的命运，本身都很荒诞； 与此同时，刻奇媚俗的一切，比如怂恿托马斯签名反对的群体，也很无趣。 他笔下西欧世界对布拉格的想象，则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媚俗。 第六章里，那些自以为高尚的人们，其实同样刻奇。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小说第六章充满复调的特点：

“斯大林儿子的故事、神学的思考、亚洲的一起政治事件、弗兰兹在曼谷的死、托马斯在波西米亚的葬礼，都通过同一个永恒的问题联系起来——媚俗是什么？ ”

以至于结尾一章，《卡列宁的微笑》里，似乎一条狗的生死，都配得上托马斯更认真的对待。 昆德拉面对过于崇高、近于媚俗的话题，总倾向于用轻盈来化解。

大概，许多事先怀抱了期望的欧美读者，面对《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时，会有种茫然感：

他们可能希望看到对布拉格之春后的控诉，可能希望看到“布拉格大揭秘”之类的愤怒报导。 他们也许希望看到类似于《古拉格群岛》之类的作品。

然而，没有。

昆德拉笔下的人物，身处历史旋涡之中，却只显出处境的荒诞。

如上所述，他并没有像一个典型的流亡作家那么写作。 他并不展示自己的伤疤，兜售自己的受害者经历。 用他自己小说里的话来说，他处理得很轻盈。

大概，他还是只想做个，纯正的小说家？

就像他当年对《新观察家》杂志如是说：

“对必须谈论自己感到厌烦，使小说天才有别于诗歌天才。 ”

聊一下布拉格。

布拉格出过卡夫卡，出过哈谢克。 前者的小说里有太多不动声色的荒诞，后者的小说——《好兵帅克》——则是彻头彻尾的狂欢。 实际上，布拉格可能就这么矛盾： 如果您去到布拉格，在伏尔塔瓦河西岸，卡夫卡博物馆斜对门，就是一个帅克主题的酒吧： 墙上正画着醉醺醺的帅克。

捷克的小说家，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分裂的： 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在城堡、司法机构、办公室之间彷徨； 好兵帅克则在捷克人、奥匈帝国、波西米亚悠久历史之间晃荡。 后者尤其爱用滑稽来消解神圣。

在米兰·昆德拉的其他短篇里，《爱德华和上帝》，半开玩笑地讨论了宗教、道德与人的关系； 《搭车游戏》里，一对假戏真做到最后失去身份的情侣，一度迷惘了。

昆德拉非常喜欢在小说里讨论人的自我身份认知。 他自己作为作家，则并不刻意出现在幕前。 他自己的经历只是写作素材的一部分。 他在意的是——用他接受访谈的话——“摒弃机械的小说技巧、摒弃冗长夸张的小说文字”、“将小说变为一个存在的博学观照”。

这就是他： 一个本可以靠流亡作家身份卖背景故事、最后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的作者。

后来的《慢》里，他跟维旺·德农较真了半天； 《庆祝无意义》则已事关巴黎了，并不再谈论布拉格的经历。

大概他也知道，当他写作布拉格背景的一切时，大家免不了要念叨东西方阵营、布拉格之春。

大概，他在明确不喜欢媚俗刻奇的同时，也在让自己尽量不媚俗不刻奇？ 用轻盈来消解一切沉重？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至于他的内心，我们不得而知。

所以，终于重获捷克国籍时，他的内心真实感受是什么样呢？

用他自己小说的题目，《笑与忘却》？ 《玩笑》？ 《庆祝无意义》？

不知道。

但如上所述： “一个并不把自己当流亡作家的流亡作家，重新获得了国籍”，这个事关身份、时间、人的处境的情节，其实很像他自己笔下的小说情节。

身为一个更乐意当旁观者的亲历者，最后在90岁高龄时，亲身上演了自己小说里的剧情。

世界有时，就是有这种幽默感。

用昆德拉自己某个演讲的话说：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