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写作要像青铜一样，温润外表下有硬梆梆的质地
5月15日，首届吕梁文学季荣誉典礼在贾樟柯艺术中心举办，陕西作家侯波凭借作品《胡不归》摘得马烽文学奖。“马烽文学奖”是为奖励2018年度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乡村类题材文学艺术作品而设立，文学奖得主马金莲的《低处的父亲》，人民文学奖得主罗伟章的《寂静史》，西藏作家协会理事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青年作家侯波的《胡不归》以及宁夏作家季栋梁的《绰号里的童年》。
授奖词评价侯波源自现实的乡土书写“使得作品具有穿越现当代史的历史深度”。侯波现场感慨，曾在贾家庄进行创作的作家马烽作品《吕梁英雄传》是自己的文学启蒙，他用自己赢得的荣誉“向马烽致敬”。
颁奖典礼后，凤凰网文化对侯波进行了独家专访。他认为，写作要像青铜一样，在外表看似温润的光泽下有着硬梆梆的质地，自己会一直坚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面向普通百姓，书写普通生活，有担当有情怀。
侯波领取首届吕梁文学季颁发的“马烽文学奖”
凤凰网文化：这一次参加“吕梁文学季”活动有怎样的感受？
侯波：“吕梁文学季”活动是首届，去之前，我也没多少了解。等参加活动后，发现这个活动，是一个面，或者说是一个全方位、立体的东西，而不简单的像以往颁奖仪式一样只是一个点。他们邀请了全国那么多的文学名家参加活动，活动形式多样，内容非常丰富。有颁奖会，研讨会，交流会，有文学对话，文学讲座，朗读会，音乐会，又把电影与戏曲都穿插了进来，从9号到16号，一共举办八天，安排得满满当当。各种活动相互穿插，令人耳目一新。据说还要把此次活动拍成电影，真正是一个展示“文学魅力”的夏季。
凤凰网文化：本届“吕梁文学季”把“马烽文学奖”授予你，这是一个专为农村题材设立的奖项，作为获奖者，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农村题材一种什么状态？
侯波：我十八岁时开始写作，处女作《黄河之歌》就发表《当代》上。这些年，因为工作忙，写的较少，共出版了四个中短篇小说集子，和一部长篇小说《流火季》（上下，70万字）。因为出生在农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这些年又一直生活在小县城，所以对农村生活特别熟悉，小说也一直写的是农村题材。这次“吕梁文学奖”单设了一个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马烽文学奖”，并把这个奖授予了我，我非常高兴，一个是对我创作的一种肯定，另一个也是对所有写农村题材作家的一种肯定。还有一点，这次“吕梁文学季”活动有个主题，“从乡村出发的写作”，我觉得这个主题既反映出他们（组委会）对农村文学的一种认识，同时也有一种期待。其实，许许多多的人和我一样，都在农村出生长大，身上始终有一种农村情结，或者对农村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即使到现在，一些人进了城，但依然是以农村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思维模式在生存着，可以说是生活在城市的农村人。
至于说到目前农村题材的创作，这两年相对少一些了，主要原因可能是农村人进城了，村里只留了些老年人，少了些活力，因而反映他们的作品也就少了。就我看来，目前写农村的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农村人在城里打工艰辛的，写质朴的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相碰撞的。在这里，农村人总是最质朴，最善良的，生活在城市总是被人欺负，写他们无奈，他们悲伤的。第二类是写依然生活在农村的，但这个有程式化的毛病，总会写到有村长、村主任是恶霸，欺压留守妇女、孩子等，很少有其他的，缺乏更多的更丰满的形象。其实，农村人个个是不一样的，即使农村，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我的家乡，以为有苹果产业，所以乡村人口流动比较少。所谓的城镇化，个个家长因为娃娃上学，就会搬到城里去住，但也仅仅只是住到城里而已，农忙了，他们就又回到原来的家里种苹果了。
凤凰网文化：评委会给您的授奖词评价您的作品证明“文学能以敏锐而新鲜的经验书写，参与时代重要命题，这些年，文学与现实的问题经常被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常常被认为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能力，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同时您认为作家应如何处理现实？如何放置自己？
侯波：我最熟悉的是农村生活，也一直写的是农村题材。在写作方法上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我非常喜欢现实主义创作，它面向普通百姓，书写普通生活，甚至主张深度介入普通生活，是一种有态度的有情怀的文字，是一种有鲜明的作家倾向与价值判断的文字。它只写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或者应该发生的事，拒绝猎奇性。讲究人物的典型性，讲究小说的穿透性。主张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高度，决定作品的寿命。
我这几年，一直写的是农村题材，关注着农村文化秩序的重建，写了有四五个这方面的小说。我曾给《小说选刊》写过一篇创作谈，提到了“院墙”这个概念，我认为原来的中华文化传统就是一道院墙，我这样写道：“当工业文明扑天盖地来时，首当其冲的是传统乡村的文化秩序。这种秩序就象农村中家家户户的院墙，可能是土筑的石垒的砖砌的，尽管院墙不够坚固，不够高大，但有了这墙，家家晚上就能睡得安然，鼾声四起。曾几何时，院墙被撞塌了，于是围绕墙的建与不建、什么方式建、用什么样材质建就都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而院内人在旧墙已倒、新墙未立之时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他们缺乏安全感，焦虑不安，甚至有几份迷茫，无可适从。”——物质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兴起，总会冲击以前基于农耕社会建立的文化秩序。比如我们传统的孝道、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乡绅文化、我们以家族血脉为基础的泛血缘亲情文化等一系列都受到了冲击。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兴起，道德滑坡，文明沦丧，个个精神迷茫，只陷入追求物质，追求感官刺激之中。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我的《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胡不归》等小说原来正是想写出人们的这种无可适从感与迷茫感的。不过，《胡不归》比以往小说更进了一步，里边塑造了一个类似于乡绅的人物。
说起《胡不归》，还有个故事。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他原是市里的一位领导，退休后，便回到了家乡，成天伺候着老妈。在乡间待的这五六年间，他作为一个乡绅级的人物，为村里干了许多事：修了路，硬化了巷道，编写了村志，建起了祠堂，但也因此，有了许多感慨。他给我说了一些小事，比如，有个外村妇女来村里下苹果，因为把一个枝弄坏了，村民就罚了她100元。另一个妇女晚上睡觉来了月经，不小心把主家的褥子弄脏了，也被罚了100元。而他为了公益建个祠堂，村民个个不愿意出义务工，管水的人竟然按外村用水标准来收取水钱。……至于集体的事，根本没有人支持，大家都在说风凉话或者看哈哈笑，很多人不是盼着好，而是盼着“乱包”。他说这些话时，就有一种忧心忡忡，觉得村民虽然有钱了，但一个比一个更自私，更实际。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由此可见一斑。他的这些话，使我联想到一件事，在我们村，尽管家家都缺地，但大几十亩地，已经被人为地闲置好几年了。反正闲着就让闲着呗，我种不成，只要你不种着就成。这一切，便是我这篇小说《胡不归》的缘起。——往往就是这样，那些在别人眼中的大事，报纸上的头条，作家是不关注的，也是记不住的，而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一些大家看来习空见惯的片断，却是作家写作的真正来源。就像这件事，他说过就说过了，感叹完就完了，但这些事情却像在我记忆力生了根似的，仿佛有生命般，不断地折腾着我，真到有一天，我把他写成小说，发表在杂志上。
经济发展只是整个社会发展一个方面，肯定不是全部，决定一个民族未来的是其精神追求。仅有钱，但没有精神追求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就像农村俗话说的虚胖子，脸再大，身体再肥，人家一拳打来，也能打个满脸开花。远的不说，当初的大清朝便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例子。
凤凰网文化：授奖词还提到您的作品《胡不归》有关乡村秩序的重建，关于乡村秩序的重建，您个人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想法？
侯波：这个问题前边已经说了一些，这几年，我始终关注着新时期农村的变化，关注于农村文化秩序的重建，写出了《春季里那个百花香》以及此次的获奖小说《胡不归》。对于写作的追求，我曾经写过一句话：我喜欢青铜，李贺有一首诗,"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我曾多年为此沉迷,后来刻了一方印章"铜之韵"。我希望个人的写作象青铜一样，在外表看似温润的光泽下有着硬梆梆的质地。这样，即使过上上千年，世事苍桑，岁月不再，但青铜依然是青铜，他当年铸造时的信息还是能够完整地给我们传达出来，散发着亘久的魅力。
时代总是在向前发展，旧的东西要被摧毁，肯定要有新的文明、新的秩序来代替。但乡村文化秩序的重建是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社会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可能思考会更深入，更彻底，而作家所能做的就是写出一种现象，塑造一个人物，提供一种可能，提供一种思路，引起大家的的思考而已。
凤凰网文化：您是来自延安的作家，众所周知，延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塑造了当代文学形态，也改变了近代以来白话文学自然发展的走向，与此同时，文革之后的许多写作，直到今天丰富多样的写作，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和修正着延安讲话的束缚，对于贯穿整个当代文学史的这一问题，您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侯波：前两天和莫言老师对话，他提到了他是“作为老百姓写作”，但我可能还是“坚持为老百姓写作”，我是讲究作家身上要有担当的，要有情怀的，讲究作品的社会性的。我主张文学多样化，但更注重的是思想，是沉甸甸的份量，就像一个人，衣着只是一种装饰而已，决定这个人能不能站起来行走主要还是看其骨头。在写作上，主张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我所有的小说其中的想法与感受都是我真切地从生活观察到的，每个小说也有生活原型的。我认为伟大的作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与底层群众的息息相通。
前年，我在岳阳参加了一次“先锋文学的出路何在”的研讨会，组委会在举办会议的有限时间内，组织我们参观了岳阳楼与汩罗江。我对此深有感触，虽然讨论的是先锋文学，但参观的这两个地方却和我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家相关，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屈原。范仲淹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屈原的《离骚》《天问》等更是光耀千秋。我当时想通了一个问题，他们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忧患意识、担当意识，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创作这条长河从屈原到杜甫，从范仲淹到鲁迅，所有主流文学所做的选择是作家的一种选择，也是读者的一种选择，更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必然走向。所以，在这种审美习惯、审美心理、审美传统培养起来的读者，无论在什么年代，大家看你的作品，看的其实就是你思考的方向，你的思想深度，你的担当，你的格局的大小，你有没有忧国忧民的情怀。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就更坚定了自己的写作观。尽管这个观点可能为许多作家所不齿。
我庆幸我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生活在陕北，我们那里是一片神秘的土地，有着独特的文化，说实话，并不比山东高密差，甚至更丰富。有一位外国作人写了一本书《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与日俱增。”在这里，我愿意把根深扎进泥土，写出更多更好的小说来，回报我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