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我没有变得柔软，反而更加坚硬|独家

“我是21岁离家远行的，那个时候除了妈妈给我整理的行李，还有几本小说，还有一个电影梦。快50岁了，回到故乡，我把电影和文学带回来。”

采访贾樟柯是在吕梁文学季的第五天，看得出他的疲惫，未经修剪的胡茬杂乱地爬满腮帮，被旧疾和新伤困扰的右眼通红，即使在室内也不得不戴着墨镜，雪茄在指间不断被点燃，或许只有飘散的烟雾能带给他片刻放松。对于这场自己一手创办的文学盛会，贾樟柯几乎做到了事必躬亲，出席每一场活动，接待每一位嘉宾，同时还要指导团队完成纪录电影《一个村庄的文学》的拍摄。采访当天，为了给电影补拍空镜，贾樟柯早上七点就带着剧组从黄河边的碛口赶回汾阳，而这个决定是前一天全部活动结束后临近午夜12点的剧组会议上才做出的。

这几年，贾樟柯在电影之外扮演了很多社会角色，推出“添翼计划”帮助青年导演，发起柯首映，创办平遥国际电影展……就在吕梁文学季的筹备期，他还出席了一场非虚构写作的论坛，担任了一个文学奖的评委。更不用说这两年的三月，他都会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两会。与此同时，曾经那个颇具公共知识分子气息的贾樟柯似乎渐行渐远，人们越来越少地听到他敏感、锋利的表达，就连他一直坚持带着精英主义偏见看世界的好友许知远都说，他现在进入了另一种有些变化的状态。

对此，贾樟柯有自己的解释。他觉得这十年的公共话语没有新话题，只是在不断重复，并且缺乏共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与其把时间浪费在争论和寻求共识上，不如去寻找新问题或者进行社会实验——“一个贾樟柯产生不了太多思想，做公共活动是比较重要的，那我就做平台的工作，让思想成果转化成大众意识”。

发生变化的还有与故乡的关系。2015年12月26日，他发了一条微博：“雾霾，下决心搬离北京。”之后的几年，贾樟柯往返于北京和汾阳之间，没有工作的时候更多是呆在老家写作、思考。当然，雾霾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他所回归的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还有情感层面的故乡，他越来越喜欢与亲戚和旧友之间的人情往来，这些恰是年轻时无法适应并且想要逃离的一部分。当情感的回归表现在作品中时，可以从《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里看到某种对旧日时光的追怀。有人将之归结为年龄的原因，人越老越柔软，对故乡也越来越眷恋。贾樟柯却认为这反而是一种更加坚硬的自我的呈现，因为年轻时不熟悉世事，所以自我的世界很难和外部世界融在一起，而当自我强大以后，接受世界的宽度才会增加。

回到故乡的贾樟柯也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源带到了三晋大地。首届吕梁文学季在汾阳和碛口举办，下届文学季的分会场将移至北武当山，10月平遥国际电影展又要迎来第三届，贾樟柯在山西的文化版图正在不断扩展。只是在汾阳的日子里，我们也询问过一些当地民众，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从辘轳把巷5号走出的小个子，甚至有的还能叫出他的小名“赖赖”，但同时几乎所有被问到的人都说没看过他的电影。贾樟柯听说这件事时表现得很平静，他说：“他们虽然还没有看，但他们已经知道我的工作了，它是通过一些看过的人传达给他们的，人类信息就是这样传递给别人的。”

（采访&撰文：徐鹏远）

贾樟柯

贾樟柯：我没有变得柔软，反而更加坚硬

中学时既读北岛也读汪国真

凤凰网文化：虽然您为大家所熟悉的身份是电影导演，但您是毕业于北影文学系的，所有剧本都是自己操刀，早年也写过小说、做过作家梦，听说读书时还成立过“沙尘暴诗社”。能否讲讲您年少时的文学经验？

贾樟柯：我是1970年出生，能够阅读比较成熟的文字、阅读比较宽泛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上初中以后。我的阅读基本是从诗开始的，当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父亲是语文老师，而且他是特别喜欢也比较精通古文，当然我是跟所有小孩子一样，都是从唐诗开始教起，这是我最早的文学阅读。

我上初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班主任，他是一个校园诗人，那时候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来当班主任、当语文老师。因为他知道我喜欢文学，给我推荐了非常多的读物，包括像艾青这样老一辈诗人的作品。以这些为起点，逐渐丰富，到后来就是读小说比较多了。

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朦胧诗这些就出现了，我也是受朦胧诗的影响。有一堂课，结果刮沙尘暴，老师没有按时来，没有按时来就放羊了嘛，我们二十几个男生就聚在一起写诗，开玩笑地成立了一个诗社叫“沙派”，风沙的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们在中学时候自己印了两本诗籍，那时候还是用刻蜡纸油印的方法，我记得当时还要装订，就去了照相馆跟人家借裁纸刀，做好之后，班里面同学人手一册，发行量估计是50本，因为有50个同学。

凤凰网文化：您那时候最喜欢的诗人是谁？

贾樟柯：那就很杂了，因为早期的阅读就非常杂，能打动自己的诗句、小说都喜欢。除了北岛、顾城、舒婷这一代诗人的作品，当时比较流行的像席慕蓉、汪国真也喜欢，因为正好切中我那个年龄，所以既在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在读汪国真的“既然选择了远方，留给世界的只有背影。”小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偏重于社会现实的，像当时路遥的《人生》、郑义的《老井》、李锐的《厚土》这些系列就开始在读了。

自我坚硬，才能包容和放松地面对世界

凤凰网文化：这一次回到您的家乡汾阳举办吕梁文学季，包括这两年您一直在做的平遥电影展，也是在广义上的您的故乡。您早期的作品所谓“故乡三部曲”，那个阶段大家在镜头里看到更多的是故乡的衰败、封闭，处在其中的年轻人某种程度上都想逃离，那时的您也是，年少离家去闯世界。但从您近几年的作品中，比如《山河故人》、《江湖儿女》，实际上看到了向故乡的回归，包括您这几年电影之外的一些事业都是在回到家乡。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促使您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会不会和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

贾樟柯：我的头三部电影被人称为“故乡三部曲”，但这个不是我命名的，我在最初拍电影的时候并没有很清晰的故乡意识，说白了就是拍我最在意的生活。我们每个人当你有条件有机会拍电影的时候，可能往往会选择自己最在意的那个生活先把它讲述出来，再一个就是你最熟悉的生活。在讲述这些最在意的生活跟最熟悉的生活的时候，发现它们呈现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发生在故乡。

我觉得对我来说，选择故事背景发生在故乡也不是一个故乡情结，而是当时已经拥有一些旅行之后，我发现整个中国社会很相似，在我的故乡拍跟在任何一个地方拍没啥区别，这是一个潜意识层面的。

再一个也有技术层面的原因。因为我自己在处理语言的时候比较喜欢用方言，我自己的母语是汾阳话山西话，笔下人物的语言方法以及所带出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都是跟山西方言有关系的，这样就拍了早期的一些作品。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上故乡的观念，我总觉得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不一定有这种精神上的故乡观念，只有离开它，重新理解它，可能才会真正产生精神上的故乡的概念。我也是因为从21岁离开故乡，很久之后故乡反而变得异常清晰，这个清晰也跟拍了很多电影有关，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也逐渐会理解自己理解故乡，可以说是电影帮助了我。距离跟电影双重的作用下，帮助我理解自己生活过的地方。

最近几年，电影之外延伸出来的活动，像平遥国际电影展、像吕梁文学季都放在山西，毋庸置疑有情感的作用，因为我自己是山西人，但更多的是对于现在整个文化情况的判断。像吕梁文学季的活动，包括大家演讲、学术对话，这些放在北京和上海都是日常，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各式各样的新书发布会，成为那些城市的一个常态，但是在中小城市却是奇缺资源。但如果我们反观中国艺术家的构成，来自中小城市的是非常大的数量，说明在中小城市存在着强烈的艺术需要，以及存在着非常多潜在的未来的创作力量，但是资源不太会为他们倾斜。现在好多了，因为新媒体时代有直播和媒体报道，你只要在意，还是能接触到，但是面对面的甚至有互动提问的交流机会，让这些作家走到大家的生活里面，这个机会是很少的是奇缺的。所以我想选择在中小城市做这样的事情，平遥、汾阳连中型城市都称不上，都是三四十万人口的小城镇，我希望如果能够做成功，全国各地大家都让这些资源动起来。

贾樟柯在首届吕梁文学季开幕式上

凤凰网文化：您会不会自己有一种感觉，现在的您和20岁、30岁的自己相比，在情感上确实柔软了许多。您之前在访谈中讲过，年轻的时候回到家乡，跟以前的朋友吃饭聊天，聊到家常话题时会觉得很不适应，觉得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但是现在特别喜欢跟家乡的老朋友见面，聊一些家常的话题。

贾樟柯：我觉得不是柔软不柔软的问题，是通达不通达的问题。因为年轻不熟悉世事、对生活了解不是那么多的时候，自己的世界往往很难跟别的世界融入到一起，或者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你无法接受的东西。但逐渐你通达之后，特别是有一个强大的自我之后，其实你可以接受这个世界的宽度会更宽。就好像吃东西一样，你可能原来是挑食的，但是你现在可以接受更多的东西。它并不是一种柔软，它是一种更加坚硬的自我的呈现，只有自我越来越坚硬，才能更加包容和放松地面对这个世界。

一个贾樟柯产生不了太多思想

凤凰网文化：您的朋友许知远对您有过一句评价，他说曾经的您是一个敏感和锋利的批评家，现在似乎进入了另一种有些变化的状态。您觉得他的评价准确吗？如果准确，他后半句所说的“有些变化的状态”是什么？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曾经您除了是一个独立的电影导演之外，很多时候还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但这些年您确实在这方面的发言少了。

贾樟柯：公共发言的减少跟关心公共事务是不矛盾的。之所以公共发言减少，是因为如果你系统地看这五六年的公共话语，没有什么新话题，也没有什么太多新的问题，总在重复一些五年前十年前大家已经提出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确实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共识，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我觉得对于个体来说，要琢磨自己怎么去做，因为公共发言最大的一个吸引力在于，当你发现新的社会问题，或者说当社会呈现新命题的时候，全社会的思想激烈运动。

并不是说现在没有新问题，而是现在整个公共话语系统里面纠缠在老问题上太多了。我现在不怎么参加论坛，因为论来论去还是十年前的话题，好像这事还没掰扯清楚。我记得加缪说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寻求共识上面，因为你去寻找新的问题，或者说去社会实验是比较重要的。

最近几年我比较多地做一些具体事情。比如为什么要做平遥电影展、吕梁文学季，我认为一个电影展或者一个文学季，它带有某种聚焦思想的作用，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他们的思想可以被传达出去。再一部分，它具有某种教育意义，它实际上就跟开了一个大学一样，它是一个短期的大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问题是存在于教育之中的，存在于思想的不活泼，存在于固执己见，存在于思想接受的单向度，这样一个开放性、公共性的平台事实上是缺乏的。那我就做平台的工作，一个贾樟柯产生不了太多思想，但一个文学季可能能产生很多思想，我觉得这是我现在专注在做的事情。

文学季期间，贾樟柯到吕梁学院进行演讲

凤凰网文化：如果一个贾樟柯所说的话无法成为共识，那么一个电影展一个文学季所说的话所产生的思想，就能产生共识了吗？如果一个社会始终达不成共识，大家都不去追求共识，那这个社会怎么去寻求改变呢？

贾樟柯：我觉得思想是在碰撞里面产生的，让思想运动起来、碰撞起来是做这些平台的目的。新观念的产生和这些思想碰撞的机遇是有关系的，当然很多人是一个人在家里面思考，或者说一些小圈子在思考，但是当这些思考能够跟更大众层面的社会接触的时候，它才带有了某种共识性。所谓共识就是被大众接受，共识就是一些思想成果能够转化成大众意识。往往我们论来论去没有这种转化，其实很多80年代优秀的思想解决今天的问题绰绰有余，为什么没有解决，因为它始终没有成为一种大众意识。所以在这种层面上，做公共活动是比较重要的，它是转化成大众意识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凤凰网文化：您说过一句话，“尽力与我们所居这个时代的多个层面共舞”。对您而言，“共舞”有那么重要吗？

贾樟柯：很重要，因为我们人是最容易偏执的，人是固执的，人在既有的自我经验基础上很容易以为自己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以为自己的精神体系就应该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原则，但其实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所谓共舞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人、理解世界。

我不觉得现在的青年导演找到了他们的方法

凤凰网文化：乔伊斯说过，一个严肃作家会用毕生来挖掘他的年轻时代。对您而言是否也是如此？

贾樟柯：人的经验包括十几岁的经验、二十几岁的经验，也包括刚刚过去的昨天的经验，它并不像储存器一样是分类的，而是混杂在一起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会调动什么经验。有时候你对世界的理解，可能就是十几岁时候的理解一直带到今天，它是今天的经验也是过去的经验；有时候你今天的经验会颠覆你过去的经验，世界在变，意识也在变，总是一种混杂的状态。

即将在10月举行的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凤凰网文化：这两年您通过监制的方式、通过平遥影展的方式等等，帮助了很多青年导演。我也看到戴锦华老师，她对现在的青年导演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她说，您、娄烨导演、王小帅导演的作品还在继续尝试与中国现实生活发生关联，而今天，可能每天都有一个新导演推出处女作，但他们没有形成一种共同回应，作品缺乏应有的时代自觉。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戴老师的观点，以及您怎么看现在的青年影人？

贾樟柯：确实是有这种趋势。因为过去我们拍电影，首先是从个体经验出发，每个人的个体经验是一个系统里面的部分，我们的创作可能是跟历史有关的，比如说我一直没有拍过历史电影，但是我的电影在拍此时此刻的当下的时候是跟漫长历史有关的，呈现出总体性和系统性，这样的作品自身就会带有由个体经验出发而带出来的一种对人的普遍境遇的总体性思考。今天，总体性的思考或者说这样一种历史观点、社会观点，确实有些削弱，或许是今天的生活形态变化比较大，这是所谓现代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客观的变化。

但是我可能观点不一样在于说，我们的生活形态造就了我们，跟年轻一代人的生活形态造就了他们这批人，这之间事实上是没有可比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那种可能不自觉会带有历史性观点、总体性观点的创作方法或者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不一定适应年轻人的生活感受。所以这点上来说，我们要尊重年轻人，要观察他们的创作走向，他们在写他们自己，他们或许会找到属于他们自己更新的语言。语言也很重要，电影语言跟文学语言一样，你要去描写一种最新的生活情况、生活感受，一定要有相应的语言，有相应支撑它的结构。就好像后现代主义，它是在那样一个社会转型时候，前现代的很多法则、生活经验受到挑战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来寻找到理解最新世界情况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存在的，但并不一定说我们的创作特点就是优点，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优点，但这个优点不一定要被更年轻一代人去接受，因为他们有他们理解世界的方法。

我不觉得现在的青年导演找到了他们的方法。之所以大家觉得有问题，说明他在找，还没找到，还没有让我们觉得新的电影形态出现了。但它不意味着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寻找需要一个过程，寻找需要一些机遇，在一些机遇下产生一些杰出的作者。

青年时期的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