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一次决裂：加缪为何厌恶萨特和波伏娃？

说起知识分子伉俪，知名度最高的几对CP里，一定有法国哲学家萨特与波伏娃（也译作波伏瓦）。萨特阐释存在主义哲学的小册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版界成为人手一本的畅销“圣经”；波伏娃的《第二性》更是女权理论的开山代表作；而他们两人的终身“开放式关系”也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八卦趣闻......

简而言之，萨特与波伏娃几乎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与生活方式。但这样的一对知识分子伉俪，也存在着后脑勺上的另一面。首当其冲的，是他们与挚友加缪的冲突与决裂。

最近，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作品《站在人这边》及《猎人的一年》中译本出版。在《站在人这边》这本代表性随笔中，米沃什记叙和素描了诸多历史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及与他相交的知识分子轶事。今天，进一步追溯他跟萨特、波伏娃、加缪等知识分子之间的故事，通过他们的交往，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他们的传奇友情、这份友情如何走向决裂，更可以再一次思考，那些引发他们观念冲突的重大历史与哲学问题。

波伏娃的思想是对“知识时尚”的拿捏？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是个克制的诗人，但在《米沃什词典》里他罕见地对萨特（Jean-Paul  Sartre）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开炮。他说：

“女权主义者中，波伏娃的嗓门最大，破坏了女权主义。我尊重甚至理想化地看待那些处于对妇女命运的体认而捍卫妇女的妇女。但在波伏娃这里，一切都是对于下一场知识时尚的拿捏。这个下流的母夜叉。”

米沃什自称“小地方人”——“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一旦我在一座城市中住下，我不喜欢冒险走出我居住的区域。”他接受不了“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看不惯以萨特和波伏娃为代表的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气。

“我们姑且说，我对她（波伏娃）的反感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男人对于一个大世界中的女士的不可避免的感情。我为自己面对一个优雅的文明时所表现出来的怯懦而愤怒，我对她的反感被这种愤怒所强化。”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诗歌注重内容和感受，广阔而深邃地影射了二十世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动荡历史和命运，被视为二十世纪东欧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米沃什对他们的不满还和政治有关。战后，波兰在政治交易中沦为牺牲品，斯拉夫人生活在苏联的阴影下，酿就了膨胀的爱国主义，也驱使一批诗人流落他乡，米沃什就是政治避难的其中一员。但在五十年代的法国，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苏联等国家有不切实际的想象，他们对波兰人的苦难缺乏感同身受，用傲慢而自以为是的目光打量着东欧世界。米沃什的政治避难没有为他带来道德的优越性，相反许多人不理解他，当他从波兰驻法大使馆出逃时，一位法共的精神科医生说：“如果某个人在华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得到保障，但还是决定出走，那么这个人肯定疯了。”

独居巴黎，遭受冷眼，五十年代初，米沃什把他的心声写进了《被禁锢的头脑》。这本书试图与他者对话，也是米沃什跟自己的对话。他大胆谈论东欧知识分子如何摆脱束缚，也批判了法国知识界对苏联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尖锐的批判，让这本书出版并不顺利，多亏加缪（Albert Camus）和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帮助，这本书才在西欧知识分子群体里引起关注。

波伏娃。

米沃什提及了一个有趣的名词，叫“墨提宾”药丸，这个词语出波兰剧作家斯坦尼斯瓦夫·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Witkiewicz)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此书描写了一个精神空虚的社会，宗教失去影响，哲学深奥无用，艺术则徒具形式。一个名叫墨提宾的蒙古哲学家发明了一种人生观药，服下这种药立刻就会变得轻松快乐，所有的精神空虚都会即刻消失，那些看来永远无法解决的形而上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依靠‘墨提宾’药丸的作用，小说中虚构的东方帝国战无不胜，最终统治了世界。有意味的是，所有服用‘墨提宾’药的人最终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维特凯维奇本人早在1939年听到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国境时，就服食安眠药自杀了。”（周江林：《米沃什的精神“荒原”》）这个故事犹如一个恐怖的隐喻，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当巴黎知识分子还迷恋着苏联式的神话，米沃什已嗅出不安的气息，小说中那个战无不胜的帝国和“墨提宾”药丸，对应着彼时被扭曲的现实。

 萨特和波伏娃为何对加缪“恶语相向”？

他的“危言耸听”与当时巴黎的意识形态气氛相左，所以不受欢迎。但也正是在这孤独的环境中，加缪伸出援手，令他倍感温暖。他曾说：“加缪给我的礼物是他的友谊。”并且称赞加缪“像一个自由人那样写作”。无论是文学还是精神上，米沃什都视加缪为典范，但萨特和波伏娃却曾对加缪恶语相向，这一点深深刺伤了米沃什的心。

米沃什和波伏娃没有私人交集，也谈不上私人恩怨，他憎恨波伏娃，主要是替加缪鸣不平。这一点他在《米沃什词典》里说得很清楚：

“我从未见过她，但我对她的反感直到现在也没有减弱，即使她已死去并迅速滑入她那个时代的历史脚注。……我不能原谅她与萨特联手攻击加缪时表现出的下作。这是道德故事中的一幕：一对所谓的知识分子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讲真话的人，朝一位伟大的作家吐唾沫。是什么样的教条导致的盲目，使她居然要写出一部名为《名士风流》的长篇小说，来诋毁加缪，将他的观点与人们对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语搅在一起。”

《名士风流》

《名士风流》是波伏娃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小说。她杂糅了法国知识分子们对苏联劳改营的论战，通过小说影射现实。小说中，主角亨利和罗贝尔在“苏联劳改营事件”上出现分歧，亨利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却被误认为是帮助了苏联的敌人，遭到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抵制。罗贝尔支持苏联，但感到自己又不能适应它的生活，由此陷入精神困境。（情节介绍参考：《名士风流》上海译文版）亨利和罗贝尔的原型，部分借鉴了萨特和加缪，米沃什不满的就是波伏娃对萨特的拔高、对加缪的诋毁。

而关于萨特，米沃什在《米沃什词典》中的“加缪词条”中补充道：

“但后来的事情表明人们不允许他（加缪）那样做，因为‘反帝国主义’阵线有一种强制性。在萨特的《现代》杂志上进行的那场丑陋的讨伐中，发起攻击的主要是萨特和弗朗西斯·让松，很快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加入进来。那是在1951年，正好也是我与华沙决裂的时候。针对加缪，萨特写道：‘如果你既不喜欢共产主义，也不喜欢资本主义，我看你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加拉帕戈斯群岛。’”

米沃什讲述的这件事，就是法国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萨特与加缪决裂。他们曾是好友，被外界视作存在主义的巨擘（尽管他们未必认同这一标签），却在1952年决裂。《周六晚报》与《法兰西报》的头版头条披露了他们决裂的细节：《反抗者》的出版引起萨特及其友人的不悦，萨特约好友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加缪的《反抗者》，“措辞要最严厉，但至少要做到彬彬有礼”。

萨特与波伏娃。

1952年5月，让松在《现代》杂志上发表长达26页的评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让松在文中抨击加缪“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奉行懦弱的人道主义”，“把路易十六之死污蔑为‘令人作呕的冤案’”，将伟大的法国大革命贬低得一无是处。他最后定论道：

“《反抗者》首先是一部失败的巨作。正因为如此，神话也就诞生了。我们在此恳请加缪顶住诱惑，重新找回个人的风格——对我们来说，他的作品由此才显得不可替代。”

加缪读到这篇抨击文章后很失落，他对女友直言，自己一度失去了生活的勇气。1952年8月，加缪回了一封长达17页的信，这封信同样发在《现代》杂志上，信的开头如是说：

“贵刊以嘲讽的标题发表评论我的文章，我以此为契机，就该文表现出来的思维方法和态度略作评论，仅供读者评判。”

萨特则回应道：

“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无疑是它应该被断绝。使我们接近的事多，使我们分离的事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

人道主义是一种虚伪吗？

《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一书披露：早在1946年，这两位哲学家就有了观念上的分歧。那一年，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拒绝成为牺牲品，也不当刽子手》，声援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批评当时的苏联把暴力和谋杀合法化。此举引起萨特及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异议。梅洛·庞蒂撰写《瑜伽修行者与无产者》一文回应加缪（这篇文章被收入《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它也是对阿瑟·库斯勒的随笔集《瑜伽修行者和政委》的回应），并且把加缪称作“革命的叛徒”。

加缪读罢愤然，在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家的一次晚宴上和庞蒂吵了起来。这次不快引起他们共同友人的关注，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充当讲和角色，波伏娃则公开站在庞蒂一边。

《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这件事持续到1947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长文《什么是文学？》，批评加缪在《拒绝成为牺牲品，也不当刽子手》中的写作姿态。1948年10月，他又发表文章《饥饿已经意味着渴望自由》，指出：

“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是一种愚弄，因为工人得不到真正的经济权利。相反，工人们的饥饿是一种脱离贫困、成为完整的人的诉求”。

1949年，作家戴维·卢瑟（David Rousset）在巴黎成立了苏联集中营问题调查委员会，此举引起法国《红色人道报》的批判，后者否定苏联存在集中营，梅洛·庞蒂和萨特联名发表文章《我们生存的日子》，声援《红色人道报》：“即使经历过集中营的体验也不能绝对地作为决策的依据”，“只把批判的矛头针对苏联的话，就是想要抵消资本主义所遇的罪恶。……这样的话，是要把无产阶级投入绝望的深渊。”这件事情进一步加剧了萨特、庞蒂、波伏娃和加缪的裂痕，论战的火苗持续升温。

加缪捍卫自己人道主义的立场，他对崇高的革命幻想保持怀疑，对“正义”、“真理”等大词也十分审慎，当身边人歌颂赞歌，他总是用冷峻的笔调指出黑暗，不承诺任何美妙的乌托邦。在随后出版的新书《反抗者》中，他直言：“如今真相大白，我们必须把某种东西如其所是地称为‘集中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本不该再一次如此彬彬有礼。”

著名哲学家、作家阿尔贝·加缪

《反抗者》的出版，令加缪成为众矢之的，也直接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萨特坚持他对苏联的辩护，批评加缪的人道主义是另一种虚伪。他不支持加缪描写劳改营的做法，“描写苏联的劳改营不是我们的责任；如若没有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我们就有冷眼旁观的自由，而不必去争论这一制度的性质。”后来，他又对阿尔贝·加缪说：“像你一样，我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

萨特不认可加缪的道德要求可以完全运用到现实政治的语境。在1958年的谈话中，他解释道：“我们必须接受政治强加的一种限制，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否则人就成了‘君子’，就无法做出政治行为。”为了现实的政治，萨特选择克服道德主义，加缪则警惕这种“正义”，在他的字典里，“母亲先于正义”，“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

《加缪传》

正是因为萨特对苏联的态度、对加缪的讽刺以及他对东欧民众的轻佻，让米沃什对他缺乏好感。而这也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拒绝萨特召见的原因。索尔仁尼琴直言不讳地说：“他如果不是萨特就好了。……我们是非常不喜欢、不接受他的。”

相比在法国知识界呼风唤雨的萨特，加缪更能赢得米沃什和索尔仁尼琴的欣赏。这不仅是因为他殖民地的出身、贫穷和被轻视的经历更能引起前者共鸣，也是因为他在战后法国知识界充满幻想的背景下，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披露苏联劳改营的事实、支持一部分东欧和苏联的流浪作家。

但在五十年代的巴黎，加缪是少数，萨特是多数。《加缪传》的作者洛特曼说：“萨特宣布他无论如何都支持斯大林主义，而加缪拒绝加入那些时兴的激进大众，他遭到萨特主义者的嘲笑和侮辱，而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萨特主义者。”以至于加缪在日记中写道：“所有的人都反对我，为的是摧毁我。”

加缪“站在鸡蛋一边”的态度打动了米沃什的心，即便在他最艰难的岁月，米沃什也坚定地捍卫这位“柔软的反抗者”。半个世纪前，巴黎最优越的知识分子讥讽着加缪的选择，奔赴铸造神话的行列，米沃什则一度担忧，“墨提宾”药丸会成为现实。半个世纪后，苏联解体，历史也在重审着他们的论战，给“哲人王”开着玩笑。时过境迁，若是萨特、加缪、波伏娃和米沃什还能在天国目睹如今世界的种种变化，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思想变迁？

本文参考资料：

1.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2014年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2013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周泽雄：《加缪：睿智的写作者》，2016年2月，经济观察网；

4.罗纳德·阿隆森：《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2005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1999年12月，漓江出版社；

6.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2016年5月，中信出版社；

7.阿尔贝·加缪：《反抗者》，2010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8.西蒙娜·德·波伏瓦：《名士风流》，2013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9.文汇报：《加缪与萨特的恩恩怨怨》，2018年3月；

10.周江林：《米沃什的精神“荒原”》，2013年6月，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