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只有忠于这个世界，我们才有所谓的真知
由贾樟柯艺术中心发起创办的吕梁文学季， 5月9日至16日在山西汾阳贾家庄举行。8天时间内，吕梁文学季围绕主题“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举办了包括大家演讲、学术对话、莫言研讨会、校园日、电影交流放映、朗读会、写作工作坊等在内的四十余场活动。
5月15日，吕梁文学季创始人、著名导演贾樟柯在吕梁学院发表了题为“穿越乡村的时间”的演讲。凤凰网文化将演讲内容整理成了文字，以飨读者。文章未经演讲者确认，请勿私自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欧阳江河。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吕梁学院的一员，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吕梁学院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见面。我是咱们汾阳人，地地道道的吕梁人。这一次吕梁文学季在汾阳和碛口两地举行，我们觉得，吕梁学院是吕梁唯一的一个高校，一定要有一场活动放在吕梁学院。
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来了40多位作家，包括余华老师、莫言老师、苏童老师，但是为什么决定派我来吕梁学院呢？策划团队觉得我是吕梁走出来的，可能我的成长经历、阅读经历、拍电影的经历，跟这个土地有很密切的关联，可能跟大家成长的背景更加贴近，所以今年第一届就让我来，我也欣然领命。我们的文学总监是著名诗人欧阳江河，我觉得他的安排是非常好的，我也有很多话想跟吕梁的子弟讲。
在筹备文学季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调研，首先就是在吕梁，有没有条件来做文学活动？这个条件不是指硬件和交通的条件，因为你看现在咱们高速公路也很发达，住宿条件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这个条件指的是文学的条件，就是读者的条件。当时我完全是怀着一个对于故乡的记忆来决策的，我21岁离开吕梁，在21年的生活里面，文学一直伴随着我，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在那个年代，文学一直是我非常重要的精神上的愉悦来源。同时，也是在老家，我写下了我的第一行诗，写出了我的第一个剧本。在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有像我这样的有文学需求和冲动的年轻人，我相信今天，一定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与文学相伴。
另外一方面，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吕梁其实有一个“吕梁作家群”。这个“吕梁作家群”一开始我以为只有20、30个人，因为咱们是一个市县区，每个县3、4个写作者，那就是40、50个人。但我错了。我看到作家群里的数字是将近500人，而且这500个作者还在写作，还在发表文章，还有这样一个频繁的文学生活。让我觉得，这是要办吕梁文学季最重要的土壤和条件。
文学是什么？我觉得文学它首先是每个人心事的表达。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家庭、居住的村庄、街道，我们周遭的亲戚朋友；包括我们自身的生命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会遇到非常多的难忘的时刻。它会让我们有某种心情、某种心事，文学就是这种心情的一个出口，它记录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特别是激励过心灵的那些经历。我们吕梁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是一个感情充沛的地方，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我们13个区县市的区域里面会集中这么多的作家。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文学都是我们的起点。
我今天主要是从事电影工作，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是什么呢？有的人说，电影是不是都是小说，改编的小说。电影史上有非常多精彩的电影，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比如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吴天明导演的《老井》，都是根据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是一个叙事的艺术，它有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塑造，和文学是相通的。但是更主要的，我觉得不是直接地去改编这些作品，而是即使你从事的是绘画工作、音乐工作，或者即使你从事的是电影工作，你的思维方法，其实它是文学性的方法。
文学首先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和能力，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充沛的阅读和频繁的写作，会提升我们思考的能力、思维的能力，不同的只是未来终端的出口不一样。电影，比如我们想要写一段故事，或者我们想拍某一种人，在酝酿的过程中，这个思维、思考的方法和文学是完全一致的。我在1998年拍我的第一个作品《小武》时，我就想拍一种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在转变，社会在转型，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战。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而来，传统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际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身处改变中的人们，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人。就好像鲁迅先生去写阿Q，或者去写孔乙己一样，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那么对于我来说，在我生活的时代，我观察到了这样一个人物，我想写一个在县城里面无所事事的人，他可能从事一个古老的职业，而这个职业在变革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一开始我想拍一个裁缝，或者拍一个厨师，大家知道裁缝也好、厨师也好，自古都有人吃饭穿衣。后来我拍了一个小偷，因为小偷有很多道德的负担，同时它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在这样的一个变革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会经历什么？整个构思的过程，其实它都是一个文学性的思维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阅读跟写作来说，文学并不一定是指向文学的，文学它是指向一切的，它是我们人的一个光辉，我们人只有在能够表达自己、理解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存处境讲述清楚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尊贵、人的那种光辉，才能够发射出来。
我本人跟在座的很多同学一样，最初的阅读来自童年。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亲是汾阳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他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小时候家里面不是那么富有，但书架上会有一些书，大部分是古典文学，唐诗、宋词、红楼梦、水浒传。我父亲是一个当时的“现代人”，在我小时候，还不识字，他就开始教我背唐诗。
很小的时候，你是不理解这种诗意的，背会了它之后，它作为音节存在于我的记忆里面。但是我记得我在上小学时，4、5年级的某一天，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不久，我父亲正值壮年，我想，父亲那天一定是因为某个工作上的事情，或者家庭里的事情，可能心情不是很愉悦。那个时候汾阳的城墙还残留着很大一截，就在西门外，站在城墙上，对面就是长途汽车站。那天我父亲带着我爬了城墙，他平时话还挺多的，但那天父亲很沉默，他的沉默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一言不发。坐在那个城墙上，看太阳朝西边慢慢的往下降，我突然理解了那首诗，为什么要“驱车登古原”，我理解了我父亲。这就是阅读。我觉得，有时候你跟你自己读过的东西产生共鸣，不是在阅读的那一刹那，而有可能在很久以后。有一种文字，那些文字的创造者，那些作家精炼的文字，会告诉我们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理解我们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情感波动。那一句唐诗，让我在一个小孩子的内心，感受到不一样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它具有一种陌生化的感觉，所谓诗意，就在这样一个陌生化里就产生了。
汽车站的声音是我小时候最迷恋的，因为它会有高音喇叭，那条运输线是从太原到军部的公路——那个年代唯一一条通往黄河的公路，非常繁忙。汾阳汽车站的客运非常密集，站在城墙上，或者说我们在县城里面，经常能听到广播的声音：开往吴城、大武、军渡、佳县（音）方向的几号班车马上要发车了，那个声音对我成长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地名对我来说，意味着远方。多年之后，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临县人，他是以前《中国新闻周刊》的主编，他也写小说。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他小的时候，他妈妈鼓励他说：孩子你好好学习，这一学期你要考好了，妈妈带你去大城市汾阳看一看。我们就在笑，其实跟这个故事一样，我那个时候听到这些地名，我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去远方，远方对我来说就是吴城、大武、军渡（音），这就是我心里面的远方。那个声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想描述那种声音，我一直描述不出来。
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看沈从文先生的短篇小说——《连长》，里面讲驻扎在山寨里面的军人，每天去一个女人家里面闲坐，黄昏时分，远处军营里面的军号吹起来，吹起来之后，在风里面，军号的声音像被撕碎的棉絮，那些棉絮一片一片地、断断续续地飘过来，我觉得这个词语太准确了，这不就是我当时听长途汽车站报站名声音的感觉吗？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情，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文学会让我们把这种心情跟心事记录下来。它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事件的记忆，也不一定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立体的认识跟理解，它甚至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言说的，我们没有文学能力的人能感受到，但是表达不出来的这样一种诗意的时刻，诗意的片刻，所以我觉得在文学里面，我一直分享到的是，我自己的情感，我自己的情绪，怎么样遭遇到别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并且产生这样的一种共鸣，它反过来会帮助我理解自我。
早期的这种阅读一直持续到我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小说，大家知道，80年代是一个小说非常繁盛的年代，那个时候娱乐很少，除了看电影，可能就是打打台球，就没有别的娱乐了。文学就是那个年代的娱乐。当下，文字阅读或说整个文学是被妖魔化的。大家一说读小说、读书就觉得好累，好像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这个我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阅读一直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对我来说，阅读跟打游戏或者打一场篮球，那种愉悦感是没有区别的。而整个吕梁文学季，我们的创办就是希望通过作家跟读者的近距离交流，通过线上、线下立体的活动，让更多的作者能够开始阅读。我觉得只要翻开几页纸读下去、读进去，你就进入到无限宽阔的世界。我们讲，每读一本书就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每读一本书都是跟一个伟大的头脑在交流。你会进入到一个特别多朋友的环境里面，进行精神上的交往。阅读，可能对于生活条件欠发达的地方就越重要，说直白一点，就是穷人家的孩子越需要阅读，当然每一个人都需要阅读。
拿我举例子。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于社会、对于人的辨识能力是有限的。简单用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没有反思精神、没有思考能力。我觉得，我的转变是由一篇小说开始的，我在初中的时候读到了路遥先生的《人生》。说实话，当时小说里的世界，对一个初中生来说，有点遥远，但是小说就在同学里面传，这是那个年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书它是有一种交通渠道的。虽然我们的学校没有图书馆，但是你会发现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书在手里面流通。
前天余华老师在讲阅读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经验。他说他经常会过手没头没尾的书，已经翻烂了、开头的几页已经丢了、后面的几页也丢了。他说丢了前面几页没关系，因为故事随时可以进入，没有后面几页很痛苦，因为一直在想结尾是什么？他开玩笑说，因为丢了后面的几页，培养了他作家的想象力。
《人生》写的是陕北，和我们吕梁隔河相望，社会环境非常相似。男主角是山村里面的年轻人，非常有才华，后来到晋城借调，从事喜欢的文字工作，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最后还得回到农村。他为什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呢？在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一个班的定员是45个同学，但是我们班差不多有60、70个同学，多出来的同学是哪里来的？都是村子里来借读的同学，这些借读的同学，他们来自农村。我本人是县城的，还是吃公粮的，他们都是从农村来的。那么小的孩子，最贪玩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地刻苦、非常地努力，可以说头悬梁、锥刺股，到下午下课，点一个油灯，或者点一个蜡烛，就在那里自习。一开始我对他们的刻苦特别不屑。觉得在外面踢足球多好玩、去看录像多好玩，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去学？但是看完《人生》之后，我明白一个道理，在那个年代，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特别是通过读书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我们一出生就是城市户口，有的同学一出生就是农民，中间就是户籍制度。这里面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合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通过小说，它让我理解了，我们熟视无睹的、习以为常的事物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东西。如果说社会上所存在的不足或不合理，而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改变，文学艺术家就是具有超前观察能力和超前感受能力的一群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我们需要得到我们自己的消息。古人讲“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往往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们了解一切，这是不一定的。往往我们身在其中，反而无法从一个系统性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写作有这样的能力，聆听他们的声音，恰恰是在聆听我们自己的消息，我觉得这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每一个人的作用。
文学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如果说路遥的《人生》带给我一种反思的能力，不同人的诗歌，带给我一个多角度观察事物的能力。今年吕梁文学季的主题叫“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为什么会起这个题目？因为正当其时，整个国家目前都在进行城市化，千万级的人口，城市越来越大，农村人口流失很严重。从乡村出发的写作，这个乡村的概念，其实是针对于城市而言的。比如我们讲到乡土文学，过去在民国年间或在古代，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整个中国就是一个乡村，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乡村。就像在贝多芬的那个时代，“世界是一个田园”无所谓城市和乡村。而近代工业化以后，城市一直在发展。
在吕梁文学季开幕的大家演讲中，格非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他们那一代人的早期经验里，城市是一个陌生的经验，很不习惯城市，很不熟悉城市。那么到了今天，乡村是很一个陌生的经验，很不了解乡村，很不关注乡村，乡村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种建构中国人传统伦理的所在，我们的伦理、人际关系、生活习惯，所有的一切它带有乡村的记忆。
我举一个例子，我非常喜欢旅行，旅途中更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件行李的话，每个人都有一件什么样的行李呢？这个行李里装的是乡村，装的是故乡，乡村和故乡是可以携带的，因为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乡村，但是它更可能是心理意义、精神意义上的乡村。每一代人往上看2、3代人，都是村里人，所以这种血液里的影响，带给我们观念、为人处世的方法，形成我们个体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距离，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从乡村出发不仅仅是在讲乡村，而是由这个乡村为原点扩散出来的整个的精神环境。
同样是乡村经验，我父亲是老师，我母亲是商场的售货员，我们家是没有土地的，但是我的姨妈、我的舅舅、我母亲那一边都是村里的农民。到麦收的时候，亲戚朋友都会去支援割麦子。记得我第一次割麦子就崩溃掉了。去了田间地头，我的表哥就给了我一把镰刀，然后指着一望无际很漂亮金黄的麦浪，就是诗歌里面以及歌剧里面经常歌颂的金色，他说：“这一片属于你，你要把它割掉。”（我）一下子就昏倒了，真的是挥汗如雨，非常绝望。因为割了很长时间，一抬头只是一个小角，面对你的还是一片金黄色。所以金黄色太充裕，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体验里，我们能够读到不同的关于劳动的诗歌。我曾经读到过欧阳江河的一首诗，是写工人的，他说：“整个玻璃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我们过去小时候有一句话，农民是在做什么？是在修理地球，这是多绝望的一个词，修理，里面是一个地球，所以它说，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我们在过去听习惯了对劳动的讴歌，但是你第一次对劳动本身的这种体肤之痛，有这样清晰的描述，对我是非常打动的。到后来，我又看到于坚的一首诗，于坚说：“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高举着锄头，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我觉得也对，人的这种劳作生生不息，他站在地平线上去耕作的时候，我们是高于地平线的，它让我们显得高大，同样是对劳动，我觉得这两首诗都写得非常准确，因为它是事物的一面两体。
通过这样一个关于劳动的诗歌，让我形成了一种多角度的习惯，任何一件事情有它的阴面、阳面，同样对劳动，你可以去讴歌它，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类生活的基本活动，你也可以去写它的疲惫，因为它确实消耗了我们的精力，我们所讲的农业革命，就是将人困在土地上。过去的人可能自由，我最近看了一个，我觉得是用科幻的手法写的对历史的猜想，说夏朝是没有文字记载的，问夏朝是哪儿？有一种猜想是夏朝是巴基斯坦，有一种猜想是夏朝是在埃及，它是通过人的移动过来的。因为那个年代，人没有固定在土地上，还没有农业革命，这一块地还不是属于你，所谓的时间，就是这样被约束的。因为你有了土地，你要春天种，秋天收。春天种，第二年麦苗返新在收，这些都是你要靠时间，你不能离开的，你要等待收获，所以人都被固定在土地上了。过去人都是移动的，非洲人走着走着，走到中国来，都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多角度的，它会阅读，它其实是不矛盾的，有的人说它是不是很矛盾？其实它不矛盾，它是自然存在的同样是劳动，我觉得可以这么写，我觉得也可以那么写。但是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我觉得我可以多角度的去理解事物，它教会我认识事物的时候，不是停留在一个面，不是停留在一个点，也就是说它让我们不固执，我们一直在讲视野，一直在讲宽阔的视野，这个视野是怎么来的？所谓的视野，就是不固定在一个固执的执念里面，去认为自己的观念就是世界的法则。不认为自己所理解的世界、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
余华有一篇小说叫《现实一种》，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现实的一种，我们每个人只身处某一种现实。但是我们读了于坚的诗再读欧阳江河的诗，或者说读了欧阳江河的诗再读于坚的诗，我们就知道现实它不止一种，我们了解的仅仅只是一种，但是它不止一种，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同样一个事物。
我刚才讲，我在老家写下了第一行诗，而且写作也是很轻松的事情，读写都是很轻松的事情，不是单位领导逼你写材料，抽了两包烟写不出来，那是考验你的写作能力。文学创作它是文学能力，是一种文学的畅快，一种文学的自由。
我应该是在高一的时候，汾阳很奇怪，一到夏天下午2、3点，有时候会下雨，下几分钟就停了，天就放晴了，太阳就出来了。有一场雨后，孩子淘气，我们汾阳中学旁边是汾阳县教育局，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就跑到教育局，爬到楼顶去了，楼顶上有一本朦胧诗选，可能是被人落下的书，被雨刚打湿。那是我第一次读朦胧诗，我打开那本朦胧诗选之后，就被里面的诗句所吸引：“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包括顾城的、舒婷的，早期的朦胧诗诗人的作品都在里面。朦胧诗的得名，就是因为公众看不懂，对于一个高一的学生来说，也看不懂，但是就觉得特别美，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因为它没有直白的一个道理告诉你，它带给我丰富的联想，然后我那时候就变成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新诗的爱好者。我觉得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那时候已经是少年了。
对于一个成长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它让我开始对不确定性感兴趣，对“一言难尽”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当你无法描述的时候，可能你描述它的无法描述，本身就已经接近这个事物的状态。过去的这个教育里面，总是黑白分明，总是一清二楚，中学读语文都要划分段落，都要总结中心思想，朦胧诗是很难这样去处理的，但是它写出了当下的一个感受，新诗的产生就是因为生活变化了，生活变化需要新的语言去描写出来，这样就有了新诗。所以读完这些诗之后，有一天我们上课，结果老师没有来，当时是外面刮很大的风，我们班一共20、30个男生，男孩子就聚在一起聊天，聊天我们就说我们成立一个诗社吧，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叫“沙派”的诗社，因为当时外面在刮沙尘暴，男子汉觉得风沙是很浪漫、也很硬的东西，就开始写诗，每个人趴在那儿写了20多首诗，就充沛地想要表达的愿望，而且我们20多个写诗的同学里面，大部分没有谈过恋爱，但是那些诗里面大部分是情诗，可见那个年纪对爱情的憧憬有多强烈，所以诗也是我们想象的生活的一种可能性。
写完这些诗之后我们就要真正的持续写克拉版，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我们是用那种蜡纸，拿一个铁笔，就是跟钢笔一样，前面是一个铁的尖，刻在蜡纸上又印，印出来之后装订，装订好之后发现参差不齐，又跑到汾阳的北大照相馆，它有那种裁照相边的刀，我们一本一本切好，我们那本诗集大概印数是60、70本，同学每人一本发下去，我们用这种方法出了2本诗集，我觉得那些诗歌的质量一塌糊涂，连一句诗都记不住了，但是它是一个开始。我觉得对于写作来说，对于创作来说，我们的起步并不是指向于发布的，可能是指向于我们一种生理的需要。也就是那样的一种写作的冲动，它是一种生理需要。当我们一吐为快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它是一种释放，所以写作是很愉悦、很轻松的事情。
因为高中写了这么多歪诗，我的数学就特别差，物理也很差，所以我后来选择上了文科，上了文科之后，还是经常偷偷看小说写诗，所以就叫做偏科发展，结果高考就没有考上，高考没有考上之后，我读了另一本书，我觉得那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那一个年代还没有去过太原，所以长途汽车站高音喇叭里面的大武、方山、柳林、临县，这些地名对我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远方。我高考结束之后，就一个人离开家，坐了一个长途汽车，就在我们汾阳汽车站，我坐在车里面看汾阳县城在移动，逐渐的远离，熟悉的人一闪而过，逐渐地变成田野，向西而行。就是自汾阳而上，向吕梁而去，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过程，这个旅程给非常大的一种开阔。
很显然，我知道我考不上大学，考完我自己都没有去估分，我都没有去估分，我志愿填的是好大学，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第二志愿什么什么大学，我填的全部都是好大学。我父亲很开心，说我儿子很有理想，其实我知道，我填什么都考不上，就还不如填一个北京大学。我跟着人家演出旅行过，我父亲也会带我去太原去旅行，一个人怎么去学会买票，没有人提醒你你要看着每一站别坐过了。结果我们坐的那个长途汽车它没有站，随时招手随时就停，我觉得读书是通过文字来理解世界的话，这种行走是我们亲自用身体去触碰这个世界，走着走着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上来一对母子，他们就坐在车的机器盖的那个地方，车就继续往前面开，开着开着突然那个孩子就感觉有一点智障，那个孩子说“我要喝健力宝，我要喝健力宝。”然后他妈就说：“我给你拿健力宝”，他们的声音足以让整个车厢听到，然后就把健力宝打开，打开之后，旁边就有一个大叔说你中奖了。打开瓶盖中奖了，然后那个老太太就不知道怎么中奖，讨论半天，旁边一个人说，我给你50块钱，你卖给我。然后另外一个人说100，然后有人花很高的价钱把健力宝罐买了。当他交易成功之后，突然那个有点傻的孩子，就是喝健力宝的那个人突然就变正常了，说：“停”，然后那个车就停了，你发现一帮人就下去了。你会发现，最后买健力宝的那个人开始号啕大哭，因为他中圈套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旅途里面，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骗局。
车再往前行，我们就到了一个大镇，那个时候不是高速公路，是国道，旁边都是住宅，就会看到上来一个怀孕的父女，很安静，家里人搀着她，然后捂着肚子坐在前面，车往前走，大概开到临县就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要诞生了，一个孩子要出生了，这个母亲是在迎接他的新生儿。我顿时觉得非常圣洁，车又在往前开，可能会上来一堆人，他们都带着黑纱，可能他们参加某一个亲戚的葬礼，他们要回去自己住的地方，这一路上就像一个电影一样，一个人物出场在退场，另外一个人物出场再退场。我们都在一辆行驶的车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自己，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觉到某种开阔。这种开阔是什么呢？就是你开始意识到存在它者，存在它人，这些它者和它人你都不跟他说一句话，但是这些它者和它人是和自己有关的，至少我们是在同一辆车上，我们是在往同一个方向驶去。
当你内心深处融入到这样一种人群里面，你认为你是人群里面的一个，你又能够观察到存在一个东西叫人群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种相对的开阔，而阅读本身，写作本身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多少年之后，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散文，这个散文叫做《高考之后，放虎归山》。前天我还在碛口朗诵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因为这是我至关重要的旅程，也可以说，这个旅程的本身就是我电影的事件。因为多少年之后，我可以拍电影，有能力拍电影，用电影的方法去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管写什么样的故事，我都在写那一辆开往吕梁的长途汽车，我电影中的人物他会换，就像窗口的这个位置可能一会儿是一个孕妇坐在那儿，一会儿是一个奔丧的人坐在这儿，一会儿是一个上学的少年坐在那儿，具体的人在变，但是那个车厢，我始终坐在那个车厢里面，它是我离不开的一种归属，离不开的一种精神世界，就是它成为我。
我这才讲到高中，不好意思。那就留着下集讲大学，我接着讲，还没有讲完。我觉得写作是这样的，我们讲的所谓忠于自己的世界。忠于自己的世界很重要，因为忠于自己的世界意味着它是忠于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环境，都有自己的成长过程，这个世界，不一定说像我一样，我出生在山西吕梁汾阳，我一直在拍山西，拍吕梁的故事就是忠于自己的世界。而是说你真的感兴趣什么？你在意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的精神世界里面，都是苏格拉底，都是尼采这样的人，这就是你的精神世界，你要忠于你的世界。如果你的世界是土地上的这样一些人，你要忠于这个世界。我觉得只有忠于这个世界，我们才有所谓的真知。
我们讲真知灼见，真知是怎么来的？真知是来自于真实的自我，所以整个阅读的过程也好、写作的过程也好，我觉得它是形成一个真实的、结实的自我的一个过程，只有一个坚强的自我，只有一个清晰的自我，今天所讲的迷失、浮躁，这些时代的症候，可能只有通过形成一个清晰的、坚强的自我，你才能够抵御它，因为你知道了你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拿我自己举例子来说，我在读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自我形成的阶段，因为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看电影一下子变得非常丰富，电影史上所有精彩的电影同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早期写的剧本，大部分是类型电影，所谓的类型电影我写过武侠片、写过警匪片，写过离奇古怪的故事，不是说这些故事不好。
你总会觉得拍电影，那个年代的电影，银幕世界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你天然地觉得要塑造、要写这样的世界才是电影。但是1997年的春节，我回了汾阳，那一年汾阳从县升到了县级市，变成了汾阳市，相对应的经济开始发展，主街道突然就拆掉了，整个世事变迁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之后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叫做《小武》，所以那个时代对我来说我不吐不快的的是，我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带给所有人生活影响的时刻，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心思再写古代了？我筹备一个古装片《在清朝》已经有10年时间，我没有拍。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当下的感受更重要，往往你内心真正有故事的时候，属于你自己的故事，说得严重一点，那才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我们要先把性命攸关的这些事情讲出来，才能够让我们自我得到一种解放。
同样是阅读和写作，我觉得也带有一个区域对我们塑造的观察。我自己最近几年，在阅读里面，除了文学阅读之外，也开始大量的看地方志，我家里面有汾阳县志，还有汾阳出的县志通讯，因为它会带给我对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解。比如说，在过去我第一次知道洗衣机，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纪录片叫《祖国风貌》，介绍上海生产出来的洗衣机，我觉得那绝对是一个天外来物，这个衣服不是我妈每天用搓衣板在洗吗？怎么还会有一个机器能帮助把衣服洗出来。我一直觉得洗衣机是80年代的产物，但是我看汾阳县志的时候，汾阳第一代洗衣机是1921年有的，是汾阳医院从美国买回来的。那么它就让我去了解这一段历史，包括我读的中学，汾阳中学它是怎么来的？它跟赔款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些都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阅读自我，就包括阅读地方志，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土地发生过什么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要讲一个我父亲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我变成一个表达者很重要的一个家庭原因。我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子，在我生长过程中，我们汾阳县，只要是我见过的人，跟我说过话的人，他都会有一句话：“你父亲特别有才。”我父亲写作特别厉害，但是我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写日记，我非常渴望了解那个日记，但是那个日记被我父亲烧掉了。大家都理解原因，他变成了一个不写作的人，因为害怕，所以变成了一个不愿意把文字留给这个世界的人。但是我觉得他让我们觉得写作有多重要，对我来说，我只能猜想我父亲的经历、我父亲的精神，没有文字，我不知道他具体经历了什么？小到一个个体的家庭，大到一个国家， 1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中国，我们经历了什么？它是需要文学的，它是需要文学在，可能我们会留下一本历史书，这本历史书会写很多数据，比如我们写吕梁的GDP，2018年发展到了全省第几排列前茅，它是一个数字，可我们无法感受这个时代，但是文学不一样，电影不一样，它是细节，它是真实的细节，它是个案，它是个体的经验。只有这些，它才能够让我们理解，我们经历过什么？为什么我说，我们经历过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所谓的记忆，就是我们的根。一个没有记忆的，一个写不出我们心情的民族，是没有根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无论在如何极端的环境里面，都有顽强的写作，都有顽强的艺术创造，把我们的记忆留下来，让我们的根更加的扎实。脚下的土地，你踩的这个泥巴也要生花，让我们的精神经历有迹可循。让我们的后人，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变成一个有根的人，而不是一个无根的人。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