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他叱咤官场,得到人民认可,成就“网红书记”;
“人生上半场求存,下半场求真。”是他辞官后的肺腑之言;
如今的他48岁,2018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社会推动者”。
回看曾经站在人生岔路口的自己,回看弃官投身公益的选择,
他说“我放下了手中的权利,除了理想和热忱以外一无所有。”
他是原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的县委书记、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联爱工程发起人,应邀走进由舍得酒业与凤凰网联合推出的时代人物思维对话节目《舍得智慧讲堂》,和我们聊一聊他舍弃功名利禄之后的人生下半场。
(陈行甲在2017年国际慢粒日发言)
距离那次充满“英雄主义”的官场裸辞已经整整过去三年。这三年里,太多人热衷于讲他的故事,同时也都会好奇一个问题:明明当更大的官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为什么非要通过这样一种好似有点悲情的方式,来白手起家、单打独斗呢?
缘起:48岁的理想主义者
“有一些问题,不是权力能够解决的。”陈行甲面对镜头如是说。
他回忆起初到巴东时,号召全县干部结穷亲,他认了一个艾滋病儿童小航(化名)为干儿子,本以为可以帮助孩子无忧成长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促使他在人生航程调头转舵的事。
对于艾滋病儿童来说,最难过的坎儿,不是与病魔抗争,而是与这个社会的连接。
堂堂县委书记,三千多平方公里的一草一木,五十万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皆在一人管辖范围之内,可偏偏是小航(化名)上学这事儿,即便手中权利滔天,也无济于事。面对大家对艾滋病的偏见和歧视,一头是“水能载舟”的人民群众,另一头是自己的干儿子,他束手无策。
几经辗转,最终云南的一所公益学校愿意接收小航(化名),这让他第一次知道了公益的力量。
“可以弥补政治权利的盲区,可以给弱势群体带来面对生活的希望。”
和小航(化名)的求学之路一样,陈行甲的官场之路也绝非是一条坦途。
(为官时期的陈行甲)
在那些“懂政治”人的眼中,陈行甲属于“一看就不会做官”那类人,他的铁腕反腐与特立独行,为他带来百姓拥戴的同时也招致同行的不满。有人匿名打电话警告他“收着点”,有人递交举报材料称他“竭力自我炒作、捞取政治资本。”更有甚者放出“既然陈行甲想搞死我们,我们也要搞死他!”的狠话。
每每经历官场的至暗时刻,是心中的理想让他身披铠甲,无所畏惧,“既然他们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也算是成全我了。”经考虑后,在已经公示提拔的情况下,他选择辞去公职,投身公益,再一次与人们口中的“主流”背道而驰。在一片争议声中拂袖而去,只留下巍巍功德和两袖清风。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陈行甲内心平静:“到目前为止的半生,我很满意,因为我一直在做自己。”
当年递交辞呈的时候,省委书记曾试图对他做出挽留:“你身上有一点难得的理想主义,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一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到底什么是理想主义呢?陈行甲在从政时跟年轻干部讨论过这个问题。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无论风霜雪雨。”
磨砺:知难仍然前进
脚下虽有万水千山,但行者必至。这是陈行甲在《你好,我的下半场》中写到的一句话。
远离官场后,舍弃了过去荣耀和手中权力,陈行甲自己说:“除了理想和热忱之外,一无所有。”没有钱,也没有相关工作经验。曾经大笔一挥,就能拨款千万的县委书记不存在了,如今是为了拉赞助,挤地铁四处奔波的公益草根。
让他最有无力感的是,曾经那些官场老朋友都不愿再联系了,那种冷淡,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得到,“好像是怕你管他借钱,或者他现在就觉得你手里不再有任何权力,你对他没有价值了,其实是让人有点难过的。”
官场浮沉二十年,穿行在政府、大众与商人之间,陈行甲发现,曾经用群众口碑积累下的好官形象,竟意外成为了他在公益领域的敲门砖。
2017年正月初七,新年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盖茨基金会中国区负责人李一诺拉了一个微信群,在群里分享了陈行甲写的《再见,我的巴东》。这篇文章引起了刘正琛的关注。
刘正琛自己就是一位白血病病人。2001年底,正在北大读研的他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由于找不到合适的骨髓配型,刘正琛开始尝试建立“民间骨髓库”。
谁能想到,当年由他发起的学生社团如今已成长为“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是目前国内血液和肿瘤领域最大的公募基金会之一,已累计拨款超过1.2亿。
一个熟悉公益领域,一个熟悉政府运行规则,两人相见,一拍即合。
(刘正琛、李一诺与陈行甲)
20年的政府工作经历,是陈行甲身上特殊的优势。他说:“我知道怎样与政府紧密合作,能更清楚地看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边界,准确地踩到那根线。”在广东河源,他只用半个小时就说服市委书记同意他在当地做试点。到了青海,他给常务副省长写信,对方看完信立马签字。
陈行甲坚信自己是这项事业的合适人选,经历了人生上半场“求存”,下半场一定要“求真”。陈行甲曾说“我从小就有英雄情结,总梦想有朝一日白马轻裘仗剑天涯,去斩妖除魔惩恶扬善。”在这片公益的广阔天地,他终于可以摘掉面具、卸掉枷锁、施展拳脚了。
(陈行甲和刘正琛共同创办的联爱工程)
出生于小山村服务于贫困县的陈行甲,见过太多的贫病与生死,他希望自己后半生的公益行动能够通过与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合作来实现最终的目标——推动全国的儿童白血病免费治疗。
刘正琛在《我终于给自己招了个老板》这篇文章中曾写:“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公益领域已经奋进了十五年的我,和我们团队50个全职同事,以及数以百计的志愿者,都会全力辅佐行甲。”每每读及此处,一位48岁仍流淌着热血少年的陈行甲总是泪流满面。
和一帮坦诚简单的人,一起做单纯正确的事,陈行甲一点儿都不孤单。
(陈行甲在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致辞)
收获:上演现实版《我不是药神》
三年间,陈行甲由一位干净的人民公仆,转变成一位爱人如己的公益人,他们一行人做了不少大事,但陈行甲始终谦逊地称自己为“公益新兵”。
当今时代,不少人对公益的理解还停留在“做好事”的阶段,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不仅需要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更需要对当前社会各阶层有深入的了解,以及宏观的视野和广泛的资源整合能力。除了有热情,还要有理性;除了情怀,还要专业。
(陈行甲与影视明星陶虹一起探望白血病儿童)
陈行甲联合刘正琛一起,在广东省河源市联合当地政府和医疗部门,对区域内所有白血病儿童兜底治疗。他们在考察中发现,在国家医保报销的药物外,白血病患儿更多的需要在院外自费购药,如一些高档抗生素、靶向药、化疗药。这部分费用不走社保、也不走医院,想治疗最低10万元起步,最高的话则是看不见底的黑洞。
如果把这部分药物纳入医保呢?
说干就干!陈行甲和伙伴们开始研究医保目录。他们发现,国家医保目录最近一次调整,是在2017年。距离上一次更新时间2009年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
陈行甲说,“联爱工程”不是简单地找富人筹钱给穷人孩子付医药费,终极目标是把治疗白血病的特效纳入医保报销目录,最终撬动万亿级别的国家社保池子。
他们凭一己之力着手推动修改当地的医保目录,委托国家卫健委实验室,对治疗儿童白血病临床已经广泛使用,但又不在医保目录里面的几支新药、贵药,进行了卫生技术评估。然后邀请医保决策部门一起,对他们的评估报告再进行评审。
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流程,18年7月,培门冬酰胺酶、伊马替尼,两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被纳入河源的慈善医保补充目录。同年11月,国家医保局发布的17种谈判成功的抗癌药中,培门冬酰胺酶也顺利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现实版《我不是药神》竟一直存在与你我身边。
陈行甲一行人的此项举动这意味着,每年能为全国的儿童白血病患者节省2-3亿元,每一个白血病家庭的医保药物报销比例,可以从57.5%-65%提高到90%。
“因病致贫”这一社会现象,终于伴随着祖国的发展,开始淡出我们的生活,走进时代的历史。
(陈行甲被凤凰网评为2017年度十大公益人物)
有一句话陈行甲说到了也做到了:“我不敢说自己不负苍生,但我敢说自己不负本心。”
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难得的是,他同时还是一个坚定的行动者。他说,我们这代人喜欢罗大佑,喜欢《光阴的故事》和《闪亮的日子》,喜欢‘我们为了理想,愿意历尽艰苦’。
“你不是太阳,但你可以发出比太阳更温暖的光!”——陈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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