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来华百年：他受中国知识分子欢迎，也有人对他拒斥
1919年4月30日，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受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等教育团体的邀请，携夫人从日本乘坐“熊野丸”轮抵达上海，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杜威见证了古老中国的社会巨变和历史转型，并为之所吸引，两次延长学术假期，到1921年8月2日才离开。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一共作了两百多次讲演，论题涉及教育、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诚如胡适所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永远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富的果。”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
今年是杜威访华第100周年。值此之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杜威在华学谱》。本书以年谱的形式呈现杜威在中国访问的行程和学术安排，时间跨度是从1919年1月至1921年12月，既展示杜威在华期间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也把杜威访华前后的背景和离开中国后的反应容纳进来，把“前因后果”呈现出来，更全面地展示杜威访华的丰硕成果和广泛的影响力。
《杜威在华学谱》 顾红亮编著2019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杜威在中国的访问，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而且深刻影响了杜威。“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晨报》1921年7月1日）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对中国文化的体验，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体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段落选读】选自《杜威在华学谱》序
文｜顾红亮
整理“杜威在中国”的文献，不仅有技术层面的考量，如时间范围和文献范围的划定，而且有主导原则的考量。这涉及三个问题，如何对待资料的“全”与“不全”？如何研究性地驾驭和使用资料？如何看待日常生活的资料？
第一，在搜集“杜威在中国”的档案文献方面，本书并不求“全”，而是求“有价值之全”，有利于掌握杜威在中国的学术性的日程安排线索。搜寻杜威在中国的档案文献的过程，是一个让文献“说话”的过程，让文献“敞开”的过程，让不同来源的文献考证校勘、相互交流、相互印证，澄清事实，更正不实记载。
例如，《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说1919年11月11日晚7时，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开同乐会，邀请杜威和各音乐家演说，并演奏中西音乐。实际上，当天晚上，杜威因病没有到场演讲。笔者从胡适的文章《在同乐会上的演说》中得到佐证。胡适写道：“今日本有杜威先生的演说，因为病了没有来。——刚才会长已经报告——我今日到会，一则代达杜威先生的歉意；一则贡献我个人的意见。”[1]结合《北京大学日刊》的启事和胡适的文章，确认杜威因病缺席同乐会。
又如，胡适把杜威抵达上海的时间记成1919年5月1日，杜威在演讲中也说自己到中国的时间是5月1日。胡适和杜威的说法影响了一些学者的看法，把5月1日确定为杜威抵达中国的时间。根据《申报》记载，杜威夫妇抵达上海的时间是1919年4月30日，不是5月1日。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人到码头迎接杜威夫妇，并送他们到沧州别墅居住。[2]《申报》的报道证实杜威和胡适的记忆不准确。
杜威夫妇与江苏教育厅人员合影，南京，1920
第二，本书并不求“罗列”资料，而是求“诠释”事实。本书“诠释”的大多是关于杜威的学术行踪的事实，有出处，有评价，有对照。杜威的学术日程“安排”是笔者研究杜威在中国的课题成果。本书尽力体现研究的色彩，使之成为研究性的“学谱”。
例如，1920年1月2日，天津青年会邀请杜威在天津演讲“真伪个人主义”（或译为“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天津《益世报》的报道简要记录演讲的大意。胡适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复述杜威此次演讲的核心思想，在真的个人主义与假的个人主义之外，引出第三种类型的个人主义，即独善的个人主义，新村运动渗透着这种个人主义哲学。“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如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胡适批评独善的个人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在于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3]本书把天津《益世报》对杜威演讲的报道和胡适的评述文章放在一起，让读者去品味胡适如何在时代的语境中发挥杜威的个人主义思想，提出“社会的新生活”观念，从而体会杜威的演讲以一定的方式介入现代中国的思想纷争与学术争论。
又如，本书把1919年2月—4月间杜威访日的大致行程整理出来，读者可以对照他的日本之旅与中国之旅的异同，了解他对日本的态度前后变化的轨迹。可以说，杜威在日本的讲学经历，为他的中国之行做了充足的准备。杜威夫妇在日本学会了使用筷子吃饭，品尝了日本的料理和茶点，欣赏了日式的歌舞伎剧，领略了日本的婚礼和玩偶节风俗，这些都使杜威夫妇品味到东方文化的特有韵味。杜威在东京、京都等地考察学校，给教师演讲，和当地官员交流，体验了东方的教育理念、学习方式与制度环境。日本讲学的收获成为他迅速融入中国文化氛围的润滑剂。但是，杜威来到中国后，他体察到日本军国主义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对中国社会秩序的危害。他开始检讨先前对日本的姿态。“真奇怪，在我们旅游了日本一段相当的时间之后，如今意想不到的竟会如此排斥她，这也该算是一种命定的事，你应该将我这些意见转递给日本人。”[4]
又如，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杜威在中国各地演讲，听众踊跃，广受欢迎。人们很容易把杜威想象成演讲“高手”。一些学者把杜威描绘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明星哲学家。胡适感谢杜威“当了我们年轻中国40年的老师”[5]，安乐哲说杜威“有资格被冠以‘孔子第二’的称号”[6]，托马斯·培里形容杜威是“20世纪的一个世俗化的利玛窦”，“他自己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来的思想交往的程度确实是令人惊讶的”[7]。梁启超说：“中国人宜以杜威的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8]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杜威的形象既高大又光辉。事实不尽然。当时一些人并不完全认可杜威的权威哲学家形象。
杜威妻女与中国进步人士合影，福州，1921
其一，很多时候，杜威的演讲既单调又乏味。
胡适对杜威枯燥的演讲风格深有体会。“杜威不善辞令。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下去。在这里你可看出他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肃态度。”[9]1921年7月6日，在杜威离华前夕，胡适在日记中写：“罗素长于讲演，杜威先生称他为生平所见最完美的讲演者之一人。杜威不长于口才，每说话时，字字句句皆似用气力想出来的。他若有演稿，尚可作有力的演说；若不先写出，则演说时甚不能动听。”[10]在胡适眼里，杜威实在不擅长演讲。
杨亮功对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的效果也有记述：“他不善言辞，有时使用艰深字眼令人难解。不仅外国学生有此感觉，即是美国学生也不能免。因此我们这一班学生约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请一位速记小姐，由她将讲辞速记下来，加以整理，分发各人。”[11]杜威的“不善言辞”可谓声名远播。
胡适和杨亮功提到的杜威的“笨拙”讲课风格，也体现在中国的演讲中。可是，在中国的演讲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课不同，演讲现场有口译者，如胡适、陶行知、郑晓沧等，即时把杜威的演说内容译成中文。台下大多数的中国听众不懂英语，他们注意的不是杜威的英语表达，而是译者的中文内容。译者的口才调节着演讲现场的气氛，这稍稍弥补杜威演讲的不生动与不活泼。
在懂英语的青年学生中间，杜威的演讲也不一定受欢迎。潘光旦回忆他在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时说：“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12]学生时代的潘光旦在杜威的演讲现场呼呼入睡，可见杜威演讲之乏味。这也许与他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不感兴趣有一定关系，但也和杜威沉闷的言语表达直接相关。
杜威与中国儿童，福州，约1921 本文图片均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其二，杜威的演讲内容遭到一些人的消极抵制。
在当时中国的教育界和思想界，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欣赏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杜威刚到上海不久，即赴杭州演讲。1919年5月7日，在浙江教育会演讲“平民教育之真谛”。5月9日，浙江教育会会长经亨颐在日记中写：“八时三十分，即赴教育会，与各校职对杜威[讲演]开谈话会，未有如何诚得（心），事近敷衍。即午，伍仲文宴杜威于鲍乃德之寓，余亦同去。”[13]“事近敷衍”一语，表明当时浙江教育界一部分教师对于杜威的教育演讲并不热心，也不上心。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0日报道过教师逃离杜威演讲现场的现象：“杜威连日所讲，皆‘教育上之德谟克拉西’，叫学生自动自治，注重平民教育，实行社会服务。某教员听之，当谓其同伴曰：请他演讲，是请他劝学生用心读书，听我们的教训；哪晓得他总在叫学生革我们的命，真是岂有此理！遂逃席而去。”[14]逃席的教师无法接受杜威的让学生自治的思想，坚持教师中心论，坚持教师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这个事件反映出杜威在宣讲民主主义教育哲学的过程中，遭遇到一些阻力。有些教师并不愿意接纳杜威的哲学。
对于杜威哲学的传入，在教师队伍中，尚存在一定的阻力。在一部分官员中，更是如此。《申报》报道：“鲁省驻京议员延请杜威博士赴东讲演，日内即将起程。闻鲁督张树元昨有漾电到京，请政府阻止，原文略谓：顷据教育厅长呈，称闻驻京议员特请杜威博士等即日来鲁讲演，本省人士极为反对，如果实行，窃恐别生事端，恳为阻止等语。”[15]杜威的山东之行虽遇障碍，遭山东督军张树元的反对，但在胡适陪同下，仍然成行了，在济南作“教育原理”、“新人生观”等演讲。
胡适讲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与杜威夫人之间的故事，该故事刊登在《每周评论》第29号上。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方还隆重邀请杜威夫人到该校演讲。在演讲前，方还请该校女教员转告杜威夫人，希望她在演讲时强调学生服从的重要性。杜威夫人婉拒方校长的意思。胡适评论说：“方还未免太笨了。他既然怕新教育的思潮，应该用他对待女学生的办法，把大门锁了，不许杜威夫人进来，岂不狠妙？既让他进来了，又要请他讲‘服从的紧要’，不但丢脸，也未免太笨了。”[16]方还对待杜威夫人演讲的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官员的保守态度，即外迎内拒，表面上欢迎新思潮新观念，内地里坚持旧做法旧制度。
上述几个例子昭示出，杜威在中国固然有大受欢迎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受欢迎的一面。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杜威在中国的演讲都当作是深受中国知识分子欢迎的演讲。同时，我们也看到，普通人接受新思想新理念，需要一个较长的吸纳过程。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竭力传播与吸收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一个事实并不能掩盖另外一个事实：一些群体和一些个体对杜威实用主义持逃避或拒斥态度。
第三，本书作为学谱，自然关心杜威在中国的学术性日程安排。但不限于此，杜威的学术行程和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思考、旅行、演讲、会友、写作、参观、聚餐，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其说我们关注杜威在中国的学术行程，不如说关注杜威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本书中，我们关心杜威到了哪个地方，看了哪些景点，见了哪些人物，谈了什么话题，做了什么演讲，写了什么文章，给谁写了信，跟谁吃了饭，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并非无关宏旨；看起来反复杂多，容易熟视无睹，但深藏一般性结构。日常性无处不在，弥漫周遭。阅读杜威在中国的日常性，不仅可以读出中外学术交往、思想交流的“密码”，而且可以读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结构和文化心理特征。
一方面，相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来说，杜威的访华是“闯入式”的，是非日常的，是“异质的”。用杜威的“异域”眼光来观察，可以更灵敏地发现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特征。另一方面，杜威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多，他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杜威在中国的日常生活可以成为解剖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现代变迁的一个生动案例。总的来说，杜威在中国讲学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既体现中国哲学界吸纳实用主义合理因素的开放心态，又体现美国哲学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自身影响力的自信与实力。对杜威在华讲学故事的深入考察和总结，无疑会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哲学的“开放”形象，进一步激励中国哲学家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讲好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故事”。
查找、搜集、整理杜威在华学术活动的档案文献，是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在20多年的搜集资料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线索出现，不断有新的材料发现，不断有新的文献充实。可以说，这几乎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注释】
[1]胡适：《在同乐会上的演说》，《胡适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2]参见《杜威博士到沪》，《申报》1919年5月1日。
[3]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08、713页。
[4]杜威夫妇：《中国书简》，王运如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年，第58页。
[5]胡适：《来自东方的敬意》，《杜威传》，单中惠编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25页。
[6]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7]托马斯·培里：《杜威对中国的影响》，《杜威传》，单中惠编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2页。
[8]《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1页。
[9]《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2页。
[10]《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
[11]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38页。
[12]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1页。
[13]经亨颐：《日记选录》，《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43页。《经亨颐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5页。
[14]《杜威讲演会中之趣闻》，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6页。
[15]《京华短简》，《申报》1919年12月27日。
[16]胡适：《方还与杜威夫人》，《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
作者简介
顾红亮，1971年生，浙江人。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以色列巴伊兰大学（2003～2004）、美国伊利诺伊大学（2007～2008）和哈佛大学（2010～2011）等访问研究。主要著作有《实用主义的误读》（2000，2015）、《实用主义的儒化》（2016）、《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话语》（2005）、《想象个人：中国个人观的现代转型》（合著，2006）、《儒家生活世界》（2008，2016）、《论责任》（2017）、《责任中国》（2018）等。编有《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