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庄园的乌托邦实验：挖掘一个世纪以来庄园的探索

在20 世纪初这个纷乱繁杂的世代，出现了许多怀有共同理想、从事相似事业的人物，他们虽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共享了同样的思想资源和时代精神，涌现出令人目不暇接的交叉碰撞。泰戈尔靠英国人恩厚之振兴印度的农村，它的影响后来波及整个南亚次大陆，并成为恩厚之在英国开始“达廷顿实验”的核心思想。

单读作者欧宁走访达廷顿庄园，记录庄园现存状态，挖掘一个世纪以来庄园的探索。而是否达廷顿“又是一个乌托邦”？

乌托邦田野丨达廷顿实验

欧宁

/ 前往托特尼斯/

火车从伦敦帕丁顿站出发，向西穿过英格兰南部，约三个小时后进入了德文郡。2012 年我曾到过相邻的韦茅斯，去探访文学翻译韩斌（Nicky Harman）的乡居。韦茅斯所在的多塞特郡南岸与德文郡的东岸面朝英吉利海峡，都属于侏罗纪海岸，2001 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是英格兰唯一的自然遗产。这里气候温和，与伦敦的阴冷形成鲜明对照，所以很多英国人喜欢前来度假。火车再沿埃克斯河南下，紧贴着英吉利海峡开阔的洋面边缘继续前行，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托特尼斯。

我第一次听说恩厚之这个名字是在2013 年。艺术家邱志杰邀请我去中国美术学院给他的学生讲碧山计划与乡村建设，演讲完之后他进行总结发言，提到2005 年在达廷顿艺术学院驻留时在档案馆中看到创办人与宋美龄的通信，这个人叫李奥纳多·埃尔姆赫斯特（LeonardElmhirst），中文名叫恩厚之，曾担任泰戈尔的秘书，与徐志摩联络安排1924 年泰戈尔访华。1925 年，恩厚之与美国惠特尼家族的女继承人多萝西·佩恩·惠特尼（Dorothy Payne Whitney）结婚，用后者继承的部分遗产买下了位于托特尼斯的达廷顿庄园，两人随之在此定居，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进步教育和乡村建设计划“达廷顿实验”。

▲恩厚之夫妇在达廷顿。版权来源：Dartington Hall Trust

后来我才读到邱志杰关于恩、宋通信的文章：“1935 年，恩厚之给宋美龄写信，邀请蒋介石总统夫人到美丽的达廷顿来看一看，要探讨在中国推行乡村建设的可能性，他甚至想象自己来中国创办一个类似于达廷顿这样的农村学院。他在信中还提到，'贵国山西的阎锡山将军已经邀请我去进行这样的社会试验'。宋美龄用蒋介石司令部的信纸和漂亮的英文给他回信，她说自己盼望着达廷顿一游，自己对恩厚之的计划很感兴趣，那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现在先要处理掉别的事情，'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工业化'。理想主义者恩厚之先生很可能始终都不明白，蒋夫人是在以中国人的方式委婉地说'不'。”

在那个时代，由梁漱溟和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发起、致力于社会改良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其实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很快就被更危急的“救亡运动”所打断。事实上，即便是在承平时期，中国当时的政治家也不会把乡村建设作为执政重点。正如邱志杰所说，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救国道路的政治选择上针锋相对，在工业化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宋美龄的拒绝代表了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根深蒂固的工业化梦想。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发起的“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也是这种工业化梦想的延续。

▲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县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

在恩厚之和多萝西去世后，“达廷顿实验”的精神遗产继续发酵，1991 年，在英藉印度学者和社会行动者萨提斯·库玛（SatishKumar）的倡议下，达廷顿堂信托基金又创办了一所绿色大学舒马赫学院，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E.F. 舒马赫（Ernst Friedrich Schumacher）的姓来命名。而在中国，民国乡村建设的精神遗产由温铁军接续，在2003 年开始衍为立足当代的新乡村建设运动。自2010 年起，库玛和温铁军开始频密的互访，舒马赫学院也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合作开发课程，陆续也有中国学生前往舒马赫学院求学。恩厚之当年想要拓展与中国合作的梦想，在新一代环保行动者和乡建人的努力下得以实现。这正是我想到托特尼斯一探究竟的主要原因。

/ 达廷顿堂/

由于要在当天赶回伦敦，时间非常有限，我没有与当地联络，而决定“私访”。托特尼斯火车站非常小，我是下车的唯一旅客。这里用不了任何打车软件，我拦了一辆的士，司机无法收信用卡，我才发现自己陷入了习惯性不带现金产生的困境。好不容易等到另一辆可收信用卡的车，考虑到回程所需，我想约这个司机到时来接我回火车站，他却因下午要接小孩走不开，最后他同意我用信用卡多付他一些钱，车资之外的部分他用英镑返还给我。否则，在这个路上没几个行人的小地方，可能还会因没有现金而找不到车。

根据《每日电讯报》2007 年的一篇报道，托特尼斯人口只有9000 人，却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新世纪运动”的首都。恩厚之和多萝西的“达廷顿实验”对托特尼斯的影响不容小觑，他们的到来把这个颓败的小地方带出了困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达廷顿的嬉皮学生是当地社区生活的景观之一，到了朋克时代，这里仍保留着波希米亚的生活风格，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世纪优皮”和环保主义者（他们又被称为“抱树者”，Tree-huggers）接管了这里的公共事务。2006 年，托特尼斯成立了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托特尼斯城镇转型协会”，致力于把托特尼斯引向一个低能耗的互助社区的未来。他们甚至发行了地方货币“托特尼斯镑”，试行互助的社区经济。这里虽然也欢迎旅游者，但在去往达廷顿庄园的路上，我根本看不见任何外来人。

▲达廷顿堂。欧宁摄，2018 年。

沿途都是典型的英格兰西南部乡村的树林和田野，约十分钟后，静谧的乡间公路把我带上一个山坡上的“绿桌咖啡厅”，靠近达廷顿庄园的外院。庄园的入口是一幢老房子下面的一个穹形门道，右边是访客中心，左边是由包豪斯创办人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根据十四世纪的老谷仓改成的电影院。时间正好是中午，值班人员外出吃饭去了，我只好决定自己逛逛。

穿过穹形通道往南，可以看见一棵年代久远的沼泽柏，它粗壮的树干要四人才能合抱，参天的树枝下，展开一个植满草坪的椭圆形内院，被老建筑围合。向前走就是庄园的灵魂建筑达廷顿堂。庄严的门楼下开着一个适合人体尺度的小穹门，上面层叠着两个小窗，再往上是了望塔，居中装着一个古老的大钟。右侧并例着四个两层楼高的穹形大窗，把内院的阳光悉数吸纳入礼堂中。礼堂原来的功能是宴会厅，内部尺寸为69 英尺× 38 英尺，西侧墙上有一个长17 英尺的大壁炉，迥异于一般礼堂把暖炉置于地板中央的设计。屋顶用的是著名的中世纪英式锤梁结构（hammerbeamroof，一种悬臂托梁），两层对称的弧形支撑木构成了漂亮的玫瑰花瓣形状。据说这个屋顶复原了英国最早的一批锤梁结构，比西敏斯特堂还要早。

恩厚之和多萝西接手的时候，这里已荒废了一百多年。早在1813 年，达廷顿堂的屋顶就已经坍塌，地板暴露在阳光和风雨之中，被杂草覆盖，常春藤爬满了窗户。庄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它最早见于的书面记录是公元833 年的《皇家宪章》；在九世纪，它属于一个撒克逊女士比奥格威恩; 在十二至十四世纪它属于罗伯特·马丁及其后嗣; 在十四世纪初它短暂属于奥德利勋爵；在1348 年，庄园的产权又回到了皇室。1384 年，理查德二世将其授予他的同母异父兄弟约翰·霍兰，亦即后来的亨廷顿伯爵和埃克塞特公爵，现存的大部分建筑都是这个时期建造的。1559 年，庄园过手给钱伯瑙恩家族，在他们手上持续近四百年，直到十九世纪的农业萧条几乎夺走了他们的生计，他们迫不得已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出售他们的大部分土地，最后剩下的800 多英亩连同所有建筑在1925 年被恩厚之和多萝西买下，此后产权就再没有变动。

▲达廷顿堂内院。欧宁摄，2018 年。

恩厚之和多萝西选中这里正是因为它久远的历史传承。所以“达廷顿实验“的第一项内容首先是修复庄园的历史建筑。他们邀请了威廉·威尔（William Weir），当时英国最著名的中世纪建筑专家之一，来主持修复计划。当时上任房主不让新来者看任何旧图纸，威尔根据1813 年的废墟上残留的锤梁痕迹，建议重建一个与西敏斯特堂或牛津新学院类似的锤梁屋顶。1931 年威尔修缮完工的达廷顿堂屋顶是一次忠实的重建，它没有西敏斯特堂那种宫殿式的富丽堂皇，而是保留了乡村建筑的尺度和朴素，全部使用庄园自产的橡木和本地的工匠。

▲达廷顿堂内部及锤梁屋顶。版权来源：DartingtonHall Trust

威尔曾经活跃在古建筑保护协会，这个协会成立于1877 年，致力于反对当时流行的对古建筑的破坏性“修复”，主张古建筑应根据考据的历史进行修补（repaired），而不是想当然地进行添加性的“修复”（restored）。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样的历史保护原则已经彰显出其前瞻性，它一直被后世广泛推崇和执行（协会直至今天也仍在运作）。威尔在达廷顿的历史保护实践，不仅包括了达廷顿堂这幢英格兰西南部最大的中世纪建筑，还包括了今天它左边的白鹿餐厅（原是霍兰家族的厨房，因理查德二世的白鹿玫瑰纹章而得名）和右边的恩氏中心（原霍兰家族及恩厚之夫妇的起居室）。庭院东翼和西翼的二层联排住宅（原霍兰家族的客房和仆人房，共有48 个房间，现都用作对外营业的客房）则由另一位熟悉中世纪建筑的工匠负责，所有修复均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真实。

▲屋顶修缮前的达廷顿堂。GeorgeBennett 摄，1929 年。版权来源：DartingtonHall Trust

/ 花园与庄园/

绕过白鹿餐厅往南，行经修剪整齐的方形树篱和几棵樱桃树，就进入了面积巨大的达廷顿堂花园。树篱遮挡着紧连达廷顿堂的一块私用草坪，上面保存了一堵都铎王朝早期的穹窗断墙。这块草坪在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曾用作保龄球绿地，花园的首任设计师亨利·艾伏雷·缇平（Henry Avray Tipping）在1928 年提出把它的地面填高，变成屋前露台，又在露台南三米高的石墙下划出一条无树木遮挡的“阳光边界”。紧挨着“阳光边界”，是12 棵排成一行的爱尔兰红豆杉，它们被称作“十二使徒”，1830 年所植，每五年修剪一次。再往南，则是霍兰时代的骑士演武场，周围都是英国梧桐和600 年树龄的西班牙栗子树，缇平把它改造成下沉式的露天剧场，观众席就是环绕的倾斜土梯，因为不适应当地气候，这一功能在1954年被取消，今天成了一片绿草满眼、令人陶醉的人造地景。

演武场的东南端高地上，安放了亨利·摩尔的雕塑，一个斜躺着的女人体，丰腴优雅，线条流畅，背向着达廷顿堂的方向。这是恩厚之1945 年委托他创作的，摩尔亲自选定了它的位置。在这块小高地上，花园的第三任设计师柏西·卡恩（Percy Cane）在1947 年铺设了71 级的“玉兰阶”，从这拾级而下可以走向演武场以东的大草坪和谷地。卡恩非常强调在花园中登高远眺的体验，他把不同的制高点定义为“远景点”，并进行了相应的设计，例如在玉兰阶的高端设计了半月型的石头座椅，名曰“低语角”，人们在此可远望东北方向的田园景致。演武场西侧还有一段阶梯，通往高处的天鹅喷泉，卡恩1950 年在这里设计了“杜鹃花谷”，种植了杜鹃花，还有刺柏和槭树等观赏性树木。

▲达廷顿堂花园骑士演武场旧址现在的景观。版权来源：DartingtonHall Trust

花园中的艺术品并没有很强的规划性，而更像是一时兴起、随意而为的布置。在花园西南部的高草地，树着一尊春天女神弗洛拉的全身雕像，她是一位保护生育和花果的罗马神灵，是山下的本地社区为了表达对恩厚之和多萝西的敬意，在1967年向他们捐建的。多萝西1968 年去世，她的骨灰被埋葬在这里；恩厚之1974年去世，他的骨灰在此与多萝西合葬。

最早居住在这里的主人也许想不到，一千多年后，在恩厚之和多萝西以及他们的信托基金的建设和维护下，这个花园已经成为二十世纪花园设计的典范和备受关注呵护的历史遗产，1980 年成立的英国历史建筑及古迹保护协会对它的历史价值评估为二级半，比二级高，仅次于最高的一级（达汀顿堂建筑本身被评估为一级）。

因为多萝西继承的厚雄家族财富以及她和恩厚之广泛的人脉，为花园工作的都是当时景观和园艺设计的名家。他们的工作尊重植物多样性的原则，对花园进行古植物养护和引入新物种，清除过度生长的混乱，防止虫害和水土流失，规划四季植物的色彩分布和搭配，设计花园的空间组织和布局，建造新的设施以满足实用功能，用步道、阶梯来连接不同的景观，使整个花园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严肃拘谨的几何风格，展现了丰盛的植物世界，优美的地貌形状和曲线。

在多萝西和恩厚之去世之后，达廷顿堂信托基金还在1985 年邀请丹麦景观建筑师佩本·雅各森（Preben Jakobsen）、在1992 年邀请英国女建筑师乔治娅·沃尔顿（Georgie Wolton）来参与花园的继续设计。2017 年，信托基金委托英国花园和景观设计师丹·皮尔森（Dan Pearson）对花园提供新的整体规划。这个新规划希望能平衡本地社区的需求，创造更多可供人们休息、独处、学习、娱乐和游玩的功能。因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种争议的声音就已经开始出现，有人认为花园不应只是恩厚之和多萝西的静态纪念碑，而应是一个惠及周边社区的鲜活的花园，而近几年，信托基金与公众日益紧张的关系更有待缓解。

▲从亨利·摩尔的雕塑望向“十二使徒”及达廷顿堂。版权来源：DartingtonHall Trust

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两点半。从老圣玛丽教堂塔楼往北走，经过达廷顿堂西翼住宅成排的老烟囱、一座小小的日式花园、一个艺术家工作室和一间印刷装订店，我又回到了“绿桌咖啡厅”。花半个小时试了它的新鲜沙拉和托特尼斯本地精酿厂牌“新狮”酿制的Pandit IPA 后（可见此地与印度文化的联系匪浅，Pandit 是梵语“智者”的意思），我决定沿着东边的机动车道徒步去探索一下更为广阔的庄园属地，那地图上标注的绿色草甸和树林。

后来我发觉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低估了它的路程，我走到一半虽然加快了脚步，仍耗去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仅仅只是绕了整个庄园的四分之一周而已。如果时间充裕，这样的步行真是心旷神怡。沿路地形起伏有致，近看古木参天，树叶摇曳生姿；远眺碧草连天，白云垂首静默。特别是从山坡上走下来，靠近达特河的时候，你的目光可以越过岸边石墙厚厚的苔藓，窥见茂盛密集的绿树枝叶紧贴着河面，仿佛在对水呢喃。

走到庄园东南端的出口，已经可以望见不远处的托特尼斯火车站（可见庄园占地多大！）。我从南边的野路朝西往回走，到达达廷顿商店,这是信托基金运营的社区经济体，有多家不同类别的店铺，顾客很少，我无暇细看，附近的舒马赫学院也来不及看，匆匆向北走上机动车道，回到“绿桌咖啡厅”已经是下午五点多，正好够我到访客中心让工作人员帮忙叫辆出租车，买几本书，然后到托特尼斯火车站赶六点半左右回伦敦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