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真的在巴黎和会上用耶路撒冷比喻山东问题吗？

1919年1月28日，法国外交部会议厅，巴黎和会就中国山东问题进行专场讨论，还差一天即将迎来31岁生日的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申诉立场。

80年后，反映巴黎和会的电影《我的1919》，陈道明完美演绎了顾维钧人生的最高光一幕。摘录影片最精彩的一段台词——

顾维钧：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呢？四万万中国人民该不该愤怒？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是不是无耻啊？是不是极端的无耻？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者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众人鼓掌）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一个真正剪掉辫子的中国人。）

（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中国观点最卓越的论述，今天晚上整个巴黎都会谈论他。）

如果说上述陈词具有金属的质地，那么“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则闪耀着钻石的光泽。在强权压倒公理的时代，作为弱国的中国想说一声“不”，何等不易！好在顾维钧说了出来，铿锵有力，精妙绝伦。将中国的山东譬作西方的耶路撒冷，以此唤醒肉食者的同理心，并提示肉食者：日渐衰竭的草食动物虽断无生路，但还有残存的体面。

陈道明饰演的顾维钧

毫无疑问，“耶路撒冷之喻”作为外交修辞是登峰造极的，作为历史先声亦可震撼人心。金句挂在顾维钧名下，显得顺理成章。有点历史感的人，甚至会抱着一份成全之意，在陈道明的念白与顾维钧的申辩之间画等号。

但一个问题，哪怕时隔百年仍值得推敲：“耶路撒冷之喻”是否真的回荡于1919年1月28日的法国外交部会议厅？不妨回到历史现场。

1918年，一战结束。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国人对此会寄予厚望，期盼中国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扫受人欺辱的历史，收回战前被德国侵占的山东。然而，巴黎和会期间，即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提出，要无条件接管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在山东的一切其他权利，全然无视中国亦是战胜国的事实。面对日方挑衅，与会的中国外交官不得不予以反击。经过一夜准备，1919年1月28日，五位中国代表里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发言。顾维钧的发言思路清晰、言辞得体、事实可靠，在法理上对日方的无理要求进行了驳斥，既捍卫了民族权益，又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

作为一个文本，顾维钧的发言堪称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经典篇章。《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就收录了这次发言。这本书中的演讲稿是从顾维钧捐赠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文件》中挑选出来的，25篇文章均为英文原稿与中文译稿一并刊印，是顾维钧演讲最权威可靠的记录。《巴黎和会上的发言》是书的第一篇，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完整记载了顾维钧发言的一字一句。

非常遗憾，逐字逐句研读这篇演讲稿，并没有发现“耶路撒冷”（Jerusalem）这个词，也没有类似的比喻。实际文本与电影台词最具关联性的段落，表述如下——

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全中国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山东省，该省在中国的发展中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难看出，现实表达与艺术创作之间，有较大的出入。就风格来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条分缕析，克制而内敛，重在陈述事实和法理，未见基于强烈情感的词句。此为两者区别之一。区别之二，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是用英语而非汉语。

进一步查阅十三册《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和新近出版的《顾维钧家族》（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与巴黎和会相关的章节里亦无“耶路撒冷之喻”。

由此，可以负责任地说，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捍卫了中国主权，向列强说“不”，但他说“不”的方式并不像陈道明演的那样——他没有说过“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那么，“耶路撒冷之喻”又从何来？

《顾维钧回忆录》

《财经》杂志2013年曾刊发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的文章《论顾氏演说》，文中，唐启华推测，“耶路撒冷之喻”可能系当时报章的夸大渲染，受顾维钧演讲中的“圣地”的启发而衍生出“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费加罗报》也引用了这句名言。

有意思的是，学者余世存提出了与唐启华不同的见解。他曾著有《弱国幸有顾维钧》一文（收录于2012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民小国：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此文是中文网络里关于顾维钧巴黎和会演讲传播最广的一篇稿件。文中，余世存坚称“耶路撒冷之喻”出自顾维钧之口，同时也提及了《费加罗报》的引用。

顾维钧巴黎和会发言是否有“耶路撒冷之喻”，已有明确答案。是否为当时报章的夸大渲染？以法文对《费加罗报》数据库进行搜索，该报历史上的标题或正文里没有出现过“耶路撒冷之喻”。《费加罗报》既被证伪，那“耶路撒冷之喻”有没有可能出自其他报纸的报道？是中文报纸还是外文报纸？想必，这是一次海中寻针似的搜索。

翻查关于巴黎和会的新闻史资料，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呈于今人目下：对于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巴黎和会，中国只派出了一名职业记者亲临现场，他就是《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整个会议期间，胡政之共向国内发回18篇报道，以“巴黎专电”或“巴黎特约通信”为栏目名刊发于《大公报》二版。由于通讯不便，胡政之的报道一般要延宕两个月之久才能见报。可即便如此，胡政之的报道依然算得上是对巴黎和会的贴近观察。通读这些报道，尤其是对1919年1月28日山东问题专场讨论的报道，没有“耶路撒冷之喻”。

有趣的是，1919年5月17日，《大公报》刊登了胡政之撰写的《外交人物之写真》一文，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位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逐一进行了文字画像。对顾维钧，胡政之如此描述：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

年轻时的顾维钧

顾维钧何以给胡政之留下“气骄量狭”的印象？一是因为顾维钧年轻，难免气盛。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寓于历史的大背景。《顾维钧家族》给出了解读，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可谓历经劫难，五位全权代表组团，主办方却仅允许两位代表入场。五选二，如何安排？于是，代表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派系之争、论资排辈等戏码便争相上演。而待1919年1月28日，要对日方挑衅进行抗辩时，年高德劭者竟都免战高悬，团长陆徵祥甚至称病拒绝与会。此时，后生晚辈顾维钧反而成了先锋。诚然，顾维钧对山东问题早有研究，也精通国际法，但于外遭列强蔑视、于内被同僚轻慢的双重际遇，又怎能让人心平气和？量狭，因为愤懑和敏感。

弱国幸有顾维钧，弱国也唯有顾维钧。进而言之，弱国的悲哀是，即便有了顾维钧，有了他的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西方的姿态多半还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的1919》里，顾维钧发言后，劳合·乔治和威尔逊啧啧称赞，克列孟梭更有“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的至高评价。且不论列强领袖们的赞誉是真是假、是客套还是真情，一组数据却叫人不忍直视：中国代表要求归还山东的提议遭巴黎和会否决，当日路透社的18条消息中对中国不着一笔；中国代表拒绝在包含山东问题裁决的协议上签字，当日路透社的10篇电稿中也对中国只字未提。

这就是巴黎和会期间，中国的舆论关注度。究竟是哪个报章以超凡热忱虚构了“耶路撒冷之喻”，暂无定论。1999年公映的《我的1919》是迄今所能勘定的源头，更早的出处得求教电影编剧。

在《我的1919》里，被顾维钧驳得哑口无言、狼狈之极的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之子），有据可查，倒的确被劳合·乔治握手称道：“我十分敬佩日本的态度。”这是虎豹对豺狼的欣赏。

历史的创口被真实挑开，它的残酷和冷漠，令人心痛。“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多么铿锵有力、精妙绝伦，却只是电影里的台词。在一个世纪前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可以说“不”，这是弱国仅有的权利；而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国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