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中国人就算“认命”,也不能“认输”

项飚:中国人就算“认命”,也不能“认输”

2018年12月30日 20:55:00
来源:文化纵横

原标题:项飚:中国人就算“认命”,也不能“认输” | 文化纵横

[导读]人口流动对中国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本文中,人类学者项飚围绕“流动”这一普遍现象,通过分析中国东北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促成流动的管理秩序以及流动在外的生存状态等问题,揭示了人口流动的深层机理:当代社会的人们不认命,希望通过流动冲破牢笼,但却在陷入新的牢笼时认输了。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认命,但不能认输”,不要把命运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东西,而要拥抱它。文章原载“端文化”,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项飚出生于浙江温州,平日往返于英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研究、教学,陪伴家人。近些年,他研究世界各地打工的中国东北移民。随着90 年代的市场化转型与产业工人的“下岗”,大量来自东北城乡的劳动力,通过中介到外国打工,再回到东北生活。项飚想知道,这些流动对他们和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流动:为了更好的生活

问:你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关注“浙江村”,读博的时候又转向了印度,研究程序员的全球流动,之后又研究东北移民。你的研究一直是“全球”的,这里面有没有一条连贯的主线?

项飚(下称“项”):有,那就是流动,我研究的都是跨区域或者跨国界的人的流动。

我想我对流动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它后头有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大家对“为什么要流动”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为了生活更好。这个“好”,是按照常规的主流意识来定义的,大家说怎么好,就是好。所以你可以说流动在政治意义上是一种保守的生活策略,因为他没有想到去改变大的社会结构,更不用说革命。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流动是一种逃避,因为眼前的问题太困难了,要通过流动来解决。

但是在社会意义上,流动又是很不保守的。人在流动过程中能够做什么,流动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这些在一开始显然是不明确的。按照我们常规的话讲,思想比较开放、比较超前的一些人,才会流动。他要面对很多风险,而且要在流动中创造出许多新的做法,这些新的做法可能在中观和宏观上形成新的制度安排。

所以流动有意思,在于它同时有保守性和非保守性。它一方面会形成新的规则、新的制度,会挑战、改变旧的一些做法。但这些新的做法,不一定形成质的突破变化,它往往又会很快形成新的等级关系,新的不合理的东西。原来人们想通过流动冲破牢笼,但是又会发现有一个新的牢笼出现。

问:在浙江村和东北移民的研究中,你都发现了这种结构吗?

项:浙江村原来有两个特色,一是它和总体的社会体制格格不入,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二是在其内部高度平等。这两个特色现在都在消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产变得空前重要,掌握资产的和不掌握资产的,彼此形成了很大的区隔。这倒不是完全因为流动本身再造了不平等的关系,这也和国家政策的干预分不开。我现在关注的东北移民,可能是更加明确的例子。

问:可不可以举例介绍一下呢?

项:我2000 年初开始关注东北。那时候我还在欧洲做博士论文,在国际移民组织做短期工作。当时去参加欧盟的一些会,不少人说东北成为了中国新的非法移民的输出地。特别是在法国,这个说法流传得很广。

我当时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因为东北从九十年代的后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彻底地私有化,大面积地“下岗”,下岗的工人拿了一定的买断费,可以拿来出国。所以我觉得把国内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跨国移民联系起来,可能有点意思。

结果等我研究之后,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我2004 年去辽宁调查,发现这个流动过程是被高度组织化的,不是说是有什么蛇头、非法移民这种组织,而是完全是由合法的中介在操作。而且2002 年以后,国家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境外就业服务”,开辟了这么一个新的中介产业。中介组织是一层一层的,最高的叫“窗口公司”,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窗口才能走到世界上去,最下层在街道或者在镇社区里,叫“基地”,下面还有联络员。中间当然有不少所谓黑中介,也就是没有政府特许资质的中介,但是这些中介经常都在正规中介的旗下,作为它们的代理而活动。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以出国的费用也非常高,要六七万。所以东北的移民跟我们在欧洲的想像——失业工人非法、无序涌向国外——是完全不一样的。

问:在这种流动里,如何观察到了新的结构产生?

项:我调查的中心问题是,这么一个中介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把个体那种非常急切的,不成型的欲望,要出去求生存的那种欲望,换为这样一个多层级、系统化的管理对象。这里的管理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私有的商业中介成为了事实上的管理者,它对劳务人员进行控制。

一般来说,普通人想出国,其意愿经常是很模糊的,他们怎么下定决心呢?经常是中介在最基层的“腿”,也就是联络员,在底下看谁可能会有出国意愿。比方说,离婚的妇女,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时不时受到非议,就会是一个好的潜在出国者。她有欲望要改变生活,会比较愿意在这方面花钱。

“腿”会跟她暗示,把有关信息告诉她。然后可能会陪着她到“基地”,也就是在县城或者镇上有门脸的中介,去报名。报名后,就形成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就往上一级中介报,最后到“窗口”。

这几个层级,不仅是招聘的层级,还是控制的层级。比方说她去了日本,如果在日本违反了工厂的规定,工厂是不直接跟这个工人谈的,他们会跟窗口公司联系。然后窗口公司找到下面的基地。

这时候,基地和联络员会找她家里,跟(她的)父母或者爱人说,你的家人在日本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如果不悬崖勒马的话,那可能就要被遣送回国,以前交的费用那就全部要泡汤,回国之后中介可能还要采取法律行动。这个一层一层的中介不仅把人招到,让他们交钱,而且还要熟悉出国人员的家庭环境,能够直接给出国人员造成道德和社会压力,从而去规范(出国人员)在海外的行为。

问:这听起来很像你在《全球“猎身”》里面讲到的,印度程序员的求职中介?

项:对,但比印度人的中介要精细多了。印度人的“劳力行”相当于劳务派遣公司,靠把员工派到大型公司做项目而赚钱。他们要控制员工,但是没有像东北的中介那样形成这一系列的社会,甚至是法律关系,把劳工“锁住”。比如有的中介要出国人员找当地的公务员担保。如果在国外跑了,当地的公务员有法律义务给中介赔钱。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新的相当严密的秩序在形成。你出国前的计划、意愿、去哪里的选择、怎么交钱,出国后的行为,三年合同期满后怎么办,都变成管理对象。在表面上,这种新的秩序完全是以市场规则运行的。商业性的中介机构为什么要管你?为了赚钱。但是当你看他怎么去赚钱的时候,他是要制造出一种支配关系,一种社会上和法律的支配关系,甚至是道德上的支配关系的。在这样一个支配关系下面,他才能够拿到钱。

出国打工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那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现象,但是对越来越多新生代就业人口——70后,80后的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越来越由这些微不足道的细琐现象构成的。他们这些人有很强的自我发展的欲望,但是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不和公共机构形成稳定的关系,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知道一辈子将来会怎么样。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群体和社会的关系。而是看他们在干什么。当他们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成为某个系统的管理对象,但是当他们做另一件事情时,那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系统。像出国这样的个体行动是怎么样被组织起来,被管理起来的,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总体上的变化。

问:这些移民劳工最后会定居在海外吗?

项:不会。有一些去欧洲的,做护理工人、屠宰工人,做厨师的,可以移民,但是数量很小。大部分是三年以后一定要回来。

问:所以这些人想去日本或者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对生活的想像是什么样的?他们去日本几年,最后是会回来,那他们好像就并没有完成真正的流动,不是说真正逃离了什么东西,是这样吗?

项:是的。其实传统上中国人出国的目的,都是为了回来。衣锦还乡,这是最高的目的。在外面落地生根其实是比较新的一种想像。

东北农村的这些人出国,他要想的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法国梦或者说日本梦,他做的还是一个“中国梦”。

但问题是,在中国,你看房价天天在往上涨,以他在中国打工、务农,就不要再想了, 2016 年,玉米的价格下降50%,这种情况下,你的目标——有房有车,结上婚,现在要不止三十万——这个梦想太遥远。

那你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要怎么办呢?你要采取超常规的、超高速的、跃进式的积累办法。出国就是一个办法。

其实出国的工资并不一定比国内的工资高好多——以前是高出五六倍,现在也就是两三倍。这个工资从常规来讲,吸引力是不大的。大家知道,出国的社会成本还是很高的,你自己还得事先交那么多钱,然后那么多不确定性,舍家撇口出去。大家也都知道,出国干的肯定是所谓“三低”工作,好的工作轮不到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一个重要原因倒不是说他挣到的绝对数目大,而是他挣到的都是“干钱”。在国内你打零工,像干建筑,现在一天也有三百块钱,但是在东北你一年干不了几个月,也就干个五六个月;第二,你干完活之后,工资不一定能拿到;第三,你工资刚拿到,就得跟朋友出去喝酒消费,每天娱乐,省不下多少钱。

在国外,正因为你完全没有社会生活,没有娱乐,天天工作,而且工资基本能够保证支付,所以你能够月月看到很高额的积蓄。

你其实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交友、消费需求压到最低,然后把自己积蓄的能量强迫性地放到最大。出国就是把自己扁平化为一个纯粹的劳动者和积蓄者,从而能够达到跃进式的积累。所以出国是为了跃进式地追求中国梦,完全不是在追求生活意义上的日本梦、法国梦或者美国梦。

问:这种很艰苦的生活,是如何支撑下来的?没有娱乐,没有社交,难道不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过着极端受压迫的生活吗?

项: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把自己单面化为一个经济人,其他很多社会行为、伦理道德,以及中国语境下的“人情”这些东西,都简化了。这其实是现在新秩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把那些东西给抽干,然后一切都以利益计算作主导。

劳务人员作为最底层的人,他显然不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他是管理对象。羊毛出于羊身上,他就是这头羊,所有的人都从他这里拔毛,那他这头羊为什么还要跳进这个系统,这个火坑呢?他其实是这么想的,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我今天做的东西确实是没什么价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后会做那个那个。先把手头这个咬牙忍过去,今后回来我就好好过生活。既然眼前这个火坑离我最近,也许能捞到第一桶金,跳进去再说。

这个“以后好好过”,当然是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我问一个出国人员身体怎么样。他说“哎呀,身体那是以后的事。有病了,能治,治;不能治,拖着。”他能不知道如果现在不注意身体,以后就来不及了吗?但是他的生活状态强迫他去这么自欺。这种看似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人的多种需求搁置起来,其实是个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凝望“工作洞”的深渊

问:这听起来像很多城市中产的考虑。比如说,在大公司工作的人,会说这几年就拿命换钱,过了几年我就辞职去周游世界实现梦想,好像很类似。

项:是的,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工作洞”。

他们去工作,就像跳到一个洞里面,发疯地工作,咬牙积蓄。几年后从洞里爬出来,歇一口气。相对清闲地晃荡几年,搞搞直销、炒股、开个烧烤店再关掉。然后再跳进工作洞。人们跳进工作洞,带一点英雄气概。洞里很苦,但是为了未来,你要忍。这是一种积累策略,甚至是投资策略,就把自己的生命、时间、精力,金钱进行投资。

现在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是,民工是不是新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我觉得这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你要看他的经济行动的话,他确实是无产阶级。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劳动,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基础。而且你看他们在工作洞里一天劳动十几小时的情况,他们还不仅是一般的无产阶级,可以说是超级无产者。但另一方面,从他们的主观意识上讲,从他自己的社会定位上讲,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产业工人。他们一心想要逃离产业工人这个身份,想着自己做个小生意,开个小店。民工也是这个想法——要回到自己的镇上买房子——在社会和政治行为上非常坚定地模仿小资产阶级。小有产者怎么让自己去做无产者的工作呢?就是靠把工作看作“工作洞”。

倒过来,“工作洞”也解释了,为什么无产者的劳动和工作经历,没有转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和行动。传统的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也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入火坑,除了到工厂受剥削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他们以洞为家,在这里发展出朋友、战友。工厂也就成为一个持久战的战场。洞里开出新洞天。但是我们现在,人们不断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所以很难有组织。洞里一片黑。大家用于界定自己的,似乎更是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之间的那种“自由人”的感觉。

80后民工的罢工行动,引起了不少关注。这背后是反映了他们的劳工和阶级意识的成长,还是他们厌恶自己的劳动身份、个人意识张扬的一种反抗?可能两种成分都有。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的新工人阶级,我觉得为时过早。

问:其实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工作就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是吗?

项:对,当然是。老板跟他挣得不一样,这是明摆着的。而且他对这个不平等更敏感,因为他心里想的,就是要过上老板的生活。但这里的剥削的意思就不一样了——他不觉得剥削是要反抗的、对他本质性价值的一种侵犯。他把它合理化、自然化了。

第一,他会觉得剥削是工作的一个前提。第二,他希望今后能够转化成老板,能剥削别人。所以,如果你对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位置没有清醒认识的话,那别人对你做的很多事情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对你跟别人关系的理解,也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跟很多年轻的出国人员聊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普遍态度,叫做“不认命,但是认输”。很多人都不认命,这是说,他出生在农村,或者父母是下岗工人,但他不认命,他想着“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然后折腾来折腾去,没折腾出东西来,就认输了,这时候他说:“哎呀现在我成熟了,认识到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不认不行”。

我觉得,现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认命不认输。要认命,就是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做这样一个工作,不要把这个东西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东西,而是要把这个东西充分拥抱住,看清楚,为什么你出生的家庭会是这样?你究竟为什么是做这样的东西?然后,你不要超越它而去,而是把住它、改善它。不认输,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

你不是想通过变得和别人一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某几个人运气好,也许可以这样改变命运,但是其他很多人还是这样一个命。认了命,也就意识到,出生不是一个个体层面上的随机事件,所谓上苍和你开的一个玩笑。这个命是结构性地摆在那里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够从里到外地对社会形成新的理解。这样认了命,两只脚踏在实地上,也很自然的不容易认输。

问: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人出国就是为了所谓的向上流动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是不是就是一个不认命的梦?

项:对,中国梦对很多人——对出生低的普通人来讲,确实是一种不认命。是对自己的“命”的逃避。这种逃避,呈现出一副咬牙切齿的奋斗精神。

问:“不认命”,像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觉,这是不是和美国梦差不多了?

项:和所有人都可以当总统的美国梦有点像。美国梦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是它对等级是没有很强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但是中国梦呢,我们对既定的等级有一种敬畏。我们吹牛说看到哪个官怎么摆谱,谈得非常津津有味,都是仰视。梦里想的是“取而代之”,而对怎么奋斗、创新,其实大家是不太关心的。比如说在美国梦的谎言下面,小孩子跟家长聊天,说我崇拜一个人,那要说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东西。但中国家庭,在同样的话题下,我的感觉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贡献”这个问题。大家更多讲那个人买了什么车,买了什么房子,家长也是这样。在中国梦里最牛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不付出努力而能够得到很多的人,这是最高目标。

其实很多大学生、搞研究的也是这样。都说这个大学、那个学者厉害,但是如果我们问他,这些大学、学者到底做了工作,有什么贡献,和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实质关系,不一定能讲清楚。都是抱着五颜六色的泡泡在飘,都想挤到大家认可的泡泡里来。而不是去想这个系统是不是合理,该怎么去改变。

当然,大家这么想,首先是因为觉得改变系统太难了。做了贡献不一定得到回报,又何必谈贡献。但是,这些泡泡在飘着,也是因为我们在抬举它。我们至少可以在心理意识上把这些泡泡戳破,让它们掉到地上来。至少可以开始学习怎么从我今天做的事情出发,来看这个社会是怎么构成的。未来总是从现实里长出来的。不先把现实是怎么回事搞清楚,等未来真来了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头怪兽。

东北衰落:悲壮的喜剧

问: 现在的人希望工作是一个“洞”:跳进去是无产阶级,跳出来是小资。而讲到无产阶级,尤其是东北的无产阶级,最近看到很多讨论。比如贾行家在《一席》的一篇演讲,里面提到原先工人阶级的“主人”身份,那个年代显得很美好。后来一切都一下子垮了。如果说社会主义是好的,单位制度是好的,工人是主人翁,那为什么这一切迅速消失了?东北为什么从发达的工业化变成了赵本山代表的滑稽的农村?

项:东北的形象很有意思,从“共和国长子”——最高的科技水平,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形象,一下子就变成了喜剧化的、带一点黑色幽默式的调侃对象。

我们怎么理解东北本身的衰落?首先一个问题是:东北企业的工人是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工人阶级,是不是充满了政治和社会的主动性,具有先进性,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带领社会前进?我是存疑的。因为东北的工人群体,是国家塑造出来的,是通过体制安排形成的职业性群体。

在当时的生产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很多值得我们今天记住的实践。比如说改革之前的很多企业,车间里的各种事情都是直接民主评议的,评先进,你够不够格评上,大家会把够的不够的地方都当面说出来。不需要无记名投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干部要腐败,确实很难。但是,一旦体制环境开始变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工人群体是非常脆弱的。他没有办法形成一种体制的、集体性的抵制力量。

90年代初,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内部就比较乱了。如果你在90 年代中后期去大型国有煤矿,你会发现大概有10% 的工人根本不用上班,但是照样拿工资。这是为什么呢?只要你跟井长、段长搞好关系,就可以这么干!同时,井长、段长可以公开和某个工人讲:这个月我从你这儿“贷” 100。他的意思就是在你的工分上做手脚,把你的工资扣给自己。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觉得矿工理应是最团结的。但矿工告诉我说,他们在井上都是哥们,抽烟喝酒,但是穿上井服下了井,就是六亲不认的,你在下面干不了活没人帮你,因为别人帮你,别人就少干了,就少挣工分了。

(所以)体制环境一变化,内部的腐败、浪费就很难抵制了。等到一下岗,这么大的工人群体就一下子瓦解了。这个脆弱性,我觉得是值得反思的。

东北以一种悲壮的方式被喜剧化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记住两点,一是那种乌托邦式的人际生活和生产关系是真实存在过的,这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也是我们的财富,这一点不能被忘掉,不能被喜剧化。第二是当时那个工人阶级至少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不是先锋队,而是体制下面构造出来的一个附属性的群体。

问:所以说下岗的时候,工人并没有作为一个阶级去行动?

项:对。在当时有不少游行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以东北那么大规模的下岗,过程是非常平稳的。

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我概括为“兜住—消化”。“兜住”是说以不出人命,不出大事为基线,给一些基本的保障。“消化”就是把社会问题在不给明确结论,不给明确说法的情况下给你消解掉。

对于下岗工人的消化方式是什么呢?当时不是说一下岗就回家,中间有个过渡过程,你有几年在再就业中心,接下来几年到社区上拿低保,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然后鼓励你去买房子,让你中间一部分人变成小业主。这样慢慢把下岗工人消融到普遍的社会底层群体、弱势群体里面,再慢慢地就消融到普遍的城市人口里面了。原来的自我意识消解掉了,这样社会矛盾也就没了。

今天东北的下岗工人,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忧郁的幽灵”。它不是“怒鬼”,因为它已经被消化了。但是它忧郁,因为它的非正常死亡没有一个“说法”。

下岗的时候,社会上的评论基本都是说下岗工人很“惨”。但我们很少去考虑,他们失去的究竟是什么?他失去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物质生活来源保障,而且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那种文化。有过那样几十年乌托邦经历的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很惨的、需要帮助的人,历史一下子给切断了。

今天上楼买车,是补偿不了那种社会关系的。当时你每天去工作,觉得自己在建设一个大的东西,朝气蓬勃,那种感觉跟你作为个体消费者获得的快感,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存在意义是看我们消费了多少资源,而不是说我们建设了多少东西。那种建设意识下的感觉,那种失去,当时很少有人去讲。

失去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有到无。不能说一个离了婚的人,就和她从来没有结过婚一样。如果对失去了什么讲不清楚,我们也就讲不清楚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我们获得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害怕。今天谁在讨论二十年前的下岗?不是下岗工人自己,而是在这二十年里发展得不错的中产。他们想起下岗,是因为他们在房子、汽车、出国旅游的奢华里看到这个忧郁的幽灵。这个幽灵在今后可能会不断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