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让文学跨越传统与现代

【编者按】12月28日消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因患癌症去世，终年79岁。报道称，阿摩司·奥兹的女儿于当地时间28日在社交平台推特上表示：“那些爱他的人，谢谢你们。”

2007年8月26日至9月9日奥兹曾访问中国并参加一系列公开活动。在华期间，他出席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发布会、阿摩司·奥兹作品研讨会，并在社科院作了“以色列：在爱与黑暗之间”的演讲。”他在那次演讲中说，“我曾经无数次地来到中国，不过那是在梦里，现在我真的来了。请别问我现实的中国和我梦里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在梦中。”本文写于奥兹2007年来华期间。 

奥兹资料图

就像昆德拉之于捷克、帕慕克之于土耳其，奥兹是当代以色列最杰出、最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迄今为止，他已经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对于奥兹并不陌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作品被相继成中文，其中，1998年由译林出版社翻译的《我的米海尔》在读者群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就是这本首版于1968年的作品，奠定了年轻的奥兹在以色列文坛的地位，并为现代希伯来语添加了新的风貌。该书以第一人称写成，描写一个结婚十年的女子在遐想的孤独世界里所有被压抑的期待和欲望。该书的开篇文字尤其为人津津乐道：“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奥兹说，“当时我很年轻，才23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完全能够揣测一个成熟女性的想法。现在让我去写这样一本书，打死我都不敢！”奥兹一阵大笑，然后说：“不过我经常会幻想自己是个女人。我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 

人到中年以后，奥兹很少再创作《我的米海尔》那样的浪漫小说，转而刻画以家国为背景的、更为宏大和严肃的主题。《黑匣子》《鬼使山庄》等代表作品均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并富含人性关怀。值得一提的是，奥兹曾获牛津大学的硕士，写得一手熟练而优雅的英语，但他始终坚持用希伯来语创作。在希伯来传统文学中，奥兹酷爱《旧约》中优美、简洁、凝练、具有很强张力的语词，并一直试图在创作中保留住这种传统。 

奥兹的巅峰之作，是发表于2002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在这部厚达600页的长篇小说中，奥兹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展示出一个犹太家族——抑或说整个犹太民族——在百余年间的兴衰起伏：从主人公“我”的祖辈流亡欧洲的动荡人生，到“我”的父辈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后的艰辛生计；从英国托管时期耶路撒冷的生活习俗，到以色列建国初期面临的各种挑战；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拓荒者的奋斗历程，到邻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悲惨命运……这是一部个人自传，也是一部民族史诗。 

奥兹对这部作品钟爱有加。“读读这本书吧，”“你会了解一个在新闻报道中不能了解到的以色列。虽然火山尽在咫尺，人们依旧坠入爱河，感觉嫉妒，梦想升迁，传着闲话。” 

家庭是核心主题 

不过奥兹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一心关注政治的作家。“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所有的作品，那个词是‘家庭’；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那是‘不幸的家庭’，”奥兹对记者说，“家庭是宇宙间最为神秘的细胞。它包涵着一切的因果、矛盾、争斗、爱欲、悖论和悲喜。” 

奥兹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与妻子妮莉相识于少年时代，20岁结婚，婚后育有三个孩子，一家人相亲相爱。成为他创作主题的“不幸的家庭”，是他童年时的家。在奥兹12岁那年，他的母亲因不堪忍受生活的乏味自杀身亡；此后，他的父亲与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离开以色列去了英格兰。14岁那年，他抛弃了家族的姓氏克劳斯纳，改姓奥兹（Oz），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力量；勇气”。 

成为奥兹的他渴望与原先的家庭脱离关系。那么多年，他没有上过母亲的坟，没有跟父亲联系，也没有跟孩子说过任何祖父母的事情。直到步入老年，奥兹才开始谅解，开始追忆。“写《爱与黑暗的故事》，是我对我父母的妥协，也是对我自己的妥协，”奥兹说，“我邀请已经死去的父母、祖父母到我现在的家里来，让他们与我的妻子与儿女互相认识，让他们在客厅坐下，一起喝杯咖啡，聊一聊重要的事情。要知道，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聊过真正重要的事情。聊完了，我对他们说，你们走吧，我不要你们长住在我家，但时不时的，请回来看看。” 

事实是，奥兹母亲当年的自杀，影响到奥兹的全部人生和创作；在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他终于可以描述童年时的创伤。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这样描述他母亲的自杀：“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她怎么能这样呢？”——这一处段落被许多媒体评为全书中最打动人心的部分。 

“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与纠葛，中国人应该很容易了解，”奥兹说，“中国人和犹太人一样重视家庭。当然，我们的相似之处远远不止这一点。” 

对中国的兴趣 

奥兹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的开端始于他的童年。奥兹的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是一个博才多学的人，懂16门外语，却独独不能攻克中文的难关，这让奥兹从小就对中国产生了敬畏与向往。随着学识的增长，中国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亲切、具体，就好像一个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的朋友。 

“以色列是西亚的一个小国，中国是东亚的一个大国。然而我们之间如此相像。犹太文明同中华文明一样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之前。无论是中文还是希伯来语，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并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而眼下，我们面临的也是相似的问题——”说起这个话题，奥兹滔滔不绝，似乎这些话经常盘旋在他的脑海里，“如何在迈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不遗失我们的身份符号？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持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在珍视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不被它所奴役？如何为我们民族的文化贡献新的内容？” 

在奥兹看来，新旧交替远非易事，但至少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顺利过渡，那就是文学。“文学永远是一脚踏于传统、一脚踏于现代。在文学的世界中，新物与旧事共存，生者与死者共存。跨越传统与现代，是文学永恒的意义。” 

当然，奥兹也知道，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家。几千年来，你们的家，有时繁荣，有时破败，但无论如何，你们有这么一个家。犹太民族不同，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自己的家。你们也许永远也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 

正因有这些相同与不同，这两种文明的对话有了一个丰富且极具魅力的交流平台。奥兹认为，中国与以色列应该加强对于彼此的理解，而文学，可以为两国的人民架设一道心灵的桥梁。“文学也许比旅游更能让你了解另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你去一个国家旅游，你所看到的也许只是纪念碑、历史陈迹和观光景点；如果你碰巧会说那一国的语言，那你可以和当地的居民聊两句天。不过如果你读了那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你可以走进当地人的房间，看到他们的厨房、起居室、甚至卧室。相信我，文学是最贴近心灵和生活的东西。” 

奥兹本人读了许多中国作家的书。在中国的现当代作家中，令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沈从文和莫言。尤其是沈从文，奥兹惊讶于他可以用那么平静、甚至优美的笔调去描述极端残忍的事情，“这一点我永远也做不到。” 

以色列的良心 

自觉或不自觉的，奥兹把自己当成了以色列的文化大使。一言一行，他都展现出对于祖国强烈的热爱与忠诚。他告诉记者，他永远忘不了自己十岁时的那个夜晚：联合国宣布以色列建国，他看着窗外耶路撒冷的夜空，激动得彻夜不眠。 

他的爱国曾经让他两度走向战场，参加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但正因为有过参军的经历，如今的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左翼人士，是以色列国内“现在就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奥兹看来，巴勒斯坦应该建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该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肩并肩地站立着，保持友好而和睦的关系，因为那是“唯一的出路”。 

和平主义者奥兹被许多人称为“以色列的良心”。不过，按照他的说法，大部分以色列人都很有良心，只是他们太好思辩、太好争论、绝难就任何一个问题达成一致。“我们有七百万个公民，七百万个总理，七百万个先知和弥赛亚。”奥兹开玩笑说。两个在公交车站等车的人，会兴致勃勃地讨论历史、哲学或伦理学；地铁上素不相识的几个人，会就“该怎样治理国家”争得面红耳赤。就在来华的前一个星期，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邀请奥兹和夫人去家中做客。总理对他说：“每个人都在告诉我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你想必也想告诉我你这方面的想法吧？”而奥兹的回答是：“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但是你是不会听的。” 

“每个人都在说，但没有人在听，这是目前以色列最大的问题，”奥兹对记者说，“我有时还会倾听，甚至把他们记录下来，因为没办法，我是个作家。” 

类似这样的小玩笑，奥兹在谈话中说了很多。他无疑是一个诙谐、和蔼、妙趣横生的老人。一直给人以苦难、悲情等印象的犹太民族，是不是也开始追求轻松和幽默了呢？这个问题让奥兹的脸上浮现出一道高深莫测的微笑。 

“告诉你一个秘密，”奥兹说，“这个秘密是我的祖母告诉我的。她说，当一个人眼泪流干了，就会开始笑了。” 

“您的意思是，犹太民族在过去的岁月流干了眼泪，现在是开始笑的时候了？” 

奥兹似乎在说“希望是”，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