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000年后有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

我真的觉得某位陕西大佬今年出的那本长篇很一般，但看到出来30多篇吹捧的文章，让我觉得很吃惊。”“王安忆今年的小长篇《考工记》明显是一个中篇小说硬拉成了一个长篇。”“笛安的《景恒街》打动我，成年人的纯情更动人。”12月8日下午在南京举办的《扬子江评论》青年批评家论坛上，五湖四海的“青批”们齐聚一堂，这一场讨论，没有大佬，没有前辈，他们畅所欲言。

虽然中国人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一到年底，青年批评家都在忙着提名各大文学榜单。今年是《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推出的第二年，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完全由青年批评家提名评选的文学排行榜。

“《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提名程序于2018年10月23日启动，2018年12月1日截止。组委会共邀请了43名提名评委，其中37名为45岁以下的青年评论家。提名评委分为长篇小说组、中短篇小说组、诗歌散文（含非虚构）组三组，根据分组情况提交相应文学门类的候选作品名单。

同时，另设主编提名程序，提名评委分别为《人民文学》《收获》《钟山》《十月》《当代》《花城》六大文学期刊的主编。据悉，终评会议将在2019年1月举办，届时将正式发布“《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

在今年的《扬子江评论》的青年批评家论坛上，当代文学的共识与分歧这一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

关于2018年的文学，是共识多，还是分歧多？这是一个共识破裂的时代，这是这次论坛的关键词，也是最大的共识。

今天，批评界对于哪部作品好，分歧大到了什么程度？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在上午的回应发言中谈到一个细节，从这次的提名来看，大部分作品都只有一票，反映出提名评委眼中的好作品重合度之低。推出排行榜是为了达成共识，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实是，今天的批评家越来越难就某部具体的作品达成共识。

共识破裂，是因为没有一致的价值观，还是好作品太少？

在场的青年批评家们，有着类似的学术、工作和生活背景，但他们对于哪个作品好，哪个作品差，已经达不成共识，这是80年代的中国文学现场无法想象的。

“现在总体的感觉是，可能这真的是一个共识破裂的时代”，青年批评家岳雯说。为什么当前对于作品的评价，分歧如此严重？在岳雯看来，首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基本一致的价值观，大家的话语不兼容。每个人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讨论问题。往更广的范围看，这是90年代启蒙自我瓦解以来思想界分裂的后果和表征。

共识破裂，分歧严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在有的青年批评家看来，这恰恰是多元化，毕竟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在笼罩。但批评家内部如果共识破裂，讨论就变成每个人自说自话，批评现场就演变成个人趣味的堆积。“批评最重要还是一种对话，共识完全破裂，对话就无从发生，每个人自说自话的话，我们这个职业可能会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这可能真的是现在面临可怕的局面。”岳雯有点忧虑。

另一位批评家徐刚则认为，之所以在座批评家们有这么大的分歧，一个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好作品太少，只能在“中不溜”的作品里挑挑拣拣。多关注出彩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好作品，多关注瑕疵，那就成了一个差作品。

颜炼军做了几年不同排行榜的评审工作，每次做完他都有一些虚无感，因为很难发现非常惊艳的作品。今年9月底推出的一张“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榜单在文学界内部引起了争议，其中一个争议点在于这个榜单里，罕见2000年后的作品。但批评家颜炼军认为，这个榜单也折射出一个现实：2000年之后， 有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

好作品少、有公共记忆的作品少、伟大的作品少，这是近些年文坛的真实现状。

文学如何对其他学科有更大的吸纳和对话能力？

但也有批评家认为，共识破裂本身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价值观的多元。但对于这样的看法，暨南大学教授申霞艳表达了异议，她认为分歧也好、共识也罢，一个多元价值时代远远没有来临，“只要走出这个屋子，感觉现实依然非常严重。我们书写的内容，不管是50后作家到90后作家抒写内容依然狭窄，没有触及现实多少分之一，我们没有多少分歧，我们都是利益共同体，都是在时代里面的既得利益者，我们都是在温暖有空调的屋子里自说自话，跟现实还是有真的大的距离，我自己要对这一点保持警惕。”

文学批评变成自说自话，在青年批评家项静看来，问题在于当前的讨论还只是局限在文学内部在讨论分歧，而她认为，如果放在文学的学科之外乃至更大的人文学科内部来看的话，这些分歧相对来说不那么值得去讨论。

项静谈到一个让人尴尬的现实，她在担任了几个年度好书评选的评委后发现，每次在选书时，社科、历史类的书反而能给她新的刺激，而这样的刺激文学作品给不了。

她认为，像王笛的《袍哥》这样的作品虽然没有带来新的思想观念，但是在叙事能力上做得很好，而在其他学科都在进入到叙事能力阶段的时候，文学要有自己的吸引力，走到更广阔的空间，要在叙事能力上跟其他人文社科的叙事性进行竞争。

项静讲到，1980年代韩少功去北京参加作家会议的时候，音乐家协会会跑到文学会场，那时文学有提供思想的可能性，而且有很高的对其他学科的巨大吸引力，但今天这样的吸引力已经消失。

那么，今天的文学如何拓展空间，对其他学科有更大的吸纳或对话的能力？就当前来说，文学有何思想上的创新，项静认为这是不太现实的问题，但在叙事和修辞上是有可能的。

共识破裂的时代，批评何为？在评选榜单时，批评家们不可避免会将个人趣味作为评判标准之一，但还得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譬如，徐刚个人对贾平凹的《山本》有尖锐的批评，他个人不喜欢这个小说，但他还是认为这个作品相比其他作品还是要高出一节，因此他将之列入了本年度《扬子江评论》文学榜单。同样，黄德海也持类似态度，他觉得笛安的《景恒街》不错，但这不代表他个人喜欢这个作品。 

现实主义大行其道，但只有现实主义也挺可怕的

在当下最活跃的这批青年批评家眼中，过去一年的中国文学呈现了什么样的面貌？他们认为哪些作品非常突出，哪些作品则被过誉？哪些新人被挖掘？

在讨论现场，笛安的最新长篇《景恒街》在刘大先和另一位批评家那里形成了鲜明的评价分歧。某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不论从人物关系还是冲突模式，包括一些狗血、撒糖的元素，基本就是言情小说的套路。从《景恒街》出发，该批评家谈到，纯文学和类型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纯文学要对司空见惯的观念说不。而类型文学暗合流行的思维方式，所以读的时候不需要费脑子，在故事背后获得是一些安心、安稳。

《景恒街》

作者：笛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

而在刘大先看来，笛安的创作承继上溯至老舍以及九十年代的王朔大院写作、邓友梅的旗人子弟、90年代邱华栋的外省青年到北京这一路北京文学史的脉络。

而且刘大先认为要打破这个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纯文学和非纯文学的界限，这代人应该树立自己新的话语，不要再老是用正面强攻、纯文学与非纯文学这一套话语。

在同济大学教授张屏瑾看来，《景恒街》里写到风投公司和粉丝文化这样一类最新的青年生活等，对城市文学来说，这类问题才刚开始思考。

作品是否能提供新的经验、有没有文学新人冒出，这是批评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关于文学作品中新经验的浮现，批评家张涛认为，每一年的作品里都会有新鲜经验，但是新鲜经验叠加能否在长时空里留下来是问题。

而在岁尾各家榜单陆续推出之际，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在绝大多数榜单上，占绝对优势的还是老面孔，在这样的机制下，新人要出头也面临很大困难。在此次《扬子江评论》的论坛上，生于1986年的新人班宇被频繁提及。这种对于新人的渴求已经成为整个文学界的共识，但批评家岳雯泼了一盆冷水，她认为对一个新人的观察可能要跟踪很长的时间段，一个新作者贸然出现，被所有人一拥而上。“但新人的成长可能也需要时间，过度的目光会把这种新扼杀在关注里头，这是非常可惜的状态。”

《冬泳》

作者：班宇

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1月

在这次评选和讨论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颇具异质性的作品，如霍香结的《灵的编年史：秘密知识的旅程》，一部从标题到结构都呈现百科全书样式的独特作品。像这样的带有强烈先锋特质的小说完全被排除在各类榜单之外，据此，刘大先谈到李宏伟、姚伟、康赫等人的作品走的是80年代先锋小说推到极致的路子，当年的先锋小说家如格非等人已经回归到现实主义，先锋小说的主潮不在了。“但（先锋小说）这种东西必不可少，文学成为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只有现实主义，挺可怕的，我们既有现实主义，又要有探索性的东西，我们应该给他们张扬自己的机会。”

《灵的编年史》

作者：霍香结

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

另一部被青年批评家们频繁提到的作品是康赫的长达1345页的长篇小说《人类学》，批评家木叶认为，这个作品代表了新时代的新的方向。“当下中国是一个超级的场，但是我们还很难有超级文本、超级经验的书写，那种领先于现实，然后又植根于现实，然后又有超拔的东西。”

《人类学》

作者：康赫

作家出版社2015年1月

在谈到《人类学》《灵的编年史》这类有阅读难度的作品时，另一位批评家黄德海认为当下有一个糟糕的趋向，就是一旦某些作品稍微展现一点思考的艰难和卓越时，就会被批评说这样的东西太难读、不知所云，会被排斥出日常的阅读经验。“你努力想想好嘛，如果这些看不懂逐渐调整一点，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才会变化，我们共识才会增多，才会往卓越聚拢，这才是共识的努力。否则低水平谈论差异没有什么意义。”

关于文学的期待，青年批评家宋嵩用了经济学上帕累托最优的比喻，所谓“帕累托最优”，即资源分配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是理想状态，我不希望文坛是稳定状态，我希望我们的文坛是一个战乱时代，更希望文坛是春秋时代，有五霸，更有小国群雄并起，这样更能激发文坛的活力。

作者：新京报记者沈河西

编辑沈河西校对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