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访谈录：重塑神话、历史和现实的三重气质
凤凰网文化：我个人阅读你的神话小说，会产生一种快感，除了语言上的愉悦感，还能感觉到一种独特的叙事气质：严酷而典雅，优美而沉郁，充满古董似的气味，却又富有想象力和戏剧性趣味，而且还有一种跟贴近现实的时尚感，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描述这种独特的文学气质？
朱大可：你用了一个“气质”的词，我觉得挺合调的。在跟崔永元谈论非虚构故事时，他喜欢用“气质”来描述他采访到的历史故事的真实性、趣味性和震撼性。无论是虚构文本还是非虚构文本，“气质”可能都是一种容易沟通的描述维度。我们借用这个语词，试图囊括一些难以言说的事物，比如说历史的沧桑感、沉郁的古典风格、瑰丽的想象力，从历史现场散发出的细节美感，等等。写作和阅读的经验有时是难以描述的，它们需要用“气质”这样的词来加进行转喻。我相信，永元所说的“气质”，跟你谈论的“气质”，其内涵可能完全不同，但奇妙的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这个“语词”展开对话。
凤凰网文化：有评论者指出，在《古事记》这个系列里，你分别用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比如《字造》用的是儿童化的视角，《麒麟》用的是长颈鹿的动物视角，《神镜》采用的是类似《哈扎尔词典》的词条样式。为什么要如此诡异多变？难道你不怕会产生阅读障碍，而遭到你的那些粉丝的抗议吗？
朱大可：如何驾驭神话、历史和现实的文学三驾马车，并且重塑它们的“气质”，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它其实是对写者的叙事能力的考量。变化是我的本性，我必须借助变化来实现目标。我是书写界的冒险家，我的皮可能比别人厚一点，不太担心犯错和失败，也不太在乎别人的嘲笑。我觉得，我的关注界线，终止在小说写完的那个瞬间。小说完成后，它跟我的主体发生了分离，成了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我甚至无法细致地谈论关于它的写作经验。你要知道，虽然眼下我在谈论自己的小说，却像在谈论一位遥远的亲人。
凤凰网文化：《古事记》的装帧设计是一个极大的亮点，但它至今没有被人好好谈论过。我一直觉得，人文社的传统，是注重内容，而不太看重形式。但这套书的出版，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我想知道的是，对于图书诞生的流程而言，装帧设计这个环节，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朱大可：中国现代图书业，经历了一个由简陋到精致的进化历史。在八十年代的启蒙时代，我们读的书虽然内容美妙，但外观粗陋，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我的书架上至今还保留着一部分那个年头的出版物，它们容貌寒酸，但气质高贵。这种严重分裂的状况，目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对它的装帧设计是有惊喜的，它的封面设计的视觉感，开本的手感，还有内文版式的阅读感，都显得如此清新可喜，足以令它在众多图书产品中脱颖而出。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不是人文社的所有新书都有这样的福气。借此机会，我要向责编和设计师表达谢意。
凤凰网文化：相对《古事记》而言，《长生弈》是一部相对被冷遇的作品，但其实我很看好这部小说。它有一个武侠小说的外壳，但比常见的类型化武侠小说，多出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多线交叉叙事、人性的复杂性、故事的隐喻性和象征意义，神话与历史的密集交织，还有关于生死的哲学性思考。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要选择武侠小说的外包装来装填你的故事？你难道不害怕它会被误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小说”吗？
朱大可：金庸、古龙和温瑞安的武侠小说，是我长期喜爱的文本。大学期间，我买的第一本武侠小说，就是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地道的地摊盗版货，但它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后来我用一页手稿，跟上海作协资料室交换了港版全集的阅读权。此后又读了古龙和温瑞安。我认为，这是当代武侠小说的“三个代表”。无论有多长的中西方古典文学阅读史，“武侠”总是我学习小说叙事的重要样本。所以我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写第一部长篇。除了向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致敬，我还要向这三代武侠作家致敬。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的文学导师。
凤凰网文化：我还注意到，《长生弈》的插图有点诡异，很像传统武侠的绣像式插图，以线条为主，但做了一些色彩的点染，风格有点接近唐卡。还有封面使用的书法作品，在蓝紫色的底版上添加金色线条，但我没看懂上面的符号。你能否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些“零配件”的特点？
朱大可：给《长生弈》画插图的，是一位藏族聋哑女孩，她在上海一所技术学院里学习平面设计。我跟她进行交流，必须通过她的聋哑语老师。你猜的很对，她的作品有一些藏密唐卡的特征。本书封面采用的是书法家武六奇的作品“爱”，是一幅蓝金二元色系的书法实验作品，可惜作者提供的图片像数不够，没能表达出原作的魅力，在以后的加印过程中，这个缺陷应该可以得到弥补。
凤凰网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批评学科的奠基人，你的这次“华丽转身”，触发了数百家媒体和网站的积极反应，而且受到这么多的好评，这是否因为你的小说超出了人们对学者和批评家的预期？
朱大可：也许人们对学者和小说作者有一种认知定势，认为这两者是不能兼容的。这不能算是一种偏见，的确，不兼容才是常态。但我进入文学的第一种状态，并非理论，而恰恰是小说写作。早在文革后期和念大学之前，我就已经写了十几个短篇，虽然手稿被人偷藏，但这种写作训练已经秘密展开。90年代在澳洲期间，我又写了一组实验小说，被收录在花城出的《记忆的红皮书》里。现在的这种小说写作，不能算是“转型”，只能算是“回归”，而且我还在继续从事文化研究领域的写作和教学。我试图建构一种“多样性的存在”，如此而已。
凤凰网文化：我记得你在微信朋友圈里提到过哈佛大学的格言——“追寻真理，如日饮水，日日清空，至死不渝”。我观察了你的学术轨迹，从文学批评家到新闻记者，又从新闻记者变身为纪录片制作者，继而转身从事文化批评和大众文化研究，而后转向上古神话研究，现在又回归到小说写作，这种对自己的不断清空，是否已经成为你的生命准则？
朱大可：我想是的。我不喜欢老死在同一座屋子里。我喜欢让生命处于更开放、流动和自由的状态。在这方面，刘索拉提供了一个非常罕见的范例。她在美国音乐圣城曼菲斯向黑人乐手学习蓝调的经历，以及她无条件追求自由的精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的。我的一位同龄朋友，曾任美国多所大学的法律教授，在经济法方面富于建树，却跑到杭州去读中国美术史专业。对于这种敢于自我清空和归零的壮举，我始终心存敬意。
凤凰网文化：不断自我清空和寻找生活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注意到，此前你作为文化学者和文化批评家，也是一直在文学、美术、摄影和电影等领域游走，涉猎面很广，却又不属于某个固定的圈子。这一点跟其他学者很不相同，这是不是你生活哲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朱大可：还谈不上哲学，但它至少是一种原则。我不喜欢背靠大树，不喜欢抱团取暖，也不介入任何圈子。我试图保持游走、疏离和远眺的习惯。虽然这样做会失去很多现实利益，但这世上还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珍贵的呢？我选择神话作为题材的重要原因是，只有在神话的想象性书写中，我才能击碎现实的坚固外框，获得灵魂的内在自由。
凤凰网文化：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出版的《长生弈》和《古事记》系列，都出现了“谜拓邦书系”的标识。两年前，你曾经在现代文学馆举办发布会，宣布这个书系的第一批产品问世，当时推出的都是年轻作者的作品，像《波斯镜灵》《鹰翼之醒》《诡面谜花》和《巫灯》，据说其中《巫灯》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次推出第二轮作品，却转为你本人的作品，这是否意味着，“谜拓邦书系”的主要作者，从原先的青年轻人，换成了你这样的老手？
朱大可：暂时看起来是如此。但明年三四月份，会有第三轮作品问世，其中既有我本人的作品，也会有中青年作者的原创长篇。另外，他们撰写的三本神话故事集，也在陆续出版之中，其中《神话地图•中国卷》已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计划是带出一些年轻有为的作者，并且让这个书系能够在神话主题里长久地行走下去，以完成神话叙事主体的更新换代。在我们这一代退休之后，他们将成为合格的接棒者。有才华的成熟的青年作家，才是神话书写的真正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