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1949以后的故事 文学反映得还不够

5月下旬的时候，严歌苓从柏林飞回北京，除了宣传她的新作《床畔》，还要洽谈一些影视改编的事情，中间又回了趟老家处理私事，行程之紧凑可以用马不停蹄来形容。或许，回到国内的日子是严歌苓最忙碌的时间了，在国外的时候她会将写作和生活安排得非常规律，她从不把写作当成思如泉涌的灵感状态，而是一项每日必做的日常工作，而且写作也从来不会干扰她美满的家庭生活。

在北京的时间有限，完整的当面专访很难邀约，不得已只能用邮件方式进行。笔谈往往便于深思熟虑，也避免了口语表达的絮叨，不过却因此容易呈现简练和平衡圆熟之感。这当然和严歌苓本身的性格也有关，当凤凰文化再次寻找机会，当面补采了一些问题之后，发现回答依然谨慎平稳。

（采访：徐鹏远）

未成形的稿件希望烧掉

凤凰网文化：您在新作《床畔》的后记中说这本小说起笔于二十年前，好像您的很多作品都是来自许多年前的构想，是一定要把一个想法放一放才动笔吗？为什么？在这段放置的时间里想法会发生那些改变？有没有一些想法到最后不想写了或者觉得不值得写了？

严歌苓：我在美国攻读文学写作时，得到最大的帮助是，一个人称写不下去的时候换一个人称，通过改变人物视角从而走出一条路来。万红这个故事当初我爸爸也提过建议，后来被搁置。中间用上面的方便又尝试修改才成现在这样。

凤凰网文化：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这样没被写成小说的想法和故事？

严歌苓：现在我家里有很多未成形的稿子，作为外交官的夫人我很早就写了一份遗嘱，里面就有一条如果我意外死亡，请烧掉我所有未成形出版的稿件。

凤凰网文化：您好像很少称自己为作家，而更愿意用“写稿佬”这个香港叫法，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您对写作的某种态度？

严歌苓：未作答

出于朋友面子被迫成为高产作家

凤凰网文化：您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高产者，几乎一年一部新作，而且您的创作过程非常像上班族，很有规律。这是不是编剧的职业训练和经历带来的影响？您将自己的创作归为纯文学吗，还是更当作写给大众阅读的通俗故事？

严歌苓：我在海外的生活是非常单纯的简单的，除了照顾孩子读书之外，空余的时间非常多，所以显得写作的时间也非常多。那如果拿我和D.H.劳伦斯比较，他也只活到四十五岁，可是一生的创作有五十八部作品。这样比起来，我可不算高产。还有一点就是，国内的出版社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编辑，经常跟我约稿，出于朋友面子我被迫成为高产作家。

凤凰网文化：如此高产，有没有哪部作品是如今看来不满意的？有没有想要重新创作或者进行修改的？

严歌苓：当然有不满意的作品，我甚至有一个奇思妙想，每十年把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自己最感兴趣的作品重新写一遍，因为我写《床畔》的经验给了我这样的启迪，差不多十年把它重新来一次，或许那样也是一种小说形式呢。

凤凰网文化：相对其他作家而言，您是否更在意作品的故事性而非形式的实验性以及更深层面的形而上思考？虽然您说您一直努力塑造作品的抗拍性，可您的小说还是受到影视的青睐，其实跟这种故事性包括我后面要问到的传奇性有关。

严歌苓：相对哪些其他作家而言呢？我90年代那么多小说都是在形式上做了大量的探索。比如《白蛇》、《扶桑》、《人寰》等等。

文学和电影是互补的 缺谁都不行

凤凰网文化：剧本写作和小说写作在您的操作中会有怎样的区别？

严歌苓：创作不是操作，写作也不是操作。写作是要拿出全部的诚实、调动起全部的创作者的直觉和本能来进行的一种精神活动。无论写的好的剧本和好的小说，在进行创作时，这种创作的原始冲动其实是相通的。所以把创作叫成操作我心里是非常抵触的。

凤凰网文化：您在意受众用影视改编来替代对您文字的阅读吗？何况，很多改编您并不亲自操刀。

严歌苓：凡是我署名的剧作我当然都是要仔细阅读的，这是一个人责任心的体现，也是一个人爱护自己名誉的体现。

我觉得文学作品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最文学的那部分是不可能被搬上荧幕的。曹雪芹《红楼梦》里面的文字、里面的那种情调，贾宝玉傻呵呵的样子、浑然不觉的那种可爱，你怎么可能搬，黛玉、宝钗的可爱都不可能的。到了变成具像的电影的时候，文学当中最文学的元素就消失了。

其实它们是互补的关系，文字的哑然之处画面诞生了，画面消失之处文字出现了，缺了谁都不行。

比如说有一个镜头，表现一个女人的性感，不是展现她性感的地方，而是通过展现她皮肤的质感，如果用文字的话要写多长时间，并且写的目的就是给人家视觉上的冲击。电影那种不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刹那之间的震撼和感动，是不可替代的。这两种艺术形式，谁也不可以替代谁。电影是更直观的、更科学的艺术媒体，声音、光、形象、镜头的处理所有都在帮它，文学相对而言就需要人更主动地去接受它、去跟它产生互动，这是两种。

我喜欢用个人历史来写民族历史

凤凰网文化：执着与坚守可不可以概括为您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因为好像很多重要作品都是这样，《床畔》也好，《陆犯焉识》《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等等。

严歌苓：我不轻易概括我作品的主题。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有很多主题的不应该只有一个主题。

凤凰网文化：您好像还挺喜欢表达沧桑感的，特别是通过把人物和故事置放在时代变动中？

严歌苓：是的，我很喜欢以写个人历史来写我们民族的历史、写我们共和国的历史。我曾经设想过写十二个不同的个人，用他们个人在几十年里的截然不同的经历，来折射一部我们民族的史诗。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我到最后能不能实现还很难说。

凤凰网文化：您笔下的主角人物大多是女性，而且基本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普通人（这种传奇是指性格或行为上的超常人性）。我想这当然和您对故事的取舍选择有关，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和您的写作手法有关？比如您笔下的次要人物总是表现出主角的反面性，再比如像《床畔》，万红一出场就与张谷雨相遇并发现他的意识迹象从此坚守床畔，而没有对万红过往的性格和行事方式做回溯性的叙述，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万红就是为张谷雨而生的一个天使。

严歌苓：未作答

凤凰网文化：进一步还想问您，这是不是也跟您早年军队创作员的经验有关？因为军队创作员，尤其是那个年代的，就是要用三突出的方法写英雄的传奇故事。您如何从创作员的写作思维转变到今天的写作的，那种思维对于您如今的写作会不会有某些潜在的影响遗存下来？

严歌苓：别忘了，从部队出来以后我去美国留学了，校园是使你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甚至创作方式的最好的地方。

凤凰网文化：您的小说写作几乎都是采用作者视角叙述的，即便是像《穗子》这种融入亲身经历的作品也没有采用第一人称。为什么？您是更喜欢这种全能视角的把控性吗？还是更需要一个经典角色的塑造？还是其他的什么？

严歌苓：是否采用第一人称来写我的小说，不是根据它离我的生活经历到底有多近，而是根据小说本身的形式和内容决定。比方说，我的长篇小说《寄居者》，是一部描写中国女孩跟犹太男青年的爱情和救赎的故事，因为我跟女主人公的经历阅历相距太远，为了使我自己能够在写作的时候进入角色，我用了第一人称来写这部小说。

1949以后的一些故事反映得不够

凤凰网文化：定居国外，除了有些作品是写一样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更多的还是在写中国历史和当下。您觉得这种间离，让您和其他国内作家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严歌苓：虽然定居国外，但我每年都要回来四五次。在写作题材上，我是个不挑食的人，只要是好故事我都会写。国内在1949以后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反映得不够，所以在我出国以后常常会反刍这些故事。我觉得我们民族特别缺乏反思精神。当然在写作当下题材的故事上，我肯定不如国内作家那么自如和自信。

凤凰网文化：您怎么评价许多成名作家如今写作的过分现实化？比如余华前年出版的《第七天》就被许多评论指出像是网络新闻的大集合，再比如阎连科的一些作品。而且他们都明确表示眼下的现实比小说更荒诞、更具有文学性。您觉得这是一种创作上的偷懒吗？或者是不是太急切于为时代代言了？

严歌苓：我也常常感觉到现实中的故事更荒诞，具有戏剧性。对我们作家的挑战反而是需要把现实生活中的戏剧性淡化。任何故事情节，非常戏剧的也好、非常通俗的也好，都能成为你的小说题材，看你怎么样用你的文字来写。越严肃的文字、越严肃的思考就越能使这个情节淡化。中国一直是一个最能出产故事的国家，基本是我们非常贫穷的时候，故事都是非常丰盛的。

至于我在鲁迅文学院的余华同学的新作，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勇敢，他挑战了自己、挑战了文学，他想突破一般的小说写作，是很勇敢的一个行为。我看了这个小说，觉得它很前卫。

假如我口才那么好 就去做于丹吧

凤凰网文化：听过您的很多次演讲、讲座，好像您的口头表达并不如文字表达优美精彩。您自己觉得呢？您是不是更喜欢自我状态的交流？

严歌苓：你也许是对的。假如我的口才那么好，那我就去做于丹吧。正因为我的文字比我的嘴更能体现我的思想，所以我只能笨在家里写小说。

凤凰网文化：除了小说和一些编剧作品，我们很少看到您其他的写作，比如散文、回忆录。为什么？

严歌苓：我打算出版一本书，是我写的有关我在非洲的生活和经历。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非洲杂记》，其中收录了近三十篇我在非洲写的散文、杂记，还有一些我在非洲生活的照片。

凤凰网文化：您的出场总是精心妆扮、举止优雅的。您是一个追求精致化的人吗？

严歌苓：未作答

凤凰网文化：不可回避的是精致和体面常常与经济实力有关。您会很在意财富的积累吗？这和您的高产以及众多影视版权有关系吗？

严歌苓：未作答

凤凰网文化：对于文学，您一直以来有没有一个野心？现在还有没有渴望而尚未实现的抱负？

严歌苓：未作答

（特别鸣谢长江文艺出版社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严歌苓，著名作家。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都成为了她的创作“矿藏”。其小说和剧本曾获多项国际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