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偶遇灰熊不死指南（收藏备用）

遇到猛兽时不自觉产生对抗心理，遇到体型较小、长相可爱的动物时则会自动产生亲近感。这是不是我们面对野生动物时下意识的看法？

现代人似乎已经习惯将动物简化为“敌人”或“朋友”，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二元对立的想象背后，其实隐含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当人类对照自身对动物下定义时，其实已经预设了自己主宰者的身份，忽略了动物作为独立生命体的复杂性。

在《踏着野兽的足迹》一书中，法国哲学家巴蒂斯特·莫里佐一边实地探寻着自然界中各种动物的踪迹，一边试图跳出陈旧框架，重新思考人与动物、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动物，也是为了了解人类自身在自然界中的真实位置。

本文摘编自《踏着野兽的足迹》，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在黄石公园行走时，发现熊的踪迹

灰熊湖位于黄石国家公园的西北方。1988年的火灾烧毁了这片区域。从诺里斯间歇泉和猛犸温泉之间的道路出发，一片树干被熏黑的海滩松覆盖至湖边的整个平原，看起来像一片幻想中的石海。

在这里行走注定会遇见动物。因为对美洲大陆动物的足迹尚不熟悉，我困惑地观察着那些印记。在一片林间空地上，一滩深色的水洼位于道路中央。我依稀在水底辨认出一个熊的足迹。爪印清晰可见，但是被风吹皱的水面使它不太真实。一个巨大的足迹印在湿润的泥土上。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类生物的踪迹，这引起了我们所有人的兴趣。我们围成一个圈，在爪印上方蹲了好几分钟，在外人看起来像一种冥想的奇怪姿态。爪印指着湖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从山丘侧面向着高原顶峰攀登。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穿过三条河流，我们来到一片茂密的针叶林。黄松遍布斜坡，将形成一个厚厚的覆盖带，一条黑色腐殖土的小路在其中蜿蜒。尽管已是暮春时节，但前面几米处的一大片积雪仍未融化。我们依旧没有辨认出什么，但是一些迹象，一些奇怪的声响使我们猛然进入一种注意力极度集中、高度警觉的状态，恢复了一种原本被遗忘的强烈准备状态——“我们依旧在这个消失的世界森林中保持警觉”。

就在这时，动物的踪迹显现出来，就在我们眼前几米远的雪地上：这是一头熊在小路上经过时留下的痕迹。作为一只跖行动物，它的前肢异常硕大，这是它散步留下的痕迹，也是另一种有点粗野的哺乳动物留下的宣示主权的痕迹。准确的辨识是有困难的。有一种古老方法来区分灰熊和黑熊的足迹。用一根小树枝，从大脚趾出发，沿熊掌上端画一条直线，如果小脚趾超过了这条线，那就是灰熊；如果小脚趾在这条线下方，那么可以判断黑熊。此外，此处有很长的爪子在前爪前方留下清晰标记，这是一头成年灰熊。我们正走在它的痕迹上。

我们在西部的酒吧里听过另一种辨识方法：当您在树上避难时，黑熊会爬上树，把您吃掉；而灰熊则会把树连根拔起，把您吃掉。

02.

踏着灰熊的足迹前进

足迹的间距表明熊在缓慢行走，因为后脚总是落在前脚的脚印上。熊跑得越快，后脚超过前脚就越多。这里的脚印间距比较大，说明这头熊特别魁梧，可能是一头单独行动的公熊，而恰好在一年中的这个时期，很多母熊会带着幼崽哺乳。

道路让我们别无选择，还是应该前进并追踪熊。我们排成一队，跟着大熊，向着俯瞰湖面的山脊上攀爬。我没能确定这些足迹的时间。灰熊攻击人类的主要原因不是捕食，而是受惊后的反应。这片密林遍布着蜿蜒的小路。除了在相遇的前一瞬间，我们的视线都被茂密的树丛遮挡，而我们顶着风前进，在转弯的地方可能会惊到别人，所以应该说说话。在黄石公园的商店里，有向游客出售的一步一响的小铃铛。这对于从事追踪的人来说是矛盾的，因为他们追求安静。我看着我的脚，它们不自觉地应用着美洲原住民“狐狸步”悄悄走路的技巧，而我却在小径上高声唱着歌曲。

就这样，我们沿着熊缓慢前进数百米留下的痕迹追踪着它，从这些呈C字形的痕迹中，看到它歇脚的地点，看到它可能跨过的树干，看到我们都闻到气味的灌木丛，所有这些都让熊成为向导，而我们则站在它的位置，用它的步伐行走，用它的眼睛观察。在追踪一个个体的一段时间内，追踪者逐渐进入被追踪者的精神世界，这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内心体验。这种精确的同理心可能源自我们很古老的追踪能力。这种能力在进化过程中得到锻炼，可能从两百万年前以打猎和采集为生的时代开始，从匠人到智人。

我们接着向湖边进发，大朵的积雨云在我们头顶聚集。我们离湖边越来越近，我发现了灰熊的踪迹。痕迹越来越模糊，而土地也越来越难解读。雷声使我们加快脚步，也放松警惕。20世纪初的自然主义灰熊专家约翰·霍尔兹沃斯认为，灰熊能意识到它们留下了印记。他举了一些例子：熊类折返或者绕过它们自己留下的印记，是为了沿着自己的所经之路进行埋伏。野外博物学家克雷格黑德兄弟认为，黄石公园的灰熊仰面朝天，在进入冬眠洞穴前自愿等待好几日，直到暴风雪的预兆出现——这样，大自然会将它们的足迹掩盖。

突然，我们来到一片草地，草地边上是花旗松树翠绿的幔帐。湖就位于这片草地后面，平静如镜的湖面倒映出天空中堆积的云朵。这是暴风雨来临前宗教般的宁静。一只鹤开始高低起伏地歌唱。我们继续前进。在对面树林的边缘出现了一头洁白无瑕的郊狼，它站在一个树桩上盯着我，之后又带着优雅消失不见了，仿佛它是这片土地灵魂的化身。接着一串水珠噼噼啪啪接连落下，落在湖面上，也落在我的帽檐上。我用望远镜探索着那只狼消失的林缘，之后我转过身来。

灰熊就在我们身后，就在我们到达草地途经的那条路上。这是一头棕色、接近铁锈色的灰熊。它脸上的眉毛和肩膀上隆起的肌肉都显示出其与众不同。我低声地说了一声：“灰熊。”这时我们都愣住了。熊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可能是还没看到。突然，它行动起来。我看到它有力的双臂抱着一根巨大的树桩。它摇晃树桩，皮毛下肌肉凸起。它毫不费力地撕碎了树桩，令人感到惊慌。我们蹲了下来。它离我们不到一百米远。我们在这里似乎没有退路。灰熊漫不经心地扮演着那股宇宙力量，在暴雨和急流间，迸发着像人一样大的木块。接着，它转头盯着我们。我们用一种低沉而冷静的声音和它讲话。它的听觉使它能够在这个距离上分辨出人类的声音，读懂这声音中所传达的情绪。声音应当低沉，这是为了不被灰熊当作幼年哺乳动物，后者更容易被当作猎物。低沉，但没有攻击性，这样才不会被误认为是潜在的对手。

在生活中，人类有时还不如树桩能引起兴趣。

灰熊重新投入到它的事业中。只有它的耳朵会在我们说话时稍微转向我们，说明它意识到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小心翼翼地撤回来时的道路，和灰熊保持最远的距离。暴风雨在我们身后落下，当我们从山坡上下来时，身体出现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使我们振奋，快乐但又有点沮丧。像是一种纯粹恐惧带来的刺激。

03.

与熊相遇，能检验雄性勇气？

熊类，特别是灰熊，是大型哺乳动物中的特例。它属于那种能够自然而然又正正当当引起深层恐惧的动物。当灰熊饥饿或者护崽的时候，它就可能攻击人类，所以雌性灰熊在春天里最危险。或者在秋季，灰熊因陷于储能过冬的需求而十分贪吃的阶段，也可能会攻击人类。实际上，如果灰熊在夏秋季节没有储存足够的能量，那它就没法度过一个不吃不喝的冬天。脂肪是冬眠的关键。如果在临近冬天时灰熊的脂肪不足，那它的进食行为就会变得疯狂而食欲过剩，表现为时刻都在进食，一天可高达二十个小时。如果我们乐意注意凶猛的意义和节奏，会发现生物的凶猛也是有规律、有意义的。

在我从黄石公园回来的几个星期后，就在我曾经独自踱步过的小径上，一位拥有丰富徒步经验的急诊医生遭到一只老年灰熊的袭击，并命丧熊口。杰迪戴厄·史密斯和休·格拉斯的记述中充斥着关于暴力相遇的轶事，这些相遇对人类来说通常是致命的。

不过恐惧是一种原始的情绪材料，需要在心理上将它仔细消化，才能使世界具有意义。在一些文化里，人类的象征主义思想利用这些力量的不对等，把和熊的相遇，当作一种检验雄性勇气的机制。这个思维模式在西方文化中无处不在，它是将此类相遇的动物行为学意义上的情绪编码或构建成一种仪式的方式。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中，在和熊决斗时，身披皮革的战士要把作为决斗对象的熊激怒到直立，以便滑进它两臂之间，在躲过它的獠牙和利爪后，在其怀抱中刺中熊的心脏。这个仪式有时会配备一个奇怪的装备：决斗者上半身的小金属板上垂直地镶嵌着一把匕首。匕首尖向前，为了在和熊互相拥抱的时候，戳中熊的心脏。在一些传奇故事里，决斗双方抱成一团滚入峡谷，最后又在同一条河边几步之遥的地方各自包扎伤口。

把与熊相遇看作雄性勇气的证明的动机，极有可能在无意识间指引了我的脚步。在与熊第一次相遇接下来的一周里，我突然发现自己总是一个人在之前看到过熊的地方安静徒步，仿佛在主动寻找这古老的挑战。

04.

野生动物，既非敌，也非友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沿着路径直走到迷失湖上方的高原。我依稀看到一头熊在树间攀爬。我估计着它的速度和路径，努力和它保持最佳距离。它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比想象中的要近，但是它没有看到我。我张开双臂接近它，向它低声背诵《熊的尘烟》。当它听到我的声音后，开始用背在树干上蹭来蹭去。它缓缓直立起来，两个后脚掌着地，在离我大约三十米远的地方观察我。我们像照镜子一样盯着对方互相看了好几秒钟。它像是一个小孩子，大概四五岁的样子。我已经觉察到自己有多愚蠢：在我的脑海中，用这次相遇作为勇气的证明是不成立的。熊小跑着远去。

熊那乖巧的外形，如少年一般的好奇，可能是平息这次面对面冲突的部分原因。在我的脑海中，另一种想象代替了冲突想象：那是童话故事里友好的熊，外表笨拙，活力满满。它大块头的样子不再带来恐惧，反倒是带来引人发笑的笨拙。熊朋友的形象是熊敌人的对立面。一种想象代替了另一种想象，而我们却不见动物本身。这样的替代是怎样发生的呢？

太阳升起，我从荆棘丛生之处绕行迷失湖，差点在异常茂密的灌木丛中迷路。在这杂乱的灌木丛中，我可能会碰到任何人，但实际上，这种潜在的可能是有限的。当我顺着一条沿湖曲径瞥见森林的出口时，远处一头巨大的成年黑熊出现在我视野中。它顺着那条小路向我走来，而这条小路刚好是我离开森林的必经之路。我带着失去方寸的灵长类动物所能表现出的最大威严向前走去。我们举起双爪，开启了一场复杂的外交仪式，我对此并不太了解，却表现得十分老练，好像我的生命系于此。这场外交仪式最终达成了互不进攻的共识。熊大喘着气换了一条路，现在这条路是我的了。最终，我来到了湖前的草地上。

这不是关于勇敢的考验。这是关于另一种东西，是另一种遭遇——但究竟是哪一种呢？

对于和熊的相遇，西方文明给出了两个选择，一种是直面敌人，另一种是像对朋友一样打招呼。这两种对我们与其他生命的关系的解释都有各自的概念偏差。一方面，暴君神话规定我们为了赋予自然文明，需要征服自然；另一方面，一个没有敌意的自然，是阿卡迪亚动物行为学的梦想。但野生动物不是我们的朋友，就像现在的幻想中，家养动物被视为纯动物性的典范；野生动物也不是我们为了达到文明化目的需要驯服的野兽。应该寻找另一条道路，另一个典范，来思考我们和野生动物的关系，思考它们和我们的相异性。

我把车停在从迷失湖通往石化树空地山谷的一条小径上。现在是上午八点，我还不知道路上还有另外三头熊。一头是大灰熊，更远处还有两头黑熊。这条有直面前两头熊风险的道路，是我回程的必经之路。要想离开迷失湖的山谷，就要使用一些手段。我和那头灰熊对话但不盯着它看来吸引其注意力；我和那头沉默的雌性大熊协商，用刀刃敲击木棍，感谢它优雅地让路；我略略威慑在道路尽头无所事事的小熊。我最终回到了福特汽车里，身体脱水，浑身湿透，高度紧张。

只有独属于男性的盲目才会把这些相遇解释为对勇气的考验，才会看空动物的内在，只把动物看作一面镜子。男子气概的目光在其中搜寻，他们借助这面镜子衡量自己。

不，野生动物不是光荣的竞争对手，也不是乖巧的毛绒玩具。和所有生命一样，它们极有力量又游手好闲，期待着一个好天气。

斯堪的纳维亚摔跤手用匕首进行勇敢考验的寓言，以一种多么奇特的方式来想象动物的遭遇：在小路上漫步、随时准备应付任何情况、保持警惕、随意埋头前行，但匕首却举在胸前。匕首指向任何迎面而来的东西。

考验勇气应该有其他方式。例如，暴力攻击只是恐惧的面具。去和其他生命相遇，不再怀抱这种暴力攻击的面具，而是自我消解这张面具，给外交的智慧留下一席之地。

当恐惧让每个人都沉迷于自我，锁定在自己的观点上时，这些探险家的外交勇气让他们张开手掌，走向陌生人，腰间的武器闲置着，却时刻保持警惕，能够通过非凡的移情去中心化来化解危机。正是这种“去中心化”使我们能感知他人的道德观，并运用智慧的微妙力量，在随时都有可能演变为冲突的对抗中实现和平的转变。

可能是另一种向其他生物展示自我的方式，尽管很古老。

部分先民和野生动物所保持的关系可以作为一份指南。他们和野生动物朝夕相处，对野生动物的美丽、奇特，以及多样性投以欣赏。按照泛灵论和萨满教的说法，和我们共同栖居在地球上的这些生物需要一种特殊的尊重：既不把它们当作敌人，也不把它们视为朋友。它们在交往中杜绝亲昵，本能地需要一种克制，以及类似的非正式仪式，就像我们在面对一个骄傲又独特的民族时那样。这个民族和我们共享地球，彼此之间神秘的相似性，造就了我们对自身存在的观念。

05.

如何与野生动物进行“外交”？

面对灰熊，掌握荒野礼节才能拥有巧妙的勇气。这种礼节内容丰富，包括了解陌生的习性、动物行为学礼貌规则以及和睦相处的方法。例如，在钓鱼、远足、骑马、带着食物野餐时，住在熊出没地区外出丢垃圾的路上，偶遇成年熊、小熊仔以及动物骨架等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这些知识要牢记于心，以便根据每次遇到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就像一个优秀的外交官一样。

践行礼节要求我们组织好自己的肢体语言，表现得既不像一个进攻者，也不像一个受害者。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它提倡不与熊对视，而是用余光看熊，还有绝对不要逃跑，因为逃跑会在动物行为学层面激发熊类的追逐行为。专家们的建议可能有些滑稽：“如果一头熊用尽全力攻击您，那么不要逃跑。这样的攻击可能只是虚张声势。”这里包含着一份卓越的“外交式”勇气。面对血盆大口的恫吓，面不改色可能是最恰当的做法。

胡椒喷雾终于成为用来与熊博弈的一个极好的小物件。我们把它别在腰带上以便瞬间拔出。它看起来像一个防蚊喷雾，却被用来对付重达500斤的好斗的庞然大物。但智慧是一种极有效的动物行为：熊的体重差不多是我们的五倍，但它的嗅觉却比我们的发达上千倍，也就是说它比我们敏感上千倍。熊类的嗅觉有多敏感，从辣椒和胡椒中提取出来的辣椒素对它们黏膜的刺激就有多强烈。一般来说，拇指一按，喷出的气雾就能打断一头熊的进攻。

阻止战争发生，维护共处条件，这是外交官的职责。如果所有谈判都不奏效，自然也只能采取物理防御作为最后的手段。就像须知上所写的，拿起一切能做武器的东西，“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也是美国海军的口号，并不是巧合）。

仍就这个问题而言，超乎寻常的智慧才是最好的护盾。一些专家建议，如果被熊打倒你就装死；另一些专家则提倡要极力反抗。面对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建议该怎么做呢？这两种建议虽然矛盾，但或许都有道理。我们应该解读每个建议所基于的动物行为学背景。如果一头灰熊的进攻行为意味着要为占领领地而打斗或者是为了宣誓领地所有权，那么它实际上很有可能放过一只保持不动、在生物行为学层面对它释放臣服信号的哺乳动物。但是对一头食欲过剩的灰熊而言，进攻往往意味着捕食，猎物装死不会使它停下，反而方便了它。难就难在要在戒备状态下保持极度细心，以便分辨两种情况。而即便是外交官，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少之又少……

为了避免遭到不测，一些熊类专家建议要礼貌地和熊说话，就像是对一个意外闯入的陌生人表示欢迎一样。这个陌生人一脸天真地发觉自己身处您的沙龙，并就他的闯入向您做出解释。克里德·弗莱依于1976年在冰川国家公园巡逻时意外地遭遇到一头雌性灰熊和两只幼熊。起初，它们距离他五十来米，突然，三头熊向他冲了过来，到距离他只有十来米的地方才停下。它们的耳朵贴着后颈仰起头，下垂的嘴唇抖动着发出咆哮声，后爪着地直立起来。弗莱依决定不逃跑了，尽管距离他十步的地方就有一棵大树。他停在原地，用低沉镇定的声音对三只熊说道：“好啦，熊们，没事儿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公园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朋友。”他一边沿着小路缓缓地向巡逻亭退去，一边开始给熊一条条背诵公园的熊类管理条例。他在关于这件事的正式报告上这样写道：“在外人眼里，我和三只熊交谈看起来可能有点滑稽。但至少对我来说，那场对话挽救了那一天。”这不是通过战争式交锋达到的人对动物的永久胜利，而是在动物行为学层面摆脱了恐惧的支配而进行的商谈。

原因就在于一条动物行为学规律：人作为一种动物，恐惧会引起好战的姿态。只有在人类感觉力不从心而屈服于恐惧时，才会形成并表现出这样的姿态。而弗莱依表现出的对抗意味较弱的勇气，并不否认恐惧，因为恐惧是不可消解的。但是，这种勇气拒绝任由恐惧来支配我们的行为：它放任恐惧向自己怒吼，而不是本人去大喊大叫。不把恐惧当作形势的真相，不要让它侵蚀我们专注的微笑和无我的、得体的、警觉的智慧，借助这种智慧，我们在面对所有冲突时都可以找到可能的和平解决方式。这反而往往是能让我们毫发无损地脱困的有效方式，也是和任意“他者”共存更有效的方法。面对与自己相异的个体，不因其危险就将其视作绝对的敌人，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衡量他者的看法、透过在场的所有眼睛进行观察、从关系本身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勇气。这种勇气不独属于男性，因为它不分性别，我们甚至可以在一位生态女性主义女哲学家身上找到它。直面他者，而不将他者视为猛兽，这是一种视角主义的勇气。

06.

不要打乱世界的秩序，我们也处于食物链上

尽管我们可以决定尝试用外交手段，恐惧却不会因此消失，其中一定包含着教诲。如果要让世界变得有意义，就必须把这些遭遇中的强烈情感转化掉。假设不将熊视为反映勇气的一面镜子，或是为了使地球文明化而需要打败的野兽，而是视为和我们在同一生物社群里的邻居，和它们交往需要讲礼貌和讲方法，那么我们从恐惧中能得到什么教诲呢？

我假设这个教诲和“熊是食人的”有关。如果熊吃人这件事对人类男性不构成挑战，那么它就属于另一个维度。恐惧给我们的教诲不是“去证明你们的勇气吧”，而是：“不要忘了你们也是猎物。”也就是说，你们不可避免地处在食物链上，置身于创造并养育了你们的生态系统中。

“食人的”，这个说法中包含某些远古的令人动容之事。大卫·奎曼认为我们和食人动物维持的这种互相吸引又排斥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生存条件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被我们遗忘了，或是被捕食者的操控掩盖：事实上我们也是肉体，这是理性动物包含动物性的一面。

然而重申我们的脆弱性意味着什么？该如何理解它所有的含义呢？关于“我们是肉体”这一问题，1985年的一条鳄鱼让我们在哲学方面进展颇多。在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的一条河边，这条鳄鱼恰好攻击了远足中的哲学家薇尔·普鲁姆德。薇尔划着独木舟顺流而下，独自远离人烟。就在那时，一条鳄鱼多次袭击她的独木舟，她试图跳到岸边的一棵树上逃生。鳄鱼在她跳起时咬住了她胯下，拽着她在水面下翻滚。鳄鱼用这种方式来使猎物窒息，摧毁猎物逃走的意志，消耗猎物逃走的体力。在翻滚过后，她依然保持清醒。鳄鱼松开了嘴，她攀着树枝想爬上去。在她离开水面的一瞬间，鳄鱼又一次咬住了她。她遭受了三次鳄鱼翻滚。她依旧保持清醒，从动物的角度思考，觉得应该改换策略，不再向高处逃生，因为她的动作似乎在刺激鳄鱼发动攻击。恐惧似乎没有磨灭她的智慧，她借助这种超常的勇气，做出了一个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撑的决定：停止和鳄鱼战斗，躺在水中一动不动，顺流而下。是这种勇气使得她在混乱中保持思考，也使她在恐惧和痛苦常常使人禁锢的条件下能够换位思考。策略生效了，之后她成功到达了一片泥泞的河岸，艰难地从那里爬上去。她受伤严重，但丛林知识和生存技能指引着她，经过数小时的摸索最终被一个公园的护林员救起。

这个不幸的遭遇给了我们一份宝贵的证据：这位哲学家亲身经历了大型捕食者生动真切的提醒——她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生物质能。她是一位真正的生物学家，也就是一位面对困惑的职业选手，一位反转视角的专家。她拥有能走出迷宫的伊卡洛斯之眼，能够从形而上学层面思考自己差点被吃掉这件事。很快，她展示出自己的移情能力，这种能力不会让恐惧表现为盲目的复仇。在我看来，薇尔·普鲁姆德就是外交勇气的化身。在被袭击的几个小时后，虚弱受伤的她被护林员们送到达尔文医院。她无意中听到了护林员之间的谈话，护林员们想去杀掉这个怪兽，至于杀掉的是哪一条鳄鱼不重要：只要是鳄鱼就行。而薇尔·普鲁姆德的反应则是：“我坚决反对这个主意，我才是那个闯入者，复仇没有任何意义。河流的这一段遍布鳄鱼。”

她并不认为这些护林员不应该在此时使一只危险动物失去行动能力（这既合理且必要）。她所不赞同的是受恐惧支配行事，打乱世界的秩序，对违反禁忌的行为施以报复。这件事使她清楚见证了西方自然观念中的一个基本禁忌：“在我看来，西方独有的人类至上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极力否认我们人类也是处在食物链上的动物。否认我们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这件事，也体现在我们关于死亡和葬礼的实践上。埋葬着遗体的坚固棺木，约定俗成地深处地下，远离地表动物的活动。坟墓上的石板是为了防止有人将尸体挖出来，避免西方人的尸体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

这次危急经历使她对西方所谓的人类独特性的基础神话产生动摇。这种人类独特性是将人类从生命群中剥离的结果，这样一来，“外部”，也就是自然随之被定义。

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剥离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处在食物链上的生命，和其他生命一样，我们也需要吸收太阳的能量。一旦我们脱离能量传递就会被饿死。由于我们无法直接依靠太阳能获取能量，我们需要等待太阳能被植物吸收转化成生物质能，食草动物再通过进食获取植物的能量，然后我们才能从中获取维生所需的能量。

07.

西方神话让人误以为，我们是自然的主宰

那么一个似乎是幻觉的神话原型是如何变得可信的呢？当我们永远被固定在食物链上，我们如何相信自己已经从中脱离，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呢？对此，我感兴趣的假设是，为了将自己与营养网络分离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做法，变成一个自圆其说的神话，在某一段历史时期，西方人不得不发明一种宇宙观和禁忌，它假定了人类与食物网之间的周期关系，具体表现为营养网络和二极管一样具有单向导通性。这可以解释为我们能以其他生物体内固定的太阳能为生，但反之则不行。单向导通性是二极管的特性，它是一个导电装置，电流在其中只能单向通过。这种特性也存在于我们身上，从新陈代谢和生态学意义上来说，能量只能由世界流向我们，而不能从我们流向世界。

就这样，这个禁忌在于禁止或尽量减少我们会成为其他生物的生物质能的所有状况。在西方文明的某一方面，消灭超级捕食者的冲动往往被归因于保护牲畜的需要以及犹大—基督教传统中将食肉动物与魔鬼相提并论的观点，但在这里，该冲动却有了另一重含义：消灭超级捕食者是维持这个禁忌的一种手段。这样捕食者就不能以我们的遗体为食，也不能在我们活着时吃掉我们。这个禁忌使人类从食物链中自我剥离的神话变得可信：为了使真实经验和虚构重合，以及使虚构成为现实而不被事实推翻。那些把人类地位重新下降到“肉”的事件是彻底的背离，它需要纠正，以恢复世界的秩序。

然而，在其他的本体论中，被吃掉这件事不会引出同样的偏执。根据人类学家罗伯特·哈玛永的描述，在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世界观中，世界的秩序被描述为肉体的循环。当年长的人感到死亡将至时，就会去森林里等待死亡。将死之人就是这样，借助他所捕猎过的不计其数的用来当作食物的猎物，来释放自己躯体的能量。他的遗体被食肉动物分食，因此遗体能够进入能量互惠循环，直至抵达给他提供过能量的森林。其他文化也认为，被吃掉这件事是事物的规律之一，并不违反宇宙规律。我们可以在西藏地区的天葬仪式中看到这一点。仪式上，遗体被秃鹫和野狗所食，这是去世的人在葬礼上对生养它的土地的回馈。对于被吃掉的恐惧并不普遍：这个迹象使我们看到这个禁忌和神话母题的联系。

与此相反，西方人在能量世界中被塑造成了二极管：只有在他们身上，或者说是在生物界，能量在肉体和太阳之间的流动才是单向的。

薇尔·普鲁姆德写道：“人类身份的这种概念将人类置于食物链之外和之上，不被视为在互惠链上受邀赴宴的客人，而是被视为这条食物链外部的操纵者和主人：我们可以以动物为食，而动物却不能以我们为食。”

我们可以作为食用者，不可以作为食物，我们是不可食的食用者。营养金字塔并不是偶然出现，它的几何图形是为了表示林德曼定律。在食物链两层间的生物质能传递效率只有百分之十，这就意味着上一层的个体数量比其下一层的要少很多，这个三角形正好将该事实符号化了。但是在神话层面，营养金字塔变成了先验的图式：它展示了如何与身影群体的其他部分实现这种单一的关系。实际上，在营养金字塔中，除了塔尖，每个层级与其上一层级和下一层级的关系是对称的，对其下一营养层来说，它是捕食者；对其上一营养层来说，它是食物。塔尖的关系是单向的。占据金字塔塔尖是对没有占据塔尖者的超越，将塔尖单独分类，是让我们自己相信我们是生物群体里的例外的唯一方法。尽管事实上我们也是生物界的一员。

营养塔顶端的序位就是通过毁灭大型捕食者确立下来的。此外还有多种阻止人类躯体进入生物质能循环的手段：将遗体深埋地下六英尺处，墓石，装入耐腐的棺材中等；又如传播被吃掉的恐惧的那些童话。我们对人类的定义由此可以排除“肉”这一事实，从而保证了我们形而上地凌驾于生物群体之上。

08.

大型捕食者，改变了我们看待自然的单一视角

薇尔·普鲁姆德在她的可怕经历中解密了这个神话的起源。这次解密是一次关于恐惧的教诲。学会和其他大型食肉动物共处，例如熊或者狼，就有了一个全新维度：“大型捕食者考验着我们接受自己生态身份的能力。当它们被允许无拘无束地生存时，就表明我们有能力和地球上的‘他者’共存。它们也能在互惠和生态意义上代表生物社群的成员来面对我们……”

这种和平共存的能力既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也不是一种天生的和谐：它不意味着我们放任自己被吃掉却不自卫。这种能力需要我们调动全部智慧来构建共同生存的环境，采取巧妙的行为将人类所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而同时不需要普遍灭绝其他生命，以达到所谓的地球和平的目的。大型捕食者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领地动物，领地意识是在进化过程中使生物和平相处的机制，它比人类的法律和规约更加古老。动物们无节制的残暴是一个现代神话：它们可以残暴，也可以寻求减少冲突和进攻。特别是当我们具备了和动物“外交”的特殊智慧后，我们可以创造共同生存所需要的条件，并给动物腾出生存空间。

黄石公园的森林在一个不寻常的日子里出现在我们眼前。昨天早晨时分，我用目光在棕熊湖附近长久地追寻着一头壮硕的熊。我无需看到它。

单单一头看不见的熊就会改变整条山脉，使其焕发另一种光彩。它给灌木丛添加了景深，从今往后，灌木丛有了隐藏的背面。熊在其中挖掘出另一个深度，让它们重获作为栖息地的维度。这阻止了大自然成为自拍的背景。熊使得世界上其他活动主体浮现出来，因为我们不再是唯一的主体，不再是看待世界的唯一视角：就算是，风险也很小，但一触即发的恐惧迫使我们承认还有另一个主体，会把我们客体化。这只因为它可以像对待物品一样对待我们，也就是说使我们服从它的意愿，违背我们自己的意愿。它重新确立了我们在生物中的生态地位，将我们纳入了构建生物群体的太阳能大循环。熊唤醒了我们面对它的“外交”义务。自然重新成为多视角的，而它也一直如此，除非我们消灭了大型捕食者而将自己视为看待自然的唯一眼光。这个自然是了无生气的、简化为没有精神的材料，退化为手边的资源。这面镜子被遮挡，我们无法从其中看到自己。

一头站立的熊，就能让它身后的整个生命世界崛起。

本文摘编自

《踏着野兽的足迹》

作者：[法]巴蒂斯特·莫里佐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译者：赵婕

出版年: 20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