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我们是勇敢少女”丨纪念《呼啸山庄》译者杨苡

在这个寒冬将尽的一月末，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文坛期颐老人。

她是首创“呼啸山庄”译名的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2023年1月27日晚8时30分，她于南京逝世，享年103岁。

杨苡 1919年—2023年1月27日

杨苡，本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译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作品。

她是第一个将艾米莉·勃朗特的 WUTHERING HEIGHTS 以《呼啸山庄》之名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在 纪录片《吾家吾国》中，杨苡回忆起 译名的由来： “在风雨交加的一天，院子里哗啦哗啦的大雨打在玻璃上，狂风呼啸而过......”她嘴里念着Wuthering Heights，偶然一个灵感乍现，提笔写下“呼啸山庄”的译名。 这个译本70年来反复再版，也为无数中国读者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2023年1月出版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书写了她岁月呼啸、美无倦意的一生。 回忆起一生中遇到的人和事，从经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种种，杨苡的人生百年，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但相比于传奇与成就，杨苡更看重她的“日子”，及其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

最近一篇推文《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中，我们摘选了三篇关于杨苡先生的师生情：与“文学偶像”巴金通信，恩师沈从文先生，以及在西南联大与吴宓先生的交集。这次我们通过她的讲述，一起回看那个年代生动的友情、爱情。那些记忆里年轻的身影，她用少女一般烂漫有趣的口吻叙述，细节之处有读者点评到，像现实版的樱桃小丸子那样可爱。

谨以此文，纪念杨苡先生，一位可亲可敬、有识有趣的前辈。

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1. “夸我们是勇敢少女”

在昆明那段时间，我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王树藏和陈蕴珍（就是后来巴金的夫人萧珊），虽然不在一个系（王树藏念的是政治系，陈蕴珍先在外文系，后来转到历史系），因为都和巴金、沈从文熟，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

我和王树藏是在青云街认识的。她那时的身份已经是萧乾的女朋友了。萧乾在《大公报》编副刊，是沈从文提拔的。沈从文租住在青云街8号，王树藏到昆明考联大，大概是萧乾托付过沈从文，也住到这院里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萧乾，是他到昆明为《大公报》组稿。大概是在一家茶馆里吧，长条桌，陈蕴珍、王树藏和我几个女生坐一边，穆旦、林蒲、赵瑞蕻几个男生（大都是高原社的）坐另一边。沈先生给萧乾撑场子，说了不少话，说的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桌上放了点糖果零食，老有苍蝇在上面飞。他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他穿的棉袍太破旧了，张兆和不在，破了也没人给缝补），我看了只想笑又不敢笑。

沈从文（1902－1988）1929年被聘为中国公学国文系讲师，讲授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我和萧珊是巴金信上介绍认识的。萧珊也是巴金的读者，跟巴金通信相识。那时我和巴金还没见过面。因为我到昆明已有一段时间，萧珊到联大读书，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巴金就让我照顾她。他在信中还说，萧珊和我有些像，大概是说我们都天真又有些任性吧。我和萧珊见面后很快成了好朋友，但其实我们俩有些地方不大一样。我比她封建保守得多。

萧珊是宁波人，特别开朗活泼，爱热闹，爱交朋友。因她比我低一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她小我一岁，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比我大。她是那种外向型的性格。有段时间，联大的一些学生在金碧街那儿合租了房子，一起住，萧珊、王树藏、刘北汜、汪曾祺他们都住那里，搭伙吃饭，同学没事就跑那儿去玩，热闹得很。就跟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似的，晚上回不去了或是不想走了，就在那儿挤一挤。男的就往男生那边挤，女的就往女生这边挤。陈蕴珍住楼上，和王树藏、“毛儿妈”（缪景瑚，因演过话剧里一个角色，就成了“毛儿妈”）三人住一间，我从岗头村进城看电影什么的，在她们那儿挤过好几回。巴金在昆明也是住在那儿，虽然已是成名作家，照样挤男生宿舍。

《滚滚红尘》

照彭小莲的说法，金鸡巷要当成巴金向陈蕴珍求爱之地了。彭小莲是彭柏山的女儿，上影的导演，曾经想拍一部巴金的传记片，恋爱当然是重头戏。她到南京来采访过我，我挺喜欢她（她那本写她父亲一辈人经历的书太好了），不过她对我的话加了好多想象。我跟她是说过，有次去那里，也没敲门就进去了，就见陈蕴珍躺在床上，巴金蹲在地下，就着陈蕴珍在说话。我说了声“对不起”，挺窘的。巴金也挺窘，陈蕴珍倒没什么，直招呼我。看上去他们俩已经比较亲密了——也就这样吧？到彭小莲那里，我见到的那一幕变成了巴金跪在地下向陈蕴珍求婚。李小林跟我打电话说起，说彭小莲说的，就是从我嘴里听来的——这是哪跟哪呀？就像李小林说的，她爸爸那么拘谨的人，哪会跪地求婚，一直是她妈追她爸的。

后来陆陆续续，各种原因，都搬走了，最后只剩下萧珊和刘北汜两人。他们一起去买菜回去做饭，一男一女的，就有人议论。萧珊不管，朋友嘛，坦然得很。其实刘北汜对她是有意思的，“文革”后我见到刘北汜，说起往事，又说到“文革”中萧珊的遭遇，他还有些伤心，眼睛红红的。大概他是向萧珊表白过的。我跟他讲，这事可不要对人说啊。我当然是怕影响不好。他说，我们是老熟人老朋友，这事我怎么会对别人说呢？谁又知道这些旧事？

《滚滚红尘》

那段时间我们和沈先生接触很多——他和巴金是老朋友，又和萧乾熟，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总想着照顾着点。请我们吃小馆子就有好多回。记得有一回，去一家羊杂碎小馆，很简陋的那种，门上挂着羊头，血淋淋的，看着挺吓人。他要了羊眼羊腰口条什么的，别的还罢了，羊眼（当地说法叫“灯笼”）我和陈蕴珍碰都不敢碰。沈先生看我们一脸惊恐的表情哈哈大笑，连说，勇敢些，勇敢些！结果我和陈蕴珍还是不敢，只有王树藏吃了。

三姐（张兆和）来了之后，沈先生住到了大西门内的北门街。要从城外学校女生宿舍去看他，进出城门得花不少时间，但陈蕴珍、王树藏和我还是相约去看沈先生的新居。北门街比离翠湖不远的青云街更僻静，他们的新家在一栋旧式小楼的楼上，窗明几净，比原来的住所温馨舒适多了。这当然是三姐的功劳。

我还记得三姐让我们吃大肉包子，说是联大有位师母为了补贴开了一个小吃店，林徽因先生来看他们，就带了些过来。那包子是什锦肉馅的，果然有些特别，和我们在当地吃到的不一样，我们贪嘴，吃了一个又一个。沈先生对我们大谈林徽因的才气，说她才是真正的女诗人。

林徽因（1904－1955）

沈先生是有机会就要鼓励我们努力上进的，他说要读的书太多了，还有生活这本大书。他也关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想家了就到他这儿来。那天正好是除夕，我们和沈先生、三姐一起守岁，在昏黄的油灯和烛光里聊了吃，吃了又聊，特别开心尽兴，把还要赶回宿舍这茬子事忘得一干二净。

等到忽然想起，已是午夜时分了。我们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三姐说太迟了，不让走，怕我们遇上“强盗”。我们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说我们有三个人，三人一起，对付一个坏人不成问题，不怕！沈先生笑眯眯，夸我们是“三个勇敢的少女”。就像他给我们打气，让我们“勇敢些”对付羊杂碎一样，“勇敢些”一样是他给我们开的方子。他还给我们甘蔗，开玩笑说可以用来防身。三姐到我们起身时还在不停地说“不行，不行，我实在不放心”，我们还是辞了行，当真舞着两三尺长的甘蔗往回走了。

那时昆明郊外的公路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说是不怕，心里还是怕，萧珊紧紧挽着我，也不大说大笑了，彼此好像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偶尔听到有脚步声，就更是紧张，赶紧把手中的“明子”（点着的火把）晃一晃，给自己壮胆。只有树藏是真的不在乎。后来她提议啃甘蔗，我们便吃起来，一路只听到我们撕啃甘蔗皮的声音，王树藏吃着嚼着，不住地“呸呸”吐着，在夜里特别响亮，让我们一时忘了害怕，大笑起来。笑过了继续害怕。萧珊忽然说，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树藏一边继续“呸呸”不停，一边说：“打！拿甘蔗打！”其实甘蔗已被啃掉老大一截了。

树下跳出人来会是个什么情形我们想象不出来，我能联想到的都是电影里的情景，好莱坞片里的蒙面大盗。当然，除了联大男生在后面赶路，脚步声让我们虚惊之外，没什么事情发生。等到终于看见女生宿舍的灯光，我们算彻底放松了，忽然就大声唱抗日歌曲。

2. 滇水之边的月下谈心

跑警报还在继续。不像九二八大轰炸时的惊慌，后来我们渐渐地都习以为常了。警报经常响，分三级，但是往往预防警报响一阵，后面就是解除警报了。升级为紧急警报的时候并不多。事实上空袭的规模也并不很大，多数时候是三架飞机，最多的一次是六架。

警报响起了，我们就一起出城，带上书——多数是我们的油印讲义——不慌不忙的。巴金先生那时在广西，信里说敌机来袭好比“强迫我们游山”，我们也是，等于游山玩水。天气好的时候，尤其像郊游。

当时联大的女学生

联大学子在校园里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

联大开学后，我从青云街搬到了联大宿舍。联大的女生最初是住在农校外面的一座西式的小楼里，房子不错，看上去比青云街条件好不少，只是人多，楼下的大间里要住十几人，睡双层木床，可以自己添置油灯，晚上一盏盏油灯亮起来，开始我还觉得挺有诗意的。谁料一下就被臭虫给搅了。

想不到木床的缝里躲着那么多臭虫！有天夜里，一个四川女生忽然大声尖叫起来，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忙爬起来点上油灯。她大哭大叫，说是有臭虫爬进她耳朵里去了。我们中间有个似乎有点经验的，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居然把虫子引了出来。大哭的那个是个富家小姐，仍是惊魂未定，哭着喊想妈妈，大家都是离乡背井来念书的，被她这一哭勾起心事，全体想家，大半夜的，宿舍里哭成一片。

第二天夜里又有谁被臭虫咬了，我们十几个人都爬起来捉臭虫，一共捉了四十多只，称得上战果辉煌。但臭虫是捉不尽的，还是我们那位燕京毕业的舍监有魄力，她把我们一股脑儿搬到农校的上课的教室里住了三天，所有的木床都用烧开的水浇烫，这样宿舍的臭虫事件才算告一段落。

还有其他的“水土不服”。我们发现昆明也不是传说中的那样“四季如春”，冬天还是要冷的。北方冷得多，但冬天是取暖的，我们这些北方来的，在家时都习惯了大火炉、暖气汀，这边没有取暖一说，到晚上冷得很，又不像白天有上课的忙碌，种种活动的兴奋，于是就想家了，尤其是快到过年的时候，一个个躲在棉被里流泪。这时候念的都是家里的好处了：在家里过年多好，有那么多好吃的；一个星期还能看一次电影……我离开天津时称得上“义无反顾”，这时候也加入了想家的队伍。

但这也只是一时，多愁善感的年纪，忧愁也可以转化成诗意，也可以是美丽的。甚至昆明美丽的月色也像是来陪衬我们的乡愁的。我的上铺是我上中西时低我一级的金丽珠（丹尼的妹妹），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包括爱情。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喜欢从宿舍里搬两把椅子到农校空旷的大操场上，坐那儿傻看月亮和各种形状白色的云飘过去。月亮下面什么都显得美，要是我们在月亮旁边发现了星星更是感到欣喜，提醒对方快看。星星伴着月亮对我们有特殊的含义，月亮代表着爱的人，星星是我们的自况，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颗星，依傍心中的月亮，虽然月亮朦朦胧胧，在虚无缥缈之间。看着想着，忽然间眼眶就开始湿漉漉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揪心的感觉。

《花样年华》

金丽珠那时跟我好得不得了，在联大我们是上下铺，总是在一起。我们有很多悄悄话：她喜欢赵先生，是她的表兄，说起来她都是称“二哥”，就是赵晚屏。赵已经结婚了，太太是柳无垢，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忌的妹妹，长得不好看，夫妻关系不好。听说是柳主动的，有次喝醉了酒发生了关系，就结婚了。金喜欢“二哥”，我喜欢大李先生，都是老师辈，比我们大好多，我们莫名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就互相诉说。“二哥”对她特别好，她生病时照顾她，无微不至，但从来都是彬彬有礼的，绝对没有动手动脚的事。他是想过离婚的，但怎么可能呢？

说“同病相怜”，是因为我很想念大李先生。（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本是巴金的第二个哥哥，但是按大家族排行，大家习惯称他“三哥”）

我一直不承认对李尧林的感情是love。我崇拜他，都把他当太阳了，怎么说得上恋爱？父亲很早就去世，等于一直没父亲。我最崇拜的是我哥，比对上帝还崇拜，可他去留学了，按心理学的说法，我大概也要找什么人来填补吧？我给巴金写信，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巴金给李尧林写信，也是托他把我当小妹妹照顾。但在昆明，我老是在想念他。

女生在一起，最容易形成现在叫“闺密”的那种关系。宿舍里还有一个福建籍的女生，叫陈樨，和我也走得很近，再加上王树藏（那时已和萧乾结婚，要上联大社会学系），我们三人会一起谈心。我说大李先生，王树藏说萧乾，陈樨说她堂哥，各自有各自想念的人。有天晚饭后，王树藏在屋里写信，我和陈樨洗了头发，坐在操场边，一边梳理湿湿的头发一边说话。

陈樨和她的堂哥青梅竹马，特别要好，他们相爱了，这却是世俗社会绝不允许的。她说这些，忽然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静如？我没有她这样的烦恼，我只是日夜等待着大李先生有一天突然出现。到老了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叫着我名字她轻声叹息，我流泪了，梳子梳着额前的刘海，也不知梳下的是水滴还是泪滴，我说，我不知道，我好想家！我想回去！

陈樨当然并不是真以为我能给她出什么主意，我的话听上去也不像对她的回答，我们说出来的，就是那时的心情。我们各自掏出小手绢擦擦眼泪，叹口气搬椅子回宿舍。王树藏还在写她的情书，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写。陈樨又在写信给她堂哥，我没什么情书可写，大李先生在沦陷区，音信不通，我只能写给巴金先生，诉说我的怀乡病，抱怨这里生活太苦，吃也吃不饱。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3. 嘉陵江畔的重逢与告别

我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在沙坪坝。不是在松林坡，就是到津南村去看孩子。城里太远了，去一趟不容易。真是难得一去。到重庆好长时间了，我也没见到巴金、陈蕴珍，和他们联系，都是通信。

我去看巴金、陈蕴珍，是到中大借读以后了。他们的住处是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起的，其实一共也没多大，破旧的老楼，他们住楼上，楼下就算出版社办公的地方。我去了，巴金就到楼下，点着火油灯通宵写作，上面让给我和陈蕴珍，我们聊天到很迟。我还记得陈蕴珍那天穿旗袍给我们看，应该是她当新娘子的礼服，粉红色的，里面衬着纱，是从拍卖行里买来的，旗袍要配高跟鞋，她在楼上换好了下来，那样的房子，都是扶梯，穿着高跟鞋怎么走？只能倒着走。看她小心翼翼探着脚往下下，我们都乐坏了。

还有一次我和赵瑞蕻进城，当然去看他们，陈蕴珍告诉我，穆旦从缅甸回来，刚到重庆，在航空公司找了个工作。晚上约好了见面，到时候等好久了，他还不出现，陈蕴珍抱怨，这个穆旦，说好了的，怎么回事？而后就跑出去找，在一个小酒馆里找着了，领回来。我猜他还是因为在联大与赵瑞蕻绝交过，想避而不见。那天晚上赵瑞蕻有什么事不在，见面之后，他不说话，我也没话，挺尴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陈蕴珍在说。

第二天，陈蕴珍、穆旦，还有我和赵瑞蕻，约好了到冠生园吃点心、喝咖啡，现在也想不起聊什么了，反正坐到一起，穆旦和赵瑞蕻就算是和好了。有意思的是，结束之后要付钱了，穆旦发现外套落在办公室了，钱包在外套兜里。赵瑞蕻这个口袋掏到那个口袋，也没摸出钱来。陈蕴珍就嚷，真滑稽，你们两个男士怎么好意思让我们两个女的掏钱？静如，我们不管，看他们怎么办！后来还是穆旦跑回办公室取了钱来付账，好在他办公室就在附近。

《南海十三郎》

那次和好了之后，我们和穆旦就有了来往。我和穆旦在昆明时不算生疏，但来往是不多的，没想到在重庆那段时间关系近了很多，成了知己朋友。有次进城看戏，陶琴薰在国际文艺宣传处找了个宿舍，晚上住了一宿。当时穆旦正在那里受训，我想起了这茬子事，第二天早上离开时给他留了个条“Good morning！”，是和他开玩笑，表示我到此一游，知道他在这里。

穆旦来过沙坪坝几次，说是找陆智常，其实也是为了找我聊天。陆智常是穆旦好朋友的弟弟，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毕业后在南开中学教书，南开中学在津南村，也属沙坪坝的，他对我就像老大哥一样，虽然我已结婚有孩子了，他还是像对待小妹妹一样对我。穆旦从城里来，交通不便，每次都是住陆智常那儿。在外面逛，或是坐茶馆，我们都是三人一道。三个人站在嘉陵江边，看日落，看江景，聊各种话题，从自然风景说到南方人北方人，随意地聊。我和赵瑞蕻之间是没有这样的聊天的。

只有最后一次，穆旦不在航空公司干，要到别处去了，来沙坪坝告个别，陆智常找个借口避开了，让穆旦一个人来找我。那天我是有课的，也并不知他要来，下了课就见他在松林坡下面，同行的同学有人就朝我使眼色，说有人在等你哩。那也是我和穆旦为数不多单独在一起说话。就坐在嘉陵江边上的小茶馆里，对面就是盘溪，我们看着对面的景，聊了很久。聊诗，我把我写的诗给他看的，请他提意见，他指出了一些毛病，但看我悲观兮兮的，还是鼓励的吧。那天是穆旦的生日，也聊个人生活上的问题，都有很多苦闷，就互相说。说到最后，发现两人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 那个时候，什么都说不准的，分手了，何时再能见面，谁也说不准，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 而且我已结婚有了孩子，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连这些话都说开了。 说开了倒也轻松，当然也有点难过，穆旦说，就当今天晚上是个梦吧。 我们拥抱了一下，算最后的告别。 以后就不再来往了。

不是当面，就是在信里，穆旦半真半假地说过，我们的关系“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我也是这么觉得，他说得很对。

《金粉世家》

我在联大时似乎没跟穆旦通过信，只有他托张定华带给我，而我未看的一次是例外，在重庆我们倒开始通信了。我们都是很看重也特别需要友谊，需要倾谈的人，在信里什么都说，穆旦就说了他不少苦恼，包括爱情上的挫折。有一封信里就说到他的失败感，说最后都是女友主动离开他的。他那封信我手里已经没了，只记得里面说他失恋后一个人孤零零在房间里，扑倒在冰冷的床上。信上没说名字，但我想应该是指曾淑昭。他和曾淑昭的事很多人都知道。曾后来嫁给了胡适的儿子胡祖望。胡祖望我在昆明时遇到过，他也是联大的，好像学的是工科。那时候同学之间很容易遇到，因为经常互相串门。

九几年，有一天译林出版社在新华书店搞签名售书，文洁若签她和萧乾译的《尤利西斯》，我签《呼啸山庄》，还有一个人签《复活》，等我签名的队里有个年纪很大的，前面还有十几个人，赵蘅看见了过意不去，就过去和他说话，他说和我过去是朋友，叫陆智常。赵蘅赶紧引他过来，告诉我，我很激动，真想拥抱他。我离开重庆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当即就约好了，第二天他到我家来。第二天我在北京西路11路车站等他，总也等不到，我等着他是想在外面找个地方坐坐，因说过去的事不免就会说到穆旦，我怕赵瑞蕻误会。等了足有半小时，只好回去了，那时倒是有电话了，但我们还没手机呀。没想到他已在我家里坐着，和赵瑞蕻说话哩。原来他是在鼓楼下的车，见不到我，就自己摸来了。后来我送他去车站，车站离我家很近，也没说上多少话，天已晚，总想着联系上了，以后话旧的时间有的是。

他上车后我往家走，就想起沙坪坝的事。穆旦来，我们都是在街上会面，中央大学在郊外，我回去要经过没人的地方，荒得很，也没路灯，一片黑，每次都是他提着灯送我回去。没想到那次之后，我和陆智常再没见过面。通过电话的，每年也都接到贺年片。年纪大了，动一动都是大动干戈的事。到后来，贺年片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