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写下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2017年，记者林松果在江苏遇到“杀鱼弟”，这个17岁的少年因为和父母争吵喝下百草枯。恍然间，童年时期对死亡的记忆席卷了林松果。她想起自己早慧的姨妈，和丈夫吵架后，在家里的阁楼上吊自杀。当时，林松果还没有意识到，那些在生活和死亡的夹缝间悄然划过的，更多是女性的身影，是她们的痛苦和命运。

林松果第一次真正了解性别平等是在安徽省长丰县，这里曾开展过一项先锋的“冠母姓“实践。深入研究后，林松果渐渐发现，原来男女厕所蹲位比例1∶1是不合理的，原来公交车的扶手高度是按照男性身高来设计的……原来，社会的标准是基于男性的标准，性别的视角存在于生活的所有缝隙。但是从来如此，便对吗？

女性主义的眼光一旦打开，就不会再关上。林松果找到了自己作为女性更为独特、更为私密而广阔的声音。她写宋小女对两任丈夫同样磅礴的爱，写杨本芬的《秋园》背后，一代又一代女性无爱可诉的婚姻，写疾病、骚扰、家暴等伴随女性一生的伤痛和疑问，写那些丰富的、不被注意的女性故事。

这些报道对于林松果来说，不仅仅是工作，它们也深深地介入了她的生命，予以滋养，解答困惑，构建自我。“人终究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超越时代，去做一些事情”。在她们的故事被遗忘之前，我们能做的唯有记录、写作和行动。因为她们，就是我们。

下文选摘自《人物》杂志女性报道集《她们与她们》，经出版方授权推送。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文｜林松果

从喝下百草枯的女人讲起

做记者这些年，我很少写私人化的文章，这一份工作，是讲别人的故事，自己隐身其后。讲自己的故事，反倒是艰难的。

动笔前，我一直在想，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怎么介绍我自己，怎么介绍这本书里收录的这些报道。最后，它很自然地回到了最简单的答案——从童年和故乡讲起。我写下这些关于女性的报道，关心这些事情，一切的来源都在那里。

我来自湖南的一座小城市，在农村长大。在我上大学之前，学校一直是用方言授课，所以直到上大学，我才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开学第一课，每个人都要自我介绍，上台之前，我在心里反复练习普通话的发音，那种窘迫和局促，我至今记得。后来我毕业，到北京，实习，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关心和报道公共政策，觉得天地广大，一往无前，眼睛只看着前路，很少会回望过去。

《吉祥如意》剧照

但一些年过去，当我度过了职业新鲜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习得了一些认识世界的方式之后，很自然地，就像每个人那样，想搞清楚自己的生活和世界的关系、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自己和周围人的关系。我开始一次次回想，长大过程里发生的一些事情，逐渐变成了迷雾和疑问。

我指的主要就是死亡。在我的童年，死亡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我的外婆是在乳腺癌晚期的痛苦不堪中自杀的。在那之前不久，我的姨妈因为和丈夫吵架，在家里的阁楼上吊自杀。我的姑奶奶也是在癌症晚期割腕自杀的。等我再稍微大一点，我的奶奶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她们都是我的至亲，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她们去世时都相当年轻。

我记得每一个通往死亡的现场 。在一个夜里，妈妈把我抱起，我们坐上出租车，穿过整座城市的大雨，去见死去的外婆，妈妈趴在地上大哭，说自己再也没有妈妈了。以及我走进姑奶奶自杀的那间房间，它的灰暗，它因为病人长期卧床而留下的难以形容的气味。还有，在一次葬礼上，妈妈让我穿了一件新裙子，棕色灯芯绒，配的袜子有白色的花边，我尚且不懂死亡是什么，只记得穿新裙子的开心。

还有很多意外去世的邻人。邻居家一位30多岁的阿姨，在早起出门卖菜的路上出车祸去世。一位20岁出头的男青年，和哥哥吵架之后灌下了一瓶甲胺磷，那是当时常用的一种除草剂，他就在我们家后院的一片草地上死去。我记得那个夏夜，黑暗中孤悬的灯光、荒地里密密麻麻围上来的人，以及他们把年轻人的遗体搬走后，草地上留下的辛辣的农药味道。

《吉祥如意》剧照

乡村与城市不同，死亡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家庭内部私密的事情 。亲人当众处理尸体，流泪，落葬。亡者会被围观，会在农闲时间被他人反复谈论，会在一些传言中复活。邻居们很喜欢讲起那个因车祸死亡的阿姨，甚至有人声称在她家附近撞见过她的鬼魂，穿着一条花裙子。我在各种场合多次听到这个故事，入夜后，村里漆黑一片，我脑海里是无尽的恐惧和那条挥之不去的花裙子。

所以当时间过去，记忆经过层层筛选，我的童年好像只剩下了完全不同的两部分。一部分是童话式的乡村牧歌，是每年两季的水稻青青、秋收后风吹荒草的味道、果实和物产。这赠予我对土地、自然和植物牢固的、不可更改的爱。另一部分就是那些惨烈的死亡、频繁响起的哀乐。对死亡的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以及对亡灵的深深恐惧，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

工作之后，常常和同行、朋友们一起聊天，我偶尔会提起这些事。我很好奇，他们周围也有这么多的死亡吗？都这么惨烈吗？他们也是目睹着无数遗体和葬礼长大的吗？我大概是希望寻找一种认同和共鸣，但好像很少有人也经历过这些。

我意识到，农村的经验并没有彻底离开我。我想要解决这些困惑，想写一写农村，写一写那些我更熟悉的、寂寂无名死去的畸零人。那时，我还没有任何女性意识，我没有意识到，那些关于死亡的记忆里，更多是女性的身影，是她们的痛苦和命运。

直到后来，我遇到一个选题。2017年夏天在江苏，有一个叫“杀鱼弟”的17岁男孩，因为和父母吵架，喝了百草枯自杀。百草枯也是一种常见的除草剂，它会让肺发生不可逆的纤维化，致死率极高。小时候，我目睹过很多次这样的自杀致死事件，整个过程我都很熟悉。

2010年，一位网友上传了孟凡森娴熟杀鱼、眼神犀利的照片，随后，“杀鱼弟”走红网络。 图 / 网络

我去了山东的齐鲁医院，见到了杀鱼弟，也见到了他的父母和他的主治医生。我还找了很多医生和农药行业从业者，想去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百草枯因除草效果显著被广泛使用，又因没有解毒剂而导致了很高的自杀致死率，在效力和道德之间，农药制造者的两难选择。

我更好奇的是，人们是在什么情况及何种情绪驱动之下举起了农药瓶。医生告诉我，在每年数量巨大的喝农药自杀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是农村女性，她们在和家人起冲突之后，会选择喝药自杀。山东省立医院急诊科主任王海石说，绝大多数的百草枯自杀者，都属于“一过性冲动”，“突然受到了很大的委屈，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行干脆死了算了。一个矛盾无法解决，个别人会去攻击别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消灭自己。”

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吴飞，曾经研究过华北某县的自杀人群，并由此完成了一本书《浮生取义》。他在里面讲，每一起自杀事件的情节都不同，但有个特点是相同的——由非常小的纠纷和吵嘴导致的悲剧。当他询问某人自杀的原因时，人们常反问他：“一家人过日子，能有什么大事呀？”“两口子过日子，能有多大的事呀？”

当时我还没有鲜明的性别意识，没有在那篇报道里展开写女性的部分。但在写稿的时候，我会反复想起我的姨妈。她相当早慧，读书成绩最好，但家里没有钱供她上大学，她留在城郊，嫁给一个背景相似的男人。身为大姐，她一直沉默强悍，苦处不与人言。和丈夫吵架后，她在家里的阁楼上吊自杀，自杀前，她的女儿出门上学，听到她在楼上拉开窗户的声音——她想看孩子最后一眼。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妈妈反复说，姨妈的自杀就是冲动，一件事顶到那儿了，下不去，自己无法处理。

当王海石医生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说到“一过性冲动”的时候，我想起她——我早慧的、早逝的姨妈。一种沉重的悲哀和一种困惑终于得解后的轻松，同时笼罩了我。

在村委会投下神圣一票

在那之后，我又做了另外一篇关于农村的报道，那也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讲述一个关于性别的故事。

2020年的母亲节，当时网上有一场关于“冠姓权”的大讨论，激烈而持久。某一天，我看到有人提起，安徽省长丰县曾经发生过一场“姓氏革命”——孩子如果随母姓，政府将奖励1000元，这项政策被认为扭转了当地严重失调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当时我对冠姓权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论，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但这个政策吸引了我。我曾经短暂地做过一些时政报道，一直好奇政策是如何运行的。我很想知道，在安徽这样一个父权意识比较浓厚的地方，这样一个政策是怎么长出来的，又是怎么施行的，以及施行之后引起了什么反应。我也好奇，当地那些选择了孩子随母姓的家庭，内部的协商是如何产生的；孩子随母姓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夫妻之间、几代人之间、娘家和婆家之间，这些不同的关系中会有怎样的张力。

长丰县公厕贴有倡导性别平等的标语/网络

这篇报道最后也解答了类似的问题——这样一项政策，仰仗一个开明而坚定的官员，就是当地计生委副主任龚存兵。它也有时代的特殊性，当时安徽政府的确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压力。此外，联合国和中国人口政策研究中心的专家，提供了资金和理论支持。当然，就像过去的很多政策一样，它受制于官员任期和卫生部门机构改革的背景。但它像一颗闪耀的流星，短暂照亮过中国中部这个小小县城的天空，留下了灿烂的遗产，改变了很多女性的精神生活。

这个选题给我最大的滋养，是让我第一次真正沉浸式地了解了什么是性别平等 。它可能是一些很微小的细节——原来男女厕所蹲位比例1∶1是不合理的，原来公交车的扶手高度是按照男性身高来设计的……从来如此，便对吗？为什么男性标准会成为社会的标准？为什么男孩起名都喜欢用“雄”“伟”，而女孩的名字都是“丽”“美”，这和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有什么关系？性别的视角存在于生活的所有缝隙。

更重要的是，长丰的性别平等试验，直接展露了在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不平等是如何存在的。比如在同一个地方，女性为什么不能拥有跟男性同样的投票权，共享平等的政治权利？女性为什么不能和男性一样分享房子和宅基地？这每一项都关乎一个人能不能坚实地扎根在大地上，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不受歧视的公民。

在长丰的一个村子，我看到了许多具体的人。一位叫袁庆的女村主任告诉我，女性在政治参与上，可能更敢讲真话。有一个例子是，选低保户的时候，男代表会给所有人画钩，想要“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女代表就会说，她知道这家的情况，条件还可以，就不选了。另外，女性关注的议题范围也是很广的，既有非常细微的家长里短的小事，也有修路修桥之类的大事。她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微小的行政单元里，充分地参与政治，改变自己身处的环境。

长丰的这次报道，让我体验到一种特别的幸福——我终于知道了，原来生活里那些非常细小的关于性别的不适，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我要怎么看待和处理它们。女性主义的眼光一旦打开，就不会再关上，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

这当然也可以作为写作的主题

当新的看世界的眼光出现之后，很自然地，它会改变我对选题的审美和趣味。

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和阅读是割裂的。2015年我大学毕业，入职了一家都市报的深度报道部，受的是传统的新闻教育，关注公共利益，关注涉及广大普通人的议题，关注家国与时代。诚实地说，我的选题视角和价值判断，承自带我入行的那群报社编辑——当然，他们主要是男性——不可避免地，它具有强烈的男性气质。当时报社的一位主编给我开过一个书单，里面一半是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一半是哲学和逻辑训练。

但在私下里，我更喜欢读女性作家的作品，比如爱丽丝·门罗、克莱尔·吉根、琼·狄迪恩，她们写女性的一生、分离和失去。这是本能的好奇和关切，我想知道自己作为女性共和国的成员，会如何度过这一生。不过，这与我的工作内容毫无关系。

直到2020年夏天，我遇见宋小女。宋小女是张玉环的前妻。张玉环是谁？国内已知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无罪释放当事人。1995年，张玉环因故意杀人罪，被南昌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坐牢27年后，最终被无罪释放。

冤案是国内媒体的一种典型选题，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了很多报道角度。比如冤案是怎样发生的，公检法为什么会层层失守，导致漏洞出现？是谁在这些年里为当事人奔走？在以往的案件里，往往有为之付出了一切的亲人和一位勇敢的律师。还有，一次错误的判决怎么摧毁了一个家庭，漫长岁月里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磨损？这些角度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冤案报道。

但当宋小女接受采访的视频出现后，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在那个视频里，50岁了，她还是一种小儿女的神情，说就要张玉环一个抱。另一个打动我的细节是，她说决定再婚前，跟第二任丈夫于胜军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是对小孩视如己出，第二是不能阻止她去看张玉环，第三是要让她看婆婆。于胜军都答应了，她就到了他身边，把根扎在了异乡的土地上。这是两个都受过伤、沉默又顺从的人，对彼此的体谅。

宋小女接受访问，谈到两个男人，她说都爱。

在这个选题里，宋小女太耀眼了——她的能量、她丰沛的情感、她没有被生活收编的强烈的表达，以及那背后相当美丽的灵魂。人这一生，追求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活着，被理解，爱人，也被爱。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放置自己的情感。

当时我的同事安小庆说过一句话：“一个小女，可以同时爱两个人。”这句话对我触动很深，我还想知道更多：她怎么在漫长的27年里同时处理这两段感情，她热情的来源是哪里？在张玉环出狱后，她要怎么安放好自己和他人？在时间的流转中，她的两份爱有没有此消彼长？这个家庭里还有那么多的关系，儿子和亲生父亲的关系、儿子和继父的关系、儿子和她的关系、她和继子的关系……生活是那么复杂幽深，她是怎么处理这一切的？

我想要了解女性的情感，它是最私人化的领地，也是最普适的叙事。所以刚出发去江西，采访还没开始时，我就已经想好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很简单，就叫《前妻》。

张玉环无罪释放后正式与宋小女见面，二人执手相看

采访的尾声，在漳州东山岛的海边，小女阿姨带我看过一次夕阳。海滩荒凉，四下无人，她把裙子拉上去，给我看她肚子上手术留下的刀疤，是很长的一条。关于我好奇的问题，她给了我一个答案——

当年她得了宫颈癌，要跳海，是第二任丈夫于胜军拉住她，借了30000块去治病。手术很成功，于胜军一把扑在她身上，不能抱得太紧，他就用胳膊撑着，说：“老婆，我们赌赢了。”两个人对着哭，但于胜军起身的那一瞬间，她马上就想到了张玉环：“我老公是这样（抱我），假如张玉环在这里，他是不是也会抱着我哭？他也应该抱抱我吧？”

有这一个细节就够了，它足以说明一切——人的爱多么细腻、丰富、纠缠、流动不居，无法被概括和定性。那里面有心动、依赖、恩情，以及爱别离求不得的遗憾和悲哀。它给我的震荡持续至今。

我想那是一个决定性时刻，让我从真正意义上挣脱了原来那种统治过我的单一的家国叙事和男性视角，找到一个属于女性也属于我自己的声音——不考虑太多公共性和社会责任，不去想任何新闻操作手册，而是写出那些更丰富和更广阔的、不被注意的女性故事。这两种叙事不矛盾，不分上下，它们是可以共存的。

写完宋小女的故事，我会回想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选题，也跟性别相关。可惜那时我对性别和世界的认识太稚嫩，没有完成好它们。比如我写过贷款去上PUA课程的底层男青年，我跟着他们上课，去他们打工的地方，却只能从阶层的单一视角去理解或者说俯视他们。我还写过一个因为丈夫骗保伪装自杀，走投无路之际带着一对儿女跳湖自杀的年轻母亲。她自杀后，我赶到她的家，获得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但当时我无法真正理解她在沉重的抚育责任和贫困生活之间，那孤立无援的处境。

后来，我做了一系列跟女性相关的选题。和作词人尹约谈她写的歌《小娟（化名）》，她写那些被暴力以对的新闻女主角，每句话都指向我们共同记忆里的社会事件——打压、骚扰、家暴、网暴……以及伴随女性一生的伤痛和疑问。和作家荞麦聊她的微博树洞，荞麦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女性的私信，她们谈论自己的爱情、亲密关系、工作、原生家庭、女性友谊……我想知道，作为树洞的荞麦都看到了什么，这些私信又如何改变了她的生活。

这都是一些小小的故事，篇幅不长，也不复杂。我不知道读者读到它们是什么感受，但我自己在这些对话里获得了非常多的抚慰和能量。为了我们的采访，尹约特地从外地飞来北京，我们在机场附近的咖啡馆里聊了一整个下午。对荞麦的电话采访，一共进行了两次，每次时间都很长。在之前的职业生涯里，我很少经历这样的采访——和对方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经历不同，却活在同一个共和国里，为同样的事情愤怒、困惑，也为另一些同样的事情高兴。我们多少有过相似的遭遇，而她们的行动和表达都在鼓舞我：坚持写，不要放弃。

我也想写一些跟女性身体有关的选题。随着年龄增长，像每一位成年女性那样，我会定期做HPV和TCT筛查，会在超声波里紧张地观察自己的卵巢和乳房，天然地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宋小女在采访时曾反复提及女性身体带给她的痛苦。她得过宫颈癌，有过子宫肌瘤，对抗那些疾病，就像玩打地鼠游戏，每当治好一次，觉得可以松口气了，它又在另一处卷土重来。

《正发生》（改编自今年诺贝尓文学奖同名自传）剧照

从历史的长河里看，女性一生中多少都要经历一些男性不会经历的身体痛苦，包括常见的月经、生育、流产、子宫下垂、卵巢囊肿、乳腺疾病……还包括人为的身体暴力，比如强奸、割礼、童婚、缠足、烧女巫、杀女婴……世界上一半人类的身体，曾经或正在经受过惨烈私密的疼痛。

所以到了2020年冬天，我跟编辑讨论，想从一种最知名的妇科癌症——宫颈癌——写起。几个月后，一条新闻出现了：鄂尔多斯市通过了一项政策，将给全市13岁—18岁的中学女生免费接种HPV疫苗。在国内，HPV疫苗并不算易得，通常自费且需排队。所以，我去写了这项政策落地的过程，以及在遍布草原和煤矿的鄂尔多斯，宫颈癌怎样影响了女性的生存处境。

她们与我

最后我想讲的是，作为一个女性个体，这些报道于我，不仅仅是工作，它们也深深地介入了我的生命——回馈我，滋养我，构建我，解答我的困惑。

比如写《外婆在厨房写作》时，我认识了杨本芬奶奶，还有她的女儿章红。杨本芬奶奶60岁时，开始在女儿家的厨房里写作，写自己的母亲，写一个家庭在过去100年里的挣扎求生，写普通人的生死，这本书叫《秋园》。这个故事可以有很多角度，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这家四代女性活出的100年，也是中国女性摆脱枷锁的100年。她们都爱读书，想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她们之间的亲密和对下一代的奋力托举，都非常罕见。从第一代的秋园，到第四代的秋秋，女性朝着越来越自由和开阔的地方去。

杨本芬奶奶的三本女性传记

但后来我发现，那时我忽略了另一层叙事。杨奶奶多次提到婚姻的不幸——她与丈夫一生的互不理解、心灵之间遥远的隔绝。2021年秋天，她的女儿章红在朋友圈讲起这件事：

“父亲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对妈妈情感上的冷漠是存在的。我的女性意识也正是因为妈妈而萌芽。也是从妈妈身上我知晓，一个女人如果不曾获得情爱的滋润，即便到了80岁也不会因年龄而释怀，反而越接近生命终点，越想不顾一切地搞清内心的疑惑。我对妈妈有着至深的同情与理解。”

“我父亲不太习惯与人目光对视——用现在的心理学解释，大概是某种人际障碍。其实别人并不太觉得不适，偏巧我母亲是个情感热烈丰富的人，又特别渴望自身情感得到回应，所以就会感到挫败沮丧。……如果性格有光谱，我猜我父母就处于光谱的两极。这大概是他们彼此都对婚姻感到失望的原因。”

“我也几乎用了半生时间，想搞清楚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茫茫人海中，父亲与母亲都是温柔的好人，他们都品尝过外部环境的欺凌打压，然而他们竟也没有学会彼此相爱。这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这些话我看过很多遍，再看，还是会有一种深切的痛楚。因为我妈妈是跟杨本芬奶奶很相似的人。她浪漫敏感，容易感动，也容易伤心，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流泪，有一颗极为纤细的心。我爸爸也不是坏人，他内敛勤恳，辛劳地养家，但比较木讷，大概是性格所限，他不太能回应妈妈的情感需求。我常常听到妈妈形容爸爸，是章红用过的那个词——冷漠。

我也像章红那样，一直感到困惑和受伤，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关系也让年少的我意识到，婚姻是需要运气的，它可能并不导向幸福，而是使人心碎。在成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甚至会害怕回家。我害怕面对妈妈的委屈，目睹她生命力的消逝，也害怕看到那个真相——她的一生，很少被注意、满足和疼爱，没有被爱滋养，除了偶然的欢乐，剩下的都是被丢入冰窖的绵长和炽烈的热情。

但到了现在，我28岁，已经到了比妈妈生下我时还要大的年龄。年岁的增长，以及从杨本芬奶奶身上看到的故事，让我把那双因逃避而挪开的眼睛移回原位，我可以直视我的家庭、我母亲的感情，弄清楚它的由来，妈妈成了我可以理解的凡人。

《春潮》

生活在遥远北京的我，经历着与妈妈那一代人不太相同的人生。

大学毕业之后，我做这样一份媒体的工作，几乎是重建了自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我有一些自由，可以做我想做的报道，关注我感兴趣的性别议题，读女性主义的书籍，就算在做饭的时候，我都会听一些相关的播客。我有一些价值观相似的朋友，在一个友善的、女性为主的编辑部里工作，处在舒适的同温层。

在私人领域，我也想建造一种理想的生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真诚地爱人，不耽溺于感情，不把它当作唯一的价值；更看重自己的劳动、创造和人格的完整。这一年，我也逐渐挣脱了从小被规训的所谓温柔、忍让、与人为善等“女性专属美德”，学会了表达愤怒。

但总会有某些时刻，那些形而上的概念，无法解答生活里具体的困惑。比如，在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浪漫爱幻想破灭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恋爱和婚姻？一个独立女性，应该怎么应对生育带给人生的影响？当女性开始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之后，女性的解放就算完成了吗？……在20岁出头的自由时光过去之后，这些因为性别而产生的问题逐渐浮现，而且每过一年，都显得更加麻烦。

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在逐渐走向人生的深处，就像步入一片密林。

很幸运的是，我不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面对这些困惑。在几年的采访和报道里，我看到一些女性的普遍困境，看到她们如何面对和解决问题。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脆弱，是承受，是挺住便意味着一切。我是在宋小女、杨本芬、荞麦、尹约这些采访对象的陪伴下长大的。

前段时间，听《戴锦华大师电影课：性别与凝视》，戴老师在谈到影片《妇女参政论者》时说，一个事实曾让她震动——瑞士这样的民主国家，居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妇女才获得选举权。是的，当代女性所拥有的这些，包括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相对平等的政治权利、参与社会分工的可能……不是由来已久，还只存在了短短几十年。而那些具体而琐碎的障碍，仍顽固地出现在每个女性的日常生活之中。

《妇女参政论者》

但同时，就像纪录片《上野千鹤子的最后一课》里所呈现的，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出生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但在青春期时就退出了教会，那时她就下决心“不要祈祷”，仅仅考虑当世的问题，解决当世的问题。此后她成为一名社会学者，研究女性主义，写下《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等作品。

人终究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超越时代，去做一些事情 。记录人类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怎样活过，在那些故事被遗忘之前，记录、写作和行动，让它们水落石出。

2021年10月18日

上文摘选自

《她们和她们》

作者: 安小庆 / 林松果 / 李斐然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出版年: 202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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