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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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思想

作为一名女性,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容易吗?

这是《开场:女性学者访谈》中,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霍克希尔德所提的一个问题,除她以外还有10位来自不同领域、国别、代际的学者收到了下列的问题:

作为性别研究学者,你受到过来自外界的刻板评价吗?

在学术/工作场域,是否需要一种属于女性的传统与规范,或者生产出一种新的性别文化模板?

你不太赞成在作家、科学家等职业身份前加上“女性”一词,为什么?......

在阅读这些问题的答案前,我们先试着陈述这样一个现状:一个客观事实是,无论哪个学科领域,越往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职场亦是如此。是她们不想吗?于是有了下一个提问,当女性决定投身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

接受采访的11位女性,讲述了自己身为女性的身份和经验,故事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的另一面:当她们投身于学术,她们亦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们节选了上野千鹤子、戴锦华、霍克希尔德和陆晔四位学者的访谈,这四位女性回答了另外一个共有的重要问题是,她们如何体认自身,在女性身份下投身事业和爱好,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希望这些答案能够吸引、鼓励和支持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表达不满与困惑的自由,也拥有实现野心和梦想的勇气。她们的经历当然重要,但就像波伏娃始终坚持的说法,“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思想”。当回望她们走过的路,我们也许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又即使没有找到解决方案,走出来,表达它,互相看见,让这个议题“可见”,这比什么都强。

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

女性学/性别研究代表人物

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著有《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等书

上野千鹤子:

比起不辜负周围人的期待,女孩们更应该坚持自己的问题意识

我小时候就意识到了(指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觉知),我的父母让我有了切身的体会。我的父亲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母亲则是位任劳任怨的专职家庭主妇,夫妻关系并不和睦。作为长媳,我的母亲和婆婆一起生活,那时候我以为,孩子们长大后,都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因此,当我想到自己长大后会过和母亲一样的生活时,觉得这太糟糕了,我受不了。这样一来,不仅我妈成了反面教材,而且我开始厌恶自己身为女性这件事。

另外,我有兄弟,所以我还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明显的女性歧视。我的兄弟们受到了严厉的管教,走上了人生的正轨,他们都成了医学专家。而我,没有被期望做任何事情。因为是女儿,所以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即使是像社会学这样的“无用”工作。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清楚地感受到了不同,所以虽然我也得到了宠溺,那我也是女儿。我的父亲很疼爱我,但现在看来,那是一种对待宠物式的爱。我在家里的每一天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我变得讨厌自己的女人身份,也就是所谓“厌女”。

自青春期以来的十多年里,我一直无法接受自己是个女人。所以我不擅长同女人打交道,觉得和男人在一起要容易得多,我表现得像一个“名誉男性”,也就是“假小子”。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接受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而当我遇到女性主义时,它拯救了我。因为,女性主义是一种基于女性爱自己身为女性这一事实的思想。

我经常被问:上野女士你厌女吧?我会回答说:Yes。如果不厌女的话,我便没有理由成为女性主义者。我认为女性主义者是那些与厌女症作斗争的人。现在,随着年岁渐老,我可以接受我的女性身份了,并且爱上了它。或者更进一步说,我变得不想成为一个男人。

(因为从事性别研究工作)我被称作“日本最可怕的女人”。但这样的称呼并没有困扰到我。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讨厌的男人靠近我了,我也很少遭遇性骚扰。他们更不会小看我,而是会承认我有比他们厉害的地方。这样很好。虽说认为女性主义者厌男是一种误解,但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碍。

性别研究在学术界时常被边缘化,更有甚者,认为它是愚笨的女人从事的二流学问。而我之所以被称为日本最可怕的女人,是因为我在多次论战中取得了胜利,在他们眼中,我擅长理论、头脑聪明。我证明了,做性别研究的并不都是蠢笨的女性,他们的想法多么可笑。

人们对女性主义者往往有刻板印象,他们认为我们不受男人欢迎,是丑女,不打扮,而这些我也能一一击破。我个人就很喜欢时尚。我这样打扮也是用行动告诉他们,为什么女性主义者就不能很时尚?虽然我现在是短发,但三十多岁时,我是打扮得很女性化的,比如特意留长发、穿有褶皱花边的衣服。所以,当有人说:“什么?女性主义者也会打扮?”我便告诉他们,打扮会让人心情愉悦!他们还会阴阳怪气地说:“你是不是不甘心呀?”但我认为,“不甘心你也打扮就是了”。

女孩总是容易当优等生,当老师的宠物。毕竟,不辜负周围人的期望,也是女性的“美德”之一。而优等生会有这样的习惯,习惯察言观色,尽量满足老师和父母的期待。有一些女性学者也是如此。

但我认为,比起不辜负周围人的期待,女孩们更应该坚持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使它不能为你带来什么。对于研究者来说,原创性是极为关键的,模仿别人毫无意义。所以首先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得是失,我都希望她们能够坚持下去。此外,女性的人生中有许多曲折,即使因恋爱、结婚、搬家、生子、育儿而暂停了学术研究,学问也还是会等着你的。因此,我希望女孩们即使一时中断了研究,也能再次出发,继续下去,因为并没有必要给自己设定年龄界限,学问会一直等待着你。很棒吧?做研究是很有趣的。

戴锦华:

不存在也不需要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

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大陆最早从事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

著有《涉渡之舟》等书

我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女性的学术传统,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期待和形成这样一个传统。一直以来,我坚持强调一个基本事实:女性是人类的一半。在任何一个领域,当我们观察到女性被排除其外的时候,都无疑是问题。但与此同时,当女性已经置身其间的时候,我们期待女性是一个完全差异性的存在,其本身可能成为强化性别本质主义的实践。

在我一生当中,两种评价一直伴随着我。一种是说我过度女性化。比如他们认为我的文字太过情感性或情绪化,或认为我的文字修辞性过强,不够学术,不够严谨。另一种批评完全相反,说我不够女性化,因为过度严密、过度逻辑、过度理论化,以至于缺乏女性气质。这两种评价实际上指向一件事,就是相信女性是一个与男性相比具有本质性差异的群体。因为只有在我们是一个本质性的差异群体时,我们才可能形成一种独属于女性的表达。而迄今为止,对于我来说,女性主义的意义是反本质主义。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差异是个体差异,同时,当然也是阶级差异,也是地域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是极端丰富的差异性的集合。在所有这些差异的参照之下,性别的差异作为现代性构造结果,也许并没有那么突出。

同时仍必须提及和反思的是,在学术场域当中,如果说我们并不需要一种独属于女性的传统与规范,那么我们是否还在不自觉沿袭着男性所开启的学术规范,比如说理性、客观、科学性?坦率地说,我此生的最大任性,是坚持着自己的游戏,坚持自己对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有代价,甚至惨痛,但我让自己“输得起”。

女性作为社会公共场域中的新角色,我们一边在介入中寻找和创造新的文化模板,一边要面对的是后冷战、后革命时代社会文化趋向的整体的逆转或直呼反动。记得一次我对世纪之交的北美学术界的现场观察。在彼地的PC/政治正确逻辑看似如此强势、如此持久之后,美国学界仍是白男人占据压倒性多数。我出席的一次教授会上,一位国际知名的女性主义女教授退休,讨论后继者人选时,一个男教授公然赤裸地提议:能否不找女教授,能不能选择非女性主义者?实在受够了。——而这是一所以激进、政治正确著称的大学和科系。

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生产出一种新的性别文化的模板,我们的突围继续遭遇着更多重的陷落。表象意义上的变化无法令我感到心安。因为我期待的,是社会平等的实践,是差异的尊重,而并非女性为主体或主导下的对父权、男权逻辑的复制。所以我无法简单认同所谓“大女主”式的流行文本,其基本特征是一个强悍的、掌控的、统治或驾驭的女性角色,而不曾展示其性别身份与生命经验如何内在地改变了掌控的逻辑。强悍的仍然是父权的逻辑。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我们曾把这类角色称为“代行父权之母”。

我同样无法简单地以女性欲望的正义性之名,认同将男性形象、身体置于凝视/物化之间的“变化”。反转了的,只是性别身份间的位置,而非将人异化、物化的男权暴力逻辑。

霍克希尔德:

我是1913年以来社会学系

聘用的第一位女性

当代美国知名社会学家

情感社会学领域重要奠基人

著有《职场妈妈不下班》等书

作为一名女性,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容易吗?我想说,这一点都不容易。

当我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系,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时,整个系所完全是由男性主导的。从1962年到1971年,美国仍然没有给女性学者提供相应的职业晋升阶梯(比如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以及终身教席)。我在其他学校教了两年书之后,受邀留校任教之时,我是1913年以来社会学专业聘用的第一位女性。当时校报《每日加州》(The Daily California)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学系聘用了女性学者”。

当时我向学校提出要求,希望获得额外的时间,既可以从事严肃的学术讨论,也能有足够的闲余时间抚养孩子,陪伴家人。一开始,学校的回复是这样行不通。之后他们说,我们可以单独为你提供这项“特权”,因为你是女性,从事学术研究的女性非常少,这种情况以后也不会改变。我告诉他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特权”应当同样适用于男性同事。我的意思是,照料家庭的工作不应由女性独自承担,职场中的男性也需要为家庭投入更多的照料时间,这才是工作制度改革的方向。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变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初露端倪,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人的观念。

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我的亲身经历。当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同时也是一名年轻的母亲。我非常希望,自己的工作和孩子的幸福成长这两件事可以顺利地并进。但在当时,我还不清楚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通过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我试图说明,一个人如何理解男性和女性,真的会影响你的方方面面:你的生活是否幸福,如何表达心中的爱,因何事而感恩,以及作为个体如何走出职场妈妈的困境。我还想说的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它的性别认知以及工作场所的结构也需要随着女性身份的转变而转变。我们探索了这么久,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被劈成两半。“家成了工作场所,工作变成了家庭生活”描述了最上层的 20% 或 30% 群体的生活状态。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极端。

这种减少“第二轮班”的生活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唯独忽略一件事:孩子们去哪里了?老人去哪里了?当你的同事们开始寻找新工作时,你所生活的社区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如果一名员工被解雇了,这位失业员工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也会像纸牌效应一样彻底坍塌。

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对于底层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来说,工作职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处于“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力不能确定自己每个月都能拿到全额薪水,所以他们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在“第二轮班”中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群并在这样的社群中分享生活和感受。劳动力的上层面临着工作——家庭的严重失衡,而劳动力的下层则对实现这种平衡所付出的代价感到焦虑。

当你外出工作时,你的行为通常被理解成一种经济行为,即你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是一种经济视角,但实际上,社会中还有很多工作,尤其是不断发展的服务业,即我所称的“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需要工作者整饰私人情感,包括唤起正确的情感,以及抑制不恰当的情感。这类工作包括了教师、记者、医生护士、日托、老人护理、工人、律师和法官,等等。比如,你是一名幼童保育员,当小孩子对你厌烦生气、撒泼打滚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善于整饰自己的情感,理解孩子的反应因何产生,并用合适的方式安抚孩子。如果你是一位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当乘客因为找不见行李而向你大发雷霆的时候,你依然需要保持友好的职业态度,向乘客表达歉意:“非常抱歉,先生,我们这就寻找您的行李。”做好这些事情并不容易,情感劳动就是一类在接受他人愤怒甚至不受欢迎的关注之时进行的工作。

我在《心灵的整饰》中特意区分了这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区别,并期待情感劳动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和赞赏。公众需要敏感地意识到这类工作的特殊性,并给予适当的鼓励和褒奖,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既依赖情感劳动,又不能滥用它。

这场性别革命在我看来还没有结束。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女性应该拥有平等的声音和权利。我们还远未实现这个目标;但还有另外一件事:传统上,女性被赋予养育家庭和社群、照料他人的角色。女性主义的第二种声音认为我们要向前推进,这些事不能仅仅由女性去做,也应该让男性共同承担。工作并不是全部,生活不仅仅与经济和金钱有关。照料家庭、维系社群不仅仅是女性的事,也应该是男人的事。

我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多听到的是第一种声音,即女性需有平等的权利。但要我来说的话,我们其实还在一些传统观念上挣扎,我们应该推进第二种价值观,这也是女性主义最原本的含义。

陆晔:

走出来,表达它,互相看见,彼此争论

让这个议题“可见”,这比什么都强。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

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闻学院教授

合撰有《成名的想象》

《“液态”的新闻业》等论文

我个人比较幸运,女性性别身份没有对我自己的学术生涯造成太多困扰,我没有因为结婚生子就遭遇职场停滞期。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能够一面带孩子(所谓“履行母职”)、一面写论文,但这是由我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在我个人比较幸运的同时,我看到系统性存在的问题。因为我本科是工程专业,女生特别少,对于女性身份我就会比较敏感。永远有人会问,女孩子你学那么好干吗?女孩子你学什么数学?女孩子你开什么公司?永远有这种声音。因此我很早就有这种自觉,很早就有这种需求,去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比如在新闻学科,女性特别多,但是我们来看看,每所新闻学院的院长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学术委员会主席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在媒体界,问题同样存在,大量记者是女性,但在编委层面又有多少女性?

一个例子,新冠肺炎期间,每家媒体都在向武汉派驻记者,某家媒体便让各位记者报名,并补充,“女生就不要去了”。编委群中可能唯一的一位女性编委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看的是记者单兵作战的能力,而不是性别”,但是大部分编委都是男性,首先他们会认为你太敏感了,其次他们会认为女性“不方便”。此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南极科考队需要邀请媒体跟踪报道,并没有对随行记者提出性别要求。但是到了媒体下发的通知,就成了派驻一名男记者,最好还是未婚……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尽管我个人比较幸运,但系统性的问题一直存在。

我不赞同在作家、科学家等职业身份前加上“女性”一词。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情况: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女性”必须强调出来,“男性”从来不用强调。因为人们默认男性是第一性,是一个标准,而女性则是打破了这个标准,所以需要强调。所以你犯了错误,因为你是女司机;你取得成功,也因为你是女学者。

而在男女性别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性别,所以我个人会有意识地拒绝性别身份。这背后的立场是我反对性别的二元对立,我反对所有的二元对立。我相信不管是职业成就还是撞车的事故都和性别无关,只和个体有关。

当谈论一个个体时,我们不应该给Ta贴上性别标签,但在谈论这个群体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群体被系统性地压迫了。而女性主义议题是在普遍意义上来谈的。

我认为年青一代女性对于性别问题、种族问题的考量,这种多元、平等、尊重个体权利的观念,绝对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她们的表现特别出色,特别令人高兴。有一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女孩抱怨:都说girls help girls,女孩帮助女孩,怎么我遇到事儿就没有人帮我?结果一大群人留言:当我们说“girls help girls”时,我们是要求自己做前者,看到姐妹有问题出手相助,而不是做后者,等待别人的帮助。这句话的重点在第一个“女孩”,而不是第二个“女孩”,我觉得特别棒。

在当下的公共讨论中你会发现,这些议题得以浮现,被更多的人关注,尽管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对此议题看法都不一样,但是没关系,问题的浮现有助于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即使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也能在认知上明白,原来别人是这么想的,这就是进步。不论你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走出来,表达它,互相看见,彼此争论,让这个议题成为公共生活中重要的议题,这比什么都强。

本文摘编自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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