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奔三了，那是奔向你的黄金时期

如果你常逛B站的知识区，肯定见过这样一位“50后”：

作为文学研究者，他关注当下年轻人的工作、爱情和生活议题。镜头里的他，有着略带腼腆的表情和柔和的声音。

作为一名UP主，他总能用调动自身储备的“精神资源”——大量的电影和文学作品，把它们以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作为例子，阐释他对年轻人的婚姻爱情现状、职场境遇、外貌焦虑、性别偏见等等问题的看法。

而这个人，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梁永安。

今天是“520”，是众多与爱情有关的节日之一。这些捆绑着消费的节日难免不让爱情变味，也让我们逐渐模糊了对爱情的理解。作家彭剑斌在小说的里写道：“爱情已经被人说得不成样子了”；诗人北岛也写下诗句：“必有人重写爱情”。

而梁永安的“爱情课”正是我们今天重写、重读爱情的一把钥匙。

在“爱情课”中，梁永安不仅细致具体地谈到初恋、前任、错爱等等“关键词”，更借由大量电影和小说的故事，谈到孤独和亲密的辩证关系，谈到前任是如何影响着新的感情，也说到我们所担忧的——30岁的“人生缝隙”。在婚恋和性别意识上，你甚至会发现，他的观点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超前。

下文内容编自梁永安的爱情课系列视频讲稿。其中，你不仅可以读到“爱”的时间、类型、关系地位、痛苦与欢乐，更能收获一份爱情主题的小说和电影的选单。

梁永安在他的讲述中为我们介绍了杜拉斯的《情人》、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吴念真的短篇小说……电影《革命之路》《一页台北》《天使爱美丽》……看完这篇文章后，你也可以在这个“520”周五的晚上，选择一部作品，静静欣赏。

初恋这件大事

不被理解的初恋其实是最深情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恋爱心理语言有一种误区：希望获得外部的肯定。我们有很多说法，比如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幸福的等等类似的条件句。靠自己的力量去排除是很难的，你内心深处总觉得是一种阴影，哪怕你很爱这个人，但是环境不肯定你，你总会觉得内心深处有惶惶。但是实际上这种不被理解的初恋往往更纯粹一些。

“那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从小汽车上走下来，吸着英国纸烟。他注意着这个戴着男式呢帽和穿镶金条带的鞋的少女。他慢慢地往她这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胆怯的。”

——杜拉斯《情人》

我们看杜拉斯的《情人》为什么很感人，如果放在一个正常的逻辑里面有点不伦，但是放在一个小说的环境里面，你觉得特别地好。

《情人》剧照

16岁法国殖民者的少女遇到华裔男青年，两个人都处在社会的边缘里面。女孩子尽管是一个白人殖民者，但是她在家里是不受重视的，所以你看她穿得都不协调，戴着一个男人的帽子，穿着一个镶边的鞋，浑身都是没有被精心呵护的样子，是在生活里被冷落在一边的孩子。

华裔男青年尽管有钱，但是他是被封建婚姻、封建家族统治的一个人，他特别不喜欢自己要去打开的生活。所以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立刻彼此之间就建立起一种命运的共同感。

两个人种族不一样，在越南当时的印度支那社会里面，他们的层级也不一样，他们会走在一起，这就显得比较另类。但是正是因为另类，它会排除掉所有世俗的杂七杂八，只有唯一的向往。

什么叫作边缘，就是知道不能实现，一旦知道不能实现，就会非常解放，非常珍惜，而且彼此之间不会有太多的压力。如果要期待永恒的话，各种细节都很敏感，风吹草动都会受影响。

男青年也知道，这个女孩子作为一个殖民者的孩子不可能嫁给他；而女孩子也知道，他要跟另外一个家族规定的女人结婚。因为都知道，所以他们就走出了常规的从初恋到成熟的恋爱、最后结婚这么一个轨道。

在我们中国社会，很多人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会开始，因为知道这个开始后面是没有结果的，但实际上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特别特别优美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里面以后会大量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面对？我们需要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在生活里面给这样的情感一个空间。

我们一生其实活得非常地朦胧，我们不知道自己最高能做到什么，最低能做到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在对自己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度过一生的。但是，初恋有时候会推动你去触摸激情，看看能不能达到，你终于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人。

《都柏林人》/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 沈东子、米子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21-6

像乔伊斯写《都柏林人》，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有15个故事，其中第四篇叫《伊芙琳》。伊芙琳这个女孩子过的是一种很平淡的小市民生活，后来她爱上了水手弗兰克，弗兰克要带她去南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打开一个新的生活。伊芙琳就特别高兴、特别兴奋，要摆脱原来这些灰蒙蒙的日子。

我们在恋爱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初恋显得人好像焕然一新。在这个焕然一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过那些困难、压力。所以那种启动很快的初恋往往很不靠谱，没有把这些东西真正地在心理上消化一下。

伊芙琳跟弗兰克约好，第二天早上灰蒙蒙的天，两个人朝着码头跑了。码头上人山人海，弗兰克被人流冲到前面，伊芙琳在后面一点点距离。她只要跨过一个栏杆就可以上船了，结果没想到就在栏杆那个地方，她扶着那个铁栅栏，一步也迈不动。这是有高度象征性的，跨过这一步以后，新的世界是完全不知道的，而原来那个生活尽管很差，但是是可知的、可预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可依赖的。

我们很多人就会卡在这个关键口上，宁可过那种在自己心里面落满灰尘的生活，也不去打开有点惊心动魄的新世界。

伊芙琳在那一刻非常绝望，她扶着栏杆，看着弗兰克。弗兰克回头看她，说伊芙琳，快来快来快来。结果他看到伊芙琳的眼神里面没有什么惜别之意，甚至也没有一丝爱怜的神色。当然，伊芙琳也明白了，自己做不到这样一种向远方的生活，因为以往的二十来年，已经在内部把她的灵魂给消蚀掉了，所以只有在脑子里浅浅的一层愿望使她要私奔，但是真正行动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了，而这正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状态。

“她对他板起一张惨白的脸，无可奈何地，恰如一只走投无路的动物。她茫然地瞅着他，目光中既没有恋情，也无惜别之意，仿佛望着一个陌路人。”

——《伊芙琳》

我们很多人在谈爱情，谈向往，那不过就是谈谈而已，真正要去动是动不了的。真正要去动还是要找那个现实的，还是要找车子、房子。如果知道了自己的极限，内心深处也就甘心了，那就建设一个小生活。这也是让人有点伤感、但是可能在某个历史阶段普遍存在的状况。

错爱来自想象

错爱往往就来自你的想象，来自你对爱人的那种设计。

错爱有时候的来源不一定是对方不好，而是我们自己脑子里的前置图景有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成长过程，小时候的阅读过程，会在心里建立起一个理想爱人的基本想象。

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如果是高度贴合你原来的那个想象，你会迅速地爱上他。但是问题就在这个想象，你要实现的爱情往往不是真正地爱那个人，而是爱自己对于爱人的那种设计。

这个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跟你的想象有点小叠合，但你会完形，就像格式塔心理学里提到的，你会把小小的一点给它构造出来一个更大的整体，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来：“他是一个……”，其实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错爱往往就来自于这种脑子里的前置图景。

《和莎莫的500天》剧照

我们看马克·韦布拍的《和莎莫的500天》，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男主人公汤姆正在开会的时候，看莎莫进来了，汤姆一看到这个女孩子，忽然觉得她就是自己一直期待的人，看她的样子，非常独立。如果他看到了其他看不见的那部分的话，他会迅速地离开她，但是他看不见。

他看不见什么呢？他看不见莎莫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所以莎莫内心里面对婚姻是一点都不相信，对爱情也是一点不相信的。莎莫有一个本事，她喜欢一头长发，她的头发长得非常好，但是她最大的能力是想把它剪掉的时候，就丝毫不犹豫地把它剪掉，这个剪掉的能力很可怕。

很多人在现代社会里面，告别的能力远远大于相爱的能力。但汤姆不知道这些。一次唱歌，莎莫唱了一会儿以后忽然就让汤姆去唱。结果汤姆唱的歌莎莫很喜欢，两个人就在这个瞬间忽然觉得靠得很近，所以后来走到一起。

但是之后就不一样了，因为莎莫本身其实是不相信爱情的，不相信爱情的人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恋爱的时候他可以一会儿很热烈，一会儿也可以无所谓，这种起伏不定对汤姆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跟他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就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电影结局，最后莎莫毅然跟汤姆分了手。分了手以后，汤姆以为她是一个不会结婚的人，没想到她很快就和一个不爱的人结了婚。对莎莫的世界来说，结婚、恋爱不是一个要深情投入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虚无缥渺的东西，这是汤姆完全不了解的。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我在飞。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跑，那么快，就像超人。渐渐地面变成了陡峭的岩石。我跑得太快了离开了地面。我飞起来了，很奇妙，奇妙且真实。感觉很自由，很安全。然后我明白了，我是一个人。然后就醒了。”

——《和莎莫的500天》

我们现代社会里面人是彼此看不清的、碎片化的，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都是瞎子摸象一样地以一个片段去判断这个人。用这种格式塔心理的完形，你充满了失望。这个失望就在于你的前置图景跟这个人后来呈现出来的东西越来越不一致。你又不能不爱，不能说把一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再跟他相处。你只有跟他爱起来才能看见完整的他。

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大的悖论里面。所以有些人就感叹，怎么这个男朋友以前跟现在完全变成两个人了，其实他就是那个人。

接纳自己的前任

前几年我回忆原来在云南插队的那个傣族村，回去以后一切都很新鲜，变化很大，其中有一个当地农民跟我说的事情，我特别感慨。

原来一起在傣族寨子插队的时候，有一对昆明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年龄比我们大。女的是昆明那个学校的校花，很漂亮，男的很会说话，然后两个人成了一对夫妻。但是后来矛盾就越来越多，经常吵架，还不断地互相控诉如何如何，最后就离了婚。我前几年回到那个村寨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每年的火把节和春节，总是有三个人一起来到这个村寨。

这三个人是谁呢？一个是当年那对离了婚的夫妻，还有一个人是那个女的后来的丈夫。就这样三人行，每年来，看着他们特别地和谐，特别地融洽。但是我自己就想，如果我是那个前夫的话，这种事情我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们对于生活的接受承担，对生活最后的那种修复，可能更具有一种朴素性，不那么苛刻。你能容纳这样的情境的话，你的生命就比较完整，你就会对以前的走过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温度的保持，不然就变成一团糟的一个过去。文学里面也是这样。

台湾有一个作家吴念真，他的小说集我是特别喜欢看，我有时候给研究生都一人送一本。

《这些人，那些事》里面收了大概15篇左右他的短篇小说，这里面有一篇《重逢》写得很有意思。

《这些人，那些事》/ 吴念真 著 / 译林出版社 / 2011-9

《重逢》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原来是个小老板，在他当小老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跟他一起打拼的女友，非常辛苦。公司后来办得有点起色了，人的欲望和野心就放大了。这个男人后来遇到一个女客户，有资本，而且会提供大量的订单。

我们人的脑子有时候不是太稳定的，随机性很强，他本来跟女友关系很好，但是看到这么一个富女人，会提供这样的商机和发展，女人也比较热情，两下一晃动，跟着那个富女人跑掉了。他的女友很伤感，最后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到。

但是没想到，这个小老板后来跟女客户关系又破裂了，公司越办越办不好，所以干脆做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一次在台北机场等候接客的时候，他忽然看见这次来打车的人原来是他以前的女友，心里吃了一惊，但正好排到他，又不能回避，幸好出租车里的灯光还比较幽暗，他希望前女友认不出他来。

前女友上了车以后就不停打电话，一会儿告诉美国那边的家里，说我已经到了什么什么，一会儿又打电话给澳大利亚的闺密，说我最近怎么怎么样。这个男人一看，幸好她在忙，如果一静下来盯住他就麻烦了。

车子终于开到目的地，原来是一个医院，实际上这个女人回来是因为她的父亲生病了，她回来看望。要下车的时候，女人忽然转身对他说，我一路上把我自己的情况都说清楚了，你难道就一句话不说？这个司机心里才一下子——非常非常地感动，但是也非常伤感。

你看这两个角色，男的显得有点小自尊，他的女友，按道理说，她是被伤害的，但是她看到前男友以后，她对他的那种温情，还是把自己心里的话、把自己的生活都愿意告诉他。所以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个前女友。这就显示出人生的一种宽厚，一种力度，一种心里面的善良。

不要把前任作为一个负能量存在，它是你生命中特别宝贵的一段，特别值得珍惜的一种存在。只有珍惜前任，才能相遇更好的现任，这是一个人生命不断向上发展的一个必然，它是人生不断地获得新生的特别重要的一种我们自己的抉择。

我们看台湾电影《一页台北》，男主人公小凯的女友去法国巴黎留学了，小凯的父母是个开小餐馆的，所以他自己的身份跟女友的身份立刻就拉开了差距。

但是小凯为了追上女友的前进，每天干完活就跑到诚品书店的分店，跑到那里去看法语书。他一定要抓紧学法语，将来跟女友之间才有这种语言的能力，以后到法国去也可以有生活的能力。

《一页台北》剧照

结果女友跟他越来越生疏了。这绝对不能单纯地怪女友，因为我们知道时间、空间的分离是非常厉害的。

分离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说一对恋人刚分成两地的时候，特别难过，因为原来两个人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细节现在突然没有了，一切变得空荡荡，然后自己一个人吃饭变得不行了，什么都不适应。

这样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渐渐地，自己学会了在空白里做点吃的，听听音乐，看看展览，出去看个电影，逐渐逐渐，那些时间就从空白里面开始活起来了。

过上个半年、年把时间，慢慢觉得一个人好像过得也还可以。再过一段时间，一个人挺适应了，彼此的需求就没有了。特别是你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就会遇到新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事。

小凯还在这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多么地绝望。原来还打打电话，后来电话打起来没两句就没话说了，每次打电话的时候语调都特别地深情，但是放下电话就很绝望。躺在床上，小凯默默无语，无依无靠。

后来在诚品书店小凯一下子遇到Susie，她是一个店员，特别单纯，业余时间在学跳舞。她看到小凯在这里，很少看到这么一个小伙子坐在书店的地板上，靠在书架那里，拿着本法语在学。她一下子觉得很吸引人。后来两下一聊，她说你为什么学法语，他说我的女朋友在法国。

Susie心里一凉，原来这么回事，嘴上说哎呀，好浪漫。因为女孩子都会这样，其实心里很伤心了，但是嘴上还夸奖你一下。

因为小凯要去法国，要借钱。他去跟黑社会头子借钱，结果产生了一大堆问题和风险，这些事情他和Susie两个人一起经历了。

到最后电影快结束了，终于小凯按照约定要去法国见女朋友，虽然他心里已经知道这份感情不行了，但是还是要去。作为一个男孩，怎么对待前任，这是非常庄重的承诺，原来说要去看她，还是要去。

Susie其实心里面就越发地喜欢他的这种单纯，喜欢他的这种坚持，喜欢他内心的那种朴实，他们在街头就重演了那一幕：原来是小凯送女友，现在变成了Susie送小凯。

《一页台北》剧照

两个人望着默默无语，因为此去不知道会怎样：一见面，说不定女友一下子又唤起往日回忆，两个人说不定又好起来了呢。这对Susie来说也是一个特别伤心的事情。

但是小凯走的时候，不像那种不负责任的男孩——隔着车窗说放心，我还回来，那就很庸俗了。小凯一句话也不说，就默默地看了她，然后车就走了。那个镜头非常好。

Susie回到自己的住处，一个人，孤零零的，然后倒了一杯水给自己，默默地走到窗前，望着台北，一片寂静。镜头一转，过了若干日子，Susie在那儿理书，忽然看见小凯当年经常看的那个法语书，看着看着，主题音乐响起来，Susie心里面生起那种又想念又伤感的情绪，因为小凯一直没回来。

这个时候镜头一转，小凯出现了。如果我来拍的话，我很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喊“咔”停住，另一边Susie还继续推着书车，不知道小凯的归来。

但是我们中国电影都有一个特点，一定要给人温馨的希望，所以小凯从书架的那一头远远看着Susie，叫了Susie一声，Susie没听到，推着车往前走。结果又走过一个书架，再叫她，Susie这一下听到了，回头一看——我觉得拍得也很好，她不是说喜出望外，而是心里是非常高兴，但是脸色是非常生气的。

Susie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推车自己走，把小凯急得一下不知道怎么办，再叫她，Susie憋不住了，才笑起来。

小凯对前任那么珍惜，他经历了那么艰难的一个心路历程，但是他保持了自己的纯度。所以后来他跟Susie交往，是跟原来完全不一样，没有花言巧语，但都是在寻常里面把整个心放出来、是那种两人之间的深深关切。

这个电影我觉得在中国电影里面拍得相当不错的，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情感、面对自己生活的变化，不需要人太成熟，只需要人纯净就够了。

“蘑菇阶段”的爱情

有一个大问题，年轻的时候恋爱，从整个人生阶段来说，又好又不好。社会学上把这个阶段定义为“蘑菇阶段”，什么叫蘑菇阶段呢？就是说你刚毕业，没什么身份，没什么影响，也没什么资源，你就像一个蘑菇，放在阴暗的地方，随便你怎么生长，长得起来你就很优秀，长不起来就溃败。

年轻时正好是恋爱的季节，但是正好又是一个蘑菇时段，所以这个时候相互之间就会产生很多期待和失望。那个蘑菇看着就是不像样子的，到底能不能最后长成一个很高大的什么，都不知道。而这时候人们对自己的期许又很高，所以期许和现实就有非常大的差距，很多人看着就不太着调，不像一个有远大前程的人。

一些著名的作品都写这个问题。像美国著名作家耶茨，耶茨是善于写孤独的。他的代表作《革命之路》里面，女主人公爱波是学戏剧出身的，后来和弗兰克认识。

《革命之路》剧照

弗兰克在二战末期当过兵，因为当过兵而光荣，给了他很多光环，后来上了大学，出来以后总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爱波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人，她觉得自己的追求也不一样。这两个人在一次酒吧的舞会上互相一看到，交谈了没两句，就发现非常对得上，然后就结婚了。结了婚以后要开始追求新生活，结果没想到还没开始追求，有孩子了。原来他们计划把这个孩子再往后排好多年。

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爱波实际上心里面也犹豫，但是弗兰克明显地就不想要。但是女性就是这样，我要不要是我的事，你说不想要那就太伤人心了。最后孩子生下来了，后来又生了一个，所以爱波一下子角色就被定位了。女性一被定位，她就没办法到社会上奋斗了。弗兰克变成在社会上打拼的人，但他在中层岗位上一直升不上去（一个很有能量的人一直升不上去，他就会充满了调侃型，因为他没有地方施展）。

最后爱波一看这样不行，她一定要叫弗兰克跟她一起，把房子卖掉，去巴黎。她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的那个地方做翻译，可以挣很多钱，让弗兰克不要干活了，就在那写作，她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当作家的料。弗兰克一听，好，好像两个人又要准备转折了。

刚要转折，突然弗兰克被上司叫去谈话，提升他了。男性有强大的权力欲，追求权力、追求地位，非常想往上升，所以很多人是表层的小资、表层的浪漫，因为他还没有被升；但如果一旦要被升了，在很多情况下，他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他就不由自主地陷入到现有的秩序里面去。所以弗兰克嘴皮上说还要去巴黎，实际上一听说要升自己，脑子里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把去巴黎的事取消掉。

他好像遮掩得很好，因为爱波又怀孕了，他就说先把孩子生下来，以后我们再怎么怎么样。但女性的直觉感是很强的，爱波心里一下子就彻底地绝望了，就知道这个男人实际上是完全没有一个向远方的能力，所以最后自己精神也垮了，后来跟一个一直在追她的男人也有了一夜情。弗兰克其实跟他们公司的一个女的也有一腿，反正整个生活就乱掉了。

到结尾的时候，爱波终于决定肚子里新怀孕的孩子不能要，因为这代表着跟弗兰克的感情彻底的决裂，所以她买了一套东西给自己流产，结果就大出血死掉了，就这样一个结局。

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蘑菇阶段，人是特别混乱的，也特别容易失望，而这个时候需要的一种坚强的力量又很难达到，因为人生阅历还是特别地少，所以我们经常就会有一种放弃、躲避，在这个过程里面，爱情不断地消失。

我们看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这也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小说。克拉丽莎年轻的时代，她的恋人是彼德，那个彼德多清新哪，每天早上从野地里摘出带着露水的野花，唱着歌来到克拉丽莎的窗前来看她。所以克拉丽莎特别开心，每天晚上盼望他来。

电影《时时刻刻》，改编自《达洛维夫人》

但是最后要决定婚姻的时候，克拉丽莎没有嫁给他，嫁给了城里的一个贵族达洛卫。因为彼德一直就是一个很新鲜的小蘑菇，一直没有自己的前程。

后来彼德一个人开始去航海，去远行。一直过了30多年，都老了，50多岁了，达洛卫夫人举行一个沙龙聚会，彼德正好回伦敦，正好来看她，他们两个人才相见。曾经的恋人，30多年以后见面，克拉丽莎就特别想知道他怎么生活的。彼德坐在沙发上，手里面玩弄着一个折刀，这是到处旅行的人养成的一个习惯。

克拉丽莎一看他这个样子，心里面就觉得幸好当年没嫁给他：他这个流浪汉的气质。但是当客人都走光了，她开始把一盏盏灯都关掉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就像一个骷髅，不断地被时光的虫所吞噬，每一天都差不多。她觉得当年如果是嫁给了彼德，那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打开。

“现在她不愿对世界上任何人说长道短。她感到自己非常年轻，却又难以形容地老迈。她像一把刀子，插入每件事物之中，同时又置身局外，袖手旁观。她看着过往的出租车，内心总有远离此地，独自去海边的感觉。她总觉得，即使活一天也极危险。”

——《达洛维夫人》

为什么前任会大部分出现在蘑菇时期？这个时期彼此需要特别大的支持，特别大的相互力量的输送，但是这个时候又特别地不明白，所以会产生那么多的问题。

30岁的新人生

生活里面，我们不可能永远处在舞台的中心，也不可能永远处在社会的核心地带。有时候我们生活的某个阶段会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状态，男性是在35岁到37岁之间，女性的边缘经常是在30岁。

心理学研究发现，女性有两个危险年龄，一个是16岁，一个是30岁。16岁是青春期的开始，女性的好奇心比男性强得多，面对各种各样的东西，心里面越畏惧、越刺激，越想挑战，太多的第一次就会克制不住地要去尝试，所以很多危险就在这个阶段开始出现，当然也有很多新的开始。

而在30岁，接触过很多人，经历过几次恋爱，然后结了婚，有了孩子，在一切都好像成了模型的时候，我们忽然会对这个东西有怀疑。因为后面再开始新生活还有时间，但再过几年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就会强烈地有一种“是不是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的想法。

到底是顺着前面30年一路惯性下去，还是后面重新打开一个人生，这可是一个大选择，所以我们就处在生命的两个边缘，一个是过去的30年的边缘，一个是未来的还没打开的边缘，就处在这么一个30岁的夹缝里面。

生活就是这样，其实按道理说，如果撇开传统世俗观念的话，30岁本应是一个黄金时期，前面有那么多的人生体验，又有新的空间，可以把生活变得更好。原来没有努力过的，没有百分之百投入的，我现在可以去投入，我的全部生命有了方向了，心无旁鹜了，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好。30岁理应是这样的一个时期，结果现在变成一个摇摆不定的事情。

热内的《天使爱美丽》，我们就很喜欢。艾米莉在前面30年一直都过的恍恍惚惚的，因为她从小家里就不重视她，所以她自己就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显得很不成熟。

她后来无意中在墙洞里面发现了一个盒子，就觉得肯定是以前住在这里的人放在这里的，她生活就有个目标了，她要去找到这个主人，还给人家。

她找到主人之后，发现一个相册，是一个性商品商店的男店员尼诺的相册，那个相册里面很多都是重新整合过的撕碎过的照片，然后被拼合起来。艾米莉特别喜欢，一个人有能力把撕碎了的生活又再找回来，而不是抛弃它，艾米莉觉得尼诺是她心里要找的人。

”艾米丽突然感到莫名的温馨，心里畅快无比，光线柔柔的，空气里也透着芳香。城市轻轻低吟，深深吸一口气，人生本来就是简简单单。“

——《天使爱美丽》

镜头一转，街道的一个铁门上贴着一张大纸，上面写：“没有你，良辰美景向何人诉说？”

《天使爱美丽》剧照

生活以前是一堆碎片，到了30岁，我们把它整合了。因为一个年轻人肯定要做傻事，到了后来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30岁，应该是把破碎的照片重新贴合起来，重新开始的阶段。

30岁，处在两个边缘中间，你如何渡过这一段时间特别重要。当我们认识到30岁的重要性，就不要怕到30岁。很多人一听说奔三了，心里就紧张得要死，其实那是奔向你的黄金时期，奔向你的生活再造的一个时段，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年龄段。

5月25日（周三）晚上20：15-22：00，我们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梁永安，做客凤凰网「文化直播间」，一起聊聊文学、电影与爱情……

梁永安，复旦大学人文学者、作家、译者、旅行摄影师。

      ⽂学博⼠。复旦⼤学⽐较⽂学与⽐较⽂化专业副教授。长期从事⽐较⽂学与⽐较⽂化研究。

韩国梨花⼥⼦⼤学⼤学客座教授、⽇本神户外国语⼤学客座教授、⽇本冈⼭⼤学客座教授、美国波⼠顿⼤学客座教授。

《与西⽅思想⼤师对话丛书》主编 、《⼆⼗世纪西⽅⽂学批评丛书》副主编。

出版学术著作：《中国当代⽂学批评史》《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重建总体性——与杰姆逊对话》《缪斯琴弦上的猫头鹰》；长篇历史⼩说《王莽》；⽂化随笔集《别样的⼼情》《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 翻译出版外国⽂学名著《⽩鲸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