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作家是疯子或被放逐者，是不同于牧师和调酒师之外的第三种人

好打扑克的刘震云，比男作家还能吃的王安忆，“不爱财的书呆子”格非深夜被入室盗走一枚欧米茄，被电话里的陌生女人调戏到脸红的苏童……在作家叶兆言笔下，他的这些作家朋友们在日常中朴素、善良而可爱。同样，他也见证着一批当代作家为了创作的努力与牺牲——“当一个地道的作家，就得货真价实地干活。”

阅读叶兆言笔下的“闲话当代作家”后，或许我们也并不能通过作家生活中的形象去了解他们的作品，就如下文中王安忆所说，“作家是什么，也许永远也说不清。作家是疯子或被放逐者，是不同于牧师和调酒师之外的第三种人。作家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布道，他技艺高超，与世隔绝，在别人的理解或误解中得到永恒。”

下文摘选自《生有热烈，藏与俗常》，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闲话刘震云

“他是我们这茬作家中最机智的一个人”

刘震云，作家、编剧，代表作《一日三秋》《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温故一九四二》等

我也许永远不会明白刘震云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也永远不明白他什么时候说假话。他总是用说真话的表情说假话，用说假话的神态说真话。他是我们这茬作家中最机智的一个人，谁要和他斗，便是找不自在。

我和刘震云第一次认识，在一次发奖大会上。只能算认识，大家匆匆照了个面，好像话都没说。分明他的架子大，可是以后互相见了，他却先发制人贼喊捉贼，反咬一口说我的架子大。这是他惯用的伎俩。见了谁，挺客气地先喊一声老师，态度绝对诚恳。你若是不好意思接受，他会很谦虚地说：谁都可以是我的老师。你若是反过来喊他老师，他立刻严肃地问你是不是真觉得他是你的老师，如果你说是的，那么从此以后，你就真成了刘震云的学生。苏童便是经过这么一段对话，正式成为他的弟子，我们在一起说笑的时候，刘震云常常不动声色地说：“对你的世侄，不用讲那么多客套。”我的世侄，自然是指苏童，由于刘震云的伎俩，我很轻易地大了苏童一辈儿。

有一次开会，我和苏童住一个房间，刘震云突然闯了进来，勒令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写完了，他义正词严地宣布，这张纸将送去制版，我和苏童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一人给他所在的报纸写一篇稿子。

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慢慢悠悠地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名字都已制好版了，就等着我们的稿子，又说人宁可失贞，不能食言，你和苏童太不像话，竟然胆敢食言。我们于是赶快为他写稿，而稿酬因为有他在里边张罗，却是那一年里，我和苏童拿的千字最高的一笔，用刘震云的话就是，为哥们捞两个钱，有什么臭架子好搭的。

刘震云在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中饰演一名情痴

从刘震云打扑克的牌品上，也很能看出他性格的一方面。譬如我打牌，就是典型大爷脾气，能赢不能输，真正属于那种输不起的一类。哪怕别人故意让我几招也乐意，反正一输牌我就不想再打，连着几副臭牌，立刻溃不成军全无斗志。我的输赢全写在脸上，刘震云便太难捉摸了，他不仅胜不骄败不馁，而且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反正和他一伙的人，都必须做好孤军作战的准备，因为他随时准备开溜，自己先当了上游再说。

我们打扑克的时候，他和王朔还有池莉老是组成京鄂联军，向江苏作家挑战，然而输的常常就是他们。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刘震云动不动就抛弃了王朔和池莉。当上游最多的是刘震云，只要能摸到一手好牌，他就很诚恳地对王朔说一声：

“对不起了王爷，寡人先走了。”

他这一溜走，剩下保护池莉的担子，自然而然地由充满骑士精神的王朔去扛，因此王朔的下游无疑最多。做了上游的刘震云很冷静地抱着膀子，在一旁看别人垂死挣扎。

刘震云是河南人，在我的印象中，河南人身上既有帝王之气，也有土匪之气。这两股气息糅合在一起，能造出一种绝妙的人杰。刘震云身上经常体现出一种玲珑剔透的聪明来。之前在上海，一大群感觉良好的作家，纷纷被按倒在皮沙发上，接受上海电视台“今晚八时”的专题采访。

在摄影机的扫射下，大家都尴尬和紧张，振振有词同时又有些语无伦次，侈谈大作家和大作品。轮到刘震云发言，突然冒出一句语惊四座：“现在就要说诸位是大作家，恐怕太早。”他的话仿佛冬天里的一大盆冷水，立刻让许多人感到突兀和不自在，尤其是某些在场的曾经一度十分红火的老作家，因为电视台主持人正是这么向观众介绍诸位作家的。

刘震云故意让自己的话出现长时间的中断，然后轻描淡写地补了一句：

“当然，现在就说大家一定不是大作家，这话也太早。”

这是典型的刘震云式的机智，可惜电视正式播出的时候，这一段被无情地掐掉了。专题片拍了一个多小时，最让人感到开心的，就是刘震云这两句暗藏杀机和禅机的开场白。

闲话王安忆

“王安忆也许是女作家中最健康的一位”

王安忆，作家，代表作《长恨歌》《天香》《桃之夭夭》等

王安忆在文坛上无疑算是一员老将了，不是因为年龄大，实在是文坛上出风头的日子太长。中国的青年作家中，她可能是最经得起折腾，也是最经得起挑剔的一位。当人们谈起文学的现状时，她显然不是一个能够忽视的话题。十几年前，南京的一批青年物以类聚，凑在一起搞了个同仁性质的文学刊物。因为年轻，难免气盛。加上几位写小说的，如李潮和徐乃建，当时在国内已有反响，害得我们这帮年轻人一个个都轻狂得不行，好像天下的文章就我们能写。记得那时聚在一起，常常把一些小说写得正红火的作家们，贬得一钱不值。

有一次，李潮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对我说：“兆言，不得了，现在新冒出来一个女作家，比徐乃建写得更好。”

这在那个年头，是一个了不得的评价，李潮的口吻中饱含了真诚。李潮不仅告诉我，这人的小说写得好，而且说明她是谁谁谁的女儿。王安忆的母亲和我以及李潮的父亲，是同一辈作家。在不知道王安忆的时候，我就听父辈们一边喝酒，一边以论英雄的口气谈过王安忆的母亲。我想王安忆肯定有和我一样的共同点，这就是写作之初，我们总是摆脱不了是谁谁谁的小孩的注脚。我们是在上辈的树荫下开始出道的，也许今天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茹志鹃这个名字，已经不知道当年让茅盾老先生盛赞的《百合花》，但是文学史上这些事全记录在案。

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右）

我发表小说虽然有十几年，但事实上一向不太注意别人的小说怎么写。偶尔读到一两篇得全国奖的作品，只是感到好笑。最初对于王安忆也一样，除了知道她是个十分红火的女作家，对她的作品所知甚少。刚开始是上大学，不是外国小说不会去读，以后又读研究生，又因为论文的缘故，不得不玩命地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老实说，我所以后来会特别注意她的小说，不仅仅是由于她小说写得好，而是她对我的成名起的重要作用。

作家成名可以有许多途径，有人一炮而红，还没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已经仿佛被全世界都知道，有的人却注定要经过一番磨难，甚至直到死后才被世人认识。我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曾经饱尝退稿滋味，吃尽无名作家的苦头。那时候，人虽然有几分狂傲，努力要写一些和别人不同的东西，然而稿子只要寄出去，很快就会被原稿退回。一段时间里，我非常羞于投稿，退稿弄得我信心全无，又害得我发誓要写出一鸣惊人的玩意儿来。我一边坚持不懈地写着稿子，一边做着完全不现实的成名梦。退稿只要迟回来几天，我便开始痴心地注意投稿刊物的预告，梦想着或许会在目录上突然出现我的名字。

连续五年没有发表一篇小说之后，我写了《悬挂的绿苹果》，为什么写这样一篇小说，现在已很难说清楚。也许是为了赌气，越是发表不了，我越是要写作。也许囊中羞涩，不得不考虑养家糊口，当时我和妻子的薪水加在一起还不足一百元，可爱的女儿才一岁，万一能侥幸发表就能变成钱，这是所有写小说的人无法回避的俗念头。偏偏这篇小说阴差阳错，竟然发表了出来，换了四百多块钱，我立刻毫不犹豫地搬了一台洗衣机回家。

王安忆是第一个为这篇小说叫好的女作家。有一天我去《钟山》编辑部，人们纷纷告诉我，说大名鼎鼎的王安忆写了一封信来，其中有一段专门表扬了《悬挂的绿苹果》。这封信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大红大紫的人，她的话对许多编辑有很强的穿透力。人们也许未必真心喜欢这篇小说，但是王安忆说这篇小说好，别人就会真以为这篇小说不错。

我研究生毕业以后，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第一次去上海组稿，便去拜访了王安忆。我没有当面向她表示谢意，想说也说不出口。反正就是胡乱聊天，既谈小说，也不谈小说，然后在她家里吃了便饭。她住的房子不大，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上海人的居住困境。那次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她有着良好的食欲。有一个好胃口是做人的福气。

一个月前，在南京举办的城市文学讨论会，最后有一顿自助餐，我因为逃会而没有去，在南京作家中最能吃的费振钟，事后用吃惊的口吻告诉我，那天王安忆吃的竟然比他多得多。那是真的吃惊，费振钟用手比画着盘子尺寸，连连摇头。王安忆也许是女作家中最健康的一位，在中国女性当中，她几乎可以算是人高马大。她不是那种小家碧玉的南方女子，她的健康气息总是不停地散发出来，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她的做派都很大气。

王安忆私下里说过的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她认为优秀的作家，不是布道的牧师，也不是技艺高超的调酒师。作家是什么，也许永远也说不清。作家是疯子或被放逐者，是不同于牧师和调酒师之外的第三种人。作家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布道，他技艺高超，与世隔绝，在别人的理解或误解中得到永恒。

闲话格非

“格非不会像我那样叫人抢了就抢了，

他一定会奋起反击”

格非，作家，代表作《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等

格非曾经写信告诉我，说小时候得过一种怪病，那就是什么水碰到身上都烫，即使是凉水也如此。优秀的医生也许能说出所以然，不过大多数医生对于这种怪病，恐怕只是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听了目瞪口呆。不是什么病医生都能看好的，有的病自然而然地就好了，说是说不清楚的。

格非写信跟我谈这些，是因为我也和过去的他一样，正被一种很怪的毛病缠身，看了好多名医生都不见效。举例来说，我和朋友一起去洗桑拿浴，朋友热得吃不消，一次次出去冲凉，可我自始至终舍不得出汗，结果所有的热量似乎都到了头发上，摸上去烫手，和我一起去的朋友赞叹不已，连声说我是异人。当然这种异，其实是怪吓人的，格非写信给我，目的就是以身说法，用他自己的事例安慰我。

在文坛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里，余华、格非、苏童，还有我，常常被放在一起议论。台湾出我们的书，宣传广告上也是这么写的。其实这几个人都比我小，也比我更有才华，尤其是格非，比我小了足足八岁，他成名的时候只有二十二岁。那一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迷舟》，这是一部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好作品。

我最后认识的也是格非，那是去山东领奖，心仪很久，一见面就好像成了老朋友。记得是在一家很不错的宾馆大厅里，格非孤零零坐在那儿，寂寞无比。见了我们，就像是见了久别的亲人。江苏作家人多势众，出门领奖，很少孤家寡人，动辄一帮一伙，这次我之外，还有周梅森和范小青。格非见了我们，连声说总算见到你们了，又说自己人虽在上海，却是江苏镇江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怜格非坐着硬座，千里迢迢赶来的，到济南已是半夜，不忍心让东道主来接他，将就着在车站前的草地上躺了半夜。夜里凉，格非竟然没有感冒。问他为什么不买卧铺票，回答说是买不到。

1993年的格非

在海南，《花城》的主编曾对我说过，你们这几个先锋派，没想到会这么老实。他的话当然有所指，作为主编，他肯定不止一次接待过不那么老实的作家。这年头，作家的活儿不一定写得怎么样，大摆作家臭架子的，却大有人在。毫无疑问，格非的小说属于第一流，但是他从来没有架子，不仅没架子，而且没能耐，连张卧铺票都搞不到。

在一次发言中，格非很诚恳地谈到自己一年的总稿酬是多少，他觉得这个数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已经足够，因此作家不应该为了钱，而放弃写作的原则。会上和会后，大家都在议论，觉得格非太书呆子气，他所说的那点稿酬根本就不算多。人们的普遍心态，都是觉得房子永远少一间，工资永远差一级，说钱已经足够了，不是书呆子还能是什么。

格非有一块很昂贵的欧米茄手表，是老丈人出国带回来的礼物。我们曾在一家手表店做过比较，那种远不及他那块表的，也要卖好几千块钱。蓝星笔会期间，在三亚一家挺像样的宾馆里，我和王干住一个房间，格非和余华住一个房间。有一天晚上，王干和余华为谁的围棋段位高，大打出手难解难分，于是格非只能逃到我房间来。晚上临睡觉时，我这人马大哈，忘了将锁已经有些坏的门锁上，结果天快亮时，三名小偷溜了进来。我被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睡意蒙眬中，还以为是格非起来上厕所，后来又以为是他在找安眠药。安眠药放在我的裤子口袋里，我转过身，刚想和他说话，却看见枕头边站着两个陌生人，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站门口的另一位已向我扑了过来，手对着我潇洒地一挥，一大团气雾劈头盖脸，我只感到眼睛疼喉咙痛，差一点窒息，看不见也说不出话。格非被我挣扎的声音惊醒，尚未坐起来，便享受了和我同样的待遇，立刻被掀翻在床上。

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我当时就明白是遭劫了，格非以为是有人在和他开玩笑，气愤地说：“太野蛮了，怎么能这样？”

这次遇险，我和格非一人损失了一块手表。我的是块旧电子表，扔了可惜，偷了不心疼，格非可就惨了。事后，警察赶了来，是位穿便衣的局长，溜之大吉的小偷当然抓不到，我们却不得不老老实实像写小说那样，坐下来写下事实经过。很多人都跑来问我们，一边问，一边笑，不相信我和格非的遭遇会是真的，因为这件事太戏剧性了。在报上也见到过，真出在自己身上，甚至我们都有些怀疑它的真实性。那喷向我们的气雾，可能是进口货，供女子防身用的，也可能是“敌杀死”，反正那滋味不好受。

格非后来很紧张，说如果真知道是小偷，很可能出于本能，跳起来搏斗。余华曾对我说过，格非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常常在街上为了打抱不平，会和别人动手打架。勇敢是一种本能，就像我的本能是懦弱一样，格非不会像我那样叫人抢了就抢了，他一定会奋起反击，我们显然不是那三个小偷的对手。

闲话苏童

“更像一位误下赌海的失足少年”

苏童，作家，代表作《黄雀记》《妻妾成群》《碧奴》等

苏童戴着眼镜打麻将，最能反映出他的特征。一戴上眼镜，给人的感觉是老气横秋，一本正经。这是一个小孩子在冒充大人，尤其到了摸关键的牌时，他更像一位误下赌海的失足少年。麻将桌上的苏童谈不上儒雅，一输了也喜欢骂别人，当然更喜欢骂自己，然而无论怎么骂，他还是一个憨厚的男孩子的模样。

好几年前，《上海文学》的吴泽蕴来南京组稿，因为住在锁金村，离我们的距离遥远了一些，带信让我们去见她。我和苏童骑车去了，回来时，绕道中央门的南京商场。那时候的南京商场刚刚开业，号称本市面积第一大商场，东西多，人也多。正是通过那次逛商场，我发现苏童有很强的购物欲。那时候的苏童还谈不上大红大紫，只是一个手头不宽绰的文学编辑。他流连于电冰箱柜台，细心研究着不同的牌子，比较价格和式样。他的认真和专注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以后，我时常在苏童的小说中，读到这种男孩子对物质世界的由衷迷恋。一双回力牌球鞋，一台老式的木壳收音机，一个装着香粉的小盒子，那种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向往。

苏童最好的小说是描写少年。他文集的第二本就干脆命名为《少年血》，这是个带几分矫情，同时又带着几分童真的小说集。书的封面上，苏童写道：“我知道少年血是黏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少年情结是苏童小说最重要的内容，稚朴、向往、迷恋，少年的血在血管里不安分地流淌着，所有这些都不同凡响地构筑了苏童小说中的人文景观。也正是出于这种对苏童的偏爱，我还是认为苏童的《城北地带》是本好书，而且前半部分或许比后半部分更好看。

男孩子的可爱，恰恰同女性的少女时代更具有诗意一样。这是一个会被文学所忽视的话题。 当我们谈到红颜已老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的是女性，是那些曾经如花似玉的女孩子们。苏童的小说让我们想到了男孩子的意义。女权主义者一定意识到了，人们过多地谈论女性，恰恰是因为谈论者采取了男人的视角，红颜已老、明日黄花只是男人的感受，是男人的感叹，或者说是为了男人的感叹。苏童的小说无意中为女权主义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可以探讨的文本，或许也是苏童的小说为什么会受到女性欢迎的原因。

苏童本人和他的小说一样，他看上去就是个大男孩子。不止一位女作家说过苏童是个很不错的男孩子。那一年开青创会，我和苏童住一个房间，有一天晚上，有个女人打电话进来，约苏童到楼下咖啡厅去坐一会儿。这是一个神秘的匿名的电话，我就听见苏童反复地问：

“你到底是谁？”

电话里的女人显然在捉弄苏童，她告诉苏童自己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敢不敢下去。苏童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是怕，但我不知道这么晚了，你要找我干什么。”

电话里的笑声让我相信那女人绝不是一个人在打电话，很可能有一大帮女人。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男人和女人开一些这样无伤大雅的玩笑，而思想解放的女性先驱也开始拿男人当作了娱乐对象。我想苏童那天晚上，心脏一定像初恋的小男孩子一样跳个不歇，挂了电话以后，他虽然若无其事地笑了，而且还骂了一句粗话，但是脸却像块红布似的不可遮挡。

左起：苏童、余华、叶兆言

我和苏童有许多一起出门的机会，安排我们住一个房间是经常的事。中国特色的笔会，说穿了就是一些不花钱的公费旅行。我最不习惯的是要记住随手带房门钥匙。宾馆里的钥匙总是附带着一块很大的塑料牌子，弄不好就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按惯例钥匙都是苏童带的，他自我感觉比我更有头脑，而我也趁机落得省事，出门时大声叫着：“苏童，钥匙！”他立刻跟班一样应着：“知道了，没问题。”

苏童是个爱整洁的人，即使住在宾馆里，也喜欢收拾得干干净净。有一次他似乎有些忍不住了，当我声明自己最怕整理房间时，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发现你是蛮喜欢摊的。”摊这个字在吴语中意味太乱，邋遢，到处乱放东西。苏童是苏州人，这是他难得露出的几句苏州腔，当然是经过普通话修饰过的方言。

苏童的可爱之处是他保留的一些男孩子气。 我们出门在外，最怕自己动手洗衣服。因为时间都不长，我不到万不得已，不换衣服。每次出门，只带一两套备用的，到笔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才换上。天冷没问题，天热便有些尴尬。苏童这一点上和我一致，不过他习惯于两套衣服交替着穿。晚上要去参加舞会了，换衣服前闻一闻，哪套气味小一些，就毫不犹豫地穿哪一套。苏童的绅士风度好像也更带着一种孩子气，他现如今已经很阔了，常常会说一些让锦囊羞涩的人生气的话，譬如花很多钱买了一双鞋子，然后非常矫情地说：“这不贵，一点都不贵呀！”别人说这种话不可原谅，苏童说了只觉得他可爱。

之前在上海，我们从宾馆去《收获》杂志社。一辆来接的小面包车坐不下，我便带着自己和苏童的行李坐出租车去。下车时，我忙着跟熟人打招呼，结果出租车把我们的行李都带走了。这样的洋相，经常出现在我的身上，等我想到，出租车早没了影子。这时候，苏童坐的面包车姗姗来迟，大家都很着急地问他行李里有没有贵重的东西，他好像早就会料到我要出差错一样，笑着说：

“我怎么可能那么幼稚，叶兆言这人，哪能让人放心。”

果然他有一笔刚到手的稿费，数量还不小，不过是随身带着，因此安然无恙。附带说一句，那行李后来也找到了，《收获》杂志社不得不专门派人去取。

本文节选自

《生有热烈，藏与俗常》

作者：叶兆言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时代华语

出版时间：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