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门口卖的羊肉串太好吃了”

出自母亲之手的饭食，是世界上最好的饭食。因为那饭食里，不仅包含着一个母亲的深情，也潜隐着一个人的童年秘密。

在作家蒋韵的《北方厨房》中，那些灯光下的温暖家宴，厨房里的治愈秘方，构筑了一条隐忍无声又温柔敦厚的母系链条，保证爱完整纯粹、毫无损耗地传递下来。而小小的厨房，又是见证社会起伏的一个微小切面。

不久前，我们与作家蒋韵和其女儿、作家笛安做了一场以“北方厨房里的亲情和味道”为主题的直播，围绕她们的家族史、母女二人的共同回忆和各自喜好的食物展开对话。以下为文字实录。

01

小时候最爱吃的，都是家里禁止的

凤凰网读书： 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是因为我手里的这本《北方厨房》，看到这样一个书名，我是带着一份轻松的期待去读的，以为里面会写到让人很馋、会流口水的食物，就跟我们看《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一样。其实不仅如此，里面是用食物串起了一件件、一个个或温暖或伤感的人和故事，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好像也跟着蒋老师穿越漫漫的接近70年的时间，在历史中行走。那么首先还是请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吧。

蒋韵：《北方厨房》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外，平时我写非虚构散文很少，更喜欢写小说。最开始我看了一本书《好吃的哲学：萨瓦兰美食圣经》，推荐语说萨瓦兰有世界上最大的肚子。他的名言是：“告诉我你吃什么食物，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句话挺吸引我的。看这本书时，我就在想，有这么神吗？萨瓦兰是200年前的法兰西人，他能知道这一两百年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吃什么和喜欢吃什么是不一样的，我喜欢吃的东西未必能吃到，我被培养成什么样的口味，某种意义上也不取决于我的好恶。在人类生存现状和历史长河当中，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思考。

法国美食评论家布里亚·萨瓦兰

所以我就想，我要是告诉萨瓦兰先生，我这大半生吃什么样的食物，我的家人、我的亲人吃什么样的食物，他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当时我其实带着“挑衅”的心理。这里面我可说的话太多了，于是就想写一本跟食物有关的书。当时没有想写这么多、这么长，后来觉得一篇文章不能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全面，因为这一段我有记忆的亲人的历史，至少差不多八九十年。

近一两年我的小说都在写记忆。为什么写记忆？2019年的时候我出了一本书《你好，安娜》，这本书的后记里说，这是我献给我母亲的书。我的母亲在七十八、九岁的时候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她经历了十多年的煎熬。我母亲以前称得上女中翘楚，非常精明、强干、聪明，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母亲会变成一个失忆的人。我在母亲身上看到的最可怕的事，是知道了记忆有时候是先于生命死亡的，没有记忆的生命是绝对黑暗的，特别可怕。所以我身上也有我母亲的记忆，我有一种紧迫感，有一种恐惧，我这一两年记忆迅速地衰退，在这样的紧迫感下，我要抢救我曾经拥有的那些记忆。

我不知道记忆有没有意义，我不知道没有记忆对于生命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也不能体会我母亲当年陷入黑暗之中的痛苦。这些对我来讲都是特别害怕的事，我必须要抢救出来，我写的这些东西都和记忆有关，抢救记忆，也叫追忆似水年华，我的似水年华。

作家蒋韵、笛安母女（图源：时尚芭莎）

所以这本书的开始的确有些“挑衅”，我想跟萨瓦兰对话。然而开始写的时候，我沉浸在回忆中，这时萨瓦兰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退场了，他起到了把我引到这个记忆、用食物记录我的生命史和家族史的作用。对于我个人来讲，失忆是那么可怕的事，一个民族如果失忆也很可怕，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凤凰网读书：看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真正怀念的从来都不是美食，而是跟美食有关的那些人。

比如，其实我妈妈做饭不太好吃，逢年过节，遇到重要日子，她经常让我三姨来家里做饭给我们吃。我三姨做完我们家的大菜，再回到自己家做饭。但是我在北京有时候生病了，会很想念我妈做的一种特别软的、应该是煮得比较久的面条，打个鸡蛋，上面放一点香油，觉得如果能吃上那样一碗面条，我就会觉得舒服，但因为我妈在老家，所以我是吃不到的，那我想，这时候我其实想念的是妈妈的温暖、家庭的温暖。

蒋韵老师和笛安，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常会惦记、经常会想念的食物？

笛安：其实我第一个记忆深处的食物，是我们小学门口那个小摊上卖的羊肉串。当时我们校长会拿着喇叭在主席台上非常严肃地说，谁都不可以去买那个羊肉串。因为卫生标准很可疑，价格好像才两毛钱一串，校长就告诉我们那不太可能是真的羊肉，所以不许我们吃，放学的时候还有带红袖箍的高年级同学在那边执勤，要抓偷偷买羊肉串的小朋友。

但我小时候觉得那个羊肉串太好吃了，就会想办法，想怎么可以突破层层禁忌去买一串。你想多可怕，学校说不可以，家里也不让，觉得学校说得对，那个不要买。我记得有一次，正好是星期天，星期天学校里校长他们是不上班的，但那个卖羊肉串的小贩还是会来，可能卖给其他的路人。那天我们几个小朋友、小女孩，都是那种特别馋嘴的，看他没有来，其中一个说，可能还没到时间。这个童年的画面我至今想起来还觉得特别尴尬，特别丢脸，也特别好玩，就是三个小女孩在那等着一个卖羊肉串的小贩来上工。

凤凰网读书：后来来了吗？

笛安：来了，非常地守受信用，非常地有职业道德。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这个卖羊肉串的摊主骑一个三轮车，他所有的装备，碳炉子那套家伙都在三轮车上装着。我们学校门口整条街有点倾斜，是个下坡路，我们就站在路口中间他平时出摊的点，看着他骑着车从坡上溜下来，好快乐。真的，就看那个卖羊肉串的车，对他说“加油加油”，我们觉得是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一开始三个小孩，后来变成六七个小孩排好队等着他出摊，你是第一个，我是第二个，我觉得特别快乐。现在想想羊肉串什么味道，可能就是那个味道，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羊肉串，而且是在所有人都不允许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对于食物的童年记忆，很多都来自家里的禁止。所以我现在也觉得，在一个幼小的人类的成长过程中，对于食物的禁忌太多可能也是不太好的，所以我现在对我女儿就没有那么多禁忌。我姥姥是大夫，禁忌特别多，她的“圣经”是《健康报》，看上面写什么东西不能吃，就说我也不可以吃了。

蒋韵与儿时笛安

蒋韵：我怀笛安的时候妊娠反应特别重，什么都不能吃，吐得天翻地覆。后来好些之后，我特别想吃盒子，北方的韭菜盒子，不是有油的，是我奶奶做的一种盒子，皮特别薄，馅特别满，没有特别多油。那时候我就特别想吃，但我奶奶已经没了，我也不能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我重现那个味道，至今是个遗憾。后来我也吃过很多人做的盒子，但都不是那个味道。其实还是想那个人。

凤凰网读书：您说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个时候如果妊娠反应大好像可以不上班，但其实现在，我经常在电梯里看到肚子特别大的同事还在上班，她好像都得到快生了才不上班，可能会担心工作的岗位没了，会更焦虑。

蒋韵：那个是因为第一我在高校刚工作，没有很多课，怀孕时我的活可以转交给别人做。第二，那个时候确实不一样，我们那个系主任来自北大，是一位很严谨的学者，从不取悦学生，但是对年轻人都特别好。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当时作为青年教师，刚刚入职，他让我们轮流上台演讲，交流学术体会，自己在旁边给我们每一个人倒水。所以我很幸运，80年代那个时候的氛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是黄金时代。他当时看到我那个样子，就吓坏了，说你千万别跟我们去学校，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把孩子生下来。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福，生完笛安七个月后，我才开始上班的。

02

年夜饭是给自己一年辛苦的酬劳

凤凰网读书：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书里讲到一个叫孔四先生的家里的长辈，他跟常香玉、梅兰芳都有很多交集，很想听您说说他。是不是写作也是帮您重新梳理自己家族史的过程？

蒋韵：是。我首先写到我的奶奶，我这辈子最爱的、在长辈里最亲的人就是她。我奶奶不识字，也很少说自己的事，但我就听我奶奶说过一句话，因为她爱听豫剧，就说“常香玉年年到咱们家拜年”，我觉得特别奇怪，当时也不太懂。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和你们这个时代不一样，这些事情也像笛安说的，是禁忌，家里人是不愿意讲的。

我只听奶奶说了这么一句，后来是看到电视剧《常香玉》里出现了我四爷爷的名字，他是里面的一个人物。当年常香玉还没红，是一个演员，好像被军官还是土匪恶霸看上了，想讨她做姨太太，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就给她出主意说，你去找孔先生，就是我四爷爷，我四爷爷就帮了她，最终她没有被抢走。所以她知恩图报，每年来看望，是有这样一种缘分。我四爷爷是医生，是河南最早的西医，他后来有自己的医院，也是当时河南省最早的私立西医院。但是我并不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演绎成分，都是从电视剧上看来的。后来我听我父亲说，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但那时候父亲年龄小，四爷爷也不会把这样的事情跟晚辈们说，我也没有看到历史里有清楚的记载。

后来听我奶奶说，梅兰芳到河南的时候跟我四爷爷照过相，俩人长得挺像的，也就是说我四爷爷挺好看的。我奶奶是从非常穷的人家里嫁到这样一个人家，她就在这样的家里主厨，操持一大家人的饭，平时肯定也有一些帮手，但最终的年夜饭是要自己做的。有一道甲鱼肚，实际上是特别费功夫的一道菜，其实就是肉皮，没有真鱼肚的时候用假鱼肚，因为北方是没有鱼肚的，当年也不像现在物流方便，想吃什么一快递就来了。那个鱼肚河南就有，后来我知道我们太原有一个著名的豫菜馆，里头也有一道红烧甲鱼肚还是黄焖甲鱼肚，所以我知道这道菜非常费功夫，我奶奶就特别会做。

凤凰网读书：书里还讲到奶奶主厨时期的一份年夜饭食谱，现在马上要过年了，今年的年夜饭是怎么准备的？

蒋韵：现在年夜饭的仪式感不像以前了，我奶奶那时候，专门写了年夜饭的菜单，那个菜单在我们家延续了很多年。那时候我觉得过年比现在更有仪式感，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大家盼了那么长时间，年夜饭是一年辛苦的酬劳，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现在大家都不这么想了。

以前年夜饭是我们家最隆重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全家人都不能缺席，每个人心情都特别愉快。那几乎是小孩们想了一年的聚会，全家的聚会。后来随着我妈妈生病，不能做饭了之后，年夜饭变得越来越无所谓了，跟平时吃得差不多，也完全没有年夜的仪式感了。后来年年到外面吃，吃完就回来。

《饮食男女》剧照

又快过年了，所以开始有点想念以前的年夜饭。年夜饭其实是一种传承。我奶奶在的时候我妈妈不主厨，也什么都不会做。她18岁就离开自己的家，出外上学，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了。她根本不会做饭，平时都吃食堂。成家了之后，因为有我奶奶，所有家务都是我奶奶料理，她也还是不会做。我奶奶没有之后，我有了笛安，我妈妈就开始学我奶奶包粽子、做元宵。她说应该让孩子知道每一个节气应该吃什么，每一个节日应该怎么样过，要有节日感。

我妈妈激发了所有的天赋和活力，尽职尽责地做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主妇。包括后来笛安出去上学的时候，我妈到端午就把粽子包好，冷冻起来，等她回来以后，把端午的粽子补上。

笛安：我姥姥会说在国外多可怜，什么都没有，想吃家里的饭也吃不着。刚开始的确是这样的，但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之后，你必须去习惯它，慢慢也不再那么渴望吃家里的菜。但是对于我姥姥来说，她没法体会，她会一直觉得你很可怜，我就顺着她说，对呀，我可惨了。

蒋韵：她觉得一个中国的孩子在端午节没有粽子吃，好可怜，她会重新蒸煮了之后让她回来吃。我现在也是一个姥姥了，当年我做妈妈的时候，有我妈妈呵护这个孩子，现在我妈妈没有了，笛安也不会做。我现在也开始想，我得注意一点，给孩子创造这样的氛围。中秋节再不爱吃月饼，我也要把月饼摆上盘子，让小家伙拜月。即便不爱吃月饼，也要吃一口，因为这不光是吃月饼，还是一种我们血脉里的东西。

笛安：书里我很感兴趣的是我小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出生的那个部分。每个人所谓的家族记忆，很多都是口口相传，是听家里长辈说的。不同的人对于往事的描述、不同的家庭成员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家里人坐一桌吃饭，这是规矩，都是来送行的。吃饭的时候大家说一说，这个人你记得怎么样，发现拼凑起来，这是同一个人吗？非常有意思。他们说的很多事情，跟我记忆当中我姥姥完全不一样。

我其实不相信世界上什么东西是非虚构的。首先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叙述就不准确，他肯定有偏好的点，根据他当下的东西选择，每个人都这样，这是人类的本能。只要是文学，都是虚构的，只是看虚构的成分有多少。

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大家庭里最早的成员，我是没有经历过的。我没有见到过妈妈的奶奶，没有经历过妈妈舅舅的童年时代，那时候外公外婆是年轻人。家里的老人都曾经是年轻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因为在每一个孙辈的眼里，从有记忆开始，他们就是老人。

《北方厨房》，蒋韵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第一个读者是我舅舅。舅舅在这本书里是很重要的角色，书里的弟弟就是我舅舅，从童年到青年时代。他从来没有被人写进书里，一个作者煞有介事地描述我舅舅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也在写作，但我不太写散文，第一我认为我的散文没有小说好，第二点我个人排斥写散文，我不喜欢描述自己。一旦开始描述自己，势必有一些选择。

蒋韵：有些特别文学性的话题是说不清楚的，虚构跟非虚构的界线在什么地方，怎么定义非虚构。既然叫文学，文学本身就跟生活有距离的，非虚构现在不叫纪实，叫非虚构，这就是重新的定义。不同人讲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南辕北辙，得出不同的结论，可是每个人讲的都是真实的事，这是一个特别神秘，或者说很哲学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讨论清楚的，但是我特别同意这个（观点）。

我散文出得特别少，现在出了两三本散文还是重复的，为什么？因为凑不出。我也不太爱写散文，写散文要袒露自己，你得足够丰富，足够深邃，足够宽阔，才会袒露自己。有些东西我是不能用散文或者非虚构的形式面对的，但可以在小说里面对。

03

希望退休以后，还能跟别人聊顾城

凤凰网读书：既然聊到这儿，还是想聊一聊蒋老师写笛安的部分。2003年非典刚结束，笛安回来，给了您一篇小说，就是《姐姐的丛林》，当时您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完全被震撼到了，因为在那以前您甚至觉得她是不适合写小说的。

蒋韵：为什么震撼？因为原来我一直不觉得她是写小说的人，她小时候很爱给我们念她写的作文、日记，我们两个人经常躺在一起，她给我念她写的东西，当时她的作文也罢，诗也罢，我没发现有什么写作的天赋。当然我得承认，她的作文写得好，老师给她打过100分，但是没有破作文圈的感觉。

说实话，私心讲，我们也不愿意让她当作家。当作家挺辛苦的，我跟她爸爸都这么想，还有她爷爷、外公，我们希望她读完书到大学当老师，研究文学，或者研究艺术，她挺有艺术感觉的。这样的工作也是我喜欢的、愿意让她做的。

可是我没想到，2003年回来以后，她说“妈你看看我写了一个东西”，当时我特别震撼。第一我感觉到，这是我的孩子吗？这个孩子被我们全家人捧在手心里，她出国以后，每次电话里、信里，她说的、写的都是开心的事，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她多么艰难。我看《姐姐的丛林》，一看就知道，她对生活有了特别深刻的认识，我就在想，我的孩子经历了什么，真能够感觉到语言突飞猛进。怎么会这么表达，表达得这么好，溢出语言外的东西这么多，当时我很高兴，又辛酸又高兴，你发现孩子有天赋，真的是一件高兴的事。

小时候的笛安

我让她爸爸看了，她爸爸也高兴，我们两个人一晚上没睡着觉，但是也会想孩子经历了什么，一下子长大了，长成一个可以写小说的人了，真的是生活给她的，不是我们给的，我们就是把她扔出去了。

凤凰网读书：你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天赋，你形容说这种天赋您自己都不具有的，这种天赋是一个写作者在另外一个写作者身上看到的，而这个写作者是你的女儿。

蒋韵：她的那种苍老和她的年龄差距太大。

凤凰网读书：当时19岁。

蒋韵：对，虽然写的是青春的事，但是给我一种苍老的气息，那是一种艺术气质、文学气质，不知道谁给她的，可能是生活赐给她的，一个孩子早早离开家在外面漂泊，肯定经历了很多折磨，这是给予她的补偿。人家给她起外号叫“樱桃小丸子”，大家也知道那个形象。结果她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凤凰网读书：有网友问，笛安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写作天赋的？

笛安：开始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想把这个东西完成。那时候作为一个少年，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在后面推着，那个东西某些时候会构成表达欲。你让我现在说，现在没有当年那么强烈表达的欲望。生活中任何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肯定没有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么想表达自己。

看到一句话说“不要把创作的冲动当做创作的才华”，我特别认同。刚开始写一个作品的时候，自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催眠的暗示，你要写完它，一定要写完它。现在也觉得，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作品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写完，这个过程会逼迫你面对自己。写头三、四本书相对都是很简单的事。当你觉得不简单的时候，是你作为职业作家的开始。

我开始得比较早。现在回想起来，开始早不太好，那时候你不太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非常早地知道你喜欢做这个事，你愿意做，但是是不是能够做一辈子，还有别的事是你非常想要完成的，你过早地舍弃了一些东西。人生不能两全。什么叫爱，你愿意拿什么东西去换，这时候你真的能衡量这个东西对你重要不重要。

到某一个年龄段回想起来的时候，开始有怀疑。这也正常，我不太喜欢说天赋，因为这个词很玄妙也难以解释。对于任何一个从业者都是的，当你觉得难的时候，职业生涯才开始。而不是冲动的时候，非常高兴的时候，满足的时候都不叫开始。当时你经历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可怕。

凤凰网读书：现在还是会觉得特别困难吗？

笛安：写作这个事，这些年像身体的一部分。你写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像十七八岁的时候那么滚烫，是不是还那么冲动地表达。这时候会想，你想表达的事真的那么重要吗？自我表达慢慢退场的时候，当我能够沉下心虚构、可以静下来的时候，什么是重要的呢？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学会，还要去探索。所谓才华，我现在可以回答，就是执行力，80%的情况下是执行力。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有没有能力表达出来，通过所有人看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通过最恰当的形式表达出来。能够快速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就是有才华的人。

凤凰网读书：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把它写完就很重要。第一篇小说《姐姐的丛林》花多长时间写完的？

笛安：当时在法国的北方，11月底写了一部分。后来因为什么事情没写，放了一段时间。我现在推测，就是快考试了，没有什么更高级的理由。后来放假了，春天来了，没有那么忙了，就写完了。加起来大半年，真正写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多。

有时候生命的最初就预示了你后来很多坏习惯，这是你自己不知道的。现在也这样，有时候一个长篇，写了一两万字，一年就过去了，我觉得不行还得写，非常着急，即使现在我还是能够做得到，很着急的时候也能两三个月写很多。

蒋韵：我要披露一下，她最近在赶。连我去小区里洗头，店里人都说，你们家那谁这段时间怎么没来？我告诉人家，她最近很忙，忙到平时弄头发都顾不上了。

笛安：我们小区理发店很棒，这边哥哥给我洗头，边上有实习生小哥跟一个阿姨在讨论顾城的《致橡树》。阿姨就说《致橡树》是舒婷的，不是顾城的。不知道那个阿姨是谁，很有意思。我希望自己退休了以后，像这个阿姨一样，很积极地告诉洗头的小哥，多看看顾城。

蒋韵：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做这样的老太太，跟人家聊一聊顾城。

谢烨、顾城与舒婷

笛安：蒋老师写了大半生了，特别好。对于蒋老师而言，至今她的写作让她觉得是比生活要快乐的事，是不是最快乐的不知道，至少给她一个从生活中离开的“借口”，沉浸到作品里，“我跟这个作品这段时间相处比在生活里要美好”，这是非常珍贵的品质。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经常觉得写作是我生活里痛苦的源头，这个很复杂。另外一个层面，我自己觉得生活还没有那么糟糕，这是我自己在找借口。

蒋韵：这个是气质的问题，我们家人都说，向你闺女学习学习，说她拿得起，放得下，什么事都不着急，天塌下来她都能挺着。比如我想让她去研究文学，她不愿意，她不喜欢那种学究式的生活，她不热爱校园，跟我完全不一样，我说那你学学艺术史，她觉得那东西太不接地气了，要学社会学。

笛安：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当时大学选专业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土的办法，真的，这是真事。我当时19岁，但我不知道学什么，这个感觉我相信所有的年轻人都不陌生。当年我的阅读量比同龄人相对多一点。那什么东西让我阅读得最开心？是推理小说。知识类、学科类的我看着最开心，最容易跟上它的思路，理解它在说什么，而且很感兴趣。这些算什么呢？我咨询了一下别人，大概是社科类，社会学。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土办法。当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的时候，选择喜欢和快乐的那个，就做对了一件事。

凤凰网读书：想象一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报专业，那么回看自己当时最爱看的书，最感兴趣的东西，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网友们可以参考一下。

笛安：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国内有庞大的产业告诉你，什么专业是什么，有非常成熟的链条。我们那时候，被家里扔出去之后，全靠自己，没有人可以商量。我就想，用什么办法能了解一下自己，了解一下自己喜欢什么。后来就想了想，好像跟这个还沾一点边，那就这个吧，不想太多了，不管了，能干以后再说。

但当时也没想过要写小说。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写作者，在我对自己的定义里，就是《龙城三部曲》出版、发行以后。当我开始认为写作这件事越来越难的时候，这件事恰好可以开始养活我自己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笛安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04

吃烤红薯，是冬天最快乐的回忆

凤凰网读书：我读一个刚刚网友的提问，说如果用一道菜来形容你们自己，你们会选什么？蒋老师先来？

蒋韵：食物，我觉得那我就是醋溜土豆丝。说不上来为什么，可能就是挺平常的一道菜，但是怎么说呢，它还挺有滋味，在某种时候还挺惊艳的。因为我这些年离开山西之后，再没有在任何地方吃过我在山西吃的那么好吃的醋溜土豆丝。当年我不知道，以为家家都会炒，现在知道了它很不简单，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道醋溜土豆丝。

笛安：原则上讲，一个菜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味道的，对吧？但是闯到我脑子里来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水煮鱼。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形容自己，就是这个。我喜欢吃川菜，鱼应该是自由自在的……算了，不解读了，那你呢？

凤凰网读书：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麦当劳，可能因为我晚上吃的是麦当劳，也可能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不太精致。还有一个网友提问，问在北方吃什么最有味道？

蒋韵：我觉得是饺子，我个人认为。但笛安不爱吃饺子，她肯定不怎么认同。因为饺子在北方承载的东西特别多，像现在过年包饺子，不仅仅是为了吃饭，我觉得再没有比它更代表北方、代表一种气氛的食物了。

笛安：在北方，我会想就是烤红薯。因为烤红薯特别好吃的前提是，它在冬天才有，我觉得一定是特别冷的时候，它会很好吃。现在在北京街头已经特别少见了，那种很老式、圆柱型的炉子，好像有，但不太多。

凤凰网读书：我在北京经常见到的是烤栗子的摊。

笛安：栗子不一样，我觉得烤红薯真的有一种冬天里非常欢乐的记忆。

蒋韵：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头也写，他们当时在上海路边也吃烤红薯，所以南方也吃。我记得写吃是一笔带过，有时候吃了一块烤红薯，有时候是吃了一餐饭，也有他们三个人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半生缘》剧照

凤凰网读书：记得好清楚。我们最后再讲讲《北方厨房》这本书吧。

蒋韵：这本书一开始很随意，写着写着我还挺有野心的，想通过北方一个小小的家庭、家族，给北方的烹饪史留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里，不仅通过食物生发开来，还有八九十年的生存记忆，跟我们的生命记忆有关。

凤凰网读书：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个娜塔莎的故事。

蒋韵：《北方厨房》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北方厨房》，另外就是《我们的娜塔莎》，这是我的中篇小说。为什么放在一起呢？我写《北方厨房》的时候，写到我妈妈学做蛋黄酱，间接提到一个苏联女人，这个苏联女人是我们小时候城市里的一个传奇。我在马路上隐隐约约见过两三次，跟人家没有任何交集。这个女人在我们太原，据说在那边留学时，他们两个人一块从苏联到了太原。她是一个传奇，这个传奇影响了我很多，也不光是我，大家对于她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谁都没有跟她有过接触，如果现代有传说的话，就像《白蛇传》一样，她就是一个传说。

我妈妈跟医院里人学蛋黄酱时候，大家都知道她是苏联女人，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她可能叫娜塔莎，当时我觉得几句话写不清楚，就把她放下了，我开始想《我们的娜塔莎》，在中篇里自由地想象——她在这个城市，她当年怎么样跟着一个中国男人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山西，来到了太原，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生儿育女，后来丈夫不在了。

《紫日》剧照

有一次跟她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大家看她的眼光像草船借箭一样，箭都射到她身上。那她给这个城市留下了什么？我虚构了她在城市里的生活，她认识了值得她交往的人，这些人至死还记得她。在特殊的年代，丈夫也去世了，孩子也没有了，她也死于非命，病死在异乡了。

真实的故事是，我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80年代以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也都不记得她了，这个城市再也看不到她了。在我写这部小说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打听她在哪儿，我认识的人也没有人去打听她在哪儿。我写完之后觉得，这个城市欠她什么，我写这部小说，代表这个城市应该记住她，曾经有一个女人背井离乡，为了爱情到这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