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神话》:白辛苦与方鸿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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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神话》:白辛苦与方鸿渐

电影《爱情神话》刚开演不久,李小姐从剧院出来,一副“愁边动寒角,夜久意难平”的样子,提议再找个地方喝一杯,不如就去同行的老白家,边说却边往反方向走去。老白有点想纠正她,又担心画蛇添足,赶忙跟上,机灵窝囊得好像一条拉布拉多犬。我想,这不是方鸿渐吗?后来又看到他住在市中心的小洋楼里,收租为生,不用上班,日常教画。我又想,方鸿渐这趟总算走了运。

电影《爱情神话》剧照

电影《爱情神话》剧照方鸿渐是钱锺书长篇小说《围城》的主人公。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一样,《围城》也深受误解直至今日。人们谈到它时,总爱复读杨绛稍嫌草率的结论:“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抵如此。”这话说得对,又不完全对——《围城》的主题,当然有关“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但你有没有想过:小说原著里真正令到“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的那座“围城”,可能既非“婚姻”,亦非“职业”,而是方鸿渐自己。或更准确地说,是方鸿渐的性格与理想。

这是否故作惊人之语,只需将“围城”的主题公式代入方鸿渐情史即可得证。方鸿渐经历过四段感情纠葛,其中三段均处“猎物”而非“狩猎”位置,是被撩拨、被追求的那个。当鲍小姐在邮轮甲板上以借火为名赠他一个间接的吻,方鸿渐“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他,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她几句”。苏文纨殷勤示好要为方鸿渐缝扣子洗手帕,他只想保持距离,避免误解与纠缠,“自己得留点儿神!幸而明后天就到上海,以后便没有这样接近的机会,危险可以减少”。而最后成功将其诱入婚姻的孙柔嘉,则可能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的第一个“绿茶”人设:“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方鸿渐的时代没有社交媒体,从未接受过防备勾引的训练,这才开始疑心自己“是不是爱她——有一点点爱她呢”?

而无论鲍小姐,还是孙柔嘉,在得到方鸿渐的人或心之后便失望了,前者在投以几个白眼后重回未婚夫的怀抱,留下方鸿渐“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后者对丈夫“鄙薄得不复伤心”,只能用一声声“Coward!”纾解胸中愤恨。也就是说,《围城》里重复着别人如何进出方鸿渐这座城池的故事,而非反过来。进一步讲:方鸿渐的可爱之处,恰恰就是他的可笑可悲可恨之处;得不到时可爱,得到后却能感受到其中的可笑可悲与可恨,巴不得离开他,才可谓“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因故,围城主题之辛酸,恰藏在方鸿渐性格的可爱里。

——“你不讨厌,但毫无用处。”(《围城》)

赵新楣评价方鸿渐:“你不讨厌,但毫无用处。”用纳斯鲍姆的话说,这揭示了“善的脆弱性”,即善良、温柔与廉耻等美德,往往相伴着无能、懦弱与胆怯,若不能坚强到将前后两者分开,难免会遭受生活欺凌,不断迎来失望。这很好理解,因为温柔善良就是懂得为他人着想,而为人着想与受人摆布间的界限并不容易把握,或直说了吧,很容易滑落。大约150年前,尼采就看透了这点,所以提倡重估道德谱系,强化个人意志。方鸿渐是与尼采相反的人,他总愿表现得像个君子绅士,简言之,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好人。所以当苏文纨在月光下用法语要求方鸿渐吻她,他无力推脱只能低下头从命。钱锺书写:“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意思是其中没有肉欲和情爱,只有对规则的顺从——当女士索吻,绅士不能令她难堪。方鸿渐出于伴着温柔的软弱(本就一体两面),礼貌而温驯地将暂时的危机存入时间的账户,未想到连本带利取出时,付出的代价是与真正相爱的女孩(唐晓芙)诀别。

电视剧《围城》剧照

电视剧《围城》剧照至于那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是钱锺书精心埋下,却屡遭误解的另一条“围城”线索。人们常以为这不过是方鸿渐学无所成,百无一用的证明,殊不知钱锺书自己也在拿到学位之前便离开了牛津,因此杨绛在《我们仨》中有关“副博士”的说法,也是种善意的隐瞒——是不是与方鸿渐有几分相似。买下假文凭,如同与鲍小姐的云雨情,对有着君子梦的方鸿渐来说,实属污点,但钱锺书曾在别处说过,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桩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重要的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这点方鸿渐算有做到,他暗自承诺买学位只是临时救急,“反正将来找事时,绝不开这张学历”。于是走进了另一种美德——“廉耻”的“围城”。

钱锺书却非要方鸿渐为“廉耻”付出代价。因为缺少高等学位,他被降职到副教授,却又得知同学院的系主任,就凭借克莱登大学的文凭谋得顶薪。方鸿渐有些后悔,“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脸,至少高松年的欺负就可以避免。”这不就是“城里的人想出去”。但方鸿渐总没有勇气踏出“廉耻围城”,离开大学后,依旧没有使用过一次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即便被妻子骂成懦夫,即便最终在孤独和阴冷中睡成“死的样品”。

——不知不觉中黑地昏天合拢、裹紧,像灭尽灯火的夜,他睡着了。最初睡得脆薄,饥饿像镊子要镊破他的昏迷,他潜意识挡住它。渐渐这镊子松了、钝了,他的睡也坚实得镊不破了,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围城》)

看《爱情神话》的时候,我想剧中老白与方鸿渐是同一种人,一样善良、温驯、知廉耻,招人喜欢,又容易受女人摆布。虽是同一种人,却有完全相反的境遇,说到底,竟是家产多寡的区别。

方鸿渐的失败,在于想简单复制孔子留下的君子理想,却没达到“君子”应有的经济水平。你没看错,孔子所谓“君子”,有基本的经济水平暨社会地位门槛,即贵族封建制中的统治阶层。如今我们常用“君子”“小人”指代人格的高低,但孔子的原意——用今天的话说——却是统治者“格局”的大小。不理解这个,就读不透《论语》。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有“樊迟请学稼”的故事,故事讲樊迟求孔子教他种地,孔子说,去问农民;又求孔子教他种菜,孔子说,去问菜农。樊迟走后,孔子痛心疾首道:“小人哉,樊迟也!”就是在批评樊迟的“格局”太小。孔子认为,一个统治者,贵在克己复礼,如能做到,人民会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又哪里用得着你自己种田种菜呢?(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因此对“君子”来说,学习任何实用技能都不如修身养性来得重要,这就叫“君子不器”,“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如今也有人会说“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云云,其精神之根或就在此。

孔子诞生于春秋乱世,礼崩乐坏之时,旧秩序几近瓦解,新秩序还未建立,每个贵族都想成为诸侯,每个诸侯都想自立为王。孔子想做的,却是“维稳”,而“维稳”的方法,则是说服统治者舍弃功利私欲,恪守仁义礼信。以此为伦理起点,任何会带来直接物质利益的事业与技能都被看作下品。这在后来催生了“士-农-工-商”的“鄙视结构”,商人最受轻蔑,因为其与利益最近。所以当方鸿渐得知女诗人苏文纨竟靠上海代购赚外快时不禁感慨:“这朗朗青天不再是天堂与上帝所在了。”他的精神与灵魂,属于孔子理想中的贵族。

他却不是贵族。虽然曾经有机会是。

孔子的理想在春秋时期并未实现,虽然诸侯们喜欢孔子,因为他能教训小贵族安分守己;但又讨厌孔子,因为他也要求他们安分守己。最终,官僚制取代了封建制,皇族日渐依赖从平民中选拔官僚治理国家,但又难免担心官僚造反,于是主张安分守己的“子曰”就充当了趁手的教化工具。教化之余,皇族亦明白高薪养忠的道理,因此给官僚极高的物质待遇,他们似乎相信钱足够的人不会在乎钱,就像水足够的地方不会节约水。鲁迅的六世祖曾高中举人,因此直至鲁迅上代,整个家族都不愁吃穿。而方鸿渐的父亲,正好也是举人,偏偏方鸿渐身在二十世纪,而进入二十世纪后不久,晚清举人就拿不到俸禄了。因此他只沾上了贵族的理想,却没有贵族的命运,又缺乏平民的自知之明,不明白没有俸禄又不够坚强的君子,终会化作鲁迅笔下的涓生与子君。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付丽。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自己,为子君。(《伤逝》)

如果晚清没有覆灭,方鸿渐可能就会变成《爱情神话》里老白的模样,善良,温和、依旧有些胆怯,但很少人会嫌他窝囊——有成顷田产可以收租,生活必须的那些坚强就不重要了。所以我羡慕地想,老白真走运啊。而未想到,老白的走运会为电影带来争议。

电影《爱情神话》剧照

电影《爱情神话》剧照有人说,老白太幸运了,这幸运让他身上及身边的一切美善都显得虚浮,言下之意,未经历苦难磨砺的美善不是美善。这实属对人类道德提出了过高要求,因为并非所有幸运儿都愿意仅仅利用自己的幸运保护心中的美善。毕竟就连孔子,也只对幸运的贵族们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要求,而大多数贵族并不以为意,在他们眼里,幸运是跋扈的资本与机遇,万不该被书呆子幻想出的美德约束。若老白生在春秋,他或许就能成为孔子眼里的君子。

又有人说,老白太幸运了,他的幸运构成对诚实劳动者的讽刺,配不上如此受人青睐,亦配不上代表上海的任何阶层或普遍存在。但实际上,人就是人,没有任何实在人或虚构人,担当得起整座城市或阶层的复杂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往往情不自禁地将某种卓越与理想作为代表,称之为城市高度或者速度。假使如此,那在《爱情神话》中确有某些以往作品中鲜见,但在现实生活里屡屡动人的美善,它不是高度也不是速度,而是不因幸运而跋扈的可爱之处。

——“在评价人的一生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分清什么是有赖于世界的,而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善的脆弱性》)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