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性虐待与人性之恶

自恋性虐待与人性之恶

2021年12月03日 14:16:05
来源:利维坦

© Good Therapy

利维坦按:

今天文章让我联想到2015年汤姆·麦卡锡的影片《聚焦》(Spotlight),该影片依照《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当年“聚焦”栏目组有关多名神父性侵儿童的系列报道展开,最终列出了87名涉嫌性侵的神父(仅波士顿地区)。他们甚至公布了波士顿地区被起诉的271位神职人员名单。这起事件中,很多公众一开始也是存疑的: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神父涉及性侵?如果属实,这可谓是系统性的信仰崩溃了。

在一般公众的认知中,神职人员,尤其是神父,天然与神圣、庄严等词汇绑定在一起,使得人们在面对这类丑闻时的通常反应是震惊与怀疑的。进而,有部分人会认为,这是对神职人员的恶意中伤,是造谣生事。这其实也是一种确认偏差。

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了解到,不乏有人坚信外星人的预测,认为世界将因一场毁灭性的洪水走向覆灭。为此,他开始了一次实证研究,探索当知道预言必然无法实现之后,这些信众会作何反应。

费斯汀格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坚定不移的信众非但没有抛弃其毫无根据的预测,反而加倍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预测。这种怪象启发了费斯汀格,最终得出了我们现在所知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social-sciences/cognitive-dissonance-theory)

从本质上来说,认知失调理论指的是,当认知不一致导致心理困扰时,仅仅通过屏蔽那些造成认知冲突的因素,就有可能减少不舒服的感觉。要重拾内心的平静,一个有效(但是有害)的策略是,限制新信息的摄入,或摒弃和已有观念相冲突的想法。

如果某事物给我们带来困惑并且威胁到已有的世界观,我们通常会很抵触。因此,当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时,我们会视而不见,避免给自己带来困扰,反而选择能够减少焦虑且给自己带来一丝内心稳定的态度或信仰。

© The Dr. Oz Show

举个例子,我收治的心理问题病人中,有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遭到恋童癖者的迫害,因而出现严重复杂的心理创伤和分离性健忘症(dissociative amnesia)。该恋童癖者是某富饶地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练和教育家。

在这位病人遭到迫害的数年后,FBI在一次诱捕行动中逮捕了这名恋童癖者。尽管证据确凿,舆论却偏向他这一边,称他品行优良,乐善好施,以此来证明他的清白。他收养的一名儿童也站出来指控他,但讽刺的是,即便如此,仍有人污蔑称,该儿童情绪状态不稳定,其证词不可信。

人们总是会回避令人烦恼的细节。比如在上述案例中,众人拒绝相信人性中的邪恶,这说明人性的自我能够让人无视铁证,过滤并重新叙述令人苦恼的信息,从而维持内心协调。

同样地,在神职人员被指控性虐待以及天主教会试图掩盖罪行时,也会出现类似的辩护。因此,通常情况下,相较于承认邪恶往往藏在美德之下,确保我们能相信一个公正、安全和可靠的世界更加重要。

当邪恶动摇了我们对世界秩序和结构的基本信任时,受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我们会否认邪恶的存在,并且虚构出一个能提供安全感和可预测性的现实。

这种倾向被称为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解释了为什么受虐者会对施虐者产生情感联结,展现出奴性的顺从,并且回避现实,以应对心理崩塌的风险。这也表明了为什么自恋型虐待(译注:narcissistic abuse,施虐者往往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他们受应享权利和自卑感的结合驱动,将这种不足的感觉投射到受害者身上,对其进行精神和身体上的虐待)的受害者通常不被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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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为自己找借口,而不是有意识地承认他人甚至是我们自己的邪恶动机。虽然自恋型虐待的受害者一开始可能会质疑自己是不是遭到了虐待,但随后又会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不愿承认施暴者道德败坏。

毕竟,我们希望相信,双方有共同的道德责任,一起负责任地解决问题,尤其当对方是很重要的人时。

一般而言,自恋型虐待者会利用这种倾向,否认自身责任,并暗示这是受害者的想象,称这只是源于其在之前关系中受到的伤害,或仅仅是身体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更甚者,自恋型虐待还发展出五花八门的奇技淫巧,比如说煤气灯效应【译注:指对受害者施加情感虐待和操控,让受害者逐渐丧失自尊,产生自我怀疑,无法逃脱)、病理性说谎(译注:指病态地、不可抑制地说谎话)以及爱的轰炸(译注:猛烈的追求与付出,让目标深陷其中)。】

© Pappalardo & Pappalardo LLP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所谓“误解”带来的责任都将由受害者承担。到了某个时机,施暴者会被“赋予力量”,通过赦免受害者无尽的过错来停止他们的痛苦。为了生存,受害者会继续无视艰难的事实,甚至为其正名。通过反复的说教和思想控制,这种坚定的忠诚必定会维持下去。

总的来说,尽管确实受到了极其恶劣的对待,但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受害者会在这种需求的促使下承担起不该承担的责任。而相信所有人内心都有一盏明灯和道德罗盘,可以友好地解决问题,这种过分理想化的叙述会让受害者进一步成为被剥削和操纵的对象。他人不相信施虐者会故意施暴,这又进一步恶化这种扭曲的关系轨迹。

对于自恋型虐待的受害者,治疗的关键在于意识到他们的痛苦是真实而确切的。然而,由于固有的偏见、刻意的无视、发展性依恋伤害的普遍性,以及自恋型虐待的复杂性质,再加上自恋者具有披着正常人外衣、用个人魅力欺骗他人的能力,受害者很难相信他们经历了多么恐怖的伤害。

更糟糕的是,本该进行批判性思考、承认那些有虐待倾向的人所造成的危险的医生,往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自恋者的帮凶。尤其当自恋者是一位母亲、世界领袖、CEO、名人、备受赞誉的利他主义者或牧师时。权威地位进一步模糊了这些人的恶意动机,他们被精神病学家赫维·克莱克利(Hervey Cleckley)称作神经精神缺陷的患者。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321752/#idm139913746240448title)

© Evening Standard

此外,长期处于恶意自恋者的虐待和剥削下会导致急性或复杂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造成DID(分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由于这些受害者的情感、心理、身体、经济和人际关系都被摧毁,当他们表现出痛苦和症状时,人们很容易轻蔑地给他们贴上精神失常的标签。讽刺的是,自恋型虐待受害者常常被当成是问题的煽动者,甚至是加害者。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会导致卡桑德拉综合征(Cassandra Syndrome),即因为真相被当作谎言而引起的疯狂状态。的确,无休无止、精心策划的秘密虐待已经够糟了,但比这更痛苦的是,当遭受百般折磨的受害者不顾一切想要逃离噩梦般的困境时,同伴、家人和心理医生却都无法理解他的处境。

认知失调的矛盾、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以及污名化,这些都让受害者被自恋型施虐者的想法洗脑,认为是自己心理出现了问题,因而主动去讨好施虐者,以及他们自认为会支持自己的人。迎合施虐者的观点反而为受害者减轻了因困惑、危险、无助和恶意伤害带来的无法承受之痛。

根据索尔·麦克劳德博士(Dr. Saul McLeod)的说法,应对认知失调有“以下三种途径:1)改变现有观念。2)接受新的观念。3)降低观念的重要性”。

在对待自恋型虐待中,就意味着要抵抗过度认同(译注:over-identification,指不断为自己的行为和判断寻找支持的证据,从而在一个问题中越陷越深),避免简单二元地区分善意和恶意。想要康复的人必须拓宽自己的思维,认识到人会出现较低层次的冲动和堕落的倾向。这也就是说,要让一个人相信人性中是存在恶的。

对于那些重新站起来的幸存者,他们不再相信“人性本善”,而是对道德的复杂性有了一种更加全面的理解。

© Waukesha criminal defense attorney

对于那些曾经相信人人都拥有改过自新的本能的人来说,他们现在相信人也有无可饶恕的恶意。我们并非天生纯洁无瑕。我们不是都带着利他主义和同理心等道德基础来到这个世界的。

实际上,有证据表明,恶性自恋和心理变态是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导致的结果,从而引导人们走向暴力、攻击性和低同理心。自然地,一个自恋者是善是恶,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如何。

(www.crimetraveller.org/2017/09/investigating-psychopathic-brain-pathways-to-violence/)

对人性之恶有清晰的认识能保证自己不受到自恋者的侵害,但这并不是一种为大众所欢迎的、令人愉快的观点。有这样观点的人在每一段关系中都会冷静评估另一方的品性,计算其中的得失利害。当引发冲突以及令人困惑的信息接踵而至时,他能判断这是否是故意而为的谎言。

直面不协调的认知,而非通过放弃批判性思维或迎合大众观点来缓解痛苦,这样做能够给予幸存者自我克制、自我保护和有意表达反抗倾向的能力,可谓是一种勇敢但很难做到的选择。

© Safeguarding Association

自恋型虐待的幸存者和重生者开始认识到,与生俱来的讨好和服从型人格会腐蚀道德判断能力。他们知道,挑战主流社会对于“体面”不假思索、非黑即白的叙述有多么困难。然而,战胜自恋型虐待,拨开迷雾,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揭开人性之恶,有意识地认识到所有可能出现的腐败和不仁。

可悲的是,拒绝承认和理解人性的黑暗面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坚持。结果,无知变成了同谋,让掩盖在天真和善良下的邪恶得以显形并扩散。最后的结局是,自恋型虐待的受害者往往会因自己的困境遭到指责。

身为救治创伤性虐待受害者的医生,我们肩负着完整呈现人类意识的道德责任。为了帮助那些希望从系统性创伤性虐待后遗症中恢复过来的受害者,成为他们的可靠支柱,医生必须愿意真正认识到邪恶的本质。

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荣格(Carl Jung)解释说,如果连心理医生都对人性之恶嗤之以鼻,那么邪恶怎么才能被完全认识,怎么才能被承认是人类意识的一部分?简而言之,不能。

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抗因创伤性联结带来的认知失调,我们就必须愿意从意识层面上揭露邪恶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直面人性黑暗面的冲击,那些受到人性邪恶伤害的人才能克服过去的痛苦,找到渡过难关的力量。

文/Sheri Heller, LCSW

译/Rachel

校对/boomchacha、芝麻塞牙缝儿

原文/medium.com/invisible-illness/cognitive-dissonance-and-narcissistic-abuse-dbeaf83d1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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