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维特根斯坦解释“自由”？

文 | 李厚辰

之前有篇文章在尝试提出对今日我们“自由”困惑来源。约略而谈，就是我们对自由太依赖“想”，而“看”得太少。这里的想，分为对我们自己自由的“内学”，和对他人非自由的“外学”。

所谓自由的“内学”，我们关注自由的“意志”，即想法的自由，因此我们相信知识让人自由；相信类似瑜伽、冥想等修习方式通过对注意力和意念的练习让人自由；

也相信通过心理学的路径改变想法，调整情绪，领会潜意识，以摆脱内心的束缚获得自由；或者直接一头扎入道家，跳出人的世界，在一个更巨大的视野与天地中，消解那些让我们不自由的困境。

这是大家熟悉的，一个个体面对如此巨大的世界，难免感觉世间无栖身之所，因此只能反求诸己，在自己的内心来寻找这个自由的充分条件。

所谓反自由的“外学”，就是说建立在各种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中的他人，在这种理论解释中，都是被环境决定而没有自由意志的。

例如被利润控制而必然贪婪的企业家，例如被傲慢和偏见控制，而必然轻视我们的外国人，例如因为愚昧而必然盲从群体的“乌合之众”，以及因“地理”、 “基因”、 “演化论”而形成某种“必然”的某类人。

这是我们熟悉的公式。对于这些大多时候“有害”的他者，我们并不认为他们会产生任何改变。

这样的图景进一步加剧了外部世界的恐怖无望，让我们想退回“内在自由”的疆域，也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在外部世界的选择，面对这些可怕而又不可能改变的“敌人”，我们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导致文章难以理解的，大概是对于问题的解决框架并未完整呈现，就是所谓的“看”需要如何理解。我们是在“外部”走投无路，才被逼到“内求”自由的，而内求自由从来都是一种刻舟求剑的尝试。我们的自由在世界中，而不在心里。

因此这里的症结在于“外学”的部分，如何少想而多看，我们的自由就在其中。

01.

看一位企业家的利润抉择

在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中，一个企业家的“利润分配”在于他自己的贪婪程度，一个企业家的所有操作和动机，“究其根本”都是满足他个人的私欲。甚至企业如果能够投身公益慈善，也都是为了营销和商誉，或者为了避税。这些当然不是臆想，这样的情况存在。

因此一个企业家是否“自由”，似乎就要看他是不是能抵御住贪婪的“私欲”，选择慷慨地分配更多利润给予雇员，如果仅仅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中，我们当然不相信人的“自由”，选择慷慨而不是自私，这也太难了吧。

但一个企业家面对利润，真的是在做“私欲”与“慷慨”的选择吗？

一个企业家做大净利润，有很多种不同的理由。实际上这个世界上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家总是少数，大多数做企业的人都面临很大的不安全感，企业的净利润就像是一个企业家的储蓄，面临市场的波动和变化，净利润很多时候并非简单满足短期“私欲”的工具，而是投入次年再生产，或填补现金流储备的一笔钱。

不仅如此，一个企业家拼命提高净利润率就是一种贪婪的剥削吗？对一个行业的企业而言，净利润率也是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指标，如果一个企业的规模类似，净利润率却远低于同业竞争者，这也一般被看作企业竞争力不足的表现。

进而在资本市场，净利润率与一个企业的估值也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资本市场与估值也经常被看作企业股东牟利的工具，这当然是事实。但其实资本市场的另一个很大的作用是企业融资的渠道。

更不必说，其实很多时候企业做大净利润，就是为了扩大规模进行再投资，这部分钱也会逐渐流入设备或人力的投入。

请注意，在上面的所有可能性列举中，我一点都不否认企业家的贪婪或逐利，也不提及他们突然善心大发或变得慷慨。只是说，“利润”这个东西，在私欲之外，还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我甚至并不反对有人说，究其根本，企业家就是逐利的。

只是在一种过于简单的视野中，比如现在企业有40万净利润，企业家面临两个选择，是要自己买辆汽车，还是分给员工。这里的“逐利”是一种零和博弈。

而在企业40万净利润，企业主为了逐利或野心进行再投资的时候，这40万在次年却可能以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被雇员占有。在这里，企业家的私欲与员工的利益，就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

更不必说上面提到的更多其他考量，则更不可能被放置在简单的“利益分配”的视野下考虑。这也是企业家的真实考量，企业家是否会考虑多拿钱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当然会的。但有时企业家也在放弃近期利益而野望更大的远期利益，有时也在考虑企业安全与同行业对比的问题等。

而这恰恰就是企业家真正的“自由”所在，是要现在拿所有净利润去炒房，是投入再生产，还是为自己改善生活，这里所有各不相同的选择，还包括其具体的路径和方式，以及产生的外部性，将带来一个不能用简单“剥削”和“贪婪”理解的世界。

马克思意义上贪婪地剥削着的企业家；韦伯意义上敬守天职，进取财富的企业家；熊彼特意义上以创造性突破困境的企业家，这在一个人身上都可能存在。

在截然不同的背景、行业和情况里，在不同的语境中，企业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自己的事业，做着各种不同的决定，并不断拓宽他可以做的决定。

对利润和私利的追逐不过是这件事的一个模糊动因，却不是对企业家生涯的完整动机和要素。对“经营事项”“利润”“人力资本”看到越多的可能，企业家就有越大的自由。

02.

想与看

接下来，我们要来探索探索什么叫“看”了。

关于“父母打孩子”这件事，你能想到什么？父母不称职？这是人类唯一不用任何职称和筛选就上岗的职业？孩子早年心理创伤的长期持续性影响？原生家庭理论？

父母可以打孩子吗？会造成永久不可逆的坏影响吗？理论界争论不休。

在高铁上看到一个熊孩子呢？如果这时父母教训一下孩子，只要不是太过分，我想周围的人都能接受。

当然我们依然可以讨论，孩子的顽劣是日常教育失当造成的结果，打不是唯一要做的。但在那个特定的当下，其必要性确实显著。

这就是“看”的效用，看让情况显得清楚。看也不会改变人的“想法”，一个秉持父母不应该打孩子的“观念”的人，当然也会在某些情况下看出来，打可能是最快速有效的惩治手段，但这并不是不自洽，这个人同样可以继续坚持“父母不应该打孩子”。

这就是应然和实然世界的区别。应然世界中的关系是由一些典型的、定性的事件与语言概念、理论构成。

而实然的世界却是靠“看”的，我们很了解身边的人，知道他们的复杂，不是因为我们曾经坐下来，用一些理论仔细分析了对方，而是因为“看”，从某些时候，看到对方的可爱，别的地方看到软弱，有的时候看出对方的坚强，有的时候看出执拗。

看出这些并不困难，不依靠复杂的理论和分析，却依靠熟悉和明确的背景语境。

存在于网络世界中的人的“可爱”总是符号化的，要么是特定的样貌，要么是一种特定的符号化的行为，生活世界中的“可爱”却要微妙的多，你在熟悉的人身上看出来的可爱，换个人来看可能丝毫没有感觉。在维特根斯坦的语境中，这就是一个“面相”。

“面相”是触目可及的，没什么知识与理论的门槛，不怪老话说“见面三分情”。澳大利亚在2014年的电视节目《与敌人相处（living with the enemy）》中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

他们将价值观完全相左的两个人安排在一起生活，来看他们是否可以相处，其中包括动物保护组织人员和以狩猎为兴趣的人，反移民当地人和非裔难民移民，反穆斯林白人和穆斯林等组合。

在节目中，他们都能够近距离地发现很多通过理论和概念无法注意的细节。这就是他们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了未曾预料的“面相”。

这些面相未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立场，动物保护组织的人依然认为保护动物迫切和必要，但也发现狩猎并非一个“恶习”，狩猎爱好者也明白动物保护不是个“有钱人的虚伪关怀”。

想是一种这样的行为，基于有限的信息，辅以知识和理论，给予定性和理解，并将这种理解成为一种模式，并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

看则是一种在情境中的视点，并不基于理论，而更依赖对一种特定生活状态的同理，而形成的一种理解。

这是一种不断构成的“面相”，每一个“面相”就是一种新的理解，我们不断发现，原来我们以为被单一环境要素决定的行为，或是简单因为“失德”或“放纵”而进行的行为，或是只有一种糟糕“本质”的人群，在不同的情境中能够展现出的丰富可能性。

在一种比较简单的总结下，想不断充实和构成应然的世界，而看则不断拓宽我们对实然世界丰富性的认识。

我们常说，“世界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不过我们在脑子里这样“想”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世界应该是复杂的，人应该是复杂的，世界与人不该这样简单吧？这还是个应然的问题。

唯当我们看到了实然的丰富面相，看到了一个具体的人或事的好坏，多种可能，世界与人的复杂才落实下来。

而我们的自由，就在这样的复杂之中。

03.

自由在世界之中

海德格尔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即“此在在世存在”。这句话应对的则是海德格尔对于“西方哲学遗忘了存在，只记得存在者”。存在者就更接近一种成形的，被“想”把握，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

而人在世存在，永远在存在的途中，则没有寓居于“观念”之中。自由也不是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在世界之中的问题。

当我们谈论道家的自由，谈论人可以想象那不可观察之大，与不可想象之细微，从而意识到人生的短暂和片面，因而摆脱困苦，获得自由之时。我们在谈论一个“大世界”，却不在世界中，这是个由“语言”构成的大世界。

举个更近的例子，一想到“高维文明”的神奇，作为“三维文明”的我们，就感觉到渺小和浅薄，这好像在说宇宙。但实际这也仅仅是由“高维”和“三维”的概念构成的，我们没有经验过这个概念。

举道家和宇宙观的例子，是要回到我们的“自由内学”，不管是以上两种，还是有练习方式的冥想瑜伽，至少在我看来，其与自由的关系都是一种语言构成，一个建基于概念上的自由，而不是真正可经验的自由。

就像之前文章中提到中考分流的困境，有人反驳说：难道职高就不能给予人希望吗？随着对职高不断的投入与发展，社会变得更加尊重蓝领工人，职高也是一条颇有希望的道路。

这里面因“投入”和“发展”，因“变得尊重”而有“希望”，也可以套入到任何句式，依然是仅仅存在于语言与应然中的。

自由一定是个实然之物。就从这简单的一点，我们就该明白，不管是讨论人是否有“绝对的自由”，还是讨论存在主义意义上“自由”的本源特点，这都是些搞错了重点的玄思。

自由不依靠“内学”，而依靠“外学”。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何“反自由的外学”其实也堵死了我们自己的自由之路。

将他人于世界中理解为仅仅能够被环境“决定”，其实不是对他人的浅薄理解，而是对“在世存在之人”的浅薄理解，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自己，因而被逼从内在建立自由。

当我们通过对他人的“观看”以看出更多面相，开始理解他人生活的丰富，这里丰富起来的也不仅仅是他人，而是“在世存在之人”的生活境况，我们自由也在这个丰富之中呈现。

同理心的关键不在态度，不在程序，不在知识，而在见识。因而论语说：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恐怕其中也可以蕴含这样的启发吧，知人的见识，是对世界丰富性的经验和熟练，而这种经验和熟练，才是自由的基础。

他人如何可以不受环境的决定，那么我们也就可能效仿之。

尾声.

网络是个应然世界

但很可惜，网络世界是个应然世界，即便是网络世界中的人物报道、访谈，也决不像面对面的人际交往，能够展现出人的丰富面相。可以说互联网，这种以书写文字和社会理解为主的媒介，是一个属于“想”的媒介。

互联网会是我们的自由的阻碍与牢笼。互联网在人类世界中的出现，到现在为止是一条单行道。在这个媒介中，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太少太少，虽然每天我们都在大规模使用我们的眼睛，但那不是真的看，或者说即便你在看一条视频，看一部纪录片，那几乎也就是在看概念，看观念，看理论。

互联网不承载我们的眼睛。这篇文章再次回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互联网，不过这可以今后再继续展开了。“不要想，而要看。”记得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教诲，我们都会从中得到更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