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双城记”

绍兴的三味书屋。（图/ 视觉中国）

文学总是与故土相互联结。无论中外，名家的代表作大多写的都是自己熟稔的物事，毫无疑问，令他们最为舒适的写作场景，都发生在家乡。就国内而言，沈从文的湘西、李劼人的川蜀、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皆是如此。

对鲁迅来说，故乡是个暧昧而复杂的概念。出生地绍兴，求学时的南京、日本东京和仙台，后来的北京、上海，他都曾寄放过内心深处的乡情。但在成为“鲁迅”的路上，绍兴与北京无疑是两个最关键的地方。前者给予了他美好的童稚回忆，同时也为他展示了众多国民劣根性的实例——这个水乡令他彷徨。

而北京，则是他直面民族根柢，发出激越而清醒之声的阵地——他在这里呐喊。

绍兴：回不去的精神原乡

鲁迅最直白地书写绍兴，是在1921年写成的《故乡》中。他写道：

“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文本当中足见他对故乡矛盾的态度。他生于斯，长于斯，却在阔别已久之后变为了一个陌生的闯入者。抛却旧日的滤镜，那时的鲁迅与绍兴之间，徒剩隔膜。尔后，绍兴在他笔下，大多都是些虚构的空间。

《阿Q正传》里的未庄、《明天》里的鲁镇、《孤独者》里的S城、《药》里兜售人血馒头的“古口亭口”，要么是人性冰冷的愚昧之地，要么是腌臜势力的龌龊之城，总之，在他印象里的“佳处”，几乎无迹可寻。

但实际上，鲁迅早年在这里确实留下过很多值得追缅的记忆。

在绍兴，他不是鲁迅，而是周樟寿。他生自仕宦人家，又是“周氏的长男”，从小便偏得了一些宠爱。生活不会令他发愁，而身边的玩伴也从来都不缺。

擅讲故事的长妈妈、会做关公大刀的木匠“和尚”等人也都围着他转。或许正是因此，他才得以抽离出来，在日后去审视那些周围的流民、酒鬼与落魄者。

在家里，樟寿最喜欢的人是母亲鲁瑞。她虽然没上过几天学，但总能讲出令樟寿欣喜的小故事。

平日，鲁瑞还时常会带着樟寿去看社戏。1922年，鲁迅就曾写过一篇《社戏》，来追忆那段时光。

对少时的他来说，社戏是幸福的浸润。有母亲坐在身旁，伴着他一同看台上戏子的“哇哇呀呀”。而舞台之下，还有一片独属于儿童的乐园。在那里，樟寿认识了六一和七斤。

虽然社会等级有别，但在追求快乐方面，大家是平等的。他们一同放牛、钓虾、捉蚯蚓。几个无忧无虑的小少年，在篷船、泥路中来回穿梭，多年以后，他回溯这段经历时，写道：“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

在鲁迅所结识的这一类人里，读者最为熟悉的莫过于闰土。小时候，他们一起看瓜刺猹、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跳鱼儿。但成年后，二人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再度回乡时，鲁迅蓦然意识到，即使是幼时的伙伴，也会因道路的相异而产生隔膜。面对中年闰土的麻木，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联想到这个国度内还有无数的人与闰土一样，失掉了好奇与生活志趣，鲁迅就觉得悲从心来，但他也憧憬着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崭新生活的权利和自由。

绍兴不仅赋予鲁迅最丰富的游娱时光，同时也为他的文学积淀提供了极为优越的环境。和很多小孩子一样，鲁迅的书斋生活也是从被强迫开始的。在他七岁时，同龄人都在读《三字经》《百家姓》，而樟寿读的则是《鉴略》。

《鉴略》是一本有关中国历史的读物，对孩童来说，无疑是艰深晦涩的。樟寿的父亲觉得这部书作有助于鲁迅的成长，就勒令他必须背完几个章节，才能做其他事。鲁迅念念不忘，以至于在后来的《五猖会》一文中，专门写到了这段“噩梦”。

当然，他的阅读并非都是如此。生在一个有知识的家庭，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够遍览群书。

读《花镜》，他对人间草木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在百草园种花育植的过程中，他对生命和创造有了体悟。

看《荡寇志》，他一边看，一边临摹当中的插画，金石、木刻、碑拓，大概也就是在这时成为了持续一生的爱好。翻阅《山海经》，樟寿得以在幻想世界中纵横。而现实生活中，这本书正是那位不懂文化却对他疼爱有加的长妈妈带给他的。

年岁再大些，樟寿就进入了众人皆知的三味书屋。在寿镜吾先生的眼皮底下，樟寿既饱读了传统经典篇目，又看了许多被视为“闲书”的古典小说。无论是日后的创作，还是学术上的研究，他都或多或少从这段经历中受到了裨益。

然而，静好的岁月，转瞬即逝。

1896年，他的父亲离世。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家族的轰然坍塌，家道中落，很多曾经交好的亲戚来落井下石。欺侮与流亡，让彼时的樟寿意识到人生的残酷和无情。他眼前的光景，也正是从那时起，变得暗淡不已。他亲眼目睹了社会的阴暗和痼疾，也见证了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倾轧。他也终究明白，最为险恶的，是坏掉的人心。

于是，他毅然离开了这个乌合杂烩之地。

1929年，鲁迅在北京发表演说。（图/ 视觉中国）

北京：从“周树人”到“鲁迅”

1912年5月5日，鲁迅坐上了一辆通往北京的列车。由于其所在的南京教育部北迁，鲁迅也不得不进京工作。他对这个城市的初始印象并不算好，在他当天所写的日记里，他这样描述：“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

然而，在1936年4月，他写给颜黎民的一封信里却说：“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北京究竟有何魔力，能让鲁迅由厌恶转为厚爱呢？大抵是因为，他在这座城市，终于从那个满腔热忱却空无救国之道的“周树人”，变成了大声疾呼有人愿意倾听的“鲁迅”。

鲁迅最早在北京的生活并不顺遂。彼时正是袁世凯当道，这位独裁者，不仅在政治上实施压迫，在舆论方面，也采取极端的管制措施。新闻不自由，人们之间也不得谈论国是。在治国理念上，他更是推崇封建统治的那一套。

在此环境下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自然被大大压缩了。

为了应对此局面，周树人极少参与公共事务。平日，他除了上班和去书店，很少离开所在的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

在这处居所中，他抄书、抄碑文、诵读佛经。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他短暂地得到了乱世中的宁静。

1916年，袁世凯去世，社会氛围日渐宽松，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就如同在裂隙中看到了微光。此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至北京。

其中一位杂志编辑钱玄同，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也是当时北大的教授。钱玄同拎着皮夹，找到了正在临摹碑帖的周树人，希望他可以“做点文章”。一番交谈过后，周树人勉强应允了。

但很长时间，他都不知该写些什么好，他时常思忖，在一个陈腐的社会中，写作有什么意义？它能为蒙昧的国民带来什么影响呢？《新青年》所极力鼓动的“文学革命”以及友人钱玄同所言的“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实现的呢？周树人的心中都没有答案。

某日，他猛地想到，或许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疯人是最好的写作对象。留学日本期间，他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里，安特莱夫和迦尔洵都曾写过类似的人。而果戈理也曾通过《狂人日记》来表现社会的顽疾。也是那天，他决定，借用果戈理小说的名目，写一个中国语境下的疯人。

1918年5月1日的北京《晨报》，刊登了一篇疯人妻子将三岁幼子解剖煮熟的新闻。而在几年前，鲁迅身边也曾发生过类似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疯人、吃人、迫害狂，也就串联起了整个故事。

14天后，《新青年》上出现了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作者的署名是“鲁迅”。周树人一生有过140多个笔名，唯独“鲁迅”这个名字妇孺皆知。此名字是他拼合而成的，分别取用了青年时期用过的笔名“讯行”中的“讯”字，以及母亲的“鲁”姓。

在北京的第六个年份，鲁迅诞生了。

自那往后，鲁迅在北京这块文化阵地上，接续地用小说、杂文对时代进行着反思、抨击与抵抗。

他希望，那些文字能够成为“不能抹杀的希望”。事实也确实如此。次年，五四运动爆发。知识与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终于汇聚成了反抗的力量，与鲁迅一样的人，共同用行动催逼着这个国度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当然，北京之于鲁迅的意义不仅如此，他在这里还留下了诸多热爱生活的痕迹。而这些，都被他写在了日记当中。他爱把玩古代的小物件，所以琉璃厂是他偏爱的一个去处。他如是写道：“历览众肆，盘桓至晚方归。”

有一年的初一到十五，他一共去了七趟琉璃厂，足见他对这里的喜欢。除此，北京的名胜也是他的流连之地，光是在他的日记里，就有关于先农坛、天坛、万牲园、陶然亭、什刹海等地的记录。北京的饭馆也频繁出现在他的文字中。如果说小说、杂文是鲁迅刚硬的面相，那日记承载的则是他在北京柔软的灵魂。

1920年，鲁迅因祖父去世短暂离京，回到绍兴。一路上，他孤独、怅惘、茫然，近乡情怯的他，也无法清楚地体认究竟何为故乡。回京后，他便写成了《故乡》。

这一次，他一改反叛，谈论起了希望。他写：“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后来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鲁迅成了符号、旗手，自此，他再无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