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报刊亭的消亡

上海报刊亭的消亡

2021年11月26日 17:28:08
来源:新民说iHuman

作者 | 宗城

去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后,我的生活计划清单之一,就是探访上海的报刊亭,但是在上海,要寻找一家报刊亭并不容易。

我对报刊亭的兴趣来自于小时候,小镇青年多半对报刊亭有一份亲近。在故乡,报刊亭分布于学校附近,它是小镇青年看世界的一扇窗口,是我们获取新闻资讯和作文素材的重要参考,放学后去报刊亭,成了跟去足球场一样的生活习惯。

喜欢足球的学生会去看《足球周刊》;喜欢深度媒体报道的看《南方周末》、《财新》;喜欢小说的看《收获》、《萌芽》、《独唱团》、《最小说》等;喜欢思想类刊物的看《读书》;喜欢文化类大众刊物的去看《三联》、《新周刊》、《看天下》;还有《意林》、《作文素材》、《故事会》,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

报刊亭在我的青春期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记忆坐标,但随着青春期的消逝,我看到报刊亭的机会也在逐渐变少,有时候一连几个月,我都看不到报刊亭的踪迹。

报刊亭的消亡不只是在小城市,即便上海的读者群体明显多于故乡,阅读人数的积累也没有带来报刊亭的长盛不衰。据《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调查,上海曾经有3000多家报刊亭,2019年却只剩下200多个,疫情发生后,上海报刊亭的数量继续减少,如今恐怕只有几十家还存在。

上海的读者数量并不少,文化资源也很丰富,何以报刊亭在逐渐消失?带着这个疑问,我在网上搜索资料,也曾问过报刊亭主人和上海长期关注文化议题的朋友,他们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名字——东方书报亭。

01

东方报刊亭与中国下岗潮

报刊亭早在民国就有,兼具了卖报和杂货的功能。新中国报刊亭的快速增长和衰弱,则发生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2000年,中央文明办、建设部、公安部等部门为了缓解下岗潮引起的社会动荡,运用多种手段安置就业人口,其中就包括要求各大中小城市建立书报亭。

1998年11月,上海市政府成立个上海东方书报服务有限公司,其中上海市邮政局占股 60%,文汇新民集团、解放日报社、新闻出版局占其余 40% 股份。开业后第一年,旗下报刊亭的零售流转额就达到了 6200 多万元。

在中国,报刊亭曾经有扶持就业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转型和国企改制,大批国企工人下岗,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就业保障和福利,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如何安顿下岗工人成为各地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酿成社会动荡,就容易引发深层次的危机。

这种现象最集中爆发的地方,就是“共和国长子”东北。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东北作为共和国工业重镇,曾经是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东北国企的工人们在长期相处后,对单位也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感,那里就像是他们的第二个家,他们的精神共同体,工人们互相打招呼,就说你是哪个厂的,你们厂里怎样了,但是在九十年代末,雨打风吹去,下岗职工发现,自己成了这个社会被牺牲的一代人。

“养老保险交不起,孩子念书要大钱。半老不嫩的,在哪打工都费劲。”这是当年下岗职工的心声,他们领着每年900块的工龄买断钱(合同工人只拿到2万块的解除合同赔偿费用),告别了自己生活半辈子的地方,共和国长子的荣耀,工厂与哥们的归属感,都在时代剧变下,迅速下沉。

那年头,东北摆地摊、嗑瓜子、流入黑社会的人特别多,不只是东北,天津、河北、西北地区也有类似现象,在这些下岗人里,能够被政府安置,组织去报刊亭再就业,已经属于不幸中的幸运。

©《下海》,一部以上世纪90年代末东北爆发大规模下岗潮为背景的电影

九十年代末,上海推出了一个“4050工程”,旨在帮助下岗员工再就业,为什么叫“4050”?因为在下岗的人群里,大部分女性在40岁左右,男性在50岁左右。对于上海市政府来说,报刊亭在那个阶段的功能就是用于安置失业人口。

不只是在上海,2002年,500名失业者成为天津日报新报亭的亭主,实际参与经营的失业者达1000多人。当时,天津日报专门组建了每日新传媒发展有限公公司,业务内容之一就是安排下岗职工和残疾人加入到这500个报亭的运营。

同年6月,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筹建了全省报刊零售网络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建设5000多个连锁经营的徽风报刊亭,也是用来安置下岗人员。

如果我们回顾那时候地方省份的报道,会发现建设报刊亭安置下岗人口成了一种常态。在长沙市一个报刊亭亭主的呼吁信中就提到:“经营这些报刊亭的业主都是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和残疾群众。”为此他才向长沙市政府呼吁:“为长沙市残疾人员和失业群众保留报刊亭。”

当时,宣传下岗人员报刊亭再就业,也成为地方政府表现自己“体察民情”的方式。比如《安徽日报》2002年就有一则报道,题目就是《“连心亭”温暖下岗人》,报道以前合肥皖安机械厂徽风报刊亭亭长李艳秋作为典型,她是下岗人员,一家三口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她的丈夫身患尿毒症,孩子在读小学四年级。丈夫生病后,她需要承担每月做透析和用药的高额费用,生活窘迫到只能靠亲朋好友接济,安徽大规模建设报刊亭后,她取得了一家报刊亭的加盟经营权,加上政府补助,生活才算有了起色。

东方书报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为什么报刊亭看店的多是中年叔叔阿姨?因为在他们背后,是一个时代中国的伤痕史,是波及了中国上亿人口、为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痛苦与荣耀留下沉重一笔的下岗潮。

它不是抽象的历史,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有血有肉的历史,能够被安置再就业的人们已算幸运,可在那个时代,还有更多被浪潮抛弃、被慢慢遗忘的人,他们为国家做出过贡献,他们勤勤恳恳劳动了大半辈子,无论如何,他们的付出都不应该被遗忘。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镇,在处理下岗员工再就业上,上海市政府的反应较为及时,所以在千禧年初,上海受下岗潮的波及并没有东北、华北地区那么强烈。

东方书报亭崛起于世纪之交,随一代人度过了总体安定的十年。自1998到2008年,上海的报刊亭度过了相对稳定的十年。但是在2008年以后,东方书报公司走向衰落,旗下报刊亭也没能尽早转型,一座座东方书报亭被拆除的背后,是全国纸质媒体的转型和报刊亭的削减。到了2018年,上海的大部分报刊亭已经非倒即拆。2018年4月15日,最后一家东方书报亭在淮海路被拆除。

东方书报亭,自此不复存在。

时间往前推一个月,2018年3月26日,一家上海24小时报刊亭度过了它的最后一晚,当时,《好奇心日报》的记者孙今泾、蒋亦凡为此做过专门报道。文中写道:

“书报亭在淮海中路上,靠近华亭路和常熟路地铁站 3 号口。这一段淮海路冷清下来,附近没有什么大牌专卖店,自从全上海最有名的服装市场 2000 年拆掉之后,这里就没什么人气。

接受采访的报刊亭老板贾金武上礼拜接到街道办的电话,他们提醒说,3 月 26 日是书报亭的最后一天。贾金武记得这事,东方书报刊公司通知过他。去年 11 月,有位叫杨烨炘的年轻艺术家又请他戴上口罩,口罩上印着‘今天不说话’,表达无声抗议。他也没忘。”

作为对比,也是在2018年,全国发行期刊22.92亿册,同比17年降低8.03%,报纸337.26亿份,同比降低6.96%。2019年的数据则是:全国发行期刊21.89亿册,同比18年降低4.48%,全国期刊从业人数仅9.3万人,同比18年降低2.4%。

一位报刊亭主人曾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看纸质书报的人越来越少。”上海某都市类晨报,“原来一早上就卖200份,现在20份。”

上海愚园路街道,干净漂亮,但少了报刊亭的存在 ©宗城

02

报刊亭,随着纸媒落幕而消亡

报刊亭在上海的消逝,不能简单归咎于文化氛围。

上海的出版物、媒体和书店在国内都排在前列。以书店为例,上海容纳了诸多风格各异的书店。例如:上海书城、钟书阁、西西弗书店、思南书局、作家书店、香蕉鱼书店、大隐书局、茑屋书店等,最近还开了国内唯一一家侦探主题书店,名叫孤岛书店。

但上海的报刊亭不多,就连爱书之人也越来越少去报刊亭,人们更倾向于在网上阅读文章,付费购买的纸质用品也是书籍、绘本,亦或经由快递下单杂志,而不是通过报刊亭这个传统的渠道。

报刊亭的落幕,背后是媒体的转型大潮。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做数字媒体、融媒体矩阵,不再把纸刊作为核心,已经成为许多媒体的共识。诸如《人物》、《GQ》、《澎湃新闻》、《新京报》、《界面新闻》等媒体都会把优质文章放在网上,《财新》等则布局付费模式,效仿《纽约时报》等国外权威报刊的做法,设置付费墙,把深度内容转变为电子付费,为自己提供了新的稳定收入方式。

据《第一财经》在2019年的报道:“从报纸的日到达率看,2012年到 2017 年这 5 年间,有超过 4 成的读者离开了报纸。在上海,报刊亭的销售额在逐渐下降。2011 年销售额为 4632 万元,2012 年跌至 4497 万元,2013年仅有 3518 万元。也就在这段时间,报刊杂志销售渠道的主体之一——报刊亭,因为上游产业的变化,也逐渐消失。……”

由此可见,上海报刊亭随着纸媒时代的落幕而消亡,是在2017年就已经发生的事。报刊亭的消失也不只是在上海,从2008年到2020年开启的疫情时代,全国诸多城市都有报刊亭关闭的潮流。例如:

2009年,无锡市决定关闭、拆除市区内的1241个报刊便民亭(棚、摊、点);

2014年7月,北京朝阳区拆掉了72座报亭,理由是它们建在地铁口或过街天桥附近,属于占道、超范围经营,后来那里停满了共享单车;

2015年,杭州的报刊亭经营者接到有关部门通知,为美化环境、保障交通,2015年底,有关部门计划对杭州主城区部分主要街道上的100余家报刊亭进行移除;

2018年,荆州市城管部门决定拆除中心城区158座邮政报刊亭,理由是它们已丧失原有功能,变成了卖小零食、炒板栗的小门店,存在破旧老化、妨碍交通、乱摆乱放、超范围经营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

纸媒时代的落幕,不可逆转。今天依然会有纸媒,有大量的纸质书籍和刊物,但它们更大的销售点是在网站和书店,在京东、当当等电商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零售巨头,报刊亭犹如作日世界的守夜人,注定走向黄昏。

值得商榷的是,纸媒衰弱是报刊亭数量减少的关键原因,却不能将此作为报刊亭在一座城市消失的根本说辞。决定报刊亭命运的因素有很多,纸媒是一个重要变量,可它还关乎一座城市的文化素养、公共讨论环境、媒介多元化程度、政府对报刊亭扶持力度、报刊亭的选址与店面等种种变量。否则,我们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上海的报刊亭在消失,巴黎、香港等城市的报刊亭数量却依旧可观,甚至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学校附近,报刊亭依然扮演着知识启蒙的重要角色。

香港是国内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香港是一座读报氛围浓厚的城市,从东铁线到开往弥敦道的巴士,看报纸的人随处可见。作为报纸的中介,报刊亭在香港就成为了重要的文化空间。香港的报刊亭可大可小,有的像是一座小的独立书屋,有的一两张塑料凳、水果箱就搭建起来。

重庆大厦门前斑马线

八十年代前,报刊亭准许兼营的货物很少,但现在,香港的报刊亭兼卖冷饮、香烟、地图等小物品,而杂志依据政治、体育、娱乐等分门别类,政治和娱乐版放最显赫位置,AV女优式的图像、狗仔队的猛料想不看到都难。这些桃色报道、性感写真连同政治内幕,成为报刊亭最热门的读物。在香港,情色杂志跟政治读物为报刊亭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杂志下面,横排是当天出炉的各大报纸。香港号称“自由港”,交错的政治光谱让这里成为成为媒体的竞逐之地,例如《大公报》、《文汇报》、《南华早报》、《明报》、《香港01》等,它们都在报界占有一席地之地,而政治倾向并不相同,报人隔空笔仗,已是寻常景象。

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就是香港著名媒体《明报》的笔杆子,他和别人一手创办了《明报》,凭借对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头条报道,确立了《明报》在香港的地位。金庸曾说:“(自己)当时是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社评,一半是理性的,一半是感性的。”

报刊亭的危机也不独中国一家,整个世界都在面临纸媒的减少,就连法国这样的文化大国,每年的纸质新闻订阅量也有减少趋势。

当下的报刊亭纯粹依靠市场已经难以为继,除了少数繁华商圈、大学城里的幸运儿,大部分报刊亭门可罗雀。当然,众多报刊亭仍能在巴黎这样的城市存续,靠的也不只是报刊售卖收入,还有政府每年拿出的补贴。

在巴黎,市政府扶持报刊亭,不是看重它的经济意义,而是它的文化价值,是把它作为整个城市文化品牌的一部分来考量的。巴黎的做法,为报刊亭转型提供了一个可供报考的范本,放眼寰球,不只是巴黎,在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化都市,报刊亭也没有因纸媒的衰落就走向衰亡,而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走向转型。

例如,在纽约,一些报刊集团为了增加营收方式,维系报刊亭的存续,它们会主动跟商业公司合作,通过在报刊亭加入电子荧幕,滚动播放广告的形式,来获取更多收益。

转型后的报刊亭犹如小卖部和传统报刊亭的结合,顾客不仅可以买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老牌报纸,也能购买饮料、醒酒精油、手机套、充电器、雨伞、耳机、口香糖等物品。与此同时,有的报刊亭会加入APP或者网络平台购买链接,方便顾客可以在线上选好商品,有空再去报刊亭领取。

为什么巴黎和纽约重视报刊亭的转型?以巴黎为例,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如今,巴黎都是享誉全球的文化名城,巴黎最被世人熟知的显然不是它的经济,而是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普鲁斯特和他们身后的文化地标。巴黎以文化立足,建设报刊亭,是巴黎基于整个文化图景的考量。设想一下,一座游客漫步可见报刊亭的城市,和一座四面八方都是钢筋森林的冷酷怪兽,何者更能温暖人心?

在巴黎,报刊亭的经济职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蕴的呈现,它彰显了一个国家对文化的尊重。

巴黎街头的报刊亭

03

报刊亭的消亡,

也是居民文化生活的消亡

受制于不同的审核氛围,香港的报刊亭经验显然不能被上海完全照搬,但它至少说明一点:报刊亭的消亡并非理所当然,纸媒减产,线上阅读盛行,但报刊亭依然可以通过转型,找到自己曾经的受众。

一座文化名城不必处处都缺少报刊亭,可如果市民去找一家报刊亭,都要付出比从上海到苏州更长的时间,那他们即便同情报刊亭,也只能目送它的慢慢消亡。

报刊亭不只是窗口,它曾经也是社区和学校里的一个小型公共空间——促进人与人交往的线下渠道。在报刊亭,与人寒暄,谈论公共议题与家长里短,都是一点点具体但实在的联系,它或许并不伟大,可他对一人很重要,这部分人包括儿童、青年、社区老人、社区工作人员,乃至城市里对纸质杂志仍存有感情的人。

其实,回顾那些消失的报刊亭,它们并非都是因为无人光顾而停业。《好奇心日报》在《一个上海24小时报刊的最后一晚》里采访了报刊亭老板贾金武,文中写到报刊亭关门的原因:“听说书报亭是邮政要关。沈老师说,电视上说,是因为影响交通。”

在东方书报刊公司退休的前组长与贾金武交流时,他们也讨论了政府为什么要整治书报亭:“前组长的看法是,现在开书报亭的外地人太多了,可能有 90% 以上,他们完全不注意门面,搞得一团糟。他肯定了贾金武的书报亭,贾金武是个上海人,早年在上钢三厂。贾金武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不能这么说,外地人上海人一样的。”

说到底,报刊亭的崛起与关停,其实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报刊亭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政府介入、政府主导资源再分配的一部分。报刊亭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看经济效益的角色,而是承担了就业、文化传播、社区关怀等方面的职能。据此,如果纯粹从经济本位来谈论报刊亭的得失,也只是一种窄化的分析。

作为八零和九零年代的童年回忆,报刊亭正在退出人们的公共记忆。2021年7月,上海一个中学生写信给《中国青年报》,呼吁恢复报刊亭,他在信中写道:

“我是一名初一学生,住在上海市浦东区联洋社区。

20多年前,我所在的社区还是一片良田,现在是有18个楼盘、1.2万多户居民的大型国际社区。我们社区配套了一个东方书报亭,它伴着我长大——我从一个看《幼儿画报》的娃娃成长为看大厚本杂志的少年,而书报亭却在去年7月被拆除了,我亲眼看着它被吊装到卡车上运走了……

上海曾经有近3000个东方书报亭,统一设计的红色线条玻璃房子非常漂亮,被誉为上海的‘城市名片’,它们为上海的文化和精神文明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网络媒体的兴盛,纸质媒体的消费者越来越少。我在与书报亭老板的聊天中得知,大部分书报亭老板都靠违规卖杂货来维持生计。这些‘不伦不类’的书报亭最终被‘团灭’了。现在的上海街头几乎没有书报亭了。”

闲下来合作社,社区阅读和连接他人的另一种可能 ©宗城

在这封信里,这位初中生不但说到报刊亭的消亡,也说到报刊亭对于学生和社区老人的重要性,他在信的末尾写了几段触动我的话:

“除了我们学生,很多成年人也愿意零买报纸,比如视力不好的读者,阅读量不大的读者,经常不在家的读者,喜欢一张报一壶茶的清欢的老年读者……

我们社区书报亭的老板曾告诉我:书报亭还有很强的社区功能——在为社区服务的近20年里,它已经成为社区居民们免费而温馨的社交场所。如果有人想了解,我可以做一份小小的社会调查报告。

我想,报亭不盈利只是个经济问题,街道上的绿化需要公共财政去负担,书报亭作为居民文化生活的绿洲,为什么不能获得财政补贴呢?市容美观固然重要,居民的精神生活也不应该因此受困!”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社区有报刊亭,家里的孩子和老人不用走几步路,就能读到最新刊登的报纸,他们可以跟报亭主人聊天,也能在报刊亭逗留,与偶遇的人谈起报纸和杂志上的见闻,久而久之,报刊亭就是一个小的亲密共同体,是社区居民打破疏离关系的一种方式。今天的城市不缺少钢筋森林,不缺少高墙与铁门的阻隔,缺的是日常生活的亲密关系,一个个小的共同体,人们比过去更陌生于自己的邻居。

但是这些都无法被经济指标量化,正因如此,报刊亭的作用不是纯粹经济数据可以衡量,经济很重要,市场很重要,但是,当生活中一些重要的事物正在越来越被残酷的市场逻辑所淘汰,人们不得不加以警觉。进一步说,这所谓的市场逻辑,本来就已经在权力和资本的把玩下扭曲了,否则,公正的市场逻辑,又该如何审视过去二十年中国变态上涨的房价?有多少人的生之重负、多少美丽事物的毁灭,都拜这高昂的地价所赐。

一座文明的城市,不只是健全者和成功者的城市,它具有包容之心,具有对劳动者基本的慈悲。当我看到那些拆毁的报刊亭,去到旧址,站在物是人非的马路边,我心想,那些报刊亭的经营者,现在又在何方。那些十年前、二十年前,因为下岗而失业,又通过报刊亭勉强度日的人们,如今失去报刊亭,他们又该如何熬过冬天冰冷的长夜?

这些年,成千上百个报刊亭因为占道经营、有损市容等理由被拆除,那些空出的土地又用在了哪里,房地产商建起来铺天盖地的高楼,那繁华闹市中一排排商场、酒吧、沐足店、会所,又是否比报刊亭更彰显市容,更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文明之心?

当一座城市连几座报刊亭都容不下,它的文明是可疑的。

本文转载自 青年志Youthology,作者 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