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我活着正在写这些字，你活着正在看这些字
湖南宁乡、江西赣县、北京、科罗拉多……这些城市几乎串起了哲学家李泽厚的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如此丰厚的经历仿佛也恰好印证李泽厚关于实践美学的观点：“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
下文摘编自《李泽厚散文集》，其中有对故乡的怀念、对爱人的思念，恰好也提及了李泽厚一生所到过的那些城市。在李泽厚看似淡然的笔调中，正是于生活的细微之处的哲思。
往事如烟
人们常常说，往事如烟、浮生若梦。其实，梦醒了也还是梦，否则便是死亡，但我们却都活着——我活着正在写这些字，你活着正在看这些字。
人活着很难不成为记忆的负荷者。人们也常说，年纪愈大，愈爱怀旧。不过对我来说，回忆使人痛苦。因之只能回想一些非常表面不含内容而且是小时候的事情。那真是往事如烟，如梦如幻，好像根本不曾存在却又肯定发生过的情景了。
最早是两岁时祖父抱我逛汉口市街的情景。一点也不清晰，只好像有个铜像在那里，这还可能是以后把图片上南京市孙中山铜像混在一起的缘故？但家人说有过这件事。其后是电影院失火，母亲携我逃出，那已是五六岁了，依稀有点印象，但还是不清晰。再其次，是母亲在黄包车上告诉我快下乡了，说乡下的一些人物，其中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表姐。但在记忆中，我又把她与当时同宅邻居也比我大的女孩叫方永（当时小皮球上有个“永”字公司标记，所以记得特别清楚）的混在一起了，而且有种异样感觉。当然还有好些五六岁时的往事：芝麻酱、蜡光纸、叔叔婶婶……都仿仿佛佛、如真似幻，但要讲起来，也会很长。
汉口码头旧景
下面可就是非常清晰对我也非常重要的记忆了。一次是鹧鸪声，这是在宁乡道林便河大屋我家客厅的黄色大方桌前，七岁。一次是躺在小小竹床上，面对灿烂星空，这是在江西赣县夜光山的夏夜里，十一岁。一次是淡月碎在江水中，闪烁不已，这是走在赣县的浮桥上，十二岁。这三次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常凉冷的凄怆感，像刀子似的划过心口，难过之极。为什么？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因为并没有什么具体事件或具体原因。但自那以后，听鸪声，看星空，望水中碎月，经常会涌出那种梦幻似的凄怆感觉。
还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这已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了，偶然听到放送《秋水伊人》歌曲，它一下子把我拉回到抗战时沦陷区的农村少年时代，这首歌在那时候是很流行的，也没有什么具体事情，但它令人记起那可怜的寂寞时光。那秋天的落叶，冷清的庭院……与歌曲那么相似。那时我没有任何人来往，独自读着艾青的诗、艾芜的小说、聂绀弩的杂文，生活极其单调穷困。将来会是怎样的呢？当时一点也不清楚。像一条没有前景的路，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路……
如今一切都已清楚，生活已快到尽头。但那少年时代一切都没有决定的情景，在记忆中仍以如此清新的信息扑面迎来。还有那没有果实的少年情爱，那么纯真、羞涩，其实什么也没有，但后来的激情与狂热总无法与之相比。暮年回首，是那样一种令人心酸的奇怪的味道。便河大屋早已不在，那金桂与银桂，那大院门旁的双石凳，那个有枇杷树的小花园，那被白蚁蛀空了的危险的读书楼……都早已荡然无存，但它们却随着《秋水伊人》的歌声如画似的回来。
记得当时在火车中因此拖延好久才入睡。一觉醒来，以为天亮了，原来才夜三点，是月亮的光线——窗外一轮满月。
火车飞驰过田野、村庄、河流，一切那样安静，车内有时还有各种声响，窗外却毫无，我知道这是隔着双层玻璃窗的缘故。但我看着那毫无声息沉睡着的田野和村庄，远近都有“渔火三两点”似的灯光，灯光也非常安静。不动的山、不动的树、不动的灯光，却又如此不停地旋转、驰过、消失，又重现、又移转、又消失。但总是那样的安静，无声无息，那天地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年轻时期的李泽厚
又是那样说不明的感觉抓住我。这些田野、河水、灯光将一直在那里，月亮也如此，会老照着它们，尽管没有人，人都睡了，人都死了，你、我都没有了，一切仍在那里……
活本偶然，上述这一切更非常偶然，非常个体化：它们只对我有意义。它们不成其为“往事”，而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又依然那么实在。它们如烟似梦，却仍然是我这个个体真实存在的明证。
（原载《明报月刊》2002年1月号）
故园小忆
春节之前，《湖南日报》的朋友约我写篇“故园情”的千字文。提起故乡的春节，“大人盼插田，细伢子望过年”，这小时候听来并记住的谚语，使我觉得千字根本不够写。不过，如今坐下真正动笔时，又觉得填不满这一千字了。
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好。纷至沓来的回忆和思念使我伤感而困惑。冷静算一下，我在湖南先后不过十余年，最长的一段，在宁乡道林和长沙，也不过八个春秋。但我总觉得那十多年特别是那八年，比我在这里（北京）的三十五年要长得多。有人说，少年的时日比成人长几倍；有人说，记忆像筛子，只留住美好的东西；小时候无忧无虑，美好的记忆多，所以觉得长……这些也许都有道理，但又似乎并不能使我信服。实际上，少年时日并不长，而且也多创伤和痛楚，只是不愿意想它罢了。经常想起并愿随意写下的，大都是早经无意识编选过了的那些宁静、闲散、日长如小年式的悠悠岁月。
宁乡道林古镇
这可能与自己偏爱二十年代的某些散文也有关系。记得鲁迅说过，故乡一些东西“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朝花夕拾》）。便河老屋早已拆除，是一去不复返了。但那庭院中的金银桂花树，那大门前的两个大石凳，那有着枇杷树的花园，那似乎很长、绕着水塘和竹林的围墙……不仍然存留在记忆中，时时哄骗我去寻觅么？是不是这些给我幼年的心灵成熟中打上印记的东西，老潜在地引导我对时间、存在和人生之谜去时时反顾呢？
我家既非地主，也不是农民，长时期住在城市。但我怀想最深的，却仍然是那些大片金黄色油菜花的田畴，那漫山遍野热情执着的映山红，那充满了甜蜜的润湿感的江南农村的春天气息……这些，确乎已经阔别多年了。
当然，回忆中还有人。亲爱的妈妈，敦厚的弟弟，年迈的祖母，比我大两岁的聪明的表姐……
当然，还有靳江中学。它离家三十里。我每周往返一次，回家过星期天。记得我总愿意邀表姐同路。我们是同班同学，家同在那个便河老屋。当时我十三四岁。有一次在路上，我用硬纸折成戒指形状给她戴在手指上。她只戴了片刻。我们一句话没说，我却感到很高兴。为什么呢？当时并不大明白。只是留下来的记忆，还如此鲜明。但有的时候，却是我一个人走。三十里路长而又长，我只好在路上背要考试的古文，背不出来，便拼命想，这样不知不觉走了不少路。我当时对自己这种既打发长路又利用了时间的“发明”沾沾自喜。
湖南中等教育一向发达。靳江只有初中，地处乡村，且属初办；但回想起来，教员、校舍、图书、同学……都相当不错。我在这里读了不少课外新书，交了张先让、杨章钧、谢振湘等好朋友。还办过壁报，每期四版，刊名《乳燕》，小说创作占了大半篇幅。比我高两班的龚振沪（龚育之）也办了个叫《洞观》的壁报，两版，多自然科学内容，颇有水平。这些都是“民办”的，还有“官办”和班级办的。当时在我们这些小小学生里，自发的辩论和议论似乎还不少，其中一部分，便是针对着学校和校长的。
靳江
记得有一次周会，校长周忠箸把我和龚振沪叫上讲台，让我们把一只胳臂举起来，卷起衣袖给全校师生看。他说，这两个学生成绩都非常好，但身体太差，这么瘦弱，这怎么行？！当时我既害怕，又高兴，印象至深。几年前我问龚育之同志，他说他也记得。去年我在桂林看望这位分别了四十多年的校长，谈及此事时，他当然早已淡忘了。他已八十高龄，仍在大学带研究生，孜孜不倦地搞翻译。想起自己比他当年认真负责地当校长时，年岁大多了。日月不居，盛年难再，虽然发胖，仍苦于身体不好，回首往事，真有点感慨系之的味道。
靳中还有好些事，以后还有更热闹的第一师范……但所有这些“故园情”，不但是琐碎拉杂地往后看，无关大事，而且也毫无关乎春节。于是，我该知趣收场，下笔可以自休矣。
（原载《湖南日报》1986年2月9日）
地坛
住在地坛附近二十多年了，不觉得什么；如今要搬走，却分外地留恋它起来。
地坛是个很不著名也很不惹眼的公园。几年前，还简直很难说是什么公园，不过是用围墙绕起来有几片树木的大块方地罢了。但对我来说，它却是一块圣地。记得上午开完乌烟瘴气的各种批斗会、“学习”会、小组会，下午我总要一个人到这里来散步、透气，也想一些自己愿意想的问题。
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尽管不是每天必到，但只要有空就来，而且都在下午。在这里，我看过许多次桃李花红白盛开，然后是落英遍地；也欣赏过黄叶满林，西风萧瑟；真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特别是黄昏日落，这里人很少，稀疏的树林、宽阔的道路、宁静的氛围，可以使人心旷神怡，悠然自得。平常生活空间小，生存质量低，这时似乎突然得到了解放和充实，感到非常愉快。所以，即使风雨冰雪，即使有一堆事要做，只要下午能抽空，我总要来的。
地坛旧貌
与我似乎抱同样态度但动力有异的，是有时可以看到的那一对对的恋人。他们不管天有多冷，顶着大棉猴，也要紧凑在那些冰凉的椅子上。当然我知道，这是因为没有供给他们更好的约会地方，但我仍为这些热恋所感动。比起北海来，地坛作为恋爱场地，确乎太单调了。我记得在北海有划船、钻山洞、看星空……在地坛，只有这种平凡的安详宁静。但如果习惯了，你却更喜欢它，喜欢这种宁静的厚实和沉着。
前些年，地坛毫无修饰，也不收门票。并且总有一群人，大概是北京的老工人、老居民吧，优哉游哉地在离北门不远的内围墙边蹲着下棋，三五人一堆，有好几堆。每次我都要走过那里，有时站着看半小时。如今，这些似乎都不见了。地坛北门外的平房已变成楼房，地坛里面也装修一新，增添了好些亭台回廊，还有儿童游艺场、茶室、小卖部、售票处。这两年春节还有人山人海的庙会。星期天，这里也是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非常热闹的了。
这些时候我都不去。我好像仍然偏爱那个似乎荒芜了的安静的地坛。高兴的是，直到今天下午，我到地坛散步时，仍然是那样地游人稀少，仍然可以领略那四顾无人、安宁静美、令人心醉的气氛。
可惜，我毕竟要搬家了，搬到西城之西，再来这里散步的机会大概是没有了。这更使我觉得，我真有幸在它身旁生活多年，度过了那曾有许多艰难的岁月。
1986年2月于和平里九区一号
（原载《北京晚报》1986年2月10日）
黄昏散记
又好几天没去散步了，今天顶着寒风，也出去走了半小时，当回身往家转时，突然看到了那个刚上来的满月；原来今日是元宵节，难怪远近都有一些稀疏的鞭炮声，以前却似乎一点也没听到，大概是没有留意。
啊，那月亮，那么大，那么圆，那么贴近，它就好像在那高楼的背后不远。今天有风，空气本也不清洁，那月亮虽没被云掩罩，但也总有点朦朦胧胧。最使我奇怪的是，似乎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大这么亲切的月亮。我看月亮好多好多次了，记得不久是在科罗拉多两度看到的满月：那么冷，那么远，那么安静。这次却混混浊浊，热热闹闹、朦朦胧胧，但特别亲切，特别惹人喜欢。
主要是它显得那么傻。那个胖脸庞，笑嘻嘻的，圆得过分。于是我想起E，我想如果我们这时走在这路上。
吃饭时听广播说今夜有月全食。总是这样，刚完满便有巨大的缺陷，欢喜之后便是黑暗，“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何时能做到心静如水，一波不兴呢？但那样，岂不也就死了么？人便在缺陷中生存，在苦痛中欢欣，然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明日不能来；她将有新的期待、希望和欢乐，而我则如钟表一样，仍将慢慢散步在已很少行人的大道旁，像一切都不曾有过。然而，我总难忘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那最后的小说结尾，丽莎——这个决心做了修女的少女——眼睛的睫毛毕竟要轻轻闪动一下。难道这就是人世的芬芳，人生的真谛？没有它，就将地老天荒。
那么，又有什么要再言说的呢？窗外的月亮已升得很高，也不再那么大、那么傻、那么亲切了。我于是停笔。
1989年元宵匆笔
忆香港
上午接再复为《明报月刊》约稿的电话，夜半收总编辑耀明兄的约稿传真，好像应该为香港说几句新年吉利话。但除了祝福经济恢复和发展外，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话来说，毕竟离开已两年多，许多情况即使不淡忘，也是很不了解了。
但是，我经常回忆起香港。
十多年来，我来往香港有好些次。每次，主人和朋友们都热情招待和宴请，使我至今心怀感谢。香港美食名不虚传，香港购物令人愉快。使我更回味的，是香港那灯红电绿与水色山光浑然整体的美丽。
记得那一年在中大会友楼，大玻璃窗面对大海，狭长、安静的公路蜿蜒海岸。隔着玻璃窗，风和日暖，万顷无波，令人心旷神怡，煞是好看。夜晚暴雨，急风嘶啸，树木摇晃，骇浪如奔，在几近墨黑和有些紧张的氛围中，路灯高悬发光，电绿灯红的宏伟建筑明灿如常，开着亮灯却难见身形的车辆依然疾驶而过……这似乎更使人心满意足而感触良多。可惜我不是文学家，写不出这幅幅自然兼城市的壮丽风景。会友楼有本题字册，上面有好些客人题词，记得还有张灏兄的一页。我当晚写了一副对联在册子上：
极目江山窗外万顷波涛如奔肺腑
回头家国胸中十方块垒欲透云天
那是1995年。我由穗过港，被邀讲演，便重申了正遭严厉批判的“西体中用”，心中大概很有堆块垒闷气。当时香港尚未回归，所以有“回头家国”。日月不居，“块垒”尚未消除，而倏忽竟又十年。
香港街景
忆香港，我当然更会想起在城大的愉快生活和舒适环境：简洁实用的房室建筑、巧致幽深的后山设计、温文尔雅的文化中心、近在咫尺的购物商场。夏日黄昏，我坐在尖沙咀阶梯大道上享受着海风、晚霞和对岸建筑，其中据说曾惹人不快、钢刀似的插入群体的那座，对我显示着分外的明快和特殊。冬天晚上，我坐在电车上层从西到东无目的地闲逛观览，比较安静的小铺面和喧嚣之极的闹市街交替呈现。香港有这摇摇摆摆的老电车，有车水马龙的新公路，有安宁平静草木繁盛的西式小公园，有香烟缭绕极其俗套的大仙庙。这大概就是香港的智慧：在小块土地上弯弯曲曲，尽量包容；看似山穷水尽，却又柳暗花明。
人们说，人老了，易怀旧。香港并非我的故旧，却仍然令人常常怀想。是什么原因呢？这我倒真是很不清楚了。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5年1月号）
蒲公英
又到了拔蒲公英的季节。
蒲公英给我最早的印象，是吴凡那幅小女孩吹蒲公英的画，还是非常年轻的时候看到的，至今印象犹存。可见，蒲公英给我的感觉很好。
但在美国后院要拔除的蒲公英，却是开得遍地的灿烂小黄花。这小野花鲜亮、普通、幼小，它一片片地漫布开来，尽管毫无章法，可以说是乱开一气，却使整个庭院显出一片金黄。我觉得挺好，并不难看。不过按美国住家的规矩，却必须铲除。我至今也不了解为何定要铲除的道理，总之要拔掉就是了。于是乎拔。用手，用小铲、大铲、专门制造的铲来拔。大大出我意料的是，这小黄花的根非常坚韧，它长且粗，特别是非常的长。要把它连根铲除或拔出，非常不容易，而且是拔不胜拔。经常是累了大半天，似乎清除了一小片，第二天，就在那块认为已被根除的土地上，迎着阳光，小黄花又照样地茁壮地灿烂地开了起来，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好雇请专业人员大洒药水予以消灭，反正现代人类的科技发达。
李泽厚
这蒲公英的难拔使我想起五十年代下放劳动时的田间除草。除草劳动种类很多，我特别记起的是，像拔蒲公英一样，拔那长在庄稼中的野草。那野草倒不开花，但像恶霸似的躺在地面，四肢放肆伸开，长得又肥又壮。老乡说它们夺取庄稼的水分和养料，必须拔除。但拔除也不容易，虽说没拔蒲公英这么难，却也要长久蹲下身去，好费一番气力。因此在这劳动中，我很憎恶这些难以拔除却又必须拔除的野草。
记得当年暗中思索：人们，当然包括我自己，都读过许多歌颂野草的诗文篇章，从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到鲁迅著名的野草散文集，都在赞颂野草那顽强的生命力，却从没想过这顽强的生命力恰好是庄稼和农家的死对头。所以我当时想，那些诗文和自己的喜爱确乎是由于没有干过农作耕耘，因之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距离甚远的缘故。
我非出自农家，又素不爱劳动，属于当时应下放劳动以改造思想的标准对象，对野草的爱憎不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吗？但是，我一面除野草，也信服上述理论，活儿也干得不错；一面我又仍然喜爱那“春风吹又生”和鲁迅的野草文章。
由蒲公英而想起拔野草，如今一切往矣，俱成陈迹。且回到这目前的拔蒲公英吧。除了难拔之外，它最最使我惊异的是，小黄花过不了多久就变成了圆圆的小白球。在一些郊野，它们还成了大白球。它们高耸、笔直，不摇不摆，但如果你手指稍稍一触，它便顿时粉碎。它们是失去了生命最后岁月的僵尸。它们没有树叶陪衬，没有一丝绿色，就是赤裸裸的狰狞的大白球，彼此比肩挺立在一块、一排、一片。它们与那小黄花似乎毫无干系，完全异类。这使我非常惊骇，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爱的、美丽的、天真烂漫的小黄花竟变成了如此凶悍、绝望、疯狂的大白球了呢？太不可理解了。难道时间一过，岁月一长，就会如此么？就必须如此么？
我散步归来，天色渐黑，四野悄然，就那些白团团的大圆球顽强地竖立在那里。面对它们，我却一点也没有岁月流逝的感伤，只感到一种莫名的、真正的恐惧。“繁华如注总无凭，人间何处问多情。”可怕的大白球代替了诗样的小黄花，你于是永远也找不回那失去的柔情和美意。
（原载《明报月刊》2007年1月号）
本文节选自
《李泽厚散文集》
作者: 李泽厚
编者：马群林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18-3
编辑 | 仿生沙虫
主编 | 魏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