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 步履不停

杨潇 步履不停

2021年10月19日 11:10:08
来源:凤凰网读书

“人生苦短,像个少年一样投入吧,体验吧,燃烧吧,纵身一跃吧,哪怕你改变不了什么,哪怕你一点儿都不重要。”

杨潇,作家,代表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一、子弟

“李焕英!”“喊什么呢,小王八蛋。” 电影《你好,李焕英》里,贾小玲穿越回自己出生的前一年,即1981年,重遇了妈妈李焕英,彼时她是胜利化工厂打铁车间的一名女工。

八零后作家杨潇,与电影内外的贾小玲同岁,生于与取景地不算远的湖南衡阳。倘若划破时空,这两个看似不搭边儿的人,兴许也能建立起交情,因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厂矿子弟。

《你好,李焕英》剧照

在国家“三线建设”工程里,湖南地处二、三线之间,1958年拔地而起的国营厂,为军事战略输送原子弹生产材料。外公、姑姑、妈妈都是厂矿工人,身为第三代子弟,杨潇解释起“醇化”、钢瓶质检和辐射监测工作也不含糊。重工业制造把数道程序切割成段,上承下至,一步步一环环,牵连着大时代的安全感与荣耀,也扣紧父辈的腰包、粮票、孩子,和全部的生活。

豆瓣“厂矿子弟”小组里有一个帖子,号称汇集“最全军工企业代号”,从101厂列到999厂。杨潇家所在的厂矿是二开头,对外称“新华材料厂”。有那么段日子,在厂里上班儿,腰杆兴许比百年前的族长白嘉轩还直挺,还有人家里添置了单车、缝纫机、电话,倒映在中国东北角的另一个镜像里,是六名前钢厂工人哼着《心恋》,去偷一架钢琴。

《钢的琴》剧照

脱口秀演员李诞也是厂矿子弟,不同于他的“集体生活一天三遍号”,杨潇印象里的厂矿特色,不在人群密度,而是某种杂糅感。譬如外公外婆家的单元楼,住着上海人、东北人、湖北人、河南人,口音各异,本地人也不说方言。还有小孩子眼里的“全世界”——相比普通单位,厂矿更接近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从家属院到子弟学校,从商店、书店到灯光球场、工人俱乐部,生活设施完备,文娱活动也丰富,“是周边农村和市区小孩都没办法想像的,有一种自豪感”。

很多年后,杨潇认识了一个词——“飞地”(Enclave),它带着陌生化的地缘意味,成为成年子弟对家乡厂矿的新注解。或许只有时间能回答时间。那些纠缠在一起、清浅的人际因缘,填不满这座临时存在的孤岛。孤岛深处是野坟,杨潇说,老人们聊起地下挖出的尸骨,分不清是哪一场战乱的遗骸。从这里长出来的生命也扑朔得紧,杨潇的初中同班同学有好几位已经离世,原因不一,脑癌、白血病,几乎验证着坊间的传闻:“我们厂人个子很高,有人开玩笑说是因为被辐射长大的,因为湖南人普遍比较矮。”

“孤岛”傍水而居,“岛民”随水流动。厂矿一侧是北流的湘江水,另一侧通京广铁路,幼年时,杨潇沿着一条铁路支线捉蝗虫,抬眼有火车载着重金属轰隆隆驶来,后来变成一批大人在火车站扎猛子“下海”。

《少年巴比伦》剧照

杨潇的父亲出走于1997年,奔赴深圳之春。高中时,杨潇南下探望父亲,紧盯着深南大道的花花绿绿,暗示自己“一定要考出去”——90年代国企效益下滑,厂矿里堆满衰败的迹象,没有什么比一双工人推开子女的手更迫切,因此除了奠定独子最早的阅读序列,还要不断给他“考出去”式的敲打。

如今,厂矿叙事附着在不同形态的创作里,若隐若现。在一张名为“厂矿子弟”的音乐专辑里,有首歌直接被命名为《与父辈不一样的活法》。反观杨潇,看不出反叛的少年心性,但他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从小到大,眼看着父母这一代在必然性与偶然性间、在不如意与更不如意间挣扎,觉得‘控制’常常是人世间大多数痛苦的来源。因此也就格外渴望自由。”

自由的“代价”是他白白浪费掉50分,考到离家1500公里的天津。接下来是北京,然后是德国汉堡、美国剑桥,工作之余穿过大半个地球。父亲离世时,他人在威尼斯,往家赶的路上,一种道不明的情感也跟着远去了。

《我11》剧照

“我们这一代,尤其是70末80初这一代,都生活在不自知的假定里面,因为出生就是《明天会更好》,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80年代生的厂矿子弟如今正处青壮年,今日即“明天”。这些年,杨潇感到世界加速前进,“好像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往车窗外扔东西,扔掉被这个时代认为过时的东西”。也许厂矿也是一种“过时”,是处于倒计时,终将在某一天、某一刻被彻底遗忘。

成为写作者后,杨潇第一个想写的就是厂矿。他和出版社编辑罗丹妮聊过,这些故事贯穿个人史、家族史、时代史,没有什么比亲自讲一讲更有意义。但回溯历史不如想象中容易,很多东西已经很难挖掘出来了。重新适应新环境的人,像某种热带植物,长出了柔软的芯、厚的叶和壳。

厂矿也在修枝减叶,再生长。前几年,杨潇家所在的老厂引入了一条生产线,俨然焕发又一春。每年冬天,他还会回到小时候的灯光球场,和新厂的工人大哥们一起打球。杨潇是小球高手,但排球不太行,就跟着学,反复练习。

说到这些,我以为他彻底放弃了书写计划。“不算放弃,”杨潇说,“也许以后还是要写。”

二、书生

新世纪的声音,一种是“轻松一下Windows 98”,还有一种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那时候凭借一份还算体面的薪水,和无价的感召力,“媒体能拿走最好的学生”。

《南方周末》1999年元旦特刊

杨潇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身上不少特质得益于母校的学术氛围。他记得当时的室友,大一上学期就在课本扉页上写:目标,博士生导师。“现在他已经是硕导了,”杨潇翻出手机里的老照片,“我们寝室六个人,出了两个大学教授。"

千禧年的大学校园,是关心世界、辣评时政的思想高地。所以说起那年,杨潇念了一串自己常逛的论坛(BBS)名:清华大学水木清华、复旦大学日月光华、南京大学小百合、北大一塌糊涂……同样搅动人心的,还有各大论坛的当日话题榜,“类似于现在的热搜”。还有段时间,同城高校间为网大(netbig)论坛上各自的排名掐架,直接惹恼了一位南开老教授,他站在讲台上说:不管你上什么大学,如果不自我学习,都是一样。

很早尝到了媒介自由的味道,杨潇开始追赶小时候的梦——当记者,同时放弃了去复旦读研究生的机会。彼时他已进入复试名单,学校还打来过电话,后来他才知道,话筒对面的那个人,恰是当时在复旦任职、现在的中山大学传媒名师张志安。

媒体在他身上制造了不少巧合。杨潇深深记得,他去新华社面试那天是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日。“现在好难想像这种画面,去体制面试的毕业生,人手一份《新京报》。我还记得头版是克林顿拥抱艾滋男孩的照片,二条是袁凌写的调查报告,SARS后骨坏死患者调查。”

《新京报》创刊号

曾经的新华社是一流新闻工作者的天地,也是人文学者、作家的居所,用杨潇的话说,“很多缝隙里面藏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譬如科幻作家韩松、《城记》的作者王军。

后来到了《南方人物周刊》,周围的人更“奇怪”,杨潇一本正经地总结为“具有生物多样性”。这里有人“敏感”,有人“闷骚”,好在大家都按照原本的样子生长,以至于后来团队解离,不同的人也走入了完全不同的轨道:吴虹飞是歌手,易立竞登上综艺舞台,刘子超成为旅行作家,林珊珊和杜强创业内容公司……

媒体人的性情也与媒体气质有关。如果说《南方人物周刊》充满书生意气,《南方周末》里就是腥风血雨,记者们会为一篇稿子拍桌大吵,在站内论坛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作家李海鹏曾任《南方周末》主笔,他笔下的老东家有另一个温柔的面向:“报社里有一点儿草莽气,一点家庭氛围,一点儿旧报馆的书生气”,“每个人都受惠于它的声望”,“当你得了月度好稿奖,评语就像你是最了不起的人类”。

“我们至今仍然觉得,那是个特别好的工作。”杨潇说起与前同事们的追忆。同样的感叹出自前《南方周末》记者、真实故事计划的创始人雷磊:我曾以为自己能干到退休。

时间太长,变故太多,很难描绘一群“最优秀的记者”离开的路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记挂着同一件事:08年的汶川大地震。杨潇的另一位朋友、四川籍作家李静睿当过八年记者,在那一年遇到了巨大的精神危机,“人生似乎从此划出一条清晰界限”。直到现在,提起那份“最好的职业”,她仍自我判决为“逃兵”,“躲在虚构后面,躲在了时代后面”。

汶川地震纪念碑

从废墟走出来的杨潇,说起当年采访过、现在已经30岁了的北川孩子,心会“软一下”。用以抵抗时间的办法,是写下去。从杨永信13号室事件、芮成钢案,到昂山素季获释,再到北京唐家岭“蚁族”,他一路勘探、记录,用肉身锤炼记忆,引发共鸣,也收到了一些回响。2013年,杨潇带着“新闻学界的最高荣誉”——哈佛尼曼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进修。哈佛的精英式教育,磨去他身上一层对管理学的成见,回到北京后,当上了《时尚先生》杂志副主编。

时尚杂志,一线明星、国际大牌和市场红利的代名词,但在一个自认不擅长管理的写作者看来,是事无巨细的忙碌、文字服膺于“大片”和永远摸不准的读者与公众号阅读数据。如果几年前聊起这些,杨潇会批驳信息过载和用户下沉,如今他已经神色自如地复盘起离职心路了:“我知道我不会在时尚集团干太久,由奢入俭难嘛,就消费降级。以前我还买西太后、巴宝莉,后来降到Massimo Dutti,很快发现也不行了,太贵了,就优衣库、淘宝。”

从新闻机构、文化刊物到商业杂志,我以为最终“劝退”他的是娱乐至死的反噬,是,也不是。杨潇的稳定性在于,能撬动他的只有内心对自由的排序。他最在意“自己掌控自己的时间”这件事,为此放弃过不少找上门的工作机会。“太累了,”杨潇回想那些团团转的日子,“和人吃饭都只能约在公司楼下。”

尽管几次投入浪潮,但他从来都不是什么社交达人。他直言自己采访时能切换成“假嗨”状态,如果参加饭局消耗了能量,就出门暴走,“把散落的自己一片片找回来”。后来离开媒体,大有退隐江湖的意思,断绝社交,不看朋友圈,友情转发也一并省了……

“我不是文艺青年,也从来没有过作家梦。”杨潇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身上有一股飘摇涤不掉的少年气,隐约还是子弟时期的轮廓:十几岁关心钓鱼岛,一度被书架上的《中国可以说不》吸引;别人白衣飘飘地写诗、看《海盗电台》,他迷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每周必读《21世纪环球报道》……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捷克剧作家,曾于1993-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图为捷克街头举着哈维尔照片的年轻人。

当一个这样的人开始独自远行,“孤独”也许是注定的。30岁以后,杨潇与过去的好朋友们逐渐形成分野,他未婚,全职写作,写一种很难定义的体例——历史非虚构和旅行写作的结合。被问及同侪压力,他思索良久,给出的结论是“和他们写得不一样”。他断定自己在用“特权”换“自由”,为此必须承担失去参照系的危险。

具体到写作,也有很多东西触不可及,比如小说。在杨潇看来,小说的高度倚仗于天分,非虚构更依赖市场和整体行业的发展,“写得再差还有一个资料价值”。而之所以没成为新媒体写作者,也是看到了周围人脚下的泥泞。“这年头你的稿子不能只是好或者很好,而得是超级好,才有机会在热闹喧哗的自媒体汪洋大海里杀出一条血路”。

行业变了。好在杨潇没有过多停留,他有了其他可追寻的东西,或者说,他一直都有。十年前,杨潇在缅甸见到结束了21年软禁生活的昂山素季,听她讲“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如今这朵“玫瑰”再陷锒铛。而她当时说过的话,像抛出的一枚硬币,重新悬置在了空中——“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昂山素季,缅甸政治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被缅甸军政府软禁,2010年获释,2021年2月1日再次被军方扣押。

三、行者

杨潇提到过两次落泪。一次是在昆明闲游,偶遇西南联大旧址,“非常刻奇地热泪盈眶”。还有一次是看许知远采访许倬云,老先生回忆抗战岁时,痛哭流涕,他也跟着哭得稀里哗啦。

“遗民”、“放逐者”、“丧家之狗”,不再扮演种种不合身的社会角色后,这些原本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杨潇的人生词典里。半新半旧的厂矿系统,奄奄一息的传统媒体,他参与过它们的好时光,也接受了光阴不再,但若从中剥离出完整的自我,需要找到新的意义和与自己相处的办法。

我问他如何定位自己,杨潇反问,如果自称“城市新中产阶级”是不是很蠢?采访中,他说过很多个“如果”,类似的反思也常常出现在他的写作里: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国家的认识都来自报纸和书本;如果一个旅行爱好者,会把沿途的风景作为“成果”展示给别人;如果一个公民,擅于思考而行动力萎缩……最好的方式可能还是出发,重新出发,解决自己与身处时代的关系的忧虑。

时代不乏忧虑者,尤其是知识分子。抗战初年,南迁途中的林徽因眼看着士兵们往相反方向走,骂自己“‘惭愧’两字我都嫌它过于单纯”,她写信给沈从文,“后方的热情是罪过,不热情的话不更罪过?二哥,你想,我们该怎样的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后方的热情与良心,还凝聚成一条蜿蜒曲折、充满新奇与冒险的迢迢长路,300余名大学师生曾经此出发,穿草鞋,睡石板,一路昂扬高歌,只为“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杨潇不明白,是什么造就了我们与那代人的巨大差距?

湘黔滇旅行团旧照

18年春天,杨潇用一篇公众号文章,正式宣布重走“湘黔滇旅行团”之路。这次计划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独行,步行,历时余月。文章发出后,故友纷纷转发、打赏,为行程添了些孤单和悲壮的味道。他看了看大家的转发语,“有人说我在放逐自我,还有朋友说选了一条困难的路,要坚持,感觉这个年头做这件事是很傻、很笨重的,可是对我来说很愉快,甚至很酷。”

临行前,他尽可能向每个人轻描淡写,对妈妈也编了一套说辞。然后一路回避“景点”,回避“舒适的旅行”,克服偶发的关节疼痛、肠胃病和炎症,为了减负还切下过半块肥皂。偶有苦楚时,他想起湘黔滇旅行团成员、植物学家李继侗说的:“试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因为那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为何所累。”

湘黔滇旅行团中10位教师的合影

原本的生活渐行渐远,沿途的故事不断涌来。有时候是快手直播的青年、言语高深的江湖郎中,有时是不太好吃的米粉,和一些拆迁标语、“反标语”。西南大后方的烟火中,也颇有些文学性的瞬间。比如湘江边的那场黄昏,杨潇听见身边的捕鱼人对着自己的娃娃说:这是我的太阳,不是你的太阳,你的太阳是八九点钟的。

还有一次,一位老人对他朗诵自己的诗:“世间万物都增价,老来文章难值钱。”杨潇湿着眼睛,心中升起一股共情的自怜,现实难题再度撞进脑海。出发前,他做足了苦行的准备,却不太敢预设文本的未知——他要边走,边写,一路捡拾和拼装时代遗风,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出发。

面对庞杂的资料,“职业病”还发挥了作用。多年记者生涯,杨潇坚持不拖稿、不留别字、不坑编辑,如今置换成写书,是依靠超强自律和惯性,当日收集的信息,当天整理完毕。经历了漫长的筛选、分类、爬梳,这本后来被命名为《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书,仅电子版参考资料就超过了60GB,内含900个文件夹。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杨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件里的大部头,是走访联大二代、三代人留下的。杨潇先拜访了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女儿赵新那——杨潇和这一家人算是有些缘分,2013年在哈佛访学,他宿舍几十米外就是赵元任的故居。1941年,湘黔滇旅行团进入昆明后,合唱的那首“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迢迢长路到联合大学》),由赵元任改编,词曲间充满浪漫与希望。

赵新那是赵家后来留在国内的唯一一个孩子,与父母27年未得相见。她给杨潇讲了一个故事,说逃难经过九江,母亲看上船上小贩卖的一尊白观音,讲价到一半,空袭警报响起来,对方下船跑了,让赵家落得了一个没给钱的观音菩萨。这座观音后来跟着他们漂洋过海,在父母兄弟间辗转,见证了这些年的几多风雨。去年,赵新那去世了,享年97岁,杨潇甚至没来得及亲自送她一本赠书。

赵元任一家合影,右二为赵新那

还有103岁的吴大昌。这位在湘黔滇旅行团拿过“步行矫健奖”的老人,如今常戴一顶尖头小帽,到大学操场上和年轻人一起运动、拉伸筋骨。杨潇说,他每次都会拉着自己讲好几个小时的话,即使刚做过手术,听力也不好。——一场演讲中,杨潇还说起重走路上那些沿途遇到的老人对他的帮助之大,“可惜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听老人说话”。

再老的人,也当过稚气的孩子。当年,吴大昌与杨潇偏爱的旅行团成员查良铮(诗人穆旦)在同一个分队,后者的著名事迹是边走边背英文字典,背一页撕一页,人抵达联大,整本字典刚好背完、撕完。吴大昌的故事少了些振奋,在联大读书时,他长时间陷入苦闷,为排解郁结,还偷偷跑到学校教室后面爬电塔,写信问冯友兰“悲观”和“人生的意义”。

这位长寿老人,比自己多拥有近两倍的人生,杨潇好奇,他如今又怎样看待人生?“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吴大昌告诉他,“……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吴大昌与杨潇

吴大昌的这份“乐观”,后来被杨潇写成了书的结尾。但他也声明,那不是答案,他还没有自己的回答,也不想用前人的经验,为当下提供一种解法。“很多问题(光靠)想是没用的,只有做起来才有答案。有时候我看见身边的朋友耽于思考,耽于左右权衡、思前想后,我就特别着急。预设也没有用,反正都得要经历过,才有办法。”

杨潇自己的办法,也是近几年才找到的。一次新书活动,他提到以塞亚·伯林的《狐狸与刺猬》,狐狸知道很多东西,刺猬却有一个绝招。所以如果非要形容自己,那么以前他总以为自己是只狐狸,现在莫名其妙变成了刺猬。或许有些时候,人需要的就是一场天翻地覆的改变。

谈及最近的状态,“刺猬”跳脱地说,正在认真卖书,卖到体重都掉了好几斤。“一天到晚都在回微信,但我已经很久没处在这种‘连接’的状态里了,有时候觉得挺好,和世界有了许多交流界面,有时候又觉得茫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接下来,他将继续行走,同时给手头的项目“记忆的策展”收个尾。——疫情前,杨潇用40天时间走访了一批与20世纪德国历史勾连的博物馆,从中探讨人如何处理当下与过去、未来的关系。“我很好奇德国人是如何面对自己20世纪没有好的历史这件事的,又如何向年轻人和观众展示那些不好的记忆。”

说起这些的时候,杨潇看起来轻快又利落,好像刚从远方归来,又能立刻出发,奔赴什么别的好地方。大概步履不停,总有未知的快乐,像他建的联大歌单里,那一首《旅途愉快》,是这样唱的:“世界简直不算可爱,宝贝,但还是那样开心,你也要来。”

*文中部分参考信息,来自《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子弟》、公众号“写字儿”,及播客忽左忽右(《李静睿:只有日常生活是不够的,人需要公共生活》)、螺丝在拧紧( 《杨潇 ×吴琦:当海量信息淹 没我们,如何生还,甚至创造?》)、真故FM(《前调查记者自述:我曾以为自己能干到退休》)。

采访&撰文 | 肖恩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