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与波伏瓦的开放关系,和你想的不一样

萨特与波伏瓦的开放关系,和你想的不一样

波伏瓦是20世纪最著名的知识明星之一。

她创作的《第二性》被奉作“女权主义圣经”,她和情人萨特间关于“本质的爱”“偶然的爱”的前卫宣言与实践,毁誉参半却也影响至今。

而在此之外,我们又真正了解波伏瓦多少?

《成为波伏瓦》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认为,即便在关于波伏瓦书信和自传的出版物达100多万字的情形下,公众对她的认识依旧是模糊乃至扭曲的。

《成为波伏瓦》

[英]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著 刘海平 译

中信·无界 | 中信出版社,2021-3

而这些偏差正是由她在回忆录中的选择性书写或遗忘造成的。借助近些年接触到的新材料,凯特在这部传记中挑战了人们对波伏瓦的种种认识。

比如萨特才是两人关系中站在浪漫情事顶峰上的神;波伏瓦并不具备哲学原创性,只是萨特思想的应用者;波伏瓦称克服性别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忽略它,并拒绝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因而被指控“厌女”。

凯特则在书中援引18岁的波伏瓦写下的一段话说,她感到没法把自己的生活在纸上有秩序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处在永恒的“成为”过程中。她说,“我的人生历程本身就充满了问题,我不需要给人们解决问题,人们也没有权利等待我的解决方案”。

今年是波伏瓦逝世35周年。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与《成为波伏瓦》译者刘海平,聊聊波伏瓦是如何“成为”波伏瓦的。

内容节选

《第二性》中译本封面上,曾是衣着暴露的金发女郎

郝汉:里尔克有一句话叫做“名气是簇拥在一个新名字旁边的所有误解的总和”。这句话拿来形容波伏瓦特别合适。《成为波伏瓦》作者认为,即便今天波伏瓦的声誉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在她的书信、自传的出版物达到100多万字的情形下,普通人对她的认识依旧是模糊乃至扭曲的。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借着《成为波伏瓦》这本书和两位嘉宾一起走近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知识明星和伟大女性。你们最早是怎么认识到波伏瓦的?

张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我不是特别了解波伏瓦的个人生活,我第一次读到波伏瓦应该是20年前了,我当时在读研究生,我知道她也是因为她的一句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

因为这句话非常有启发性,后来就去读了《第二性》,但是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读的那一本中文版不是从法文版翻译过来的,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而我看这本《成为波伏瓦》的时候才发现它的英文版是被肢解过的,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最初遭遇的是个二传手的版本。

《第二性》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郑克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

波伏瓦的话,对我来说像一个火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作家很好,会说一些金句,但这些金句读过就过去了。

可波伏瓦的话像火种,多年后会慢慢燃烧你,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人,不明白的时候,突然会想到那句话,慢慢会明白,原来她是从这个角度想的,原来她是这么做的,这个明白的过程特别有意思。

所以读波伏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也可以从女性的角度去描述世界,以前我对此并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从她那儿慢慢知道,女性原来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说这样的话。而火种的意思就是,它点燃了我对女性文学或是“女性何以成为女性”这些问题的好奇心。这些年来,当我重新思考一些问题,也会发现她这句话说得很对,或者她那句话说得不那么对。

刘海平:张老师的经历和我是有相似之处的。我第一次看波伏瓦的书是在2008年,我那年刚上大一,在北京的一所理工科的学校,男生特别的多。

我非常偶然地在图书馆里面借了一本《第二性》,当时只是想看着玩,后来读硕士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之所以当年没有对《第二性》留下深刻印象,其实跟翻译的质量或者说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二手翻译有很大的关系。

正如张老师刚刚所说,《第二性》这本书是1949年波伏瓦用法语写完出版的,1952年时,由美国动物学家帕什利翻译的。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来翻译这本书?其实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出版社想把《第二性》定位成和《金赛性学报告》同类型的书去出版。

因为它的标题里面都有“Sex”这个词,所以英译本其实是由一个哲学基础非常薄弱的译者去做的,这个英文译本质量实在堪忧。

在中国,直到2011年,才由郑克鲁教授直接从法文译成中文,但在那之前能看到的所有中译本,都是从动物学家的英译本翻译过来的。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第二性》这本书从来没有在中国掀起大的影响力。

《第二性》中译本书封。/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这本书的翻译问题成为了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因为《第二性》实在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本,它从法文到英文,再从英文到中文,尤其是在中文世界里面,它几乎有二十几个译本,数量非常多,主要是由于这本书实在太有营销价值和卖点。在80年代的中国,它的封面经常被加工成一些让人误解模样,封面上印着衣着比较暴露的金发女郎,或是非常妖娆的女性身体曲线剪影。

萨特并非站在浪漫情事顶峰上的神

郝汉:这本书是一本蛮特别的波伏瓦传记,它克服了既有的许多成见。有人会认为,波伏瓦是萨特的跟班,她没有哲学原创性。有媒体直接说,波伏瓦是最美的存在主义者,评价中夹杂着物化女性的标签。在波伏瓦和萨特的众多情人的关系里的八卦也是媒体做文章的地方,把波伏瓦描述成在爱情中沦为男人的猎物,变成风流倜傥的萨特般的男性知识分子凝视下的可悲的典型女人形象。

《花神咖啡馆里的情人们》剧照。

《花神咖啡馆里的情人们》这部电影就比较典型,仿佛波伏瓦虽在思想上有所举动,但依然逃不过女性的宿命。

叶倩雯:我最初对波伏瓦的认识就是来自她跟萨特的关系,我比较少年的时候,会觉得这种关系是非常具有挑战意味的。因为它跟我所知道的一个女性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爱情关系不同。

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社会整体的道德意识来说是越来越中产化了、保守化了,开始有人会说,波伏瓦实际上在开放式关系里面,也是充满了嫉妒心的。

这本传记比较真实地写到,至少在最初建立关系的时候的确是要克服嫉妒的,但也并非是波伏瓦单方面的嫉妒。这是我在读这本书后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不过,我也的确发现这种所谓“开放、多边”的关系,有时候成为了男性利用与玩弄女性的方式。我听说也见到过,男性知识分子以“自由”之名,但实际上最后还是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其他女性围绕着他的开放关系。

张莉:对,这本书的确是个挑战,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波伏瓦。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有那么多的情人,而且包括男性与女性。从这本书会看到波伏瓦除了萨特之外,她与博斯特、阿尔格伦还有朗兹曼的情爱关系。

从波伏瓦给他们写的信中可以看到,那是非常真挚的爱,也包括她与女性的情感,她的同性情谊。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们理解波伏瓦情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位移。

此前我们会认为这个关系里边,萨特是主导,但事实上可能是势均力敌的。

在他们所构建的开放关系里,其实是两个人都可以有别人。而我们传统的理解是,只有男人,只有萨特才可以,波伏瓦是第二性的,但这本书的记述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这本书让人看到了一个特别强悍、特别有激情,一生都在努力爱这个世界并幸运地得到了回馈的波伏瓦。

比如说她的情人朗兹曼,我记得他比她要小十多岁,应该说就是那种所谓“年下恋”了。当时波伏瓦已经快50岁了,男性才30多岁,但是他们冲突了很多障碍相爱了,非常令人吃惊。

从这本书也会看到波伏瓦对这些情感的珍视。所以这让我意识到,波伏瓦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人。我们总觉得她依恋萨特,并不全是,萨特也十分依恋她,会写许多信给她,他们相互支撑。

刚才说,她和萨特是智识上的平等,我非常同意。事实上,他们互相启发和激励,萨特在创作《厌恶》时,都是波伏瓦来帮助他。波伏瓦帮萨特修改作品,她是帮他进行修改甚至誊抄的人,这非常难得,而且没有波伏瓦的修改,萨特不会发表。

《厌恶及其他》

[法] 让·保罗·萨特 著 郑永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我不能去判定什么是开放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我们完全可以不赞同。但是,评价这两个人的时候这种不赞同是无效的,因为他们不生活在我们的道德框架里,他们自己有契约,而今天我们的讨论和判断都是后见之明,是后推的,是从结果往前看。

首先,萨特对于波伏瓦来讲确实宝贵。

波伏瓦特别年轻的时候,萨特跟她说,你要保持珍贵的自我,对自由的热爱,对生活的激情,保持你的好奇心,你要保有成为作家的决心。我们想想,一个特别年轻的女孩,在那个社会环境中听到这样的鼓励,是多大的力量?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们的交流非常令人惊讶,每天早上他们都在卢森堡公园或者左岸咖啡馆见面,一直持续了51年,直到去世。

我们不能说,没有萨特就没有波伏瓦,这个话是不应该这样说的,没有萨特,波伏瓦也会成为波伏瓦,只不过是和萨特在一起,加快了她“成为”波伏瓦的速度,我觉得这是对波伏瓦比较公正的理解。

读这本书的时候需要警惕的是,不能时时刻刻把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作为我们理解波伏瓦的一个角度。要看到的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在遇到萨特之前,就已经开始思考自由和爱情能否兼得的问题。

人有没有可能既获得爱情,又可以获得自由?

她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去思考,所以她与萨特没有成为情人之前,她已经显示出了过人的才智,她和萨特一起去考试,然后他们两个人,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她的聪颖并不是说受到萨特的启蒙,不是这样的,她天生聪颖,一开始就在那个地方,要站在独立个体的角度去理解波伏瓦的“成为”。

当然了,在他们俩的关系中还遇到了各种人,萨特不断爱上别的女人。

《成为波伏瓦》里写到,萨特同时有三四个女人,那是“偶然的爱”。他给她们写信的时候,把原封不动的这段话,再给一个个女性,这并不庄重。但是你再看波伏瓦,她不是这样,她跟不同时期的情人都进行诚挚的交流与交往。

回到那个问题,谁是“本质的爱”?谁是“偶然的爱”?

站在波伏瓦和萨特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答案非常明显,只有他们二人的爱才是“本质的爱”,其他人都是偶然。

波伏瓦和美国情人阿尔格伦。/Collection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 © Diffusion Gallimard.

但如果站在博斯特或者阿尔格伦,还有朗兹曼那些男人的角度,也许会觉得波伏瓦才是那个“偶然的爱”。我想说的是,“本质的爱”和“偶然的爱”,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要看站在谁的角度去理解。

跟波伏瓦有过关系的女孩后来回忆说,她依然觉得波伏瓦给她很大的力量,但后来她还是逃离了她们的关系。我觉得在那一刻,这个女孩开始去寻找自己“本质的爱”了,波伏瓦反倒成为了“偶然的爱”。

名人有时候某种程度上都是有巨大能量的火炉。历史上各个行业里面顶尖的人物,男人或者女人,都是如此,他们身上有吸附性,光芒太耀眼会吞噬人的。

接近这些人的时候,如何避免被吞噬并通过和他的交往生成自己的主体性,这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要面对的课题。

人生中,被一个有光芒的人吸引,和他/她进行亲密交流自然是美好的,但被一个有光芒的人吞噬并且沉溺于对那个人的爱,却是极其可悲的。

刚才说到媒体的八卦报道,包括她在美国受到的热烈欢迎,美国媒体对她和萨特关系的描述,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波伏瓦在这些事情上是自相矛盾的,首先我认为她享用这些,对她和萨特关系的想象她不反对。

她明知那些话的用意,但她享用且不反对。比如,有人说,她是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好像“美丽”这个词放在波伏瓦的逻辑里是多么不能让人接受,但我想她内在其实接受并且享受这些评价。

在我眼里,她不是完美的人。

我看这个传记感觉这个女性行动能力很强,她一直在行动,在实践,她把自己变成了自己哲学的实践者。什么是爱,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存在,她努力用行动去实践她的思考,至于外面的人如何评价,她照单全收,毁誉由人。

别人怎么说,她不去辩驳,她按自己的路线去走。

所以像我这种人到中年的人,看她的传记,真的觉得她非常强大。

波伏瓦来中国时,提出要见丁玲,要去中国农村

叶倩雯:“解放女性意味着不再把她禁锢在与男性的关系中,但并不是割裂这种关系。”这是波伏瓦在《第二性》里提出的观点,但有人批评波伏瓦说她是用一种超越性的视角看待性别问题。

包括她自己也说过,“克服女性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忽略它”,称希望人们不要将她“固定在女权主义的混凝土块里”,直到晚年才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有人因此甚至指控波伏瓦“厌女”。

张莉:这句话,我自己还是部分认同的,解放女性并不意味着不再把女性禁锢在与男性的关系中,但是也不是割裂这种关系。我记得伍尔夫也说过,女性的生存,包括女性的写作,不仅仅是和男性发生关系,同时还是和女性、和整个大自然、和整个社会发生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我是能够理解波伏瓦的。

但波伏瓦显然有她精英知识分子的那一面,我也同意。她20岁的时候,对女性与男女关系的理解,与30岁到50岁,再到70岁的理解,都不一样。

读这本书,很多地方不赞同她甚至反对她也很正常,包括刚才说的“女权主义的混凝土块”,我们没必要膜拜她。

但是这本书好就好在它讲述的是波伏瓦“成为”波伏瓦的过程,人本身是一个过程,最后她终于成长为一个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波伏瓦。

我想波伏瓦早就认识到了她和萨特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份。他们每天都在咖啡馆里,他们所认识的人全都是著名人士,都是在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人。

1955年,波伏瓦、萨特来到中国北京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阅兵。/wiki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材料,1955年萨特和波伏瓦来中国,在中国待了40天。这40天里,她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调查,去看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

那个时候,中国作协接待她,她提出来一定要见丁玲。最后和丁玲见面了。她去丁玲家吃饭,聊天。

回国大概两年以后,波伏瓦读了大量文献,写出了《长征》。在那本书里,她说,如果她没有见过真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她不能理解丁玲和周立波关于土地改革的小说。

她在书里大量地介绍了中国,在中国发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想说的是,波伏瓦来到中国,要求去看中国农村,跟中国农民进行交流,是一种努力克服精英知识分子身份的行为。

她去美国的时候,她也是要求阿尔格伦带她去芝加哥那些蓝领、底层的地方。她自己在日记里写,晚上参加美国人给她举办的高级宴会,白天她去到某一个落魄街区,考察那里的种族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讲,她也意识到知识精英视角所带来的问题,她努力去突破。

这也是我读这本书所获得的启示:一个女人、一个人如何不固步自封,不断打开自己。这个打开,首先通过她的写作,她把看到的东西记下来发表;同时她也不断地打破自己,在爱他人的过程中,努力爱这个世界,而且在爱他人这个方面,我认为她比萨特做得好。

比如说到了50岁时,波伏瓦认为自己不可能再被别人爱,也不可能爱上别人了,她内心深感悲哀,但后来她发现不是这样。

她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地向这个世界打开,她要确认,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女性生存。

直到晚年,直到临终,她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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