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总是会上演，不如主动选择高兴

感冒发烧、上呼吸道感染、先天性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病、胆结石、荨麻疹、慢性带状疱疹、瘢痕体质、酒精中毒……每一种疾病背后都藏着特殊的故事。

在近40年的从医过程中，精神科医生胡冰霜，遇见了形形色色的病人，见证了不同的疼痛与喜悦，集结成一部关于真实病例的医生手记《与病对话》。我们从中节选两个故事，由此重新看待疾病与身心的关系。

精神病院的《热爱生命》

1989年，我做精神科医生已有六年，个中况味冷暖自知。

那一年，我去上海参加一个精神疾病诊断量表会议，顺便去闵行区的一所精神病医院购买电休克治疗仪。从成都到上海，火车要坐三十来个小时。同坐的除了几位大学生外，还有一位江南学者、高级工程师。他戴着金边眼镜，两鬓花白、气质儒雅、博学多闻，途中就江南的历史、人文、艺术等话题，与大家聊得饶有兴味。

我带着随身耳机，断断续续地听着英文歌、学英语。江南学者问我：“你们年轻人现在喜欢听什么歌呢？”我回答：“我正在听美国乡村歌曲《月亮河》。”他接过耳机伸长脖子听了一阵，断然说：“我们年轻时候那些歌更好听。”大家都有点儿诧异，忙问那时有些什么歌。他想了想说：“有个电影叫《卡萨布兰卡》，你们知道吧？”大伙儿都说不知道。他说电影里有一首歌，其中一句是：“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 sigh is just a sigh.” 说着他顺势耸起肩膀，提起喉咙来哼了几个音符，紧接着又掏出钢笔和本子，聚精会神地写下全部歌词，洋洋洒洒地写了整整一页，记忆力颇惊人。

电影《卡萨布兰卡》剧照

写完后，他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大家，用优雅的英语朗读了一遍歌词，自然得到了交口称赞。他兴致更高了：“那我把它唱给你们听一下？”我们喜出望外，欢呼起来。于是，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耸肩摇头，打拍子，哼过门儿，但一时有点儿气短走调，起了几次头儿都没唱起来。他只好打住道：“不对，我……我是假牙，先取下来。”说完便转过背去摸摸索索了好一阵，取下了假牙，然后转过身来开始唱。但这回唱得更不成调子，只见他双唇不时地内瘪外鼓，通风漏气，几乎不能发音。

他有点儿张皇，赶紧又转过背去，把假牙放回嘴里，干脆就背对着众人开唱。几次三番，还是没能唱下去。他只好坐下来，有点儿尴尬地说：“哎呀，离开学校后好多年没有唱了，唱不起了。”接着，他又说明一番：“我们当学生那会儿，时兴把全口牙齿都拔光，再安上假牙，觉得那样更卫生、更科学。”大伙儿难免有些遗憾和诧异，一时无言以对。我只好说，鲁迅先生似乎也是全口假牙，估计这是江南才子的“时尚”。他才稍微释然。后来，他随手给我画了一张草图，标明了闵行区的位置，甚至标注了去医院的路线、车次。那张图画得很精致，略有工程图的气息，充分显示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周密。

快到上海时，江南学者的神情变得有些凝重，几次欲言又止，终于对我说：“我……我想拜托你办件事情，好吧？”我说：“那当然好。”“我姐姐……就在闵行那个精神病院住院，好多年了，你帮我去看看她？我这几年忙得都没去过，只是隔几个月把钱寄到医院去。父母健在时，每年春节还把她接回家过节，父母过世以后……”他声调越来越低，表情变得灰白而僵硬，连头发都显得灰扑扑的，说着又掏出20元钱，“还要麻烦你帮我买几斤水果带去，剩下的就交给她本人，一定交到她手头儿啊，她身上需要备点儿零花钱的。”我连声答应：“好的，好的，一定会的。”他再三叮嘱：“你就说你是我的朋友，我专门托你去看看她。告诉她我身体还好，就是工作很忙，让她安心住院。”

那家精神病院坐落在郊区，远观很像旧式的教堂：乳黄色的外墙庄重而典雅，小小的窗口都装着黑色的铁栏杆。安静的街道上，法国梧桐一片深绿，初夏的阳光透过枝叶洒下一片金黄。

我进大门时是下午3点整，恰好是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墙上贴着告示：禁止携带绳索、刀剪或其他锐器入内；现金须存放在医院财务科；点心、水果只允许少量带入。我提着一小袋水果，排在一列心力交瘁、肝肠寸断的家属中，开初感觉有点儿异样，但当我在探视登记本的“家属”一栏里填上自己的名字后，就完全找到了做家属的感觉。我随着护士进入探视室，隔着玻璃看到隔壁是一间工娱治疗室，里面有20多个病人，个个都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员服，正在专心地做手工：用五颜六色的毛线编织茶杯垫。

护士大声喊：“38床，家属来了。”只见其中一个女人瘦削的肩背深深地震动了几下，好像受到轻微的电击一样。她急急忙忙地站起来，快步走向我。她跟江南学者长得有五六成像，也是花白头发，只是脸色更加灰扑扑些，整个人显得柔和旧式，仿佛张爱玲笔下的某些大家闺秀。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松开，面带笑容打量着我。看得出来，她的大脑正在紧张地扫描和检索我的面孔。我迅速地自我介绍：“我是你弟弟的朋友，从成都过来出差，他专门托我来看你，带了点儿水果。”

同时，我回想着江南学者的各种情况，以备应对。她春风满面地接过水果，招呼我一起坐下来：“哎呀，太辛苦你了，那么远来。你还没吃饭吧，要不要先吃点儿东西、喝点儿水？”她四面张望了一下，眼神变得有些暗淡，笑容慢慢地僵在脸上，但随后她眉毛轻轻一扬，从口袋里摸出苹果来。“请先吃个苹果吧。”我们俩推让了一番，她终于将两个苹果塞进了我的衣兜，“拿着吧，不要客气，也没准备什么其他的，不好意思啊。”

她似乎有点儿歉疚。这种表情在她弟弟脸上也闪现过好多次，当他弄假牙、试唱、谈到姐姐和父母时。它往往在教养良好的人脸上出现得比较频繁。多年过去，我对人性的多元化有了充分的感知和消化后发现，还有一些人与歉疚感完全无缘，他们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总是要求他人保持歉疚。然而，唯有歉疚感可以让人自律、反省、敬畏、关切、承担，让人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变得大同一些。

探视室里渐渐地坐了好些病人和家属，大家似乎都在促膝谈心，家属们的姿态、语气显得更加热切。“你告诉弟弟啊，让他放心，我的病已经好多了。这里生活很好，医生和护士都好。”江南学者的姐姐抬头望了望正在门口视察的值班护士，提高声音说，又指指隔壁道，“我天天都在工娱治疗室里做茶杯垫。我做得很好的，挣得到分数，分数高了还有奖励，可以到外面去走走。”我由衷地为她高兴：“太好了！做茶杯垫实在是太好了。”

她降低了些音量说：“请你给我弟弟带个话。今年中秋节，他60岁生日那两天，请他来接我。我想去他家里看看侄儿和侄女，我给每个人都做了茶杯垫。这些东西嘛不稀罕的，一个意思就是了。”说着她又有些歉疚、茫然起来。我急忙点头答应道：“好的，我一定给他讲。”她开始微笑：“我这个弟弟，出息大得很，交关听话，从来就不出去惹事情的。过去我们都是在南洋模范中学读的书，手牵手地去，他读得老好。”

两个人相谈甚欢。我摸摸她的手，趁势把叠好的20元小方块按在她手心里。她一愣，马上就会意了，眼睛闪烁了一下，以最自然的姿态略微一欠身，小方块就不见了，好像被藏进了她左脚踝内侧的尼龙袜子深处。动作实在神速。“你弟弟带给你的。”我压低声音说。她叹息道：“弟弟辛苦啊，爸妈的事情也是他一个人张罗，花费大得很……还有个事情，你一定要记得给他说啊。明年清明节，我想去龙华公墓给爸妈上个坟。”见她喉咙有点儿发哽，我立刻点头答应：“我一定给他说。”

突然，她拉住我，面孔凑得很近，一股热浪顿时涌进我的耳朵：“你告诉他，这个地方实在不能待了，这些人给我的饭里、水里放了毒药，你看我的腿……”她把右裤脚提起来，小腿前面的皮肤上有一块蚕豆大小、浅棕色的疤痕。“我的骨髓完全中了毒，发臭，到处都闻得到。你闻到了吧？”她问我。我问那是什么气味。她说：“骨头上有一股子尸体腐烂的气味，你没闻到吗？”“没有，我真的没有闻到。”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她不对头的地方。她猛地把右腿抬起来冲着我：“你闻闻看？”我深深地吸气，认真地闻了一下那块疤痕和周围的皮肤，然后很肯定地告诉她：“我真的没闻到任何气味。”这下子她有点儿惶惑了：“啊，是吧，怎么会呢？他们也说没闻到，我还以为他们都是串通好了的。”她眼神空茫，表情呆滞，望着天花板长长地叹了口气道：“阴天下雨时气味重得不得了。”“什么气味？”“尸臭味。”“你现在闻得到吗？”“闻得到，一直都闻得到尸臭。”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她已病入膏肓、不可理喻。我无法可想，转了转脑筋，顺手从衣兜里摸出苹果来：“试试看，你闻得到苹果的气味吗？她点点头：“闻得到。”我让她把苹果放在鼻孔前，慢慢地吸气，又问她：“苹果的气味大得很，对吧？”她说：“对，好闻得很。”

“那你还闻得到其他气味吗？”她张开鼻孔四处吸气，答道：“没闻到其他气味。”“太好了，你就好好闻苹果，专专心心地闻，其他气味暂时不闻、不管，好吧？”我建议。她点头，有些不解。我紧紧抓住她的手说：“好好闻苹果，不要闻其他的，这样才能……清明你就能出去，去龙华……”我有点儿像在恳求她了。她像是听明白了些，但还是有点儿疑惑：“天天闻苹果吗？睡觉的时候呢？”我回答得很肯定：“睡觉时也要闻，把苹果放在枕头边上闻。”我再三叮嘱她，“苹果的气味对鼻子、喉咙、气管、肺都有好处，一定要好好闻。这个口袋里还有雪梨，气味更好，清热润肺。记住啊，一定要好好闻，千万不要闻其他的。”

她有点儿木然，我忙说等一下就去和值班护士商量，让病房同意她睡觉时把苹果放在枕头边上。这时突然听见值班护士大声吆喝：“探视时间结束了。”她一愣，马上攥住我的手说：“你这次一定要多耍几天啊，外滩啊、豫园啊都去看看……下次来一定要提前通知我，我陪你到处走走，六和塔、钱塘江……弄点儿桂花糖藕、清蒸鲈鱼给你吃吃，不要客气呀，味道做得不好。”好像想起了什么，她的话戛然而止，一丝歉疚挂在脸上。我连声答应：“好的好的。你一定要好好闻苹果啊。”她点头答应，目光倒还明朗：“要闻的，有时间的，要闻的。”

我走出去很远很远，还看见她在三楼的铁窗里张望，花白头发就着苹果，在阳光下泛出光亮，亮得有点儿眩目。四野无人，一片深绿，微风吹着劲草沙沙作响，真是一个凄凉的初夏。一个多么精致、善良的女人，如果常常有人能提着水果来看看她就好了，如果她能回家就更好了。

过了两天，我测试好了电休克治疗仪，跟工作人员说想参观一下医院，当晚就跟着值班医生去了门诊、病房、检验科、药房……最后，我走进工娱治疗室，观看了历届病人的绘画、书法作品，它们大都极富原创性，令人震撼。看来此乃藏龙卧虎之地，但愿作者们在此韬光养晦之后皆能重生，或者至少能获得一点儿能量来开启新的希望和道路。我也看到了江南学者的姐姐编织的茶杯垫，它们风格多样，堆满了一桌。我仿佛看见她把一截截短短的粗毛线撕开来，捻成富有光泽的细条，再编成活生生的图案：花草、树木、昆虫、房屋、星月、山峰、帆船……纹理错落、富有节奏。

更让人惊叹的是：桌面正中放了一个正在编织的苹果图案，红绿的色彩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看着看着，我有点儿走神，想起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里那些旷野、河流、密林，那些绝望、饥饿和挣扎。转念一想，像她那么敏感的人，或许在编织苹果时还能闻到苹果的味道，希望她能把嗅觉的热情都倾注在苹果上。此时，我听到值班医生在一旁打哈欠道：“你喜欢就挑几个走吧，这些东西都是混混时间的。这里住了好多慢性病人，有的都来了30多年了，和我岁数差不多……”

回成都后，我写信向江南学者汇报此行经过，重点讲了他姐姐的两个愿望：生日拜会和龙华扫墓。看来关乎生死之事果然是人生要务，人概莫能外，槛外人亦如此。人海茫茫，此后我再也没有他们姐弟的消息。两位如果健在的话，现在已是高寿了。

对疾病的渴望

她40多岁，多年来总感觉周身不对头，喜欢看病，也常来精神科。每次，她都要掏出一份“病情清单”，上面详细记录着她的病情：“长期头昏脑涨，有时头疼，头皮上会起包，按不得；脖子经常咔嚓作响；喉咙微微梗起，怀疑是食道癌前期；常常觉得烧心，喘不过气来；腰杆酸胀，站不住、坐不得；腿脚抽筋、酸软，走路抬不起，累得很；第二根脚趾发麻、刺痛，可能是偏瘫早期；手指甲上有纹路，末梢循环不好……”随后，她自己娓娓道来：“我从小体质就差，虚得很，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感冒咳嗽是家常便饭；胃口不好，老是冒酸打嗝，有时便秘、有时腹泻；最恼火的是睡不着，越睡越清醒，半夜三更要起床好几次去小解……”总之，她认为自己五脏六腑都有病，从头发到指甲没有一处对头。但是，她看起来身材匀称、姿态窈窕。

每次看病，我们都从这张清单开始。等她长吁短叹地把病情逐条解说完毕，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有时，她也会描述一些新状况：“我经常觉得心慌啊，就像作贼被当场抓住那种感觉。”或者咧开嘴：“你看我门牙是不是长得有点儿歪？”要不就掏出面镜子边照边叹气：“你看我是不是对眼儿？真的有点儿，你没看出来吗？”

我认真复查了她的一大包病历，发现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正常。她从未正儿八经地查出任何一种疾病，但总觉得自己病得很重。“我身体不好”五个字随时挂在她嘴上，就像标点符号一样，在任何语句的末尾随处添加。

我只好给她认真地解释一番：“你看你的血、尿、X光、心电图、超声、CT……这么多次检查结果都没什么问题，说明你的身体还可以。要不多锻炼身体、多活动看看？”她听后颇不以为然：“哎呀，我真的身体不好，走不得路，要多多保养才行。人家都说，走路多了浪费关节。”

她常常来看病。我渐渐发现，“我身体不好”对她而言不愧为最好的护身符和挡箭牌，替她挡住了一切操劳和烦心事。她已经多年不上班了，每日生活就是调理、养生、休息、看病、检查、吃药。每天，她都要吞下一大堆中药、西药、保健药。

于是，我抽时间耐心地和她聊天：“你需要做些体力活儿，要不做点儿家务吧，算是锻炼身体，如果能做做饭也挺好的。她眉毛一挑：“啊，我从来就不做饭，也不会做饭，都是我们老几做，以前在娘家都是我妹妹做。”然后，她凑过嘴来低声说，“我从耍朋友起就把这些男人调教好了的，一开始就不要惯侍他们。”我尽量保持着和蔼说道：“你现在身体还可以，一定要找些事情做才好，你看你也休息好多年了。”她提高嗓子争辩：“哎呀，我身体真的不好。你不晓得，我好惨喔，嫁给那个老几……原先都怪我妈看到他老实，硬要喊我找他，哪个晓得他那么没用，只会煮个饭，不喊他煮饭才把他安逸死了。”

她越说声调越高，“他妈爸那两个老东西管得宽，还想下我的烂药，喊他不要伺候我，幸好两个老不死的没跟我们一起住。我早就给他们打了招呼，每个月把钱寄来帮补下儿子就是了，人就不要来了。”接着，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哎呀，我就是红颜薄命、身体不好，就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一样。”说着，她低头抚弄起自己的衣角来。我只好继续劝她：“你只要多活动、多做事儿，就不像林妹妹了。”“我真的啥事儿都做不得，我真的有病。你不晓得，我惨得很喔。”

这场谈话似乎全无用处。此后好久，我都没有她的音信。

几年后的一天，我正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府广场，远远地看到她身穿花衣衫，衫上的五色菊花闪烁飘动。随后，她兴冲冲地跑过街，手里挥舞着一袋X光片，喜形于色地冲我大声喊：“我正想去找你，你还记得我吗？你看嘛，我得了肺结核了，结核菌痰培养都做了，已经开始上抗痨药了。”

我从没见她这样高兴过，有点儿诧异。我看了看片子，确实像是结核性胸膜炎，还好没有肺实质感染。我对她说：“那你要好好地吃药，抗结核药至少要吃9个月，不能间断啊。”她连声答应：“是的是的，我就是要好好吃药，还要增强营养。我们家里头那个老几，每天都要给我弄些这样那样的，八宝粥、银耳羹、乌骨鸡汤、药膳……换着花样来弄，哎呀，我都吃厌了。”她面有得意之色，然后踮起脚尖对准我的耳朵说，“我给你说嘛，原来我们单位有个女的也是得了肺结核，她那个老几也是好好生生地伺候她，天天抱上抱下、喂饭喂水、端屎端尿，她才好了的。”

我听着实在没忍住，当街大笑起来。她也笑，笑得很透彻、很幸福。同行了好一段路，分手时，她攥住我的自行车把手问：“我原先说我身体不好嘛，你有点儿不相信是不是？现在你才晓得了吧？”见她眼巴巴问得恳切，我一时不好作答，只好勉强点点头。她这才兴高采烈地走了。

看着轻盈的五色菊花飘然远去，我感觉背脊上凉悠悠的。我认真地反省自己：早知如此，或许当年就该给她开点儿抗抑郁药，让她兴奋点儿，提起劲头来生活。这样或许她就不至于那么长久地泡病号，活得那么郁闷，她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处于良好的状态，也就不至于发生结核了。

如今回想起来，我当年给她的一切建议，比如运动和劳动，她都做不到。那些话说了也是白说。人要管住自己，要改变一点点，也挺难的。其实，她的核心问题是生活毫无意义，对世界和他人的看法一片虚无、一片灰暗，所以才转过头来瞄准自己身体的细枝末节，才会发现和体验到那么多不好的感受，才会推断和相信自己有那么多毛病。而且，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她那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把自己明明白白地引向疾病。针对这种情况，万不得已，医生可以用抗抑郁药让患者兴奋起来，从而逐渐改变生活态度和道路。如果要勉强为她作个诊断，可以是隐匿性抑郁、焦虑症或疑病症等，按旧的标准可以诊断为神经衰弱。依当下的标准，医生确实有理由用抗抑郁药为她治疗。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在服用了整整一年的抗结核药后，她的胸膜结核完全好了，胸片看起来很清晰。抗结核这一年，她过得很高兴。有娘家和婆家共同倾力照顾，她名正言顺地过足了病人的瘾。围绕着结核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她建立起新的交往圈子和生活内容。由此，她触类旁通地关注起健身、行走、瑜伽、太极、按摩、烹调、缝纫、花艺、茶道等。家中氛围日渐温馨，丈夫和公婆的日子也都好过起来，人人如蒙大赦。

让病人重获生活的意义，结核杆菌竟有这样奇妙的功用。智慧的医者不得不明察其中曲折的因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她用的其中一种抗结核药叫“异烟肼”，其化学结构与抗抑郁药“苯乙肼”相似，所以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抗抑郁作用。对她而言，异烟肼既治疗了结核，又改善了情绪，让她变成了一个高兴的人，算是一箭双雕。

1987年，我在华西医院精神科做住院总医师。有一天，我去结核科会诊。当时，结核科坐落在金陵路的小河沟边上，在一个隔离的小院中。会诊完毕离开时，我发现好些结核病人笑容满面地站在过道上欢送医生，一边说着“再见”，一边集体鼓掌。那场景太温馨了，却也有点儿让人诧异。最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异烟肼的功劳。它的抗抑郁作用让病人们兴奋起来，改变了情绪，随之改变了想法与行为，从而积聚起生命力来应对疾病和生活。

这件事让我感慨良多，此后便很看重“高兴”二字，久而久之，也有了一些心得：

高兴不愧是天下第一良药，可以治百病。其实人们身体的许多毛病都是因为活得不开心。

高兴是一种愿望，当下即可达成。既然生死即如昼夜，在世的分分秒秒弥足珍贵，那么唯愿那些无穷多的刹那均能无条件地高高兴兴。

高兴可以习得。既然精神医学教科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习得性抑郁”（Learned depression），那么人们为何不能习得快乐？

高兴是一种个人选择。既然人世的千种磨难、万般苦痛在所难免，生老病死的悲剧在每个人身上都会上演，那么在各种情境中主动地选择高兴一些岂不是更好？

高兴应当自找和自发。为了能有自主性的高兴，需要主动发现自己生活的意义和内容，而非依赖和等待他人给自己带来快乐。

高兴者会更高兴。高兴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让其认知更乐观、行动更积极。高兴、乐观、积极可以互为因果、良性循环，让生命更加坚韧、宽阔、丰富、幸福。反之，悲观会让人懦弱、狭隘、短视、自暴自弃，以致带来更深层的悲观。

最后要提醒大家，用抗抑郁药物来让自己高兴是有代价的。它们会产生副作用，比如对肝、肾造成伤害等。务必要慎重使用。

本文节选自

《与病对话》

作者: 胡冰霜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出版年: 2019-3-31

页数: 328

编辑 | 仿生斯派克、白羊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