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意译外国人名,猜猜“新村笑”、“迅割儿”都是谁?

如果意译外国人名,猜猜“新村笑”、“迅割儿”都是谁?

2021年08月03日 18:50:26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如果外国人名意译,我们将会建立一套崭新的认知系统:

艾萨克·牛顿(Issac Newton):新村笑(Newton为“新村”,Issac是希伯来语中的“笑”);

泰格·伍兹(Tiger Woods):林彪(Woods为“树林”,Tiger由虎译为“彪”);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糖山战神(Zuckerberg为德语的“糖山,Mark和拉丁语的“战神”有渊源);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高冢大贵(Hepburn为古英语“高”和“坟墓”的结合,Audrey译为“高贵强大”);

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迅割儿(Swift为“迅速”,Taylor由“裁缝”译为“切割”)

……

是不是感觉哪里怪怪的,读来竟有种西方一百单八将的错觉。

名字变了,脑海里的人设也塌了。所以,我们是怎么约定俗成地认为外国人名就应该音译呢?音译又该如何统一?毕竟有人曾经把Sheldon翻译成“夏侯惇”过……

另外,是所有的外国人名都不能意译吗?不能意译的原因又是什么?

答案依旧在历史中。大家可以猜测一下,我国从何时起,就有关于译名问题的论述了呢?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太保守,因为这并不是一段简短的历史;而且作出译名论述的那个人,大家都很熟悉。

由来已久的“名从主人,物从中国”

春秋时期,对于当时史书记载事物名称的方法,孔子曾作出过“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论述,意思是外来词的音译,要由它所在的原语国发音来确定,主张根据发音来对应实体。

孔子像。来源/网络

至东汉,佛经翻译家支谦提出,译名的难处在于“审得其体”,至少应该做到“粗得大趣”。也就是说,我们在翻译时通常不能完全忠实于对象语言,但是至少要保持基本意思不变。这一思想也为我国后来的翻译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佛教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需求在唐代快速扩大,佛经的大规模翻译在此时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众人熟知的玄奘不仅要千里迢迢从天竺带回佛经,还要负责将这些外国文字翻译过来。通过这一工作,玄奘本人对翻译这门学问颇有心得。

玄奘取经。来源/电影《大唐玄奘》截图

在《大唐西域记》序言中,玄奘提出:“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中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意失,语谬则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贵无乖谬矣。”他主张采用音译的方式翻译名称,并归纳出了“五不翻”的准则,包括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没有的物名、久已通行的音译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

玄奘的“五不翻”准则其实是对孔子“名不正,言不顺”思想的借鉴,强调在译名过程中应参照原语言之读音,并在翻译前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如果译者对读音本身把握不准确,则会带来翻译准确性的谬误。

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译名工作持续推进,但是由于其通常将地名、佛经用语、科技名称等翻译混杂在一起,所以直到明末,专门的人名翻译理论也尚未被孵化。

当大航海时代来临,伴随着遥远西方传教士踏上东方土地的脚步,又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拉开序幕。后来,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一批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中国知识分子留洋归来,着手诸多西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在对外交流频繁的背景下,人名翻译的相关学说逐渐成型。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来源/网络

其中,译名究竟该意译还是音译,文人墨客们见仁见智。1910年,章士钊在报纸上发表《论翻译的名义》一文,指出“以义译名”是存在弊端的;胡以鲁却认为,翻译人名时应“决以意译为原则”,“无妨从其主称”。而吴稚晖则在《论译名答TKT君》中说:“旧日汉魏之于外人外地,译义者较多……或又以为改近华名,缺音或较多……若不就上下文之条件,追究其根原,仅执一音以求,固无可通者。故译音之不能不取省约,乃为天然之趋势。”在他看来,译名应该易记、亲切,且其并不完全反对音译名词。

章士钊与胡适。来源/网络

在那个思潮激荡的年代,也有人留意到中西语言之间的差异,随后总结出一套科学语音分析法,比如陈独秀和朱自清。1916年,陈独秀发表了《西文译音私议》,主张采用“单独字母译音”和“拼合字母译音”的翻译方式。三年后,朱自清发表《译名》,提出“中国字是单音的,又有四声的区别,可以用种种方法联合成词……所成词的意义,往往同独用时不同”,认为人名翻译一定要重视发音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译名手册、统一译名等工作从1949年开始系统性地有序展开。其中,新华通讯社陆续编辑出版了一系列译名手册,如《英语姓名译名手册》(1965,1989)、《日本姓氏手册》(1970)、《法语姓名译名手册》(1996)、《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1993,2007)等。

足足有3750页之厚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来源/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人名翻译相关原则的讨论进一步深化,科学家、史学家、法学家等不同领域的人士也纷纷参与进来。声音虽多,有一条原则却相对一致,那就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名从主人”原则。

“名从主人”原则是我国关于西方人名翻译所信奉的一条根本准则。张廷琛认为:“译音要尽量接近原文读音,无论是直接从原文译出,还是从其他文字转译。”这恰恰对应着孔子“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观点。

除了这一根本原则,“音译为主,辅以意译”也是人名翻译的重要原则。因此,一般情况下,外语人名汉译时遵循的是音译原则,这样较为统一。

那些意译人名的特例

“辅以意译”怎么理解?这就说明,并非所有的外语人名都必须音译。那么,哪些人名需要意译呢?

小说《冰与火之歌》中有一位男青年,身为私生子却在最后关头走上了人生巅峰,他就是Jon Snow。假如按照音译的方式,Jon Snow的名字应该翻译为“琼恩·斯诺”,但是其留在读者心中的却是这样一个译名:琼恩·雪诺。

琼恩·雪诺(昵称“囧雪”)。来源/美剧《权力的游戏》(第三季)截图

按照原著作者乔治·R·R·马丁的布局,维斯特洛世界七大王国分列,且其各自有不同的姓氏。而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传统,私生子也都有固定姓氏,如北境为Snow(雪诺),河湾地为Flower(佛花),多恩为Sand(沙德)等。这些姓氏所用单词的本意都含有地理自然特征,其中Snow意为雪,恰好对应北方的寒冷,毕竟北境连抵御异鬼的长城都是用冰做的。因此,在汉译时,将“雪”之义与音译结合,是比较恰当的方式,可以较好地传递作者本身的精巧构思。

多恩“沙蛇三姐妹”中最小的特蕾妮·沙德(人称“小沙蛇”)。来源/美剧《权力的游戏》(第五季)截图

同样,在J·K·罗琳所著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中,大多数人物的名字都采用了音译法,比如哈利·波特、德拉科·马尔福、汤姆·里德尔等,但是哈利的教父Sirius Black的汉译名就不是简单的西里斯·布莱克了,而是“小天狼星·布莱克”。

小天狼星·布莱克,他总说:“爱我们的人永远不会真正离开我们。”来源/电影《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截图

Sirius在英文中的本意为天狼星,天狼星一般指天狼星A,是除了太阳以外最亮的恒星。小说中的小天狼星本来生于辉煌荣耀的布莱克家族,却生生被囚禁于用来关押魔法师的恐怖监狱“阿兹卡班”中,而这一切皆拜他的朋友——Peter Pettigrew的背叛和栽赃所赐。Peter Pettigrew作为绰号,也没有采用音译的“佩蒂格鲁”,译者将“Pettigrew”用原意翻译为“小矮星”。矮星是光度和体积都很小的恒星,也是天狼星的伴星。

小矮星彼得,他效忠的伏地魔对他说:“什么忠心耿耿,你只是胆小罢了。”来源/电影《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截图

这样一来,体型矮小且人格卑鄙的小矮星彼得与高挑英俊、人格高尚的小天狼星·布莱克相对照,正是能够完美映衬情节走向的设定。

哈利的教父小天狼星、父亲詹姆和小矮星在读书的时候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小矮星出卖了波特一家,导致哈利的父母被伏地魔杀死;他又将杀人罪名栽赃给小天狼星,导致后者被关进阿兹卡班监狱。来源/电影《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截图

类似的还有游戏小说《魔兽争霸》中的“叛逆精灵”尤迪安·风暴之怒(Illidan Stormrage)、“暗影刺客”玛维·影之歌(Maiev Shadowsong)等。

但是也有未被翻译出来的人名内涵,比如电影《指环王》中,技能很霸道的白袍巫师萨鲁曼(Saruman),其英文本义是“身怀巧艺者”;再比如主角佛罗多的霍比特人小伙伴佩里格林·图克(Peregrin Took),其本名“Peregrin”为“有流浪倾向的人”,昵称皮聘(Pippin)则为“有极大惊奇的人”。难怪皮聘莫名其妙地加入了护戒小分队,还屡次意外推动剧情发展。

皮聘因好奇偷看了水晶球,意外知道了刚铎王国将要面临的大危机。来源/电影《指环王3:王者无敌》截图

所以,不难看出,意译人名较多用在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翻译中,因为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常常会将人物性格、命运、身世等巧妙地嵌套在名字里,以达到更具审美意味与深度的文学意蕴。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也会作周全考虑,将人名进行部分意译。

不仅如此,在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中,也早就有意译外语人名的传统,比如“龙树法师”“转轮圣王”等等。

那些不像音译名的音译名

既然翻译文学作品时会考虑将人名意译,那么小说《飘》中女主角“郝思嘉”的名字是怎么翻译出来的呢?如果说它是意译,那么其英文原名Scarlett O'Hara中的“Scarlett ”也没有思、嘉的意思,两者间甚至毫无关系。而且,人家怎么还姓“郝”了?

这就和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归化音译”有关了。

前面说到,清末出现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由于当时闭关锁国政策带来的影响,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很闭塞,再加上识字的都没多少人,更别说读写英文了。因此,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文化、在本土传播西方思潮,文人们不可避免地在翻译人名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人名元素。

众所周知,英文人名姓在后、名在前,这与中国人名恰好相反。而所谓“归化”策略,就是指译者要以目的语(被翻译后的语言)语言文化为归宿,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并选用符合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的译文来表达源语(翻译前的语言)文本的内容,从而达到消解源语文化因素、彰显目的语文化价值的目的。吴趼人曾阐述了这种翻译方法带来的好处:“俾读者可省脑力,而免艰于记忆之苦。”

清代谴责小说家吴趼人。来源/网络

所以,在表示形式上,首先要在翻译过程中将姓置于名前,然后结合中国人取名的常用字来尽量对应原文人名的读音,最后形成汉译人名。

那么,当时的传教士,如艾略儒(Julius Aleni)、罗雅各(Jacobus Rho)、郭实腊/郭士立(KarlFariedrich Gutzlaff)等人的名字,也是被文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翻译过来的吗?

非也。这些名字是传教士自己取的,类似于有一外一中两个名字,就像今天我们给自己取英文名一样。毕竟传教需要听众,其目的大概也是让被传播者对其思想更易理解和产生认同吧。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曾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间谍船上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来源/网络

这种“归化音译”曾一度流行于中国近代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中。以徐卓呆、寅半生、吴趼人等为代表的学者就提倡将其中的人名按照中国姓名格式来改译,这一做法也受到了当时读者的追捧。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萧伯纳(Bernard Shaw)、利玛窦(Mateus Ricci)等人名亦是此译法的产物。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当年,志愿军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他们与一个叫Matthew Ridgway 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进行了间接交锋。在国内报道中,Matthew Ridgway最开始被用归化规则译为“李奇威”,“威”与“way”对应,的确是中国人名的常用字。但是这个“威”在汉语里是褒义词,意为“能压服人的力量或使人敬畏的态度”。

为了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译者们将“李奇威”改译为“李奇微”。至少这样看上去,他真不咋厉害。

至现代,这种译名方式似乎仍有一定影响力,比如译者将《星球大战》的主角Han Solo翻译为“韩素罗”,将演员Jim Carrey译为“金凯瑞”、将Sylvester Stallone译为“史泰龙”等。

史泰龙经典银幕形象。来源/电影《洛奇》截图

后来,中西文化不断深入交流,国民思想渐渐变化,教育得到改革……在多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外文人名的翻译原则从“归化音译”转向“异化音译”,也就是现在颇为多见的以某外语语言文化为参照的人名音译方式。引发这种变革的原因,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当下,不仅“异化音译”为人名主流译法,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对人名不译或加注。也就是在翻译时,直接保留原文的人名,不做任何改动,必要时在相应处加以注释说明。目前,这种方式比较常见于非正式场合,如社交媒体,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国人外语水平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提升。

古典文学人名的英译名

讲了半天外文人名汉译的事,也该说说中文人名英译的事了,毕竟文化交流是双向而平等的。这里面颇为有趣的,还属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名英译。

以《红楼梦》为例。这部巨作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多达五百余人,上至贵妃元春,下至包括紫鹃、鸳鸯等在内的小厮、丫鬟,以及各色市井中人等。像汉译一样,英译这些人名也要考虑文学作品本身的构思,而且《红楼梦》中的人名本身就更具隐喻意味。

姑娘们在大观园中作画。来源/电视剧《红楼梦》(87版)截图

对《红楼梦》人名英译的尝试比较多元,杨宪益、戴乃迭以音译法为主,大卫·霍克斯则将音译与意译相结合,这种操作其实很巧妙。霍克斯对下层奴仆的名字采用意译法,对上层人物与“自由人”的名字采用音译法,这从翻译形式上就标示出了主仆有别的意味,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语境。

具体来说,霍克斯的人名意译分为对“美谥”的意译和对名字的意译。“美谥”即在章回标题中出现的“勇晴雯”“俏丫鬟”“美优伶”等,对这些称呼的意译大多包含着人物性格。比如:

晴雯——brave Skybright(brave:勇敢的;skybright:天空明亮)

花袭人——righteous Aroma(righteous:正直的、极好的;aroma:芳香)

傻大姐——a half-witted servant girl(一个愚笨的年轻女仆)

另有一些“美谥”,霍克斯在翻译时还加入了对剧情的理解。比如对丫鬟小红的“美谥”——“痴女儿”的翻译:the Quiet-voiced Girl(悄无声息的女孩)。

小红。来源/电视剧《红楼梦》(87版)截图

为什么这么翻译呢?重点在于对小红之“痴”的理解。小红作为下层仆人,先暗恋着主子宝玉,后来又深深地暗恋着贾芸,并颇有心机地留下了自己的手帕。这种爱是悄悄的、安静的,也让局外人为局内人埋在心底的痴情而感动。因此,“quiet-voiced”颇有一种娇羞心动、默默传情的感觉。而杨宪益则将“痴女儿”译为“ambitious girl”(有野心的女孩),突出了小红与贾芸身份的差异,并且暗示了这段爱情在封建社会中不能合理存在的悲剧。翻译视角不同,则思路不同。

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来源/网络

而对下层奴仆名字的意译,霍克斯不仅考虑了人物性格、身份、背景等,还着眼于其集体服务对象的特征。比如,贾宝玉的丫鬟们分别被译为:袭人(Aroma,芳香)、麝月(Musk,麝香)、晴雯(Skybright,朗空)、蕙香(Citronella,枫茅)、檀云(Sandal,檀香)等,这与作为“怡红公子”的宝玉整天风花雪月、追香逐红相映衬。

再比如,王熙凤的丫鬟名字被译为:平儿(Patience,忍耐)、丰儿(Felicity,幸福)、兴儿(Joker,爱开玩笑的人)、旺儿(Brightie,光明)、隆儿(Rich,富有),这与凤姐作为荣府管家,追求家业兴旺的心态贴合,也传递出了作者本身的文学构思。

平儿。来源/电视剧《红楼梦》(87版)截图

但是,像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秦可卿(情可倾)这类谐音人名,以及薛宝钗(金簪雪里埋)、林黛玉(绛珠仙草)等包含命运隐喻的名字,在英译时就显得比较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很难完美表达原著的意蕴。

同时,还有一些由意译带来的差误,如将黛玉在大观园中的居所“潇湘馆”译为“The Naiad' s House”(水中仙女之家)。西方的“水中仙女”当然和探春给黛玉起的“潇湘妃子”之号不是一个意思,甚至与“泪尽而死”“下世还泪”等内涵风马牛不相及。

大观园潇湘馆。来源/网络

尾声

语言是如此美好的事物,包裹着人类文明无穷的智慧和美,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更是迷人。仅从人名翻译的方法来看,就有太多让我们品来津津有味的奥妙。

来到人人嘴边挂着“百度”、时刻身处“赛博空间”的当下,翻译软件们为我们触摸外语中的“黄金屋”提供了太多便利,阅读外文的门槛悄然降低,这实在是好事。只是不同语言文学作品中那些令人动容、沁人心脾的文化底蕴,文字中那些炳炳烺烺、风流儒雅的珠玑表达,或许还是得用双眼、大脑和一颗砰砰跳动的心来细细体味。

毕竟,把唐纳德·特朗普(trump是鼓,《说文》里“鼓,郭也”,donald源于谢尔盖语,是世界的主宰)译为“郭世宰”没啥意思,但是将Jane Eyer译为“简·爱”,就足以缔造一个浪漫的星球。

简·爱与爱德华·罗切斯特。来源/电影《简·爱》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