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代的泉州,如何成为汇聚信仰的“宗教博物馆”?

宋元时代的泉州,如何成为汇聚信仰的“宗教博物馆”?

2021年07月26日 13:34:36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2021年7月25日17点38分,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

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陈列的展品。摄影/星玥公主,来源/图虫创意

本次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

泉州洛阳桥。摄影/zoyocolor,来源/图虫创意

泉州申遗项目代表性遗产分布示意图,制图@陈志浩/星球研究所

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在马可波罗笔下,泉州是当之无愧的“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崇武灯塔。摄影/陈小羊,来源/图虫创意

诚如“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样的描述,因为是曾经的国际商贸中心,今天的泉州,处处体现着强大的共融能力。

泉州区位与地形示意,制图@陈志浩&汉青/星球研究所

如果在泉州乘车会发现,车内挡风玻璃前不止有悬挂“出入平安”符或表达类似含义的佛教符文,还会有阿拉伯文牌符。

我们在众多古遗迹中,发现了开元寺、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历史上的泉州因其旺盛的国际贸易生命力而具有了强大的宗教共容能力,时日淹久,这种宗教共容、多元互生的能力或许已在千年的洗练中变成泉州的文化基因。在文献中多次阅读泉州的各类宗教遗迹之后,一旦亲临此地,仍不免为一种充满生命感的、现实态的宗教兼容精神所震动。

泉州开元寺。摄影/新能源,来源/图虫创意

元代曾是天主教主教区

泉州素有“宗教博物馆”之称,世界各种重要宗教都在中古时期与泉州发生接触,很多还落户生根。泉州有此殊荣首先得益于它自唐代后期以来,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自海路来华并定居于泉州、广州之地的外国侨民自然与外来宗教密不可分;其次则因为东南沿海截至唐代后期仍属避乱逃亡佳处,在中原地区因各种原因难被容忍的外来宗教不仅常顺势前来,还能托庇于时。

动态了解“海上丝绸之路”泉州的通航地区,制图@陈志浩/星球研究所

景教在元代泉州比较突出,因为位居上层的色目人有不少是西域景教徒,因南征留在泉州,所以泉州出土的景教石刻以元代为主,墓碑的文字与名字亦显示出墓主多为西域人后裔。不过泉州也出土过少数几块南宋时期的景教徒碑刻,很可能属于汉人景教徒,未尝不是唐代景教传播成果的遗存。

对此,中国学界自来倾向于认为汉人是以民俗式、混合式态度接受基督教的,因为基督教在中国传统中始终具有强烈异质性而难以被接受,且基督教的教义书翻译得亦佛亦儒。其实这种态度和看法是有待商榷的。除了景教,基督教的史上最强势派别——天主教会也曾于元代立足泉州。

元·基督教尖拱四翼天使石刻,浮雕为一位跌坐男性天使。现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1289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uino)作为教宗特使成功到达中国,晋见忽必烈并在大都创立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区,尔后升为主教区。其后欧洲数次派遣传教士前来增援,虽说路途遥远、战事频仍,不少传教士师出不利或中途梗阻,但十几年间终于还是有些人能够抵达中国,于是1313年,泉州设立主教区并由一位新来中国的方济各会士主教哲拉德(Gerardo Albuini)执掌。泉州能够变为主教区得益于为数众多的外国侨民,因为方济各会士们虽然也对中国人传教,但认为中国教徒对信仰并不很忠诚。

今天泉州市内的粉红色天主教堂。摄影/zoyocolor,来源/图虫创意

截至1318年,泉州至少有两座教堂。1342—1345年左右在中国的约翰·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lli)提到泉州有三座形态极妍的方济各会教堂。这些教堂今天早已荡然无存,因为1368年元朝灭亡时所有外国人都随蒙古人一道被明政府逐出中国,方济各会传教区自然在劫难逃,顷刻间消失殆尽。

唯一存世的摩尼教建筑

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产生于萨珊波斯,以其创始人摩尼得名。摩尼生活在琐罗亚斯德教、诺斯替教和基督教共存也约略沐浴佛风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他创立的宗教有着明显的混合风格。摩尼教在波斯本土遭取缔后快速向各个方向传播,结果变成一种世界性宗教,一度被基督教视为大敌。唐初摩尼教来到中国,虽不怎么被上层待见,但私下还是颇有成果,后来更因为奉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人而在中土得势。不过当回鹘人在840年被黠戛斯搞到国破家亡、离乡西迁时,唐朝统治阶层抓住报复飞扬跋扈回鹘人的时机,彻底抄点了摩尼寺。

这以后,摩尼教以两种形态残存于法网较疏的东南海隅。其一是较多恪守摩尼教清规戒律、自顾隐居修行的寺院式摩尼教,入宋后更被看作道教一支。宋元时期不少士人亦多崇尚该教之自律苦行精神并适度吸收。朱熹青年时代在泉州做官时(1153—1157)曾与同僚们一起往北山谒奠摩尼教东南开山之祖、唐末来三山(福州)与泉州传教的呼禄法师之墓,并写诗《与诸同寮谒奠北山过白岩小憩》,流露出对呼禄法师的景仰之情。朱门大师黄震少时受到叔祖仲清影响,而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考证黄仲清就是摩尼院道士。陈垣认为南宋闽学受摩尼教影响,北宋时道学家所倡之太极、两仪、阴阳、善恶、天理、人欲等名词也有些摩尼教意味。

今日通过文献记载而可确认的五代至宋设于浙南与福建的摩尼教寺院共有五座,其中完整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是始建于宋代、位于泉州华表山麓的草庵寺(在今日之晋江市境内,现泉州市区是古代晋江市城暨泉州府治所在,今日晋江市是新划出一块地方冠以“晋江”之名)。以迄今世界考古的发现而论,草庵也是唯一存世摩尼教建筑。

草庵,位于福建省泉州晋江市华表山南麓,始建于宋代,是目前唯一存世的摩尼教建筑

草庵寺在明初仍十分壮观,万历年间变得萧条衰颓,并被造访者当作道观,后来则作为佛教寺院被重新供奉,尤其是被作为清代福建地方信仰中的“文佛”道场。草庵里尚存教主摩尼的摩崖石刻浮雕像,刻工甚佳,线条清晰,如今已被屏障于玻璃窗格之内。也有人把此浮雕定为“摩尼光佛”之像。摩尼教本身不拜偶像,但经中亚一路传至中国又历经唐宋,倘若发生了教主和至高神的混淆,完全在中国民间信仰的情理之中。这尊雕像的面貌、服饰、姿势和背光皆与高昌壁画所见摩尼大异,是一座佛身道貌的华化偶像。背光十八道,亦与摩尼“十二光”的理念不合,实为华化摩尼教吸收佛教而民间宗教化的典型例证。而浮雕像旁的楹联表明这尊像被当地视为“文佛现影”。

福建泉州草庵摩尼佛造像。摄影/高晨翔,来源/图虫创意

摩尼教在东南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是偶像化和神道化倾向的民间宗教集会,这是福建自古“信巫鬼,重淫祀”习俗染缸作用的必然后果。这类宗教组织在宋代闽浙赣普遍存在,且成为摩尼教在中国的主导形态,泉州的明教会正可视为此类组织的历史标本。明教会通过结集会社来组织信徒。结社的目的之一是从事宗教活动,比如“密日持斋”,这本是摩尼要法,属寺院礼仪,在闽浙转化成民间习俗。泉州出土过一些上有“明教会”字样的宋代黑陶碗残片,会众还有专用餐具,正说明此类结社的稳固性。

明教会之类组织很受民众欢迎,但因秘密结社性质遭到宋代统治者的疑忌和士人的嫌弃。结果,自北宋徽宗时方腊以明教相号召树帜起义始,有着摩尼教渊源的各民间教派——摩尼、明教、白莲、白云——便不断受到南宋官方的指责和打击。但因元代统治者对宗教的宽容,不仅宋代所建摩尼教寺院大白于世,带摩尼教色彩的民间组织也死灰复燃。

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

伊斯兰教的诞生晚于摩尼教,来华时间却不相上下。公元7世纪后半叶阿拉伯帝国向中亚扩张过程中曾注意维系与唐朝的友好关系,怛罗斯之战后两国的和平往来更为频繁。大食人初期入唐可陆可海,安史之乱后以海路为主。海路的终点不外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因此这些城市都有专供大食国民聚居的蕃坊,并有唐政府任命的“蕃长”主持宗教礼拜兼处理内部民间诉讼。宋代又有新来“蕃客”加入。新旧伊斯兰教信徒聚族而居,逐渐在当地形成不小的势力。泉州蒲寿庚家族是两宋时期最有名的入华伊斯兰教家族。蒲寿庚因协助南宋加强海防力量而得到宋朝官府信任,后投降元朝并得到重用,使其家族繁盛上百年而不衰。

泉州清净寺内。摄影/新能源,来源/图虫创意

迄今为止的考古或文献都还不能确证唐代有过伊斯兰教寺庙,延至两宋便有了确切证据。泉州清净寺当属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其阿拉伯文寺名的意思为“圣友寺”,初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全面重修,现今门楼内墙上仍有刻字说明此事,明万历三十七年曾重修两年前因地震倾斜的礼拜大殿。明永乐五年,成祖御赐一道保护伊斯兰教徒的诏书,现刻于北围墙上。清净寺也是现存唯一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古清真寺,其他清真寺则纷纷用中国的厅堂楼阁包装起来。

泉州与犹太教、印度教的瓜葛

犹太教和印度教与泉州的瓜葛也涉及海上商路的外来移民。大约北宋末期中原地区首次有了犹太人的明确踪迹。此后犹太人在中国境内分布渐广,元明时期的南京、扬州、宁夏、开封、泉州、北京、宁波、杭州等地都发现有犹太人生活过的遗迹。1326年,天主教泉州主教安德鲁(Andreada Perugia)致信罗马教廷,抱怨泉州的犹太人不愿皈依天主教,显见当时泉州犹太人数量不少。

印度教在中国的遗痕并未得到足够梳理,何时进入中国亦无清晰论断。有人以为婆罗门教在秦汉以前已立足越南南部并有可能传教于中国华南地区,泉州临漳门外“大独石柱”或正是秦汉以前婆罗门教的遗物。但古代婆罗门教同笈多王朝时期(Gupta Dynasty,320—540年)兴起的印度教还不能混为一谈。20世纪在泉州发现了许多与印度教有关的石像和寺庙、祭坛建筑构件,虽然发现者因混同古代婆罗门教和印度教而未能明确归类,但其中肯定有且更可能大多是属于印度教的遗物。

元·印度教“大象与林伽”石构件,现藏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摄影/patagonialc,来源/图虫创意

泉州民间传说称元代南门城附近有座“番佛寺”,考察相关地点汇集起的石材,可知此寺形制与印尼爪哇东部的婆罗浮屠塔同类,且1934年还在该区域发现毗湿奴的石雕造像,当可断为是印度教寺庙。唐代古佛寺开元寺至今仍有两根雕刻印度教图案的石柱,研究者认为这是从一所印度教寺庙移置而来,类似的“偷梁换柱”在泉州并不少见。

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共容

关帝庙是泉州市中心整日香烟萦绕之所,来此烧香的人不分男女老少肯定也是百工兼备,一个个动作麻利、心无旁骛,脚略沾地买炷香,头也不抬直奔重点。关帝庙前的乞丐比别处多得多,恐怕也见证了此处人烟茂盛。笔者不由推测,是否泉州人上下班和开收工都会顺路来此烧炷香呢?毕竟关帝是万神殿中最多才多艺又最勤勉尽职的一位神灵。

香火旺盛的关帝庙。摄影/Pinkvkiyo_来源/图虫创意

与烟雾缭绕的关帝庙几步之隔,就是伊斯兰教清净寺,它的外观与内涵不负“清净”二字。“清净”但不寂寞,“清净”亦不猜忌。清净寺是笔者进入和试图进入的古代清真寺中最让人没负担感的一座,非常正常地进入,可参观区域很大,出现在哪个角落也不会被内部人士投以异样眼光,虽然礼拜殿照例不许非信徒进入。离开清净寺时近傍晚六点,参观时间结束而晚祷时间到来,看到陆陆续续有人进寺礼拜,游客空间与信徒空间的转换中包含着一种不落痕迹的淡然。

泉州清净寺外观,远处隐约可见关帝庙。摄影/客半山居,来源/图虫创意

说到泉州的宗教生态,九日山的祈风石刻也必须提及,这是南宋负责外贸的市舶司官员在山脚延福寺和通远王庙举行祈风仪式之后于寺庙背后最矮山岩处留下的记事题刻。祈风祭海本是沿海居民的民间信仰,南宋泉州却将此变成市舶司的九项官方职责之一,这已经不同寻常。

泉州市舶司遗址,这是中国重要的古海关遗址,是泉州港繁荣的历史见证。摄影/zoyocolor,来源/图虫创意

而市舶司的祈风地点九日山既不在泉州湾边,亦不在晋江入海口,甚至也不靠着晋江干流,距离府衙又远较清源山为远,更令人讶异。细推缘由,九日山毗邻有史可考的最早中原入闽移民的首个定居地(后来称“丰州”),它是这批移民重阳节登高念祖的不二之地。山上有不少刻“后土”字样的巨石,有些家族祖墓同时刻着某家“社坛”字样,正是中原移民乔迁流寓后复杂心境的刻录。山上布满文化高出一筹的北方移民的思乡之情,山下则是泉郡的文化发祥地,这就注定要在文化昌明之后成为具有官方性质的祭祀场所。碰巧九日山下有条瘦窄金溪,是晋江支流,也许古时尚可行驶船只,所以在宋代兼任海船出发前的祭祀场所和远航起点也算合乎情理。

泉州九日山。摄影/zoyocolor,来源/图虫创意

九日山既见证了官方祀典纳入民间信仰,又见证了北方移民情怀与南方本地心思被官方的有意统合。由此种现象既可见海上贸易对南宋朝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又可见官方祀典与民间信仰在基于利益的考量下有着互容的可能性,这成为一种宗教共容。

所以,泉州何止无愧于“宗教博物馆”的美誉,它可以说是宗教多元形态的历史与现实的样本,跨地域、跨时间以及跨阶层的宗教共融都能在泉州找到范本。你可以把这解释为一种大杂烩式的随意,质疑所有人的信仰是否虔诚,也可以把这解释为一种融合性的生命力,因为文化和人群的开放与流动必然产生出生生不息之力。

泉州市景。摄影/zoyocolor,来源/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