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被偷拍的韩国女性仍在痛苦中

“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被偷拍的韩国女性仍在痛苦中

2021年06月21日 11:02:05
来源:全现在APP

数字性犯罪正在影响韩国女性的生活方式,比如她们在公共场所穿什么,以及她们会相信谁。

一年前,李艺琳收到领导的一份礼物,她没有想太多。

礼物是一个贵重的时钟,她把它挂到了卧室。不久后,这位领导向李艺琳表白了,领导已婚已孕,比她大很多岁。李艺琳感到很不舒服,拒绝了这种亲密关系。

一个半月后,李艺琳把挂在卧室的时钟搬到别的房间,奇怪的事发生了。领导当面质问她:“如果你不想要这个钟,可以把它还给我。”

李艺琳觉得不对劲,随即上谷歌搜索了这款时钟。原来,这款时钟还是一个针孔摄像机(spy camera),广告上称,它在黑暗之中也能完美拍摄。

过去的一个半月,李艺琳房间里的24小时录像,都传到了领导的手机上。就连她用谷歌搜索“时钟”,也被领导看在眼里。当李艺琳与领导对质时,他丝毫没有悔改之意,甚至反问:“这就是你熬夜在谷歌搜的东西吗?”

2019年3月,韩国首尔一家电子元器件店内,老板拿出一个针孔摄像头。 图源:AFP

短短几年间,针孔摄像头进入了日常生活的私密空间,比如卧室、厕所和公共场所,并且成为了色情产业的偷拍工具。

一些人会在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情况下,偷偷安置摄像头、拍摄并留存私密影像,甚至上传到互联网,以此牟利,这种行为被称为“数字性犯罪”(digital sex crimes)。

李艺琳的经历来自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6月16日的报告——《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韩国数字性犯罪报告》。该报告通过38名受害者或研究专家的深度访谈等,分析了近年来“数字性犯罪”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

“数字性犯罪”在韩语中称作Molka,是“秘密相机”的意思,韩国是这类犯罪的重灾区。

据韩国犯罪学研究所的数据统计,在2008年至2017年期间,涉及非法拍摄的性犯罪起诉增加了11倍,从585起增加到6615起,占所有性犯罪起诉的20%。

在韩国,绝大多数非法拍摄性犯罪的目标人群是女性,肇事者为男性,这种情况占已有案件的80%。

作为Molka受害者的韩国女性,在偷拍、指控、曝光的过程中,承受着不可估量的舆论压力。在《报告》对500多名受害者的调查发现,受害者们心理状况异常糟糕,经历过这些事后,很容易抑郁或产生自杀倾向。

仇恨言论会害死她

一年后,李艺琳还在服用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

李艺琳曾鼓起勇气向司法机关求助,但令她不适的是,她在男警察的审问下,度过了几个小时。他们让她事无巨细地说出,被监视期间她在卧室做了什么。

这对李艺琳来说是另一个创伤。哪怕她的领导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可她的心理阴影也难以抹去。

“我哭了一整夜,睡不着,不得不吃药来安抚自己,”李艺琳说,她现在就算在房间里待着,也会莫名感到害怕。

美晶(Kyung-mi)也是Molka受害者,她是韩国男星郑俊英的前女友。

早在2019年郑俊英性丑闻曝光前,美晶就曾举报过郑俊英的“数字性犯罪”行为,那时,没人相信她。

2016年8月,美晶第一次去警察局指控郑俊英,称他偷拍两人亲密视频,还分享给其他明星。彼时,郑俊英是韩国一线摇滚歌手,而美晶还在读书。

“我当时很年轻,没有人站在我这边。”那时,美晶在网上被网友群嘲、被粉丝辱骂,她当时一度想死,但她不能。“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知道郑俊英的真相了。”她说。

美晶知道指控名人很难,但她没想到,在这场指控中,自己从指控者变成了被告。

“警察让我重新考虑举报一事,检察官打电话来审问我,”美晶第一次举报,被警察和检察官轮番审问了几个小时,“我被羞辱、恐吓,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起诉了一个无辜的人。”

第一次举报以警方未拿到郑俊英的手机,无法取证而告终。

三年后,郑俊英的犯罪事实才被公之于众。2019年3月,李胜利事件牵出了一系列韩国男星的性丑闻,在韩国警方扣押的郑俊英手机中,有12名女性的私密照片,包括美晶。

2019年3月29日,韩国首尔,歌手郑俊英涉嫌偷拍罪被送往监察厅。 图源:CFP

警方发现,郑俊英除了偷拍私密照片,还将照片传到聊天室,与名人分享。至此,郑英俊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目前正在服刑。

等到郑入狱后,美晶才得到了外界支持,这与她2016年的处境大相径庭,那时她几乎是一个人,她的朋友说她毁了自己的生活。

“媒体整天都在谈论我。整个国家都在谈论我。没有人保护我。”美晶认为,这种言论是二次受害,“仇恨言论是压倒性的,它可以杀死女性。”

人权观察妇女权利部临时联合主任、《报告》作者希瑟·巴尔指出,受害者的指控经历都很糟糕。

“他们常常被拒之门外,不止一次。他们也经常在公共场合被审问敏感问题,长达几个小时。为了收集证据,他们在不同的办公室间奔走,甚至被警察欺负到放弃起诉。”巴尔还听说,有的警察把作为证据的偷拍照,再次拍下来,跟同事一起传阅、取笑。

对被偷拍者来说,他们经历过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刻,却还要遭到“二次创伤”。

“我觉得我杀了我女儿”

被偷拍者的羞耻与隐忍会蔓延到整个家庭。

“我觉得,他还在看着我。”2019年的一天,凌晨1点,恩珠从噩梦中惊醒,慌张地打电话给父亲。

她是韩国南部一所大医院的医生。不久前,一名同院病理科的男医生在街上偷拍女性裙底,被警察抓获,没收了手机。

恩珠生前与未婚夫的合照。 图源:BBC

他的手机里藏了更多秘密——4名同院女医生的偷拍视频,有的在脱衣服、有的全裸、有的穿着内衣。原来,这名男医生在女更衣室里打了个一个洞,放上了一枚针孔摄像机。

恩珠的父母起初没有重视“偷拍”这事,只是担心女儿会被贴上Molka受害者的标签,影响职业发展。“你不是被强奸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所以要自信生活。”恩珠父亲劝她。

可恩珠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差。

“这名肇事者和她有很多共同好友,她担心熟人看到视频,”父亲说,这个想法将她折磨疯了,她开始服用抑郁症药物。

情况急转直下。几周后,恩珠在未婚夫面前跳楼自杀了。

“我活了50多年,当我知道她从17楼跳下来,我快疯了。”父亲说,“未婚夫亲眼看到她跳楼,我们一直劝他,忘记我女儿吧。”

恩珠父亲开始内疚,“我觉得我杀了我女儿……我有机会救她,但我却没有做。”

2019年11月,偷拍的医生仅被判入狱10个月。

恩珠的父母。图源:BBC

父母对法院的判决非常不满。“量刑太轻,人们不会认真对待的。即便是两年也太少。”恩珠母亲在2020年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打算继续上诉。

母亲在一份庭审陈述上写到:

法官大人,武器是唯一的谋杀方式吗?犯罪者在黑暗中享乐,逐渐从我那活在痛苦中的女儿身上,夺走了生命。

我们该如何表达她的悲痛?她能选择离开亲人,一定是遭受了莫大的痛苦。

“你可以不使用武器杀人,”恩珠父亲也曾说,“偷拍造成的伤害因人而异,有些人能够挺过去,像我女儿这样的人可能没办法。”

韩国社会进步了吗?

回头看,近两年自杀的韩国女星具荷拉、崔雪莉等,都曾遭受过偷拍、性虐待、网络暴力,她们都是Molka受害者。

“一部分人是轻视Molka犯罪的,他们倾向于把这类人,与拍女孩子裙子的偷窥狂联系起来,如果不是极端情况,不会意识到有多严重。”采访过恩珠父母的BBC调查记者斯黛茜说,“这太可怕了。”

韩国仍是一个保守的父权社会,很多妇女权益没有得到重视。

韩国中央大学社会学家李娜英指出,韩国性犯罪受害者经常“污名化”。“她被弄脏了,一个荡妇,一块破布。一旦被标记为脏的,她的余生就是一个荡妇。一个人怎么能承受这种负担?”

2018年8月4日,韩国首尔街头的metoo运动。 图源:AFP

2018年,成千上万韩国人曾走上街头,以“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为口号,呼吁打击Molka犯罪,掀起了韩国的metoo运动。

在这之后,一些法律已被改写,但涉及Molka的犯罪者,惩罚往往很轻。

“我采访的每位受害者和专家都对量刑之轻感到沮丧。”《报告》作者希瑟·巴尔说。

据韩国《性犯罪法》,未经同意拍摄和分享图像最高可处以7年的刑罚。

7年之是最高刑罚,几乎没有最低刑罚,而且很明显,现在做出的判决往往低于受害者的伤害。2020年,79%因非法拍摄犯罪者被判缓刑、罚款,有时两者兼而有之。

巴尔呼吁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韩国已有的“数字性犯罪”判决和补救措施,包括允许受害者以民事案件形式,在法庭上寻求损害赔偿——这是目前受害者们无法做到的。

眼下,美晶也在为“数字性犯罪”的受害者争取法律保护,以保护他们免受网络暴力。她希望,韩国社会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数字性犯罪受害者?

“受害者不可以随便对待,不会低人一等,他们也不是因为愚蠢或无知而陷入这种事情。他们只是不走运。”她认为,“韩国社会需要了解受害者的痛苦,并设立合法保护受害者的制度。”

6月16日,韩国警方发言人接受“数字性犯罪”采访时,提供了一份完整声明。

“韩国每个省市都成立了网络性犯罪调查组。我们正在建立调查、监管以及受害者保护和支持等多种解决方案。”声明指出,警方会定期进行警官教育,并为受害者提供一名同性调查员,让受害者更舒适,同时设立了一个支持中心。

同样,韩国司法部告诉BBC,为(保证审判结果更准确的)反映受害者的痛苦,已经修改了量刑准则,并从2021年1月开始实施。

“这对韩国女性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巴尔指出,数字性犯罪正在影响韩国女性的生活方式,比如她们在公共场所穿什么,以及她们会相信谁。

(李艺琳、美晶、恩珠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