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为什么不吃牛肉

印度人为什么不吃牛肉

2021年06月10日 18:23:38
来源:大象公会

牛在印度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并非自古以来的传统,而是近代印度民族主义者在与穆斯林的漫长敌对中,塑造出的近现代发明。

文|刘喜

如果牛有的选,它最想投胎到哪?以尊重牛权著称的印度,看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印度,牛被视为圣物,享有种种特殊待遇,甚至能任意阻塞道路,享受路人的顶礼膜拜。

• 电影《三个傻瓜》中,学生为了不挂科疯狂膜拜路边的奶牛

品相端庄的健壮神牛,甚至能脱离劳动,深居庙堂,享受上等牛的优渥生活。连印度宪法里都规定了对杀牛和吃牛的禁令。

• 一只漂亮的印度神牛

圣雄甘地曾说:「对待奶牛,要像对待母亲。」母亲般的动物被禁忌食用,似乎毋需解释。

然而,牛在印度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并非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而是近现代斗争中的发明。

吃牛肉也是印度传统

牛的确是印度教的神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牛都是神圣的。在印度教里,牛的神圣性来源于本地母牛「用乳汁哺育印度人民」的丰功伟绩。

印度教众多支派都要求素食,虔信者多不吃肉,甚至忌食鸡蛋,很容易缺乏蛋白质。不违反教规的牛奶,因此在印度人的饮食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印度教经典《薄伽梵往世书》中,地母神颇哩提毗(Prithvi)化身成母牛,向印度人民献出自己的乳汁。从此,奶牛作为印度人民衣食父母的代表走上神坛。

• 地母神化身成的母牛被国王追逐

不过,这部经典同时也规定,并不是所有牛都是神牛。除了只有雌性可以当选的性别差异,种族上也有限制:印度神牛只能是本地的浅白色瘤牛「Zebu」,其他的黄牛、水牛都不算。

• 理论上说,吃它们不一定会违反教义

即便印度教各支派普遍把牛作为圣物,但不同吠陀典籍对于「杀牛」和「吃牛」的规定并不相同。一些教派要求信徒不杀牛、不吃牛,但在另一些地方,人们却可以大吃牛肉。

如印度教的重要支派「性力派」,在最重要的节日「难近母节」的最后一天,就要求「杀一头水牛,山羊,绵羊,鸡,鸭」。古印度的家宅经,也建议葬礼后吃掉祭祀用的牛肉。

• 性力派浮雕

传说故事里,不少先贤身体力行地吃牛。如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国王兰谛兜娃(Ranti deva)一天内杀掉了 2000 头牛和婆罗门分享,并因乐善好施而广受好评。

• 好国王兰谛兜娃的另一个故事:垂死病中惊坐起,分享食物给乞丐

可以说,在整个南亚次大陆数千年的历史上,把牛当作盘中美食的习惯一直不绝如缕,「禁止吃牛」远不是自古以来的印度教规范。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吃牛却会成为印度全国通行的禁忌?

与民族主义一道崛起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杀牛禁令与印度民族主义的密切联系。

印度民族的诞生时间相当晚近。长期以来,南亚次大陆由无数土邦组成,并无统一的民族认同。18 世纪后,英国的殖民统治才逐渐建构出一个统一的民族。

• 1700-1793 年的印度

在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与「我们」相对的「敌人」,民族主义才能在斗争中不断被强化、塑形。

印度民族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印度教,其中最易对外造成冲突的杀牛禁忌,在印度民族主义的缔造过程中被不断抬升、强化,以致成为其重要的旗帜。

禁止杀牛成为民族主义的旗帜,在英国入侵之前就有了征兆。

17 世纪,穆斯林统治着南亚次大陆的大片土地。针对他们吃牛羊肉的习俗,印度本土反抗者希瓦吉首次喊出「保护神牛」的口号,号召印度教徒团结抗暴。

• 一副血腥插图:勇敢的少年希瓦吉为了保护无辜小牛,一刀砍下伊斯兰屠夫的胳膊

虽然起义成功后两百多年里,很多印度人仍然杀牛吃牛、制作牛皮鼓,但「保护神牛」的口号也延续下来,成为印度教徒对外抗争的武器。

1857 年,护牛口号在英国人治下的印度再次响起。这一次,「保护神牛」的口号直接引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

大起义源于印度雇佣兵间流传的一个谣言:东印度公司用猪油或牛脂做润滑油,涂在来复枪子弹上。虽然东印度公司予以辟谣,印度教徒仍为了「保护神牛」揭竿而起。

身为印度教徒的雇佣兵潘迪(Mangal Pandey),为此开枪打死 3 名英国军官,「印度民族大起义」就此拉开帷幕。

• 2005 年的印度电影《抗暴英雄》中,阿米尔·汗饰演潘迪

随着印度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不可侵犯的牛」逐渐被强化为印度教的核心象征。独立建国后,1955 年的《印度宪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禁止杀牛:

组织农业与畜牧业生产——应努力使农业与畜牧业走上现代科学的轨道,尤应采取措施以保护和改进牛、牛犊,其他乳畜和幼畜之品种,并禁止宰杀此等牲畜。

随后,各州推出了不同程度的护牛法律。实践中,受保护的牛不再限于本地奶牛,而扩大到黄牛、水牛等各种牛。禁止的也不仅限于屠宰,还包括各种虐待牛的行为,犯法者会被处以数百元至千元的罚款乃至拘禁。

• Wikipedia 上的「屠牛禁令地图」:黄色地区严禁屠宰奶牛,红色地区则将禁令扩展到了所有牛类。不禁屠牛的绿色地区集中于印度教徒较少的地区

然而,这种「屠牛禁令」既非自古以来,又不是普遍风俗,实际上很难严格执行,社会效果也引发争议。

人们往往不知道的,崇牛国度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牛肉出口国,只不过出口的是主要是廉价的水牛,而非本地“神牛”。2013-2014 年,印度的牛肉出口量为 145 万吨,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20%。

地方政府一旦严格实施禁令,马上就会地下催生「盗牛贼」和牛肉走私,不仅损失关税,检疫也全无保障。

「屠牛禁令」还引发了种姓间的对立。印度教认为屠宰是不洁工种,因此只有没有种姓的达利人愿意从事,许多贫穷的达利人以宰牛和剥牛皮为生,他们也是印度牛肉出口的基础。

禁令给达利人的生计造成了一定威胁,但更重要的是不同种姓间的暴力冲突。

• 达利人屠牛、剥牛皮,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族群职业

2016 年 7 月,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村落,极端护牛组织「牛民团」(gau rakshaks)当街用铁棒抽打四名半裸的达利人,因为「他们剥了一头死牛的皮」,警察也未予干预。

鞭打视频从网络上流出,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著名的「乌纳鞭打事件」。作为反抗,大约 300 名达利人宣布退出印度教。

• 「牛民团」当街棒打达利人

既然造成诸多麻烦,印度政府为什么还要排除万难,坚持推广「禁止屠牛」这条原本并不多要紧的教义?

敌人爱吃的,就是我们捍卫的

答案很简单:为了对抗吃牛肉的敌人——穆斯林。

如果将现代印度民族史化约为两大主题,那么一个是对抗英国殖民者,另一个就是对抗穆斯林。

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敌视,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伽色尼王国的领袖穆罕默德率军南侵,攻占了印度教的索姆纳特神庙。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穆罕默德并没有对这座富丽堂皇的寺庙造成多大破坏。但在印度教徒的口耳相传里,穆罕默德不但从神庙中拿走了 2000 万第纳尔的战利品,还杀死了五万印度教徒,将寺庙洗劫一空。

• 现在的索姆纳特神庙

最热衷宣传这种说法的,是印度右翼民族主义团体「民族卫队」,它与印度主要政党「印度人民党」一道,是禁止屠牛和反穆斯林政策的坚定推行者。

他们将印度的千年历史解释为反抗穆斯林压迫的历程,在印度教徒中煽动反穆护牛。

另外,现代印度教宗教领袖对穆斯林也无好感,并公开谴责他们的饮食习惯。

吠陀大师达雅南达· 萨拉斯瓦提曾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伊斯兰的神会憎恨非教徒,允许宰杀动物,并命令穆罕默德杀死无辜的人」,认为穆斯林以神的名义行自己的私心。

19 世纪以来,围绕牛肉的宗教冲突就连绵不绝。1893 年,穆斯林在古尔邦节期间宰牛,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护牛运动。1894 年的同类事件更成为民族大起义后规模最大的社会骚乱,仅孟买就有数百人死伤。

• 1885 年孟买,印度穆斯林的宗教游行

进入 20 世纪,相关冲突愈演愈烈。1909 年,一个穆斯林在公开场合宰了一头牛,引发了加尔各答暴动;20 世纪 20 年代,孟加拉地区有记录的护牛暴动就有 100 多起,导致 450 人死亡和 5000 人受伤。

1947 年,在大规模暴力冲突后,印度独立终于以印巴分治的方式落下帷幕,穆斯林与印度教徒裂土而居,社会骚乱暂缓下来。在这一背景下,印度教徒的意志得以在印度境内贯彻,禁止杀牛被写入 1955 年宪法。

但在20 年后,印度境内新生代穆斯林重新开始屠牛,引发了新一波的护牛冲突。1980 年代,护牛与杀牛的骚乱达到顶峰。

与此同时,重组后的印度人民党,以「印度教立国」的口号和反穆政策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其推行的护牛法案不仅得以有力实施,还催生了大量民间护牛组织。

• 印度人民党的标志:一朵圣洁的印度教莲花

最极端的暴力护牛组织「牛民团」诞生于 2012 年,他们宣称「按国家政策办事」,直接对无种姓群体和穆斯林施暴,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15 年 9 月,北方邦达德里村传言一名穆斯林在家吃牛肉,这位 50 岁的穆斯林随即被一群暴民杀害。2016 年 3 月,又有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儿童被「牛民团」打死,尸体被挂在树上。

• 地方暴力团伙「牛民团」

对于这些恐怖行径,当地的政客没有任何回应,几个月后,人民党议员 Sanjeev Balyan 发表了与圣雄甘地相似的评论:「牛是我们的母亲。」

非人民党成员的 Shashi Tharoor 议员曾表示:在印度,当穆斯林还不如当牛。

参考资料:

[1] Marvin Harris,India's sacred cow,Human Nature,1978

[2] Radha Sarkar & Amar Sarkar,Sacred Slaughter: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Communal, and Constitutional Aspects of Beef Bans in India,Politics, Religion & Ideology,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