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民一片灰蓝绿的色彩中,时尚也悄悄地轮回过好几次

在全国人民一片灰蓝绿的色彩中,时尚也悄悄地轮回过好几次

2021年06月02日 09:47:26
来源:凤凰网读书

翟永明

毕竟流行去 (节选)

文 | 翟永明

初中时,一个夏天,我妈把我摁在洗脸盆里洗头。洗脸盆小,我的发多。我妈一边洗,一边不耐烦地反复念叨:“不动脑子,光长头发。”我脸埋在水中,看不见她,但脑补着她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内心自卑着,奈何?遂迁怒于浓密长发,恨不得一剪子剪了它。

来自北方的血统,滋养着我发育期的发根儿,满头炸开搂都搂不住的“皱发”(现在的专业名称)。你听懂了吗?它既不是让你显得如水清纯、垂挂两颊的“清汤挂面”,也不是让你甜美可人如“洋娃娃”(那时还没芭比这一说)般蜷伏头顶的鬈发。它是任什么发型都hold不住的,只会往两边支棱的一大堆“皱发”,除了用一根橡皮筋去管束它之外,别无办法。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现在认识的朋友中,有一些刚刚出世,他们不大知道那段时间中国社会的流行审美趣味,知道了也无谓;暂时,他们只需要几片尿布、几段土布。而我、我的同学们,则正处于青春期,对美一知半解,偷偷摸摸;既有女性天生对“美”的敏感,又有时代赋予的恐惧感。连“美”这个字眼,天生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作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如果内心对美有一丝渴慕,也应该“狠斗私字一闪念”。

据说,从进化论角度讲,动物界的雄性都比雌性长得美,只有人类相反。这是以进化论来谈审美,而不是以阶级论。所以,在人类所有进化过程中,任何时代都不例外,女性爱美的天性,就像从砖缝里长出来的草,坚韧地、顽强地、不起眼地、偷偷地从小小的缝隙里冒出来,一有机会,便滋生、蔓延。

1972年,我进了二十六中。那时的年级编制都是军队制式,因为,“军宣队”已入驻学校。学校的领导机构是“校革委”,由“军宣队”“工宣队”和老师、学生代表组成。我们班的同学中,就有一位全校唯一的“校革委”成员。她是一位根正苗红、少年早熟、品学兼优的女孩。照我看,她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她是我中学时密友中的一员,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她的样子:两条齐肩小辫、浅色棉布衬衣及深色长裤,军用书包斜挎在肩上,这是70年代中学生的标准打扮。踏进中学大门,一模一样的女同学晃花了路人的眼。齐肩小辫是标准发型,剩下的变化,就只能在刘海儿和管束小辫的头绳上做文章了。爱美的同学,最多也就是三天两头换换头绳:有时是橡皮筋,有时是粗毛线;橡皮筋也分粗细,毛线也分颜色。于是,不变中就有了变化。

电影《山楂树之恋》剧照

但是,“流行”和“时尚”的力量是如此巨大(虽然当时用不上这两个词),就像“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那是80年代的大胆流行色了)。70年代,学校也时时流行一些美的讯息,同学之间也暗暗有一些攀比。比如,有段时间时兴刘海儿,于是大家都留着刘海儿。刘海儿总是相似的,刘海儿薄一点或厚一点,直一点或斜一点,却各有各的不同。张三今天把刘海儿削薄了,李四也跟着削,王五也跟着。于是,大家前额上,都飘着几根若有若无的发丝。张三一赌气,把头顶的厚厚的头发抓下来,剪去一大缕,变成厚厚的一堆刘海儿,盖住眉毛;李四一看,很羡慕,也把刘海儿留得很厚;王五也跟着学。渐渐地,这厚厚的刘海儿,就飘出学校,流向社会,形成一种流行的发式。

那是一个在限制中讨生活的年代,一点微小的变化,就可以震荡出一种新的美学观。在全国人民一片灰蓝绿的色彩中,时尚也悄悄地轮回过好几次。

话说,被我妈呵斥过两三次后,我痛下决心,将齐肩中发一刀剪去,留成了短发。那短发又不是真正的短发,齐耳,在头顶处,用橡皮筋将一小束头发捆起来,捆至左边或捆至右边,可以视心情而定。这小小的一点变化,就是在中学生中,悄悄流行的一种时尚发型。我是从我的邻居程莉那儿学来的,她则是受她一位同学启发。至于该发型从哪儿传来,却无人所知。

我是一个喜欢变化的人,生活、写作、打扮、爱好都不拘束缚。我如果学艺术,一定是学油画而不是学版画。安迪·沃霍尔70年代到中国来,看到十几亿中国人一片灰蓝绿时的兴奋,可以从他的趣味层面来理解。而他本人,一生都在追求外表的与众不同。银色短发,就是他的标志。我不是艺术家,但似乎有艺术家的癖好,譬如:平生最厌撞衫。只要看见有人穿着与我相同的衣服,我必定回家脱掉,雪藏至衣柜,直至数年之后,才予解冻,让其重见天日。

安迪·沃霍尔

回到70年代,那不是撞衫的问题,那是撞墙的问题。每天,睁开眼睛,一大片灰蓝绿,映入眼帘;从家里去学校,一路也是灰蓝绿;直到进入校门,颜色才出现些许变化。

那时,同学们冬天的穿着基本都是灰蓝绿大色调,只有少数素色花布棉袄,在灰蓝绿的基础上,降了几度。有些是因为穿得太久了,洗的次数太多了,就出现了现在时髦的水洗做旧效果。但当时,并不觉得时髦,而是寒碜。大家都想穿新衣,但除了新年或嫁娶,没人会在平常生活中添置新衣。不光没钱,也没布票。60年代末,最时髦的当数绿军装。“文革”初期“大串联”时,不知从何处人人都能弄到一身绿军装来穿上,最后,形成天安门广场的一片绿海洋。但在“文革”中后期,在校园里,普通老百姓却并没有地方去弄绿军装。所以,多数同学冬天穿棉布衣服,夏天则穿棉布衬衫。穿绿军装一般有点身份证明的味道,要么是宣传队成员,要么是军队子弟。

高一时,我们班突然插班进来五六个同学,他们都来自成都军区,一律穿绿军装、绿军裤、军绿色胶鞋,单肩挎着绿书包,包上一律有一颗五角星,或者某句毛主席语录。他们自成一群,群来群往,很少搭理“地方上的”群众。他们也都来自北方,人高马大,站在小个子的成都同学面前,不想睥睨一切也生就高人一头的样子,每天出出进进教室,蔚为壮观。

电影《芳华》剧照

“地方上的”群众,没有磅礴大气的绿军装彰显不凡,只能以更加民间的装扮,来活色生香。我记得,1967年校园里流行格子装,每个同学都身穿一件针织格子衫。针织衫款式都是相似的,格子大小却各有不同,变化就在于格子的大小粗细和颜色。格子衫配齐肩小辫,刘海儿配塑封皮胶带,是那一年的流行装扮。风水轮流转,过了两年,开始流行点点装。点点装款式也是相同的(除了有些三颗扣,有些四颗扣),点点大小却各有不同,变化也在于点点的大小疏密和颜色。

那年月,多么考验花布设计师的能力啊!既要让人民朴素,又不能使人民厌倦;既要保持灰蓝绿大色调的统一,又要在统一里寻找变化。真难为他们的设计想象力了。那是1969年前后,正是我青春期迅猛发育的时候,我的衣服都变小了,跟不上成长的速度。我妈图便宜,一口气买了差不多半匹蓝色点点布。这蓝色点点可害死我了,差不多有两年,我都埋在这蓝色点点之中。短袖点点,长袖点点,外衣点点,棉袄点点,我妈把这蓝色点点棉布使用到了极致,我也由此得了点点恐惧症。这导致我多年后,对日本著名的圆点大师草间弥生嗤之以鼻,说起来,我妈可算她的老前辈了,中国无名花布设计师更是。

等我绝望地把点点花布终于消费完之后,我进入了高中。彼时,开始流行“的确良”衬衫。“的确良”是一种涤纶面料,色彩艳丽而挺括,据说最早在广州流行,被称作“的确靓”;传到北方,北方人听不懂“靓”,听话听音,就称为“的确凉”。不过涤纶不吸汗,透气差,实在不“凉”,但因为耐穿结实,就被改为“的确良”了。“的确良”面料挺括,不会起皱;不像棉布,穿上一会儿就皱皱巴巴,那会儿又没有熨斗。“的确良”穿上身,用四川话讲:真是伸伸抖抖、巴巴适适,故而人人喜欢。那时,要排长队,花10元钱,可以买到一块“的确良”布,可做一件衬衣或一条裙子。那是“洋气”和“时髦”的代名词啊,能够买到一块色彩艳丽的“的确良”裙子,那就是“潮人”了,可以让满大街人回头。

我们院子里,就有这样一位“潮人”,名叫津津。津津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某行业专家。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从此虎落平阳被犬欺,在一个文化水平高低不等、鱼龙混杂的大院里,低调做人。津津和弟弟都丰姿美,有宿慧,在学校成绩很好,却因出身右派家庭,进步无望。姐弟俩索性也就以“难”为“难”,自绝于无产阶级队伍。津津长得瘦梅横枝的,非常苗条,故尤重穿着。我记得大家都以灰蓝绿为美的时代,她打扮得像个“资产阶级小姐”。现在想来,所谓“资产阶级小姐”,无非就是大家都穿灰蓝绿格子衬衫时,她不知从哪儿买到水红色格子衬衫。大家都穿一件长衬衫,罩住“的确良”裙子时,她却把衬衫掖进“的确良”裙子里,傲人地露出腰线。在那个年代,裙子外扎或内扎是一个问题:内扎是朴实无华的表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这样装扮;外扎却是与众不同,是要显露身材,因此,也就是“小资产阶级臭美思想”的表现。至少在学校,同学们都是一致内扎的。某个周末,我逛至大街,看到学校宣传队扮吴清华的那位女生,将蓝色“的确良”裙子外扎在白色衬衫上,曲线毕露,用一条白手帕将浓密长发绾成马尾巴,挺胸踮脚,一步一生辉地摇曳飘过。我在一旁看去,那真是鹤立鸡群啊!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每所学校的校宣传队,都是流行的风向标。宣传队的女孩,本来就是百里挑一的文艺爱好者,人中龙凤,校花级别。由于工作需要,又兼人人配备一套绿军装、绿军帽、黄皮带。以“工作需要”为名,她们可以自由地扎上皮带,盈盈一握之中,仿佛弱不胜衣。

校宣队员总是最早捕捉到社会上的时尚讯息,她们亦如如今T形台上走秀的模特,引领着校园的流行风气。譬如有一年,校宣队员们都穿上了北京布鞋。原来,成都人大多穿的是带襻的毡底圆口布鞋,下雨天,一泡水便内外皆湿。但是流行到成都的北京布鞋,是懒汉鞋样式,黑布包至脚面,两侧鞋帮是松紧布带,下面是塑料底,明显耐用经磨。更重要的是来自首都,“洋气”。那一年,一双北京布鞋,便成了潮人必备。北京离成都,火车得两天一夜,少有人有机会去北京。我妈出差时,顺便给我带回一双,让我喜不自禁。不用说,我们班的军队子弟,都早已人脚一双,与绿军装一样,北京布鞋也成了身份的象征,普通同学不易置办。

二十六中的同学,多数是按就近入学的规定入校的,他们都分住在文武路的四周,文武路是一条大路,两侧外挂着数十条小巷,大部分同学住在这些小街上,当时被称为“街娃儿”。“街娃儿”常带有贬义,沿用至今,变成“没文化”的代名词。文武路上,也外挂着许多省直机关(四川省直属机关),文武路往东走,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西南局。西南局宿舍,就在我住的那条街上。

高一时,我成了校篮球队的绝对主力(作为北方人后裔,我比本地同学足足要高出一头)。球队女同学们,人人置办了一身或半身蓝色运动装,那是方领针织衫,穿上身,比大笼大挎的棉布衣服更显身材。球队女生普遍高挑,再配上当时已开始流行的白底回力胶鞋,顿时卓尔不群。这时,已是“文革”中期,人们对绿军装、灰黄蓝衣服已经审美疲劳(虽然当时没有审美的概念,但审美的意识已开始抬头),碍于形势所迫,也不能有奇装异服出现,所以,只能靠些许的变化,来打破千篇一律的单调。于是,“海魂衫”和运动装就渐渐地流行起来。

1957年,人气偶像赵丹,曾经演过一部电影《海魂》,引爆了无数少年的水手情结。成都人就把影片中赵丹穿的那种水手服,称为“海魂衫”。其实“海魂衫”不过是在寻常的汗衫上印了蓝色横杠,但在当年,它们成了一种时尚。因为水兵梦,可以说是所有男孩的梦想,尤其是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当水兵是遥不可及的事情;穿上“海魂衫”,也算望梅止渴了。那时,我哥就爱穿流行的圆领“海魂衫”,照片上,留下了他稚气的脸庞与蓝色条纹。“海魂衫”一直流行到80年代,记得我第一次去桂林旅行时,1983年吧,就穿了一件“海魂衫”,下面配了一条蜡染的蓝色布裙,却也显得颇为与众不同,让我得意了一路。

电影《海魂》宣传册

男生爱穿“海魂衫”,女生就爱穿运动装,大翻领蓝色运动装让女生显得矫健,富有朝气,健康活泼,这是那个年代的审美标准。娇滴滴、嗲声嗲气是“资产阶级小姐”的特征,要被嫌弃的。大多数女生,审美是从众的。也有一部电影可作为女生时尚的风向标,那就是谢晋50年代末导演的《女篮五号》,电影中的女篮队员们都是职业运动员。电影中,大红运动衫衬托出了她们笑靥如花的青春气息。一时间,大红运动衫风靡一代人。初中时,我也加入了学校篮球队,终于,也名正言顺地穿上了大红运动衫,即便在课堂上,也不愿脱下来。

70年代中期,“工宣队”进驻学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包括风尚。于是,蓝色工装衣、工装裤成了新的流行式样。此时,一身黄、一身蓝的打扮已过时,且惹人生厌。混搭风悄然出现:黄军装配蓝裤子,蓝上衣配军绿裤,白衬衣配蓝裤子或蓝裙子。蓝色工装服流行时,服装店铺满了“劳动服”。我的一位爱美的同学,总是将工装服用肥皂、刷子洗得发白,今天看来,就是水洗牛仔服的效果。这一细节,后来被我用在与贾樟柯合作的《二十四城记》里了,因为这种水洗做旧方法,那时也在工厂里流行。

工人师傅不仅带来了工装服,也带来了工装服上戴袖套的风气。那年月,也没有配饰这一说。但是,人总是需要一点佩戴和装饰,来适应时代的美的风气;即便这个时代的男女之美,是被认定的阶级之美。袖套本身,具备了这样的认定:勤俭节约、努力学习。这样的美学特征,也符合了父母的心意:避免了衣服袖口的磨损,延长了衣服的寿命。顿时,蓝色工装服配浅灰色袖套,成一时风气。这风气,一直延续到大学。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名字我已忘记,但只要想起她,浮现在我眼前的,便是她一身冬青色对门襟棉袄,配灰色袖套的形象;永远是这两色搭配,变化的,只有四季的衣服款式。

电视剧《情满四合院》剧照

进大学以后,我的服装变成了以蓝色军便装为主,里面配白色衬衣,那也是70年代的标配。军便装的变化,只在三颗扣或四颗扣之间,我一般选择三颗扣,这样领口开得较大,也显得大方。别人都把白衬衣领子掖在便装里,我却爱把衣领翻在便装之外,显得大方。这些选择,影响了我后来几十年的着装风格。许多年,我一直喜欢V字领毛衣,极少穿高领套头毛衣。

在大学第一年,我一直留着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刷把头”,也就是把短发分成两段,高扎在后脑勺上。说实话,那时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发型,烫头几乎是犯罪。虽然,偶也见过有人用火钳烧红了烫一下发尾,冒充一下“自然卷”,那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刷把头”的好处是:当你厌倦了,可以把它放下来,成为一种短发款式。对于我这种喜新厌旧的人来说,可以调剂调剂。到了大学第二年,对这种铺天盖地的“刷把头”“齐肩小辫”,我已经厌倦得无以复加。留长辫,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发式做参考。当时,“文革”业已结束,社会上萌动着一种灿烂如火、敢为人先之风。北方有北岛,已开始写作后来被批判的“朦胧诗”,并且这种新的诗歌已在各文科大学悄悄流传;南方有黄翔,已写完长诗《火神交响诗》,并率众上京,将之贴至王府井之墙。这一切我均不知,在一个工科学校,我疏于学习专业知识,热衷于逃课、写诗、看电影;也算另类,被班主任和辅导员斜眼相加。我多少有点感觉到:外面早已是虫鸣蛙噪,学校里却依然春风不度,好不气闷人也!我似乎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大事,但又恍然,周围一切与我格格不入。最终,壮怀激烈只好落实到自己的头顶上。怎样把发型改一下,刺激周边的沉闷,成了我那时的急切需要。我决定孤注一掷,换一个惊世骇俗的发型,来挑战现实,表达自我。

在糟透了的回忆中,仿佛是当年红透大江南北的电影《小街》,启发了我。电影中,张渝女扮男装的“小男式”发型,曾经吸引过许多新潮女性。但后来,我发现,电影是1981年才上映的。事实上,提前三年,在1978年夏天,我剪了小男式。回想起来,是电影《战火中的青春》里,高山女扮男装的发型,吸引了我。

说干就干,我去了理发店,理发店师傅没看过《战火中的青春》,一听我要剪个男孩的发型,剪子差点掉到地上,连说“不会”。我花了半天工夫说服他;他才犹豫不决地在我的指挥下,双剪齐下,剪草似的剪掉我的一头青丝。我不在意,他却啧啧直叫“可惜”!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

第二天,走进校门时,我还是紧张了一下:虽说当时社会已逐渐开放,但我就读的毕竟是工科学校,这里风气更保守一些。上课铃响了,我有意迟到了几分钟,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阵气,牙关一咬就冲了进去。不出所料,全班同学除了没抬头的,其余人的目光随着我的男孩头平移到我的座位。我故作镇定,埋头看书。下课后,同学们围着我,好一通调侃。一位女同学说:“班上名册要重新改过,多了一位男生,少了一位女生。”另一位男同学公开叫嚷:“男厕所欢迎你。”事实上,这倒真的给我造成了困扰。不久,我就到昆明去实习,一路上除了搜集各种惊诧目光之外,上厕所,一定得找一位女同学陪着一起去,以免挨打。除了不方便之外,我对“小男式”非常满意。我也发明了一种方法应对某些尴尬,实在需要躲避密集目光的扫射时,戴上一顶小圆帽就OK了。这使得我后来钟情于各类绰约多姿的帽子,几成顽疾。

我留着“小男式”,一天,终于把衬衣掖进裙子里外扎。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也是有“身材”的。就这样,我度过了大学生涯,开始“进入社会”。此时,已是80年代,紫气东来,西风渐浓,整个社会于无色彩之处,慢慢流动出些许春色:大街上,已开始流行红裙子;连我妈,被我视为很保守的老太太,也为我从北京带回来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它成为我那几年的主打服装。不久,我被分配到了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它位于如今的一环路外,在当时的成都,已接近市郊了。我穿着红色羽绒服,依旧挎着军用书包(那时,还没有别的包可供挑选),骑着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凭票购买),去单位报到,心下明白:那里等待我的是另一番人生。

本文节选自

《毕竟流行去》

作者: 翟永明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9-4-30

页数: 230

编辑 | 三棵树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