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里的皇家藏书阁,都藏着些什么书?

影视剧里的皇家藏书阁,都藏着些什么书?

2021年04月22日 11:34:58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四月是个读书的好季节。周五(4月23日),将迎来第26个“世界读书日”,本期京华物语也将聚焦和书有关的内容,说一说历史上书的故事。我们经常在影视剧和书中看到的石渠阁、弘文馆、文渊阁,都是些什么地方呢?

西汉的石渠阁和兰台,东汉的东观与仁寿阁,唐代的弘文馆、史馆与集贤院,宋代的昭文馆、集贤院与史馆,元代的奎章阁、秘书监,以及明代的文渊阁,这些都是什么地方呢?是的,这些地方都是历朝历代宫廷之中用来储藏典籍和档案的地方。当然,坐落在今天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也是明代宫廷藏书机构之一。

而在民间,图书同样非常受到重视。明代是印刷术大发展的时代。北京凭借其政治与文化上的优势,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当然,与南方刻书中心民间刻书极为兴盛有所不同,北京刻书的重心在于官方刻书。其中宫内设置刊刻书籍的重要机构,就包括司礼监,人们比较熟悉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权倾朝野的宦官便都是在司礼监任要职。而随着司礼监权力的扩大,经厂刻书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以下内容节选自《老北京述闻:古都文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作者 | 袁媛

摘编 | 安也

《老北京述闻:古都文脉》,黎晓宏主编,袁媛编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1月版。

01

皇家藏书:

明代的文渊阁与皇史宬

紫禁城高高的红墙将皇家与民间隔开来。权力的集中、严格的等级制度、历代帝王的好尚,给红墙内的宫廷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历朝宫廷都有藏书的传统,设有专门的机构来储藏典籍和档案,比如西汉之石渠阁和兰台,东汉之东观与仁寿阁,唐代之弘文馆、史馆与集贤院,宋代之昭文馆、集贤院与史馆,元代之奎章阁、秘书监,明代之文渊阁。

文渊阁最初建在南京。明永乐帝对此颇为重视,在了解阁中藏书缺藏较多的情形后,特下令命礼部择选熟悉典籍之人作为专员,前往各地寻访遗书,不拘价格,积极扩充藏书。在北京营建紫禁城之时,也特意要求仿照南京再建了一座文渊阁。建成的文渊阁坐落在午门内以东、文华殿以南。这里不仅是藏书楼,也是内阁办公之所。原本屋舍窄小,很是局促,明嘉靖年间扩建后才略具规模。

阁内正中奉祀孔子及“四配”像,左右为内阁办公之所。阁西为制敕房。阁东为一小楼,专门用来储藏书籍。时人谓“内诸司舍屋,惟秘阁最宏壮,阁下穹庐高敞,相传谓之木天”。其所谓的“秘阁”就是文渊阁。只是明末文渊阁惨遭焚毁,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文字来想象当日的壮观景象了。

阁内藏书更是宏富。迁都北京的那年,永乐帝就下令将南京翰林院藏书每种各选一部运送北京,最后共得一百柜,载船共十艘,经运河入京,这是北京文渊阁藏书的最早来源。其中不乏宋元以来皇家旧藏,多有珍秘之本。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率翰林院众人将文渊阁藏书一一清查,以千字文分橱编号,于正统六年(1441)编成《文渊阁书目》四卷,共收书43200余册,可见当日藏书之大略。

除了藏书,文渊阁还负责收藏各朝《实录》副本等档案。清初学者朱彝尊就说当时是“缥缃之富,古所未有”。不过,阁中藏书常人难以得见,只有入值文渊阁、任职翰林院的官员才能有机会登楼查览。有一位叫陈懿典的翰林院庶吉士曾这样描述阁中读书场景:“披览旷宇宙,坟典一何繁。步趋随函丈,良朋相讨论。”阁中多有民间罕见之秘籍,徜徉书海,如入宝山,获益匪浅。其中不乏有心之人,将阁中秘籍抄出,带到民间,在世间留下书的种子。

可惜的是,明代宫廷对文渊阁藏书管理不善,损坏偷盗时有发生,书籍遗失严重。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张萱等人重整文渊阁藏书时,阁中之书已不足正统《文渊阁书目》的1/3了。

《宣宗行乐图》

坐落在今天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也是明代宫廷藏书机构之一。皇史宬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历时三年而成。

古代藏书有“金匮石室”之说,即用金属制成的柜子和用石头修筑的房子来储藏书籍,使其免受水火侵扰。皇史宬便根据这一理念修建。整座建筑采用石砖堆砌,顶覆黄瓦,殿内无柱无梁、无钉无木,十分坚固,历经400余年仍保存完好。厚厚的墙壁有保温的作用,冬暖夏凉。东西辟窗,可使空气流通。殿内筑有高台,高台上以铜皮樟木柜藏书,既可远离湿气,又可防蠹防尘。殿前宽阔的丹陛,又可做晾晒书籍之用。这是非常理想的藏书之所。

宬,与“盛”义相近,指储藏用的屋子,后来专指皇家的藏书室。顾名思义,皇史宬就是说收藏皇家史书的藏书楼。其中所藏为明朝历代皇帝的《宝训》和《实录》。宝训,即皇帝语录,分类编排。实录,是按时间先后记录某一皇帝在位期间的大事。按明制,宝训与实录同时修纂,二者都是官方最重要的史书。终明一代,皇史宬先后入藏了太祖至熹宗(天启)共十五朝的十三部《实录》。

明代共十六位皇帝,为什么只入藏了十三部《实录》呢?这是因为惠帝(建文)附于《太祖实录》,代宗(景泰)附于《英宗实录》,而亡国之君思宗的《崇祯实录》是明亡以后所修,所以没能入藏皇史宬。这些《宝训》和《实录》一直保存到清代,入清后被移至内阁大库收藏。除此之外,皇史宬还曾藏有一部很重要的书,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永乐大典》副本。

皇史宬,摄影:郭蔚嘉。

02

北京:

当时的全国刻书中心之一

明代是印刷术大发展的时代。北京凭借其政治与文化上的优势,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与南方刻书中心民间刻书极为兴盛有所不同,北京刻书的重心在于官方刻书。

明朝伊始,太祖朱元璋就很重视文教事业,在宫内设置机构刊刻书籍,其中最重要者为司礼监。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特有的建制,位居内廷管理宦官和宫廷事务的“十二监”之首,其下的经厂专门负责刻书。司礼监的权力最初不大,明代中后期迅速膨胀,人们比较熟悉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权倾朝野的宦官便都是在司礼监任要职。司礼监权力扩大,经厂刻书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嘉靖十年(1531),司礼监内工匠已达1583名,其中专门从事刻书者近1300名,比洪武年间多出一倍多。又细分为纸匠、裁历匠、刊字匠、刷印匠、折配匠、装裱匠、笔匠、画匠、黑墨匠等工种,已具有相当高的专业化水准。因为经费有保障,又是供皇家和朝廷使用,所以经厂刻书往往开本很大,版式宽阔,行格疏朗,字大如钱。刻字多为手写上板,与元朝赵孟頫书法相似,有“赵体”之称。所用纸张也很讲究,多为白棉纸,触手柔软,舒展大气。所刻书籍也以正统的经史著作为主,比如《五经大全》《四书集注》《玉篇》《广韵》《资治通鉴纲目》《贞观政要》《诸司职掌》《大明集礼》《御制大诰》《大明律》《大明一统志》等,也会刻一些童蒙读物和日常实用书,如《千家姓》《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重刻证类本草》《医要辑览》《饮膳正要》等。

《杏园雅集图》。

除了以上著作,内府刻书还刻了几种大部头的书—《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甘珠尔》《丹珠尔》,也就是佛藏、道藏和番藏。它们卷帙浩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与国家的宗教政策、政治举措紧密相连,是明代版刻事业中的“国家工程”。这几部藏经中,除《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甘珠尔》是在洪武五年(1372)、永乐七年(1409)前后、永乐九年(1411)分别在南京开雕外,其他四种都刊刻于北京。

《永乐北藏》筹备始于永乐十七年(1419),彼时尚未迁都。朝廷组织了一批僧人对佛经进行校勘。与《永乐南藏》据《洪武南藏》翻刻不同,《永乐北藏》的定位是一部新版佛教大藏经,需要重起炉灶对佛经文字进行校定。校定与写样工作同时推进,刊板则始于次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此后持续了20年,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才最终完工,共计637函1615部6361卷。与《永乐南藏》相比,《永乐北藏》开本更为阔大,行款更为疏朗,为5行17字,卷首还有气势宏大的扉画,总体而言更为大气,当然投入的物力也因此而更多。

《永乐北藏》刻好后由司礼监管理,储存在祝崇寺汉经厂中。各地寺院可请求刷印,但必须得到皇帝的允准,也就是“敕赐”。而得到敕赐藏经的寺院,还必须修建藏经阁用以安放。因此,有能力来请印藏经的寺院并不多。也正是因为这些寺院地位和能力都比较有保障,它们请来的《永乐北藏》大多都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甘肃张掖的大佛寺就曾收藏了一部完整的《永乐北藏》,存放在几个木头大经柜中,一帙十册装一抽屉,抽屉正面刻对应的千字文号,保存得很好。除了《永乐北藏》,大佛寺的经藏里还包含了万历年间的《续北藏》。此事始于万历十二年(1584),续刻67函563卷。

《正统道藏》是历史上第一部道教大藏经。永乐元年,永乐帝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编修道藏。几年后张宇初去世,编修工作由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负责。这项工作持续了30余年,直到正统九年(1444)才开始雕版,一年后竣工。因此被命名为《正统道藏》。整部道藏共480函,按千字文排号,共5305卷。万历年间,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敕查漏补缺,又补刊了32函,共180卷。

《甘珠尔》和《丹珠尔》是西藏文大藏经的两个部分,也就是正藏和副藏。甘珠尔意为佛语,包括经、律、论三藏与四续部,相传都是释迦牟尼亲传,主要是佛教的原始佛典。丹珠尔意为论部,主要是历代佛门弟子、大译师对《甘珠尔》的阐释和论著。

《甘珠尔》于永乐九年(1411)在南京的番经厂开雕,共1000余卷。据说此书的刊刻与永乐帝的爱妃去世有关,他为了给这位妃子祈求冥福,派使臣前往西藏取经,请来了质量精审的《蔡巴甘珠尔》抄本。永乐帝很是珍视,于是以它为底本付梓翻刻。永乐版《甘珠尔》存世只有两部,都为当年永乐帝所赐,一部原藏萨迦寺,现藏布达拉宫;一部现存拉萨色拉寺。这两部书大部分都是用朱砂或云砂所印,灿然华丽,可见当日的郑重。《丹珠尔》约3000卷,开雕是万历年间的事情,地点也从南京移到了北京的番经厂。印本流传也极为稀少,十分珍贵。

内府之外,朝廷在北京的各中央机构也会根据需要刊刻图书,包括北京国子监(俗称“北监”,与南京国子监相对而言)、秘书监、钦天监、御马监、都察院、吏部、兵部、工部、太医院等。北京国子监刻书主要提供给学生,种类比较多,经史诗文都有。其中有一些书被多次刷印,甚至经过多次修板、补板,可见很受欢迎。

嘉靖年间《京师五城图》。

北京书坊刻书与南方的金陵、建阳等地相比,并不算发达。但也出现了一些书坊。比如正阳门内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有一家书铺名叫金台岳家,弘治十一年(1498)重刻《奇妙全像西厢记》,上图下文。嘉靖年间,有一家汪谅金台书铺位于正阳门以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刻了不少重要典籍,比如《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梁昭明解注文选》《唐音》《武经直解》,大多是根据宋元善本翻刻,质量上乘,在北京书肆中享有盛誉。此外还有金台鲁氏、国子监前赵铺、刑部街住陈氏、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等等。这些都是见于文献记载的。

此外还有一家,过去我们不了解,但出土的实物揭示出它的存在。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今嘉定区)城东公社发现了明代墓,墓主姓宣,墓中出土明代成化年间北京一家叫永顺书堂的书坊所刻的南戏戏文《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等说唱词话16种。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老北京述闻:古都文脉》,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原作者:袁媛 ;摘编:安也;编辑:青青子;导语校对:刘军。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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