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传统与新式之间：“卖书葬母”“六亲不认”｜逝世70周年祭

70年前的今天，1950年12月20日，历史学家傅斯年逝世，终年54岁。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

傅斯年生于19世纪末，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处于从思想到社会生活都在新旧交替的大转型年代。在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何去何从，是他们思考的共同议题。傅斯年认为，“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亦为必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他试图在两者中实现一种平衡。

理解一位思想者的观念选择，既可以去阅读他的言语文字，也可以去看他怎样处理身边的日常生活，而后者往往考验着他是否言行一致，更能反映其真实选择。在傅斯年逝世70周年之际，本文从日常生活中回忆了他如何尽孝道、如何从生活到思想都信任妻子，以及如何“六亲不认”坚持规则意识。

撰文｜叶胜舟

01

与母：卖书葬母

傅斯年9岁丧父，弟弟傅斯岩才7个月。他由祖父傅淦及母亲李夫人抚育成人，亲戚长辈资助接受教育。改变他命运的其中一位恩人，是他父亲傅旭泉的学生侯雪舫，将他带离相对封闭的山东聊城，来到当时更为开放的天津上中学。

家境衰落，雨天屋顶漏水，傅母“怀中抱着幼儿，头上撑着一把雨伞”。傅斯年曾自称是“中产阶级的无产贫家出身”；“出身于士族的贫家，因为极穷，所以知道生民艰苦”。

《傅斯年全集》（全七卷），欧阳哲生 等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9月。

傅斯年“尚未成年的时候，大概是从母姓”，所以他的不少藏书中写的名字是“李永”。他在外面呼风唤雨，锋芒毕露，妻子俞大䌽回忆他在家里“侍母至孝”、秘书那廉君回忆他也是“事母至孝”。留学七年突然回国，自承原因“全是由于对于母亲的一个Moral weakness（道义缺陷）所致”，担心“如再不归，母亲大有去世之可能”。

《傅斯年遗札》，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 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

傅母爱吃肥肉，但体胖、高血压，不宜多吃。俞大䌽为婆婆健康着想，不敢多给，多次触怒婆婆。“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好言劝老太太平息怒火后，又私下安抚妻子：“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如果读者以为傅斯年一味顺从母亲，那就误会了。他也体贴妻子，就是一个时时、事事、处处操心的劳碌命。婆媳关系偶尔紧张，他夹在两个最重要的女人中间，也和很多男人一样，一个头两个大。

中日即将大战，硝烟弥漫，危机四伏。1935年12月2日，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从南京往湖南，设计打通备战的粤汉铁路，调查铁路沿线的煤矿资源，为即将南迁的清华大学考察校址。12月7日，在湖南谭家山煤矿坚持下到170米深的洞底考察，洞内严热，地面严寒，多日奔波劳累，患了伤风。8日下榻粤汉铁路株韶段路局宾馆，洗澡后想早睡、发汗，关闭门窗烧壁炉，煤气倒灌室内，不幸中毒，救治又延误。

作为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匆忙赶赴长沙，组织抢救好友和上司，判断凶多吉少，心绪极其悲痛，12月28日给胡适写信的落款，罕见不用“学生 斯年”。又不得不强打精神，作为丁家全权代表跑前跑后。即使这样的压抑状态，还牵挂妻子，信末拜托胡适照料家事，让妻子散心，什么原因和怎么散心都交代得仔细：“我去前不久，婆媳大不高兴一次，因此我心中十分不放心。能约大䌽出来玩玩，甚好（例可打打牌之类）。”此信落款为“‘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汉者’敬上”，有自嘲之意，出自《孟子·梁惠王下》，胡适为落款加注：“傅孟真”。

母亲受凉、吃坏了东西，发烧、腹泻，不是什么大病，次日晨已烧退、不泻。但他不敢大意，1934年10月30日写信向丁文江、史语所代理所长李济致歉，“如此情形，弟决不能上路也”，“若今日上路，亦非人情”，依然在家多呆两天陪伴母亲，同时表明没有闲着，也在赶活工作。

还有一次，傅斯年到南京、上海出差十天，原计划返回北平路过济南时停一停。结果还是没下车，原因有二：史语所有公务；老母亲不在济南。

《傅斯年文集》（再版），欧阳哲生 编，中华书局，2017年10月。

南京沦陷后，傅斯年辗转到长沙。两位侄子来见，傅开始很高兴，也感谢下属。后来问侄子祖母的下落时，他俩回答：“没有逃出来！”傅一听，勃然大怒，当场打了侄子几个耳光。护送两位侄子的下属，站在旁边，尴尬不已。

随后，他派人陪老母亲从安徽和县，辗转由陆路转移到汉口，再赴长沙。他为母亲逃难所受的困苦而不安，曾内疚地说：“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对祖先？”此后傅母又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重庆，和弟弟傅斯岩一起生活，费用全由傅斯年负担。

“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孝经·纪孝行章》）将母亲接到重庆后，虽然自己条件艰苦，傅斯年“仍勉力供给他老人家肉食无缺”。重庆医疗条件差，傅母的胆结石被误诊为胃病，延误病情，1941年10月去世。

在书桌前的傅斯年。

四个月后，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自责，假如“在南京时送他老人家在中央医院多住几日”，假如“不是我去年至今这一场大病”，母亲就有可能早确诊、早治疗。这个自责一直没有释怀。隔一个月后，他又致信告诉罗家伦，“至今念之，倍觉罪恶者也。”

此时傅斯年的高血压症日益严重，眼底血管已破裂。住院时医生们都认为病情危急，友人们无不悲观。1941年7月7日出院后，继续在歌乐山休养。傅斯年也悲观地说：“这个病是不会好，只希望拖得好。”恨不得他早死、自己好解脱的孔祥熙，已经在外面打听、撒播，“听说傅斯年病的要不行了！”于是，好强的傅斯年抱病出席一半参政会会议，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要反贪、攻孔。

母亲去世后，他顾不上自己的重病，丧事亲力亲为，看地、安葬，连续操劳奔波，血压都不量了。等忙完丧事，到李庄一量血压，打破一切纪录。为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傅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欲移不可，未开吊，未发讣，事后登报耳。”

他手头拮据，又逢国难，只好卖书葬母，丧事从简。“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朋友有劝我开吊者，我实在办不到。”

02

与妻：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精神伴侣

1911年12月，不满16岁的傅斯年，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萃结婚，显然是一桩包办婚姻。傅斯年对这段婚姻并不满意，早在1918年11月，就公开撰文抨击家庭是“万恶之原”，鼓吹独身主义。

傅斯年虽然告诉顾颉刚，“绝没有室家之念了”，但对这段包办婚姻也不绝情。1919年秋，他在出国留学之前回山东老家，泡了两个月的“温柔乡”后，立场明显松动软化，又对顾说：“现在对于家庭的观念，只主张改良，不主张废去了。”顾颉刚以此为例，分析“家庭里实在有浓厚的爱情，教人颠倒在里头，永远撇不开来。”笔者由此判断，傅斯年对丁馥萃曾有好感和留恋。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汎森 著，王晓冰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6月。

1934年夏，傅斯年与丁馥萃离婚，“通过胡适和丁文江的斡旋，获得一笔贷款来处理离婚事件”（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他出国求学时，前妻侍奉傅母尽孝，离婚后一直未再嫁。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和俞大䌽在北平再婚，成为俞大维的妹夫、陈寅恪的表妹夫。

1935年4月13日，丁文江写信告诉胡适，傅斯年对“去年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

俞大䌽与傅斯年。

总体而言，俞大䌽给傅斯年带来温暖和幸福，是他的“佳偶”（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是不争的事实。俞大䌽贤淑聪慧，不以名门望族、名人妹妹自居，也不强势要求傅斯年迁就她。相反，据胡适、傅斯年在北大的学生徐芳回忆，俞大䌽“很顺着傅斯年，不得罪他”，认为“你怎么样我就照你的意思做”，所以“两个人处得来，很平安”。

比较胡适、傅斯年的家信，他们的内容风格彼此迥异。胡适几乎不和江冬秀讨论复杂的人事、政治、学术、国家等大事，絮絮叨叨以生活琐事为主，定位于“生活伴侣”。傅斯年不仅与俞大䌽大量讨论敏感的所务、国务和微妙的人际关系，而且自然倾诉自己的烦恼，可见夫妇信任、默契、合拍，定位于“精神伴侣”。

陈寅恪与傅斯年不仅是姻亲，还是同窗、知音、密友。1927年7月6日，陈题诗赠傅，其中第二首的颈联是：“今生事业馀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借曹操煮酒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典故，对傅斯年即将开创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业绩寄予厚望。

傅斯年的学术初心，一生未改；对陈寅恪礼敬，一生未变。1937年12月至1938年4月，史语所职员陆续由湘迁滇，傅、陈两家住在昆明城北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宿舍楼，傅在一楼，陈在三楼。陈身体虚弱，右眼已经失明，左眼高度近视，行动不便。昆明常遭日机轰炸，听到防空警报响，别人纷纷往外跑，傅斯年却摇晃着肥硕之躯，往上晃到三楼，小心把陈搀扶下楼进入空地的防空洞。

这个防空洞水深盈尺，陈寅恪带着椅子坐在水里，等警报解除。曾苦中取乐撰写对联描述此情此景：“闻机而坐，入土为安”。“机”指日机，“入土”指入防空洞。傅斯年忙碌，不可能每次由他扶陈寅恪下楼。1938年10月，史语所迁至昆明郊外龙泉镇龙头村；1940年冬，又搬迁至李庄。陈寅恪则未赴李庄。

上世纪20年代，傅斯年（立排右二）、陈寅恪（立排左二）和章士钊（立排左四）等人合影。

03

与友：六亲不认与礼不逾矩

然而，即使是对陈寅恪这位学术泰斗，一旦涉及规章、规矩，傅斯年并不会通融，反对陈寅恪违规拿高薪。

陈寅恪从香港刚到桂林时，养家糊口，入不敷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好心援手，直接与朱家骅院长商定，聘陈寅恪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月薪600元外加薪40元，而且聘书不通过傅斯年所长，直接寄给桂林的陈寅恪。

傅斯年知情后，“六亲不认”，维护规章的原则性，适当兼顾援助的灵活性。1942年8月6日，他致函叶企孙，坚持“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

声明三点：

一、“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二、对总干事“略过所长处理一所之事”深表不满，“此乃违反本院十馀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传统）之举”，又抱怨叶企孙的处理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三、留有操作弹性的余地，“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信末还附录院章相关条款全文，再次强调陈寅恪“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指陈寅恪停留桂林，而不来李庄）工作，大悖院章”。

傅斯年对顶头上司如此强势，固然与他的价值取向、性格、见识相关，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就是他的人脉和资历。他是史语所创立者，也是中研院元老，朋友圈精英荟萃，和蔡元培、胡适、朱家骅、叶企孙、陈寅恪等学术大腕，熟到不能再熟。

蔡元培1940年去世后，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接院长，没有任何悬念地请傅任总干事。傅做了一年多，因为严重高血压症治疗、休养才辞职，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接总干事。所以傅敢想、敢说、敢写、敢做，常常又占理、又霸气，在台面上摊得开，只是难免有时咄咄逼人。

1942年8月14日，傅斯年写信直白批评陈寅恪，“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直白反对陈在桂林拿专任研究员高薪，“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直白告知自己的处理原则，“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

涉及每人切身利益，特例一开，易成惯例，傅斯年这个所长确实不好带队伍。8月31日，他不依不饶，又致信叶企孙，抱怨尽管陈寅恪“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他还是一向尊重陈寅恪的决定，再尽力效劳，“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宁愿“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建议对陈寅恪大幅降薪六分之五，定为“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是否加薪四十元，请叶定。叶企孙回信，提议把陈寅恪月薪加至200元。他又以“此时非年度转换时，似不必更易”为由，不同意陈的月薪定为200元，但也做了妥协，坚持月薪为150元。

陈寅恪清高孤傲，虽穷决不为“五斗米”折腰，寄回专任研究员聘书与薪金。回信表示理解：“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者也。”还绵里藏针反驳傅对他“皆是一‘拖’字”的指责，回应之所以滞留香港、桂林，“取拖延主义”，跟夫人无关，全是自己做主，原因有二：其一，经济困难。在桂林月薪不过八九百元，月开销两千元以上。到李庄不能“安眠饱食”，“若复到物价更高之地，则生活标准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其二，写作需要。“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

《陈寅恪集：书信集》（再版），陈寅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7月。

傅斯年信奉法治，坚持以规治所、以章治院，并非一点不近人情。安排陈寅恪一家逃离香港及筹集路费，就是他和朱家骅帮的大忙。1941年12月10日，傅分别致电陈寅恪、王毅侯（中研院总务处主任）、杭立武，落实陈全家离港来渝事宜。告诉陈已电杭立武、丁巽甫（丁燮林字）相助；请王毅侯转电丁巽甫，垫款助陈离港，傅负责料理此款，报告朱家骅院长。

陈寅恪抵达桂林次日，即致信感谢朱家骅、傅斯年等人帮助他全家死里逃生，“骝公（朱家骅字骝先）及诸兄亲友之厚赐，感激之忱，非纸墨可宣也。”又说他抵达桂林后，已收到中央研究院寄款5000元；朱家骅、杭立武寄款1.4万元；俞大维兄弟寄款1.5万；另有“亲友所寄之款未到”。据行前傅斯年的电报，提到他已筹的款项，“前说四千元，均为同人垫借。”另据研究者披露，“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协会、西南联大等有关单位，筹款四万元，作为搭救他一家人的路费。”（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第188页）

《守望：陈寅恪往事》，吴定宇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

孔子虽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也反对做“老好人”，强调“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意思是只为表面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法节制和谐，也不可行。由这件小事，可看出中国知识分子菁英的风骨、风采。尤其是傅斯年处理耿直、得体，既聘陈兼职研究员，缓解其经济压力；又不逾院章，以免留下话柄，守护其清誉，确实是“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益者三友”（《论语·季氏》）。

本文排版省去了原文的注释。引用史料参考 （不含古籍）如下：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欧阳哲生 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 主编：《傅斯年遗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撰文：叶胜舟；编 辑：西西；校对：赵琳。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