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年龄，智慧的起点都是接受你会死去这件事
如果活得足够长，每个人都会有成为老人的一天。21世纪已经进入长寿时代，我们也随之步入老龄化社会，那么变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为长寿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约翰·利兰刚刚结束婚姻，父亲早已去世，现在他要独自照顾年迈的母亲。他逐渐发现一些独属于老人以及与老人相处的问题，于是他带着一系列疑问追踪并贴身采访六位高龄纽约老人，时间持续整整一年。
在采访的那一年，他57岁，而他的受访者都超过85岁，这也是美国增长最迅速的年龄层。所有老人都失去了点什么：行动能力、视力、听力、配偶、子女、同伴、记忆。从起床的那一刻直到就寝，他们是怎样度过一天的，他们对明天有什么期望？他们怎样应对服药问题、子女和不断变化的身体状态？他们丧失能力的速度像昔日获得能力一样快。有没有这样一道门槛，跨过去之后，人生的价值就逐一丢失？
“在那一年，我问他们每个人，是否想过死亡，想到这个是否会感到害怕。几乎所有人都对第二个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活得太久让他们害怕；而死亡可以解决活得太久的问题。他们晚年的智慧之一是承认死亡和变老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年轻人认为自己不会死，或者变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约翰·利兰
01 延长寿命的医疗，并没有让人活得更好
美国人口普查局并没有为我们的晚年生活描绘一幅诱人画面。在8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听力不佳；有31%的人无法自理 ；有一半人无法独立行走和生活；有28%的人说，他们有认知困难。也许你没想到常年食用藜麦会有这样的回报，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关节炎、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其他失智症——到了70岁，这些病症的患病率都大幅度增加，并且逐年加剧。我们虽然活得更长了，但正如伟大的老年学专家斯博汀·赖夫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姑娘愿意同我们亲近，这怎么能叫活着？”
1977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欧内斯特·M.格伦贝格把这些使人致贫的疾病称为“成功的失败”：医疗系统越是能让人们活到高龄，他们就越有可能患上严重降低生活质量的慢性疾病。格伦贝格认为，我们应该把医疗视作类似病原体的流行病学因素，它降低了死亡率，但提高了患病率和残疾率。格伦贝格认为，该系统的优先重点被歪曲了，它致力于延长寿命，而不是促进健康。因此，研究资金大多被用来消除往往很快就会起效的急性致死病因，而不是推迟或防止那些拖拖拉拉、使全家陷入漫长痛苦的慢性疾病。在格伦贝格看来，这违背了“不伤害病人”的誓言。比如，如果癌症患者通常死于肺炎，而我们找到了治疗肺炎的方法，那么我们针对他们的癌症所做的就是：确保他们有更多的年头慢慢被癌症吞噬。他们距离临终的时间本来是一天，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月，然后称之为医学进步。
他写道：“这种要命的思维非但没有促进大家的健康，反而提高了患病率和残疾率。既然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去40年里的救命技术胜过了保持健康的技术，实际效果是使大家的健康状况恶化，那么我们必须着手寻找我们正在不断延长的慢性疾病的可避免病因。”没错，医学在帮助我们活得更长，但多出来的这些年被添加在了末尾，而那时我们已经太衰弱或者病得太重，无法享受其中的乐趣了。
最近，格伦贝格对寿命延长的悲观看法得到了肿瘤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伊齐基尔·埃曼纽尔的支持，埃曼纽尔是奥巴马政府《平价医疗法》的设计者之一。在《大西洋》杂志刊载的一篇广泛流传的文章《为什么我希望在75岁死去》中，当时57岁、年富力强的埃曼纽尔认为，活到老年“使得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即便没有残疾，也会步履蹒跚，日益衰弱，那种状态可能并不比死亡更可怕，但的确很痛苦。它剥夺了我们的创造力和对工作、社会以及世界做出贡献的能力。我们留给别人的记忆不再是精力充沛和忙碌的，而是衰弱、无能甚至可悲的”。有调查显示，老人的生活会更快乐，但埃曼纽尔不接受这种观点，认为调查没有收集住在养老院或者患有失智症的老人的意见，他们肯定没有那么快乐。
这篇文章的标题有误导性，因为埃曼纽尔并不希望在75岁时死去；他只是不想通过医疗手段把他的生命延续得更长。因此，不要癌症筛查，不要抗生素，不要置换心脏瓣膜或做搭桥手术，不要注射流感疫苗，不要做透析，不要跳踏板操，也不要吃羽衣甘蓝沙拉。如果他错过了晚年的一些回报，比如，亲眼看到自己的孙辈长大，与伙伴们打扑克牌，或者教导下一代的满足感，他并不会感到遗憾。对他来说，这些都不是生活的丰富宝藏，而是丧失了赋予生活价值的一切之后获得的象征性补偿。
这篇文章引发了强烈抗议，相当一部分抗议者就是78岁的老人，他们不愿被告知自己该走人了。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我们这种永远活下去（埃曼纽尔称之为“美国人不死”）的全民梦想经常促使我们挥霍自己拥有的岁月。如果我们知道，75岁之后不久，帷幕将会降下，或者一旦它开始降下，人类无法阻挡，那我们就更有可能竭尽全力去充分利用之前的这些年。埃曼纽尔说，在他的肿瘤学临床实践中，所有病人在某个阶段都会说，癌症是他们碰到的最好的事，因为这使他们专注于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02 丧偶女性通常过得很好
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观点认为，已婚人士的寿命比较长。其中的逻辑令人信服：伴侣们帮助彼此约看医生，记住低钠饮食的食谱，如果其中一个摔倒了，另一个能拨打急救电话。两个人一起会减少贫困的可能性。有人陪伴对精神也有好处，尤其是当我们的社会关系网开始缩小的时候。但是，当心理学家霍华德·S.弗里德曼和莱斯利·R.马丁更深入地研究关于婚姻和长寿的数据时，他们发现其中的情况更为微妙。没错，已婚男性活得更长。他们发现，未婚女性和已婚女性的寿命一样长，但往往有更多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弗里德曼和马丁在一项追踪1500名加利福尼亚州居民长达80年的研究中发现，“丧偶的女性通常过得很好——她们比仍有配偶的女性活得更久”。她们建立社交网络、照管自己的孩子、做了所有因丈夫患病而推迟的事情。另一方面，丧偶的男性则往往去世得很早。
在我看来，我母亲的生活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并没有收缩，反而更开阔了。据我所知，她第一次有了固定的朋友，而且只需要照顾她自己。她学西班牙语、上陶艺课，和女性朋友去听音乐会，而这些朋友除了她的陪伴之外对她一无所求。我觉得她很孤独，但对她来说未必如此。她与那个叫弗兰克的经济学家有过最浪漫的罗曼史——不是相伴一生的男人，而是有男人相伴，同时她对他没有任何义务。她没有坠入情网是好事，她最不需要的就是再照顾别人。
鲁思、海伦、黄萍和约翰都以差不多的方式照顾伴侣，直到他们去世，女性对此都能很好地适应并过渡，而约翰的朋友们特别担心他在沃尔特去世后怎样撑下去，担心他怎样继续保持活跃的社交生活、付账单、吃药、凭借越来越差的视力在这座城市里穿行。艾滋病危机期间，许多同性恋男子会照顾自己的伴侣到他们死去，但活得更久的同性恋男子在与伴侣相伴数十年后只剩下孤身一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通常没有孩子）。
对每个人来说，爱给他们的最后一样赐予就是了解死亡的含义——它是多么近在咫尺，又是多么不可改变。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发生在他们配偶身上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以这种方式看待未来，等于剥夺了他们可能对自身抱有的任何幻想——他们其实是更好的人，等待着变得更富有、更快乐、更美丽、更苗条、更受人喜爱。而现在他们只能照着镜子，看看自己真实的样子，未来唯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不断衰退。
他们还逐渐领悟了爱的真谛：它蕴藏在我们无尽的给予之中，而与我们得到什么回报无关。我们因为无条件的爱而变得更完美：接受我们配偶的不完美之处，承认他们绝不会改变，通过爱他们，实现我们自身的完美。当然，所有人都希望他们的伴侣能起死回生。不过，他们在失去中发现了内心的力量。快乐不是在他们的身外等待降临，而是在他们的内心，是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我与老人们相处了一年才明白这一点，不过当我明白之后，发现它对我所有的关系都有帮助——不仅是与我的伴侣，还有我的朋友、同事和其他亲戚。满足感唾手可得，但前提是我能意识到它的存在，或许它也正在等你去获取。老人们会告诉你趁自己能做到的时候抓住它，而不要极力去争取更好的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去妄想，包括妄想自己还有更多时间。他们忙于去爱，仿佛已经没有明天，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可能都没有明天。
03 “现在，我的内心更喜悦了。”
20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拉尔斯·托恩斯坦的瑞典社会学家对一种老年人的普遍存在表示震惊——尽管他们失去了很多，但还是对老年生活心满意足。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价值观在年老之后发生的变化。变化之一是，在如何利用时间以及与什么人相处的问题上，他们更挑剔了。他们对于在鸡尾酒会上应酬交际或者与陌生人搭讪不再感兴趣，他们不想寻找新朋友或者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另一个变化是，他们的自我关注程度降低，更加关注作为整体当中的一份子的感受。他们并不孤单，反而更加珍惜独自一人沉思的时光。
其他社会学家忙于寻找让老人保持忙碌的新方式，托恩斯坦却创造了“超越老龄”这个概念，他认为这是思考老龄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不是身处衰退期，而是站在制高点，人们在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物质忧虑，转而集中关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推测说，老龄之前的那些年都是在为这个阶段做准备。
他对74——104岁的人展开调查，询问他们自50岁以来价值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同意这个说法：“现在，我对表面化的社会交往不那么感兴趣了。”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现在，我的内心更喜悦了。”有 81%的人同意这个说法：
“现在，物质上的东西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变得更加无私，更愿意承认人生包含了他们永远无法破解的谜题。这很不寻常：尽管他们做的事情在我们看来不是工作升职或掌握新技能那么明显的成长，但他们还是在以更深刻的方式不断进步。他最令人震惊的发现之一是，老人似乎同时活在过去和现在，模糊了记忆与当下经历之间的区别。他们会重温过去的对话，在心中向他们以往曾亏待过的逝者道歉，为旧日的愉悦表达新的谢意。
当然，托恩斯坦的研究对象是瑞典人和丹麦人，他们拥有以慷慨著称的社会保障系统，不过他的超越老龄理论在美国也很流行。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智慧与老龄化的莫妮卡·阿德尔特把这个概念也介绍给了我。阿德尔特认为，在老人身上发现的某些倾向（比如，接受复杂情绪和缓和负面感受）构成了一种随着变老而不断增加的智慧。智慧不是天才或者无所不知——它不是发现相对论或者化解中东危机，而是一种从生活中获得经验的能力。莫扎特是天才，而我们的母亲很有智慧。至少我母亲是这样。
为了衡量老人是否真的更有智慧，阿德尔特创造了她所谓的三维智慧等级，也就是3D-WS。她把智慧标记在三根轴线上：认知（理解生活的能力）、思考（从不同角度审视生活的能力）和感情（情绪智慧）。一般人可能会在其中某个维度比较强，但有智慧的人善于利用所有这三个维度，并使之相辅相成。阿德尔特借助这个等级发现，对于一开始就有智慧的人来说，智慧确实会随年龄而增加，且智慧与更强烈的幸福感成正比。在她对幸福感很弱的住在养老院或临终关怀医院的人展开的调查中，这种效应表现得尤为明显。智慧评分较高的人对生活更满意，跟独立生活的同龄人一样满意。因为有智慧，所以有了更好的决策能力和更现实的期望，事情不顺利时的失望情绪也较少。老人不会因为渴求他们根本无法消耗的财富或根本无法完成的性征服而变得冲动，也不会为了他们不记得的轻慢而怒不可遏地寻求报复。
阿德尔特说，对于负面信息的钝感力有助于消除不必要的烦恼，在年轻人和老人身上都一样。 “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会减少。从前用于表面的精力现在全部集中于实质，而实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总体来说，老人接受了来日无多的现实，而且对此没什么意见。他们不是怕死，他们怕的是死亡的过程；有智慧的人更能接受死亡的过程。”
乔纳斯·梅卡斯对于他快乐的原因有个更简单的解释。他说：“我认为这很正常。”选择快乐其实是阻力最小的道路，比起他的许多朋友给自己制造的焦虑不安，活得快乐要轻松容易得多，那些人为没有发生的事担心，渴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沉溺于毒品、酒精或者性。他说，就连他在苏联人和纳粹手下的遭遇到头来都是好事，因为这样的遭遇才促使他来到了纽约，并且在那里创造了自己的生活。
他不会为无法改变的事情烦恼，而是把精力用于追寻能够滋养他和其他人的事物。选择权在他手里。为什么要选择让他不快乐的事物呢？他说：“这归根结底是你的信念问题。尽管艺术和美之类的字眼显得很含糊，但我选择关注这些事物，而不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丑陋和恐惧。如果说一个人观赏花朵或者听音乐，会受到正面影响，那么被丑陋和恐惧所包围就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关注千百年来的诗人、科学家、圣人、歌手和吟游诗人，他们为了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而付出了一切。我必须用我微不足道的方式去延续他们的工作。”
在任何年龄，智慧的起点可能都是接受你会死去，真正接受，并且对这种生活的局限感到更满足，而不是更哀怨。 现代医学鼓励我们把死亡看作我们成功或失败的考验，由身穿白衣的专家主持局面。但是，老人们提供了一种更有智慧的观点：我们都无法活着离开，所以还不如在能够做到的时候好好活着。如果我们的死法与祖先更相似，在家里，有深爱的人环绕在周围，成为他们关爱的中心，我们是否会在生活中更注意培养这种爱呢？
本文节选自
《长寿的代价》
作者：(美) 约翰·利兰
译者：葛雪蕾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0-8
编辑 | 杏花村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电影《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